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泉 王宇翔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国家治理现代化”包含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8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高度凝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的诸多显著优势，提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优势

(一)政治优势：在党的全面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民主法治发展

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政局长期保持稳定。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2页。。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3)王京清:《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1页。与西方政党制度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这种制度从根本上避免了因主要施政者的更迭而造成的治理理念与政策的波动，保证了国家治理制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能够确保“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6页。，增强了各地区和各领域发展的协调性，提高了国家治理的整体效能，使国家的各项事业向着正确的方向阔步前进。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中国人民实现了更充分的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选举产生人民政府和国家司法及监察机关，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下的国家立法、司法、行政、监察的高度统一，能够实现较西方民主更充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在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下，我们不断发展和完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选举民主、协商民主、自治民主的立体化民主政治格局，使人民群众能够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当家做主。

依法治国的制度体系维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法律的本质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将资产阶级的法律、道德、宗教比作对无产阶级的偏见，即统治无产阶级的工具，在这些偏见背后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因此法律背后的政治力量决定了法律的性质。我国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了我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这就决定了我国各项法律制度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从源头上保证了社会主义法律的善良基因。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形成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立体化格局为法治国家的建设确立了基本思路和实践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优越性在科学理论引领下更加彰显。

(二)经济优势：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与分配制度能够充分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6)《〈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9页。，具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产品分配方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方面的优势。

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抵御经济危机的天然屏障。生产资料私有制与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化大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可调和的固有矛盾，这种矛盾引发世界范围内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从根本上避免了这种矛盾。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仅能保证新增社会财富更充分的普惠人民而非聚集在少数人手里，而且能保证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更充分协调个体利益、社会利益与人民利益，更好地保障民生。

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保障。恩格斯认为，“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的产物；它反过来也影响生产和交换”(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页。。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决定的，我国国民经济的所有制形式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便从源头上决定了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一方面，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维护了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根本价值遵循，彰显了劳动创造价值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根本理念；另一方面，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激发了市场主体的参与积极性，优化了要素市场的资源配置，使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更加充分的参与到社会化大生产的进程中，形成了按贡献决定报酬的科学分配机制。(8)《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9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注重协调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9)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经济运行的调控作用，既能在微观层面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又能保证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

(三)文化优势：善于吸纳“马”“中”“西”文化精髓化作中华民族精神伟力

文化是推动一个民族发展的深层次力量。我国现代治理文化善于吸纳马克思主义制度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制度文化、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制度文化，与本国国情相结合进而转化成中华民族精神伟力。

我国现代治理文化吸纳了马克思主义制度文化所具有的“理论指导”的优势。历史和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与中国具体国情充分结合的过程中，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10)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4页。。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国治理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体现出先进的制度优势。

我国现代治理文化传承了中华传统优秀制度文化所具有的“崇稳”制度优势。中华传统“大一统”制度追求长久的统治，“崇稳”成为其核心价值追求。我国现代治理制度善于传承中华优秀制度文化“崇稳”的文化精髓，注意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11)《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党建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7年版，第16-17页。，复现了传统制度文化“崇稳”制度优势。

我国现代治理文化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先进制度文化所具有的“理性”优势。西方先进的科技为制度文化植入了“理性”基因，这是我国制度文化所要学习借鉴的。对科学自然规律的敬畏、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遵从，这是我们应该学习吸纳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12)②《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党建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7年版，第18、3页。经过新中国成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制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②，制度“理性”优势正在逐步彰显。

(四)社会优势：善于团聚人心和国内外社会资源推进中国社会全面进步

高效有序的社会运行和完善的公共基础服务及普惠福利是当代社会治理的基本目标，同时也是反映国家制度科学性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衡量指标。新中国七十多年来的发展成就证明，东方发展中大国能够依靠独特的制度优势绕过“卡夫丁峡谷”而取得令世界瞩目的社会治理成就。

我国治理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效率优势。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1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73页。。将矛盾分析法灵活运用到国家治理的各项社会治理实践中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一大法宝，通过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研判，制定规划和一体调度，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集中力量解决主要发展问题是我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本经验。这与西方国家在重大问题上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国治理制度具有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优势。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为本”，再到“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立场始终贯穿于国家治理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中。我国社会发展的出发点是维护人民的利益，因此我们在基础设施工程和民生普惠领域实现了快速发展，真正实现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统一。这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仅仅维护少数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是不同的。

我国治理制度具有人才培养与任用的体系优势。人才竞争是21世纪国与国之间的核心竞争，是推动社会发展最为活跃的要素资源。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就在于人才培养和任用机制的科学性。“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1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9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制度的基本原则，能够充分调动人才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我国治理制度具有开放包容与合作的外交优势。我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开放包容的外交政策使我国实现了“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完美结合，进一步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使我国大踏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此外，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为中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与和平发展的环境，中国的朋友圈不断扩大。

二、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三重逻辑

(一)理论逻辑：积蓄优势，实践调构，积势化能

所谓“积蓄优势”，是指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要为国家治理效能转化积蓄制度优势。在长时间的国家治理中，形成的制度累积优势有向更高治理效能转化的内在趋势。因此，在国家治理中要有意识、有目的的积累制度优势，为效能转化做好准备。

所谓“实践调构”，就是要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努力优化国家治理制度的组成结构，实现制度优势与制度效能互动关系的逻辑互洽。任何事物都在运动中不断发展，没有跨越历史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设计，只有更适合特定历史阶段国情民情和民族文化的制度安排。“世界上既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也没有永葆优势的制度”(15)虞崇胜:《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理论探讨》2020年第1期。，制度的设计、执行和评价体系必须紧随时代的发展变化而自我革新，才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治理效能。制度生存环境的动态变化决定了制度本身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制度的变化能否在治理实际运行中形成巩固的积累优势，要看这个制度与治理对象的互动关系融洽程度是否加深了，互动领域是否拓宽了，互信关系是否更牢固了，公民遵守制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是否提高了，对公民自由度的限制是否放宽了。“实践调构”就是要使制度的发展变化朝着深化“制”与“民”融洽的互动关系、拓宽二者互动领域、巩固二者之间的互信关系、提升公民遵法守制的自觉性、放宽制度对公民紧缩的自由度的方向发展，逐步优化制度优势结构。

所谓“积势化能”，就是将积累的制度优势因势利导地转化为治理效能。在“实践调构”的基础上，制度的治理优势已经消除了治理效能转化通道上的诸多障碍，具有优势的制度容易被民众接纳和遵行，也可以在制度执行的过程中极大地调动执行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力的大幅跃升，释放制度优势的积聚效能。

(二)历史逻辑：传承“大一统”制度之优势，转化为内源式和谐发展之效能

中国历史上“大一统”制度有统合社会资源、避战保疆、和谐发展之优势。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为争抢资源连年征战，社会动荡，礼崩乐坏，民不聊生。为了避除“诸侯分封”制引起的战争之苦，秦始皇“扫六合”(16)李白：《秦王扫六合》。“四海一”(17)杜牧：《阿房宫赋》。，统一全国，首创“大一统”制度，统一了国家政权、经济度量、文化文字、交通国防，实施“统治”。汉朝在秦朝基础上术以“外儒内法”改进了“大一统”治理制度，使得制度“刚中带柔”，妥善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深挖内源式发展潜力，又经过唐宋时期制度改造，形成成熟的封建“大一统”制度。传统的“大一统”制度在统合社会资源、协调区域发展、防御外来侵略、构筑和谐发展社会环境等方面是有着强于周边国家治理优势的，于是迎来了中华民族汉唐时期的政局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万国来朝的治理鼎盛时期。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传承“大一统”制度优势，转化为内源式治理效能。中国传统“大一统”制度下的发展道路是一条内源式和谐发展之路，不像西方有的国家那样通过挑起战争掠夺别国资源、贩卖黑奴、倾销鸦片、剥削殖民地人民来获得发展。当今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传承我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制度优势，稳步推进国家完全统一进程，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通过制度创新和深挖本国资源、和平利用外国资源来获得新时代中国的发展。

(三)实践逻辑：通过民主法治、共治共享、全面改革践行“积势化能”

在党的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践行“民治民享”和“积势化能”。从国家治理实践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广大领域和各主要环节都有完善而严密的组织机构和民主集中的领导决策机制，能够在充分吸收民意的基础上将党中央的意志决策和战略部署充分融入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同时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接受社会监督，及时反馈调整，确保治理实效。这种依托民众社会的“共建共治”“民治民享”理念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高效治理国家提供了组织原则，同时也形成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向治理制度准确、高效传递和运行落实，提供了制度优势更好向治理效能转化的现实可能。

“积势化能”依靠法治。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一个国家的法治化程度从根本上反映其现代化水平。“法律的制定是为了保障公民的福祉、国家的繁荣昌盛和人们安宁而幸福的生活”(18)[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 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真正保障人民各项权利的社会主义良法不仅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优势所在，同时构成了善治的基本前提，为治理效能的实现提供了条件。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方式通过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高整体运行效率、规范政府与社会主体行为、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等将宏观治理与微观管理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形成更加规范的治理范式，这是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换的基本手段。

“积势化能”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制度体系。改革完善制度是实现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邓小平将改革开放视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已经成为推动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一方面，改革贯穿于制度建设的始终，基于充分调查和研究的改革使制度更好的适应了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增强了制度设计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使制度更趋完善。另一方面，改革贯穿于制度实施的始终，提高制度的执行力是改革的本质要求，改革制度执行过程中效率低、执行不力等现实问题，能够起到“补短板”“强弱项”的现实作用，从而扫除了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现实障碍。

三、促进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路径

(一)坚定制度自信，提升制度认同度

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要经历从认知到践行的过程，只有赢得群众对制度优势的认同，制度效能的转化才有可能。

广泛宣传，提高群众对制度优势的认知。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优势的社会宣传，提升广大人民对国家治理制度优势的认知，树立制度自信。习近平指出，“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那就也应该成为我们党凝聚共识的新空间”(19)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求是》2019年第6期。。因此，充分利用网络宣传速度快、内容全、成本低、受众广的优势，加强网络宣传与传统宣传的有机结合，形成全媒体覆盖的立体化宣传格局，将国家各项制度的具体内容和最新变化及时准确而广泛地向社会公众传递，提高全社会对我国治理制度优势的认知。

科学阐释，促进民众对制度理性的认同。制度的科学阐释是人们理解制度、认同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坚定制度自信的深层动因。制度阐释包含对制度自身逻辑自洽的学理性分析，对制度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对制度优势的科学性解读等内容。一方面我们要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当代发展，以学理语言阐释中国治理制度的优势。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之基，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之源。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20)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7页。。因此应进一步创新方法，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当代解读，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讲清楚。另一方面，我们要立足文化的创新发展，以通俗语言阐释制度科学内涵。传统意义上的制度表述往往给人一种严肃而不生动的印象，这就要求理论研究者和宣传工作者在阐释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的过程中更加注重以通俗化、大众化的方式将制度语言转化为生活语言，使制度的深层内涵能够被普通人理解接纳，从而实现广大群众对制度理性的认同。

系统比较，坚定百姓对制度优势的自信。优势在比较中产生，而自信往往也是在比较中生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是自我历史发展纵向比较和与世界各国治理效能的横向对比中彰显出来的。治理制度的纵向比较已经在对传统制度优势的传承中完成，因此，理论界和学术界应更加致力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其他国家制度的横向比较研究。要将我国治理制度的优势在横向比较中充分表现出来，为制度自信提供学理支撑。要通过更为系统化、科学化的制度比较，全面回击西方各种非理性思潮，在比较中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根源和优势所在，从根本上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而实现人民群众对我国治理制度的自信。

(二)全面依法治国，提高制度执行力

制度执行力是指执行主体在制度认同的基础上通过调配和整合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以实现既定的制度目标和治理绩效所具备的能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制度执行力关乎国家治理成效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针对当前制度体系不健全、部分执行主体制度意识薄弱、监督机制不完善等诸多问题，提升我国制度执行力和国家治理效能需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健全国家治理制度体系是提升制度执行力的首要前提。亚里士多德指出法治具有双重内涵，一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二是“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2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涛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页。。健全规范的国家治理制度体系是制度执行力得以发挥的先决条件，是保证制度彻底而有效执行的法律保障，是衡量制度治理效能的客观依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根据时代背景、实践要求和人民期待的变化，在巩固国家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基础上，不断补充和完善关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具体制度，保证国家治理沿着法治化轨道运行，无章可循、打“擦边球”、违法不究等现象显著减少。今后，我们应继续及时回应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要求，不断完善国家治理制度体系，让制度执行具有更明晰的法律依据。

其次，增强全体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是提升制度执行力的核心环节。人的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制度的法律效力不是自发获得的，领导干部的制度执行力是国家治理制度由“彼岸世界”变成具有行为约束力和法律规范力的“此岸世界”的桥梁。习近平强调，应当用“一分力气”部署制度，用“九分力气”执行制度(22)《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版，第81页。。思想是行为的先导，知规是执规的前提，领导干部制度执行力首先取决于领导干部制度意识的强弱。鉴于此，领导干部需加强法律规范学习，准确解读制度细则，深刻领会制度内涵，培育知法、懂法、守法、执法的法律素养，带头增强制度意识。此外，在制度执行过程中，领导干部要发挥带头示范作用以形成“头雁效应”，坚决保证制度执行的公正性、时效性和精准性，上行下效，以上级的执行魄力带动和激励下级严格执行制度，全面实现制度执行的预期目标和应有效力。

最后，完善制度执行的监督机制是提升制度执行力的法治保障。孟德斯鸠曾深刻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23)[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版，第154页。。法治是权力的来源，也是使用权力的依据，更是监督权力的保障。不受监督的权力会走向腐败，缺乏责任追究的制度只是“稻草人”“纸老虎”，最终会损害法规制度的权威和政府的公信力。对此，习近平反复强调：“抓好法规制度落实，必须落实监督制度，加强日常监督和专项检查。要用监督传递压力，用压力推动落实”(24)《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版，第90页。。为此，要完善制度执行的监督机制，不仅要充分保证人大、监察机关等独立的监督权力，而且要充分发挥微博、微信、新闻媒体、报纸、电视广播等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更要积极通过信箱、群众窗口等调动群众监督热情，加强对制度执行全过程、全方位监督，切实保证国家制度落到实处，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优势充分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实现国家治理效能最大化。

(三)立足基本国情，实现内源式发展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应遵循这个国家实际发展的基本要求，要将本国、本地区的文化传统同市场经济的特殊要求有机结合起来，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实现我国国家治理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目标，应进一步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开展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快推动内源式发展。

首先，加快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完善提供理论支撑。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的重要武器(26)《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为制度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同时借鉴吸收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管理经验，推动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和社会发展。当前，“国际舆论格局总体是西强我弱，我们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27)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页。的状态，全球范围内误读中国的现象屡见不鲜，这给我国的现实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因此，加快构建既符合社会主义价值指向、又拥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支撑的话语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理论支持迫在眉睫。关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之路，习近平明确强调应从三个方面着力：第一，在资源构成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融会贯通；第二，在构建方法上坚持批判继承与理论创新辩证统一；第三，在构建特点上实现系统性建设和专业化发展的要求(2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38-346页。。

其次，加快中国治理制度的体系化建设，充分发挥制度体系的整体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生态制度、国防制度、党的建设制度等诸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经历了从点到面再从面到体、从宏观构架到细节填充的过程，逐渐形成了体系化的制度架构。推动制度的体系化建设一方面能够解决制度之间掣肘的矛盾问题，填补制度空白，补齐制度短板，增强制度间的协调性，使制度的整体运行更加顺畅；另一方面，推进制度的体系化建设还体现在治理主体的改革上，通过优化国家和社会治理的职能分工，促进多层次、社会共同参与的全要素治理，使治理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最后，积极倡导治理制度创新，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29)⑦⑧⑨⑩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2、102-103、49-50、103、104页。一要倡导治理制度创新，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要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形成有利于创新创造的文化发展环境。”⑦二要倡导治理制度创新，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要通过治理制度内容的改革创新，有效引导、整合社会意识，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努力抢占价值体系的制高点”⑧，“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方方面面。”⑨三要倡导治理制度创新，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要积极完善“人文交流机制，创新人文交流方式，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