杨 雪

(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大连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8)

1989年5月7日，《读卖新闻》刊载了一则题为“发现已故中野重治画册”的报道：“遗孀政野(84岁)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一本重治手工装订的画册。其中包含神色凝重的中野自画像(1944年1月)和女儿5岁时(同年10月)的侧画像，还有一些与日常生活相关的绘画作品。中野曾郑重讲道，‘请通过我的文学作品来评价我。’正因为一直以来中野都拒绝为他人签名或是书写一些个人见解，故这本画册为侧面了解重治提供了珍贵的史料。”(1)「故中野重治の画帳発見」，载『読売新聞』朝刊，1989年5月7日，第27頁。《中野重治画册》中收录了中野画作数十幅，含1943年至1945年画作37幅。除2幅以艳丽红色为主色调，3幅着淡雅的黄色、绿色之外，其余均采用黑白色调，由此我们可以清晰感受到在时局压力之下，文学家中野重治只能以绘画的方式表述无以言表的思想与情感。画作着色以及作品旁附简短文字，都映照出在他在军国主义政权对思想进行严酷管制时代的精神世界。当然这只能是抽刀(政治)断水(文艺)，在公权力无法抵达的私人世界，文学家仍在以一种隐晦、坚韧的方式忠诚于自我，延续着其精神追求。

本文以发生于1937年12月的“禁笔事件”为主轴，上溯至中野重治1934年5月26日承认其共产党员身份，并承诺退出共产主义运动、宣布“转向”后出狱这一事件；后延至1942年2月27日给原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菊池宽写信请求加入日本文学报国会前后。通过梳理一系列具体事件，将身处法西斯主义洪流之中，中野的种种抉择置于时代语境和历史文脉中思考，试图描绘出法西斯极权统治之下中野的精神轨迹。在深入理解中野政治立场及其文学活动、思想表达限度的基础上，力求从传统日本文学史的宏大叙事中发现文学家个体丰富、暧昧、复杂的精神世界，并以此在方法上为重述日本文学史寻求学术契机。与此同时，通过对极端语境下中野精神轨迹及其现实选择的实证考察与辨析，发现超越日本文学史和思想史的普遍意义。

一、重返历史现场：“禁笔事件”细节考辨

宫本百合子在自撰的1938年年谱中曾就“禁笔事件”之经纬有过详述：

自今年1月起至明年4、5月，我们不能再发表任何作品。随着战争的扩大化，对出版物的审查也愈发严苛。编辑们不清楚以怎样的标准来判定是否禁售。日本的言论压制正在高速推进，内务省警保局也在忙于审查工作。官员与新闻工作者定期会见时，有人谈到从编辑的角度进行判定比较困难，还请内务省直接点名指出不希望哪些作家、评论家继续写作。当局原本未曾考虑过要具体点出个人的名字，可这样一来，最终却危及数位文学家的生活权利。上述内容是我和中野重治在向内务省官员打听具体情况时得到的答复。实际上遭遇禁笔处罚的作家有中野重治、宫本百合子和六七位评论家。内务省官员说因有些人寄信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便及时给了这些人以适当的处罚，中野和我决定不采取这种方式。于是，我拜访了我的监视人——保护观察所所长，就禁笔处罚不合理、生活权利被剥夺一事提出异议。当时大多数大众传媒工作者、文化人都认为这种言论管制是不合理的，内务省的态度招致了各方的谴责。保护观察所邀请相关文学家和内务省审查科官员召开恳谈会，我并不清楚以这种形式能产生怎样的直接效果。被保护观察所叫去的人几乎都缄口不言，因为若是表达的只言片语被注意到，就会被视为存在思想问题，所以大家都装糊涂，只是面面相觑。(2)[日]宮本百合子：『宮本百合子全集』(第15巻)より，河出書房1953年版，第458-459頁。

据中岛健藏回忆，宫本的描述是比较准确的。(3)[日]中島健蔵：『猪突猛進の巻 回想の文学③』，平凡社1977年版，第294頁。小田切秀雄主编的《追问昭和十年代的文学》也证实了宫本年谱中的说法：“禁笔事件的整个过程就是警视厅召集责任编辑，告知不要让这些人继续写作为宜。《明治宪法》中并不存在‘禁笔’这一条款。”(4)[日]小田切秀雄：『文学·昭和十年代を聞く』，勁草書房1976年版，第116頁。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法西斯主义言论统制对个人的干预之深、对其精神世界摧残之剧。而身处时局中，从文学家到媒体人都再无勇气和胆量去表达真实的想法。平野谦指出：“对于通过写作维持生计的他们而言，像禁笔这种不依据正规法律条文的非法压制，无疑是对本该受到《明治宪法》保护的基本人权之践踏。但在中日战争爆发后那纷乱复杂的时代语境下，不论通过怎样明晰的形式似乎都无法组织起针对非法禁笔的抗议活动。”(5)[日]平野謙：『昭和文学私論』，毎日新聞社1976年版，第373頁。未按法律条文办事，仅凭内务省的草率决定，不仅切断了中野重治、宫本百合子等7位文学家的生活来源，也将其人生志业扼杀，他们甚至都没有机会申诉、抗辩。

在致北川省一的信中，(6)信中并未标注具体寄信时间，通过内容推测大致写于1937年末或1938年初。中野重治首次抒发了对禁笔事件的感怀：“我打算为自由而写作，可小生于去年12月27日下午被禁止在所有报刊上发表文章，写作生涯就此将暂时告一段落，今后不知何时还有重新写作的机会。(中略)我依然充满活力与干劲，目前正为日后的生计多方奔走，这真是我有生以来从未经历过的、特别的新年。”(7)中野重治著、松下裕·竹内栄美子編：『中野重治書簡集』，平凡社2012年版，第86頁。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重治所写的东西中，迄今为止仅此一枚信笺与禁笔事件有关。”(8)[日]松下裕：『評伝中野重治』，筑摩書房1998年版，第203頁。而宫本百合子1938年1月1日的日记也印证了此事：

1937年12月29日，内务省图书科召集新闻媒体工作人员。主会者念出中野重治、我、户坂润、冈邦雄、铃木安藏、堀真琴等八位的名字。又接着讲到，大家已知悉上述八位(9)事实上，“被禁笔者为作家中野重治、宫本百合子、评论家户坂润、冈邦雄、铃木安藏、堀真琴、林要共七位。”参见松下裕編：『中野重治全集』(別巻)，筑摩書房1998年版，第43頁。失去了继续写作的权利，他们赞成举国一致的精神，自发禁笔。有人问到这些被禁笔者们今后该如何生活，他们有人说这事我们不干涉，也有人说这事不归我们管。(10)[日]宮本百合子：『宮本百合子全集』(第24巻)より，新日本出版社1980年版，第767頁。

从中野的书信与宫本的日记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禁笔事件”对其文学生命和个人生活的巨大影响，以及二人因此而产生的困顿与迷茫。为了摆脱困境，二人确曾采取了一些切实的行动，中野在《为了记忆》(1951年)一文中曾对此有过详细记述，可供参考。(11)[日]中野重治：「記憶のために」(宮本百合子追想録編纂会編：『宮本百合子』，1951年5月)，『中野重治全集』(第18巻)より，筑摩書房1997年版，第178-179頁。1971年在接受采访时，中野表示：

所谓禁笔，其实还是可以写些文章的(笑声)，但不能印成铅字。因此对我们而言并非禁笔，而是禁止我们与杂志社、报社间的一切沟通、往来。(12)[日]小田切秀雄編者代表：『文学·昭和十年代を聞く』，勁草書房1976年版，第121頁。(中略)

那时我和宫本拜访中岛(中岛健藏——引者注)，想打探一下实际情况，也想听听中岛的意见。交流后的感受就是中岛毫不犹豫地答应帮忙，这让我们非常感激。但转而又担心如此一来事态是否会变得更为糟糕，于是便拜托中岛随机应变去处理吧。(13)[日]小田切秀雄編者代表：『文学·昭和十時代を聞く』，勁草書房1976年版，第118頁。(中略)

我想如中岛等准备采取一些行动的类似其他事例也是不胜枚举。尽管力量是微弱的，我们二人也参与其中。在保护观察所宫本提出抗议，那时我并没在现场，是在场的德永向我讲述的，他惊讶于当时的气氛。可棘手的是“禁笔”并没在法律条文中有任何体现，因此，对 “禁笔”进行反抗便有些困难。对“禁笔”进行抵抗，对军队、政府的工作进行实质性破坏，这是存在难度的。或许这就是事实吧。(14)[日]小田切秀雄編者代表：『文学·昭和十年代を聞く』，勁草書房1976年版，第121頁。

丸山真男在论及日本法西斯主义时曾指出，“法西斯主义的强制一体化和板块化机能总是伴随着恐怖及暴力恫吓，用特务、告密制度、忠诚审查等直接间接的所有手法施展‘独裁恐怖’。”(15)[日]丸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19页。关于这次禁笔，中野在《甲乙丙丁》(1969年)(16)“中野重治被日共除名后的第二年开始撰写长篇小说《甲乙丙丁》，该小说连载于《群像》杂志(1965年1月至1969年9月)。小说中的两位主人公是田村榊与津田贞一，此二人被视为中野的化身。”( [日]小川重明：「巻末研究」，『石川近代文学全集8·中野重治』より，石川近代文学館1989年版，第416頁)。中谈到了田村等人在禁笔时的处境和心态：“禁止写作——这并非法律性的处罚。因为仅是采取的实际措施，这反而让田村等无法提出上诉，甚至都没有抱怨的空间。和喜美子二人去过一次警保局，但事态没有任何改观。”(17)[日]中野重治：「甲乙丙丁」，『中野重治全集』(第8巻)より，筑摩書房1996年版，第237頁。这为我们理解被禁笔状态下中野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个映照。法律条文中并未有禁笔相关内容，反抗也就因此失去了对象物，中野、宫本的多方奔走非但并无任何结果，反倒使其深陷困境、无法抽身。

“二·二六事件”爆发3个月后(1936年5月29日)，为防止违反“治安维持法”者再度犯罪，颁布了《思想犯保护观察法》。该法直至战败后1945年10月被废止。在1936年至1945年的10年间，根据中野重治个人回忆、宫本百合子撰写的1938年年谱、松下裕和竹内荣美子分别整理的《中野重治年谱》等文献材料可知，这10年里中野的遭际基本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937末至1938年11月的禁笔严酷期；1938年12月起至1941年2月的禁笔缓和期、解除期；1941年3月禁笔事件有再来之势(18)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短歌研究》刊登的“万叶集座谈会纪要”中，中野发言的部分被删除。(参见竹内栄美子：「中野重治年譜」，『中野重治——人と文学』より，勉誠出版2004年版，第204頁。)；1942年直至战败的言行受限长期化时期。中野借助《甲乙丙丁》表述了自己“被保护”“被观察”时的心境：“被采取了所谓‘观察’的方式，随之而来的是权利感淡薄，甚至产生一种强加于人的受恩惠与被关注之感。这比监禁更让人不快。‘以法律条文为依据而被注视、被观察就是如此令人不堪忍受之事。’”(19)[日]中野重治：「甲乙丙丁」，『中野重治全集』(第8巻)より，筑摩書房1996年版，第103頁。由此可知，针对个人的禁笔处罚虽已解除，但在整体言论管制的语境下，中野重治依然处于无法自由写作的状态。对文学家而言，可以写文章，却不能印成铅字出版发行，便无法与读者发生思想与情感的交流，同时也等于切断了其生活来源，甚至即便未印成铅字的内容也会有专人审查，结果就只能是余杰式的所谓为“抽屉写作”。禁笔期间，中野重治曾在东京社会局调查科做临时雇员，义务翻译纳粹德国相关法律条文。在自传体小说《空想家与电影剧本》(1939年8月)中，中野坦陈，“这份工作之于我而言，可以说没有任何创造的痛苦，这才是最大的痛苦。我想做一些能产生一些痛苦的工作，想从事一份能使痛苦转化为产生快乐价值的工作。”(20)[日]中野重治：「空想家とシナリオ」(『文藝』第7巻第8号―第11号，1939年8月―11月)，『中野重治全集』(第2巻)より，筑摩書房1996年版，第316頁。他在《告别和歌》(1939年4月)和《空想家与电影剧本》两部作品中塑造的23岁的安吉和30岁的公务员车善六皆可视为作家的自况，那是一个从自负的青年行至穷途末路、最终转变为无力辩解的中年人之成长历程。作品中主人公的无奈、落魄与1939年前后中野精神层面所特有的紧张感形成了一组对照关系。在失去读者的境遇中，作家只能内向解剖，与自己对话，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娱。

二、弱者的隐忍与抵抗：“变”与“不变”的纠葛往复

中林隆信指出，“岁末十二月，重治、宫本百合子、哲学家户坂润、冈邦雄四人被禁笔。这四位被认定是全国范围内首当其冲的最危险分子。”(21)[日]中林隆信：「中野重治」，『文学アルバム中野重治』より，能登印刷·出版部1989年版，第145頁。中野不幸位列其中，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曾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旗手，还须将其远因追溯至1934年5月26日中野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承诺退出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向”事件中做进一步的探讨。转向事件是中野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在自传体小说《村之家》(1935年5月)中，他曲折、隐晦地抒发了出狱后的心境。小说中，父亲孙藏对勉次说：“听到你被捕的消息，我以为你已经死了，我想你将在小塚原刑场被火葬后化为遗骨归来，这样，所有事情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你到底想怎样？作为父亲，我觉得你应该放弃写作。(中略)不要考虑太多，总之若要好好生活，就停止写作吧。”(22)[日]中野重治：「村の家」(『経済往来』第10巻第5号，1935年5月)，『中野重治全集』(第2巻)より，筑摩書房1996年版，第87-88頁。与小说情节相呼应，在1934年8月10日中野写给妻子的信中也提及了“父亲对他选择转向大加斥责，并劝解其放弃写作一事”(23)[日]中野重治：『愛しき者へ』(上)，中央公論社1983年版，第425頁。。“转向”后生活困顿、处境窘迫，不仅要承受政府高压、社会舆论的冷落，还要承受来自家人的疑虑与疏远。即便如此，中野依然坚守自己的信念，在作品中借主人公之口回应称，“所有的情形我都很清楚，但我还是要继续写下去。”(24)[日]中野重治：「村の家」(『経済往来』第10巻第5号，1935年5月)，『中野重治全集』(第2巻)より，筑摩書房1996年版，第89頁。林淑美认为，“孙藏对勉次的问责实则就是中野父亲中野藤作的行为，而勉次的选择亦是中野的选择。”(25)[日]林淑美：『中野重治——連続する転向』，八木書店1993年版，第29頁。生活中“妻子政野虽知道中野参加革命文学运动，但对他和佐野、锅山(26)锅山、佐野指的是锅山贞亲、佐野学，二人皆是日本共产党领导人。等人的关系完全不了解。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对‘转向’出狱后的中野，她总会有种隔阂与拘束感”(27)[日]松下裕：『評伝中野重治』，筑摩書房1998年版，第148-149頁。。

除小说《村之家》之外，中野还相继发表了《第一章》(1935年1月)、《铃木·都山·八十岛》(1935年4月)、《一则微不足道的记录》(1936年1月)、《无法写小说的小说家》(1936年1月)等作品。选择“转向”后，中野重治依然忠于自我，以继续写作的方式表达对自己选择“转向”的悔恨和对统治当局的愤懑。在《回应“关于文学者”》(1935年2月)一文中。他开诚布公地忏悔说，“我背叛革命党、背叛人民这一事实在将来也是无法抹掉的。因此，我或者说我们只有首先将生活与创作视为作家的新生之路。假若我们将导致自己投降之耻的社会性、个人性质的错综复杂要因充实到文学中，通过文学写作进行自我批判的方式，来对‘日本革命运动传统进行革命性批判’，那么曾经那一段时期虽然也将成为过去，但却化为无法抹去的痣留存于我们脸上，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首先是人，是作家。”(28)[日]中野重治：「『文学者に就いて』について」(『行動』1935年2月号)，『中野重治全集』(第10巻)より，筑摩書房1997年版，第56頁。

如中野所言，“转向”后他并未像林房雄、龟井胜一郎那样鼓吹、协力战争；也不曾像片冈铁兵、藤泽恒夫那样，在创作了一些“转向”作品后旋即“变脸”成为通俗作家；而是在深刻反省自我的基础上，表明了以人和作家的立场继续前行的志向。鲁迅在1934年11月17日写给萧军、萧红的信中表达了对中野“转向”的同情之理解：“他也转向了，日本一切左翼作家，现在没有转向的，只剩了两个(藏原与宫本)。我看你们一定会吃惊，以为他们真不如中国左翼的坚硬。不过事情是要比较而论的，他们那边的压迫法，真也有组织，无微不至，他们是德国式的，精密，周到，中国倘一仿用，那就又是一个情形了。”(29)鲁迅：《致萧军、萧红》，载《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页。转向后，中野重治通过“艺术抵抗”与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进行了更为坚定、彻底的斗争。1936年3月、4月，中野针对“二·二六事件”分别发表《作为一位市民的感想》《闰二月二十九日》两篇评论，批判横光利一、小林秀雄的文学实践在整体上具有反逻辑主义、反理性主义特质，同时表达了通过写作与法西斯反理性地压制生活之行径斗争到底的决心。《时局新闻》因刊载《作为一位市民的感想》一文而被禁止发行。时隔半年，即1936年11月，中野受到“保护观察”处罚后，发表了《火车锅炉工》等作品。小说罕见地将铁路工人作为描写对象，充满了朝气和活力。平野谦认为，这一时期“从中野重治创作的《火车锅炉工》等作品可以看出，他是在时局允许的范围内竭尽全力为创作无产阶级文学性质的作品而奋斗着”(30)[日]平野謙：『昭和文学史』，筑摩書房1963年版，第158頁。。中野重治转向后仍执着于共产主义信仰、拒绝向法西斯主义妥协、是积极致力于重振无产阶级文学的少数作家之一。而正是由于“转向”后的中野依然通过文学创作进行着最大限度的抵抗，才导致了1937年12月的“禁笔事件”。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当大多数日本人得知日军偷袭珍珠港并对美英宣战时都大声称快。未接受过教育的人如此，知识人(31)“当时反对战争的著名人物仅有石桥湛山、马场恒吾二人”。(清沢洌：『暗黒日記』，岩波書店1990版，第165頁。)亦如此。庆典般的氛围自开战以来持续了一年。”(32)ドナルド·キン著：『日本人の戦争——作家の日記を読む』，角地幸男訳，文藝春秋2009年版，第40頁。事件爆发翌日，日本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大搜捕，再次身陷泥沼的中野在“转向”8年之后又不得不做出重大抉择。1942年2月1日，他先是在《日本学艺新闻》中发文表示，“近日，某种机缘终使我意识到数年来我所坚定不移的道路是错误的。这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清楚的，也就不多说了。而今，我决心从一直以来的歧途走向正路。”(33)[日]中野重治：「わが今日の決意」(『日本学藝新聞』1942年2月1日号)，『中野重治全集』(第27巻)より，筑摩書房1998年版，第71頁。同年2月17日，中野又致信原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文坛重镇菊池宽，请求加入日本文学报国会(34)“文学报国会成立于1942年5月26日，其宗旨是‘遵从国家意愿、彻底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投身普及宣传、一心协力于实施与实践’”(尾崎秀樹：「日本文学報国会」，『日本文学報国会——大東亜戦争下の文学者たち』より，青木書店1995年版，序言)。。在这封五千余言的长信(35)这封致菊池宽的信，至今中野研究者们尚未寻到原版，关于该信件内容可参见中野重治的长篇小说《甲乙丙丁》。 “《甲乙丙丁》中所引那封问题书信是中野重治更换了菊池宽等人的名字后的忠实誊写”(中野重治研究会：「中野重治と私たち：『中野重治研究と講演の会』」，武蔵野書房1989年版，第262頁)。中，中野对其个人心态做了更为详尽的自我剖析：

我觉得自己在哲学、思想方面的立场还不清晰，也几乎从未努力搞清楚。我考虑过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但还不清楚究竟应站在怎样的新立场上。当然我很清楚，作为国民必须遵循国家的方针。但从单方面来看，可以说自己一直都是作为国民而存在的。可时至今日，光有这些想法还不够，我就更是如此。要想看到更加光明的前途，自然是不能通过那种不着边际的方式树立自己的信念。现在我想，为了日本民族的强大统一和国家的繁荣昌盛，为二者能完美结合的发展，我要写作。简单来讲，我更清楚地认识到，为了让民族更为统一、国家力量更加强大的构想，我要继续写下去。(36)[日]中野重治：『甲乙丙丁』(上)，『中野重治全集』(第7巻)より，筑摩書房1996年版，第266頁。

上述引文清晰地表明，这一时期的中野正试图融入文坛主流(37)“‘日本文学报国会’对外公开的原则是自愿加入的文学团体。但实际上不管本人是否有意愿入会，当时较为有名的文学家好像几乎都不得不自动加入进来。其中当然包括如高村光太郎般积极响应的，还有如中野重治、宫本百合子、藏原惟人等所谓的左翼作家。仅有因违法治安维持法服刑中的宫本显治、驻扎于爪哇岛的陆军报道班员武田麟郎、中里介山、内天百拒绝加入”(吉野孝雄：『文学報国会の時代』，河出書房新社2008年版，第101頁)。，彻底否定了一直以来坚守的共产主义信仰，选择为国效力。与1934年的“转向”相比，这一“背叛”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1942年7月27日，中野与文学报国会成员一同参加了在小石川后乐园进行的忠灵塔基础施工后，又再次抒发了为国尽忠的愉悦之情：“整个工作过程让人不由自主地感到心情舒畅，若是经常有此类活动就最好了。(中略)因此，尽管每个人的能力大小各有不同，但都应该被珍视。”(38)[日]中野重治：「『忠霊塔建設勤労奉仕の感想』を問われて」(『日本学芸新聞』1942年2月1日号)，『中野重治全集』(第27巻)より，筑摩書房1998年版，第72頁。对于中野的此番感想，樱木富雄认为，“因为是无产阶级文学家，所以会被当局格外注意，他也许是为了保护自己而积极证明其恭敬与顺从吧。这令人感到滑稽可笑(疯狂？)。由此也能看出他已被逼至这种窘迫境地。”(39)[日]櫻木富雄：『日本文学報国会——大東亜戦争下の文学者たち』，青木書店1995年版，第115頁。这一事件，又从行动层面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中野急于凸显其“国民”身份、融入时流、为国效力的迫切心情。但立场的转变，是否等同于思想转变，尚须谨慎探讨。

对于致信菊池宽一事，平野谦认为，“中野重治在日本文学报国会成立前夕，对报国会的评价存在错误倾向。间宫茂辅曾经煞有介事地说，‘如果文学报国会成立，没有获得会员资格的话，就将永久失去写文著书的机会。’他好像把这件事当真了。而事实上，中野确曾致信菊池宽请求入会。对文学报国会给予如此错误的、过高的评价，无疑是自禁笔以来，中野重治不得不承受的精神恐慌所留下的阴影之证明吧。”(40)[日]平野謙：「中野重治序論」，『平野謙全集』(第5巻)より，新潮社1975年版，第446頁。对此，中野在《岁末补注》(1972年)一文中回应称：

谈到报国会一事，就我个人而言，“想获得写文著书机会”之谣传事实上是不存在的。12月9日清早开始了某种性质的全国范围内大拘捕，因为我没在东京，所以并未牵扯其中，我就想把事实定格于此。平野谦所说的“精神恐慌”、禁笔以来的“阴影”的确是存在的，“错误的、过高的评价”“有些许错误的逻辑”，这也是有的。但说到底，这和“写文著书的机会”云云完全无关，我主要是不想被逮捕。贸然获得了写作机会，也许会让困惑彷徨的我陷入两面夹击的危险境地。(41)[日]中野重治：「歳末補注」(『文学界』1972年2月号)，『中野重治全集』(第15巻)より，筑摩書房1997年版，第488頁。

中野的回应揭示出一个易被忽视的层面——无产阶级阵营对其立场转变可能发生的反应。这一潜在风险，加之法西斯军国政府的严苛统制，确会让中野陷入险境。在发表于1963年的自传体小说《返京》中，中野描述了主人公万吉不想被捕的心境，庶几可以视作一种对自己抉择的隐晦解释：

在革命蓬勃时期还好，但我眼下身处革命退潮之境，因此不想被逮捕。万吉自己知道“当下在这里不愿被捕”的想法中存在利己主义因素，这一点不容否认。但这也不能仅仅说成利己主义。以后家里该如何是好，母亲该怎么办，种子(人名——引者注)该怎么办，美津子与和她的继子女该怎么办，我的妻子、孩子该怎么办。如果现在我被捕的话，一切都将变得一塌糊涂，没有一件事能得到解决，自己无法承受也是因素之一。也许这“不堪忍受”就是带有“利己主义”性质吧。(42)[日]中野重治：「帰京」(『群像』1963年9月号)，『中野重治全集』(第4巻)より，筑摩書房1996年版，第225頁。

引文中，中野三次谈到小说主人公万吉不想被捕的想法带有“利己主义”性质。1946年6月，中野曾与平野谦、荒正人就“政治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近代文学》同人看过此信后，对中野进行了猛烈的批判(43)与平野谦痛彻心扉讲述自己的悲伤所不同的是，荒正人用尽全力来表达自己不断高涨的激愤之情：“在战时给文学报国会写了这样一封信又有什么资格来责备我们呢”(埴谷雄高：『影絵の時代』，河出書房新社1977年版，第57頁)。埴谷雄高看到中野致信平野谦索要他写给菊池宽的信时记录道：“我之所以向小田切讲了中野的坏话正是因为此事。当我读完这封信的那一刻，就会有产生轻视中野的想法”(中野重治研究会：「中野重治と私たち：『中野重治研究と講演の会』」，武蔵野書房1989年版，第262頁)。之所以平野谦、荒正人、埴谷雄高会产生上述情绪，是因为一直以来，如“本多秋五说，‘对我而言，或许也是对大家而言，藏原惟人简直就如神一般存在。’如果将此种感受置换至宫本百合子或是中野重治身上，或许也是成立的”( [日]松原新一等：『[増補改訂]戦後日本文学史·年表』，講談社1979年版，第36-37頁)。，上述小说之言，自然是对批判者们的隔空回应；同时也折射出在致信菊池前后中野在生活和心境层面的窘困和无奈。 需要指出的是，对中野“表忠信”的理解应结合20世纪前半期日本文学家集体“转向”、无产阶级文学败北、大批左翼人士被“禁笔”、军方发动太平洋战争并获得知识分子狂热支持和响应的历史语境予以思考。如此看来，这封信不仅仅是为纾解与“国民”身份对立造成的内在紧张感，抑或为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而故作媚态；不单单是作为日本人在本国一战大破美国而生发出的民族自豪感；更不完全是如桶谷秀昭所言“面对国策与时势所产生的无力感”(44)[日]桶谷秀昭：「『甲乙丙丁』について」，『文藝』1979年11月号，第263頁。。易被研究者、评论家们忽视的问题是，信中所暗含的对20世纪前半期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发展历程进行的整体性、批判性反思。声明中频频出现的诸如“某种机缘”“并非能够简单说清楚”“就此省略”等表意模糊、有所保留的公开性表态，实则可以理解为中野在有意无意地为其日后继续从事无产阶级文学活动留下回旋的空间和余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军国主义政府对文学家的言论和思想管控变得更加严厉，文学生产受到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力宰制，文学家被高度“国民化”，“日本知识分子已完全被麻痹。除了极少数‘非国民’外，就连知识分子也会为偷袭珍珠港成功而感到激动。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人会质疑战争策略的非正确性。”(45)[日]山田敬三：「文学とナショナリズム」，『十五年戦争と文学——日中近代文学の比較研究』，東方書店1991年版，第37頁。这一时期，中野虽加入了日本文学报国会，可并未因此创作任何国策文学。不仅如此，在文学创作受阻的境遇中，中野重治不得不转入学术研究领域，颇给人以“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之感。他自此开始了文学史性质的研究和文学评论，但这绝非“无心插柳”的随心之举。他先后发表了《斋藤茂吉笔记》(1942年)、《漫谈〈暗夜行路〉》(1944年)、《鸥外的侧影》(46)“《鸥外的侧面》开始写于太平洋战争那一丧失自由的年代，这是一部跨越战败的作品”( [日]松下裕：『評伝中野重治』，筑摩書房1998年版，第246頁)。(1943—1952年)3部作品，寓激情于学术之作，虽看似蜻蜓点水，实则却别有幽怀。在《斋藤茂吉笔记》中，中野以体制派代表歌人茂吉所作短歌为中心，表明自己拥护写实主义的立场，进而又对小林秀雄的反逻辑主义和保田与重郎的超国家主义进行了委婉的批判，这可以说这是“二·二六事件”后发表的《闰二月二十九日》(1936年)之余响。从评论集《鸥外的侧影》(47)“《鸥外的侧影》共收录15篇评论。前6篇写于战时，余下的9篇写于战争结束之后。(中略)在战时发表的作品中，有的经过特别处理”(中野重治：『中野重治全集』[第16巻]より，筑摩書房1997年版，第125頁)。中所收录的5篇创作于战时的文章来看，一方面，中野对鸥外心存敬畏，对其醉心于译介西欧近代文学、以为日本文学近代化和自然主义的发展指路的文学实践给予了高度评价；另一方面，也对其背离日本现实去思考问题、一生都在压制“个体”的做法进行了彻底批判。由此可见，中野重治自始至终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指导下，将研究对象置于所处的社会与历史语境中去思考，借助对斋藤茂吉、森鸥外的批评来委婉表达自己对文学、战争、社会的认识，始终着眼于近代以来“人性的重建”，以及从观念到制度层面的“人类解放”。在时代的浊气之中，他有如一缕清流，坚守“文学”的孤垒，由创作自传体小说、撰写评论继而转入“文学史性质类书写”，通过这种方式较为曲折隐晦地表达自己的历史观和文学观。福本邦雄指出：“中野重治的《茂吉笔记》能够冲破战时体制对思想镇压而造成的生活窘境，以一种不屈的信念克服了种种严苛的制约，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著作。为了摆脱审查，尽管其中也夹杂着伪装、暧昧、妥协等些许瑕疵，但却从未放弃对真理核心理路的执着追求。在这里闪耀着超越《茂吉笔记》所处时代的生命之光。”(48)[日]福本邦雄：『花を咲かせたい——中野重治：その抵抗と挫折』，フジ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頁。平野谦认为，“正因为身处此种境遇，中野重治的写作对象只能限定在斋藤茂吉、森鸥外、志贺直哉等文学史性质的研究。可在此种艰难境遇中书写的作家论、作品论都可称之为中野重治代表性的精彩之作。也许肉眼无法观测到的外界压力反而成就了中野内在的一种紧张感与专注力。”(49)[日]平野謙：「中野重治の『暗夜行路』否定」，『現代日本文学アルバム(第6巻)志賀直哉』，学習研究社1974年版，第200頁。

通过系统整理我们可以发现，中野在第一次“转向”后，选择通过撰写自传体小说的方式来纾解自己的痛苦，表述个人的追求。然而松下裕指出，“事实上，重治自撰写《空想家与电影剧本》(1939年8—11月)后，仅在《新潮》发表过小说《漫步街路》(1940年6—7月)。自此至战败，他未再创作出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中野重治在战时的创作空间已逐渐被挤压，以致走投无路的境地，这或许是实情。”(50)[日]松下裕：『評伝中野重治』，筑摩書房1998年版，第224頁。尽管在文学创作领域已无余地，但中野并未因此而沉默。在言论空间殆尽于无的惨淡境遇中，他选择了一条更为隐晦的道路——以文学史性质的研究来阐释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甚至如本文篇首所观察到的那样，他还不得不以绘画的方式来与自己的灵魂和精神世界进行一种内部对话。中野的抵抗显然属于一种弱者的抵抗。对此，竹内好做出了一番极具竹内式风格的评价：

如果按性格的强弱来划分，中野也许属于弱者吧。而作为弱者，中野又是极为强大的。我也曾想拥有那种特质。若将中野视为弱者，那么藏原惟人与宫本显治便是强者，他们从不审判自我，却能审判他人。但中野无论如何不会那样做。他所做的评论若离开诉说、审视自我则无法成立。他将自己比作山猫而非老虎与狮子。所有的弱者在自觉为弱者时，如若能产生一种无法撼动的坚韧，那么他会通过隐忍的方式将这种坚韧不断地进行再生产。这当然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也取决于自我主体的充分努力。必须承认，他所做出的抵抗是对包括我在内、世间所有弱者的一份鼓舞。(51)[日]竹内好：「思想家としての中野重治」，『中野重治研究』より，筑摩書房1960年版，第27-28頁。

三、 “逆行者”的文学史、思想史意义

如果我们不把1937年末发生的“禁笔事件”作为一个孤立、单一的问题去思考，而是将中野重治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活动、言论、创作视为一个连贯性的整体，对其做长时段的历史考察，那么同时兼有小说家、文学史论者、日本共产党员多重身份的中野重治形象就会渐次清晰、立体地呈现出来。我们会发现，从1934年5月中野承认共产党员身份并承诺退出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转向”、1937年12月遭遇“禁笔”，再到1942年2月致信菊池宽请求加入日本文学报国会的二次“转向”，其思想在整体上呈现出连贯的变化历程。接连的“转变”背后实则蕴含着一种深层的“不变”，即对共产主义信仰或隐或显的坚持。

竹内荣美子认为，“转向后、被保护观察的十年绝对算不得短暂。(中略)这期间撰写的小说、评论等都表明中野重治并未迷失自己的方向，他几乎是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守护着个人的独立精神世界。这十年是中野一生中最为严峻的十年，而他却完成了最有意义的工作，如此评价，毫不为过。”(52)[日]竹内栄美子：『中野重治——人と文学』，勉誠出版2004年版，第89頁。列奥·施特劳斯在《迫害与写作艺术》中提出了“字里行间的写作方式”(Writing Between the Lines)”。(53)[美]列奥·施特劳斯：《迫害与写作艺术》，刘锋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以中野重治为标本，重审昭和10年代那段被政治裹挟的文学全黑时代(54)正如“田中草太郎在《火野苇平论》中所说，昭和10年代被称作文学史的盲点和空前绝后的邪恶时代”，转引自[日]子安宣邦：《现代日本的中国观》，王升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71页。，可以说，在法西斯主义对文学者进行言论管制、精神戕害、对文学生态的破坏无以复加、文学家主体性已丧失殆尽的情势下，中野一直采取或隐或显的多种形式，最大限度地保持着与时代、与社会的对话关系。在无法以自传体小说、文学评论表述自我的情况下，中野继而不得不转至文学史性质的研究，以一种更为隐晦、委婉、迂回的方式来表达个人的文学思想与政治观念。可以说通过撰写自传体小说、进行文学史性质的研究甚至是绘画创作，中野在极端语境下实现了迂回委婉的自我表达。在日本文学家几乎完全丧失了自主性、文坛集体失语的艰难时势中，中野自始至终都最大限度地在艺术抵抗的道路上奋力前行。在纸面上找寻不到的战斗姿态，实则可在纸背寻得一二，这庶几是以中野为方法可以获得的文学史教训。

本多秋五讲道，“思考中野，抑或是用一句话来概述中野的全部工作时，我的头脑中就会情不自禁映现出鲁迅的样貌……据鹿地亘讲……中野在写给他的信中谈到‘自己对鲁迅有种亲近感，觉得自身的气质和鲁迅有相似之处。’”(55)[日]本多秋五：「中野重治論」，『群像』1961年11月号，第195頁。大江健三郎也谈道，“在我看来，晚于鲁迅开始文学活动的中野重治是日本惟一能够在文学和人品上接近鲁迅的作家。”(56)[日]大江健三郎：《参与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许金龙译，《世界文学》2000年第5期。中野重治所具备的抵抗意识与批判精神，加之其思想形成与文学创作的来源皆是建立在对本民族自我批判和反省基础之上的特质，这确与鲁迅存在相通之处。作为一个不断反抗现实社会的孤独个体，他始终关注世界情势并执着于思考个人与人类的命运。在极端的年代，他竭尽所能发出微弱的光芒，而这微光不正是人类理性和智性之光吗？它彰显了文学家的道德、良知，守护了人性的尊严，这不应被遮蔽，而应被我们去探寻、去阐发。在中野研究之外，本文也旨在通过对战时中野文学活动、言论和创作的个案考察，为战时日本文学史的研究提供某种方法论上的新思考。传统的日本近代文学史叙事惯于对时代思潮、纯文学创作寻找某种规律性、本质性、鸟瞰式的论述，这便导致了对这一时期日本文坛想象的贫困。当我们的考察跨出“纯文学”疆域、迈过“十四年战争”等藩篱，在共时性意义上将纯文学内外打通，在历时性意义上将“战前—战中—战后”予以关联性思考，将那沉默的、单数的巨大整体还原为复数的、鲜活的文学家个体生命，才有可能发现超越既有文学史观念、革新其论述的学术暗门，从而赋予这一时期文学史论述以新的生产性和批判性，所谓“重写文学史”才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