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宇喆，王雄青

（1.湖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11；2.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江西 南昌 330100）

乡村生态文化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一环。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随着我国深化生态体制改革与农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稳步推进，必须要对农业农村问题进行优先治理。依照中央提出的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顶层设计，必须要在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的同时，构建人、社会、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与价值认同，加快建成农业集约、农村秀美、农民幸福的现代化乡村。但现实是，“当与经济发展或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环境治理在观念认同与价值依归上更是明显不足，从而导致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环境治理要求的不相适应”[1]。因此，应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化作为观念的引领和支撑，尤其要充分彰显生态文化对于乡村建设的观念支撑与理念引领，充分发挥生态文化的教化作用、制度文化的规约作用、行为文化的示范作用和器物文化的激励作用。“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 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2]。而这一丰富深厚的生态智慧和文化土壤恰恰是当下推进乡村生态文化建设实践的重要路径。

一、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理论架构

（一）文化概念的一般性界定

从18世纪下半叶伊始，英国泰勒和马林诺夫斯基等学者进行过诸多有益的尝试，美国学者克洛依伯和克拉克洪认为：“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3]。同时，中国《辞海》中对“文化”的界说也受到一定的认可，其在广义和狭义的两个维度上将“文化”的内涵界定为，“从广义来说，文化泛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制度和组织机构”[4]。基于此，学界普遍认同文化的三分法结构，即由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紧密关联的内在逻辑架构[5]。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进而在研究文化和先天本质——变迁特性时对“文化堕距”（Culture Lag）这一理论进行了创造性假设，即“物质文化”变迁速度要先于“非物质文化”，而非物质文化中各组成部分的变迁速度也不尽一致。其中，制度组织在前，风俗习惯次之，价值观念再次。由此可见，观念变迁较难，而观念变迁则是制度变迁、习俗变迁的基础；同时在“制度”与“器物”之间逻辑上还应当要有“行为”方可衔接起来，文化的内涵及其功能就更为贴切与丰富。也即本研究分析范式的文化“四分法”逻辑框架：理念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也就是说，文化是由观念及制度、制度及行为、再到行为及物质，形成的一个实践与理性上自洽的完整逻辑链条。

（二）人与自然协调视角下的生态文化内涵

何谓生态文化？我们认为，作为协调人与自然的新的生存方式，它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支配与价值引领。其代表了人本思想的目的性与生态为本的规律性、人的自由发展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有机统一[6]。在人类社会从人与自然的两者混沌、对抗分离进而过渡到人与自然两者相洽的价值取向的演变路径中，作为新型文化样态的生态文化也随着人与自然的新关系应运而生。

必须看到，包括乡村发展在内的社会目标的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统一的思想，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描绘得如此清晰明了：“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8]。同时强调我们所倡导和追求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8]。作为人类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集合，生态文化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上加以说明。从狭义来理解，生态文化就是以生态价值观为导向，从意识形态建设中加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价值诉求的文化，主要是指生态文化的观念层面；而对其广义的解读是，人类新的生态化社会存在方式，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化的生产方式和低碳化的生活方式，生态文化结构体现在另外三个层面：即生态文化的制度、行为、器物层面。“生态文化作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创新、制度规约、行为典范和物质文化，并通过教化、规制、示范、样板等进行生态文化培育，旨在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系统的理念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支撑”[9]。依据生态文化的四分法界分及其内在逻辑，将生态文化作为引导人们协同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支撑、制度规约、行为导引与物质激发，进而藉助教化、规化、范化与激化等生态文化功能和作用，以此为促进乡村生态文化建设彰显其理念文化、规制文化、行为文化、器物文化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三）乡村生态文化的理论阐释

乡村生态文化，就是根据前文对生态文化的“四分法”逻辑区分，注重发掘乡村历史禀赋中所特有的文化业态及其丰富意蕴，弘扬乡村传统中的节俭惜福理念，完善乡规民约中的制度范式，彰显乡贤文化中的典型示范，发挥乡容乡貌的有形激励，不断为推进乡村建设提供理念引领、制度规范、行为示范和有形激励作用的生态文化具体样态。使得乡村“不能仅仅成为城里人到乡村旅游休闲的快乐‘驿站’，而是建成广大农民群众赖以生存发展、创造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让生活在本地的农民提升幸福指数”[10]。要努力构建乡村建设的评价标准，不断加强乡村振兴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力度，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增进农民民生福祉，使乡村建设的发展成果真正由广大农民享有，保障农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不断增强。

我国当下乡村生态文化建设中存在的生态堕距问题不容忽视。梁漱溟曾在其代表作《中国文化要义》中解释到：“费孝通译W·F·Ogburn著《社会变迁》一书说：文化中有几部分相互间有密切关联，亦有几部分较为独立些。‘非物质文化’中比较密切适应于物质文化之一部分，可抽出来称之为‘适应文化’(Adaptive Culture)。当物质文化变迁时，它应即随之而变。但其变迁亦不一定能同时，有时候落后甚久。且此种落后，正可说是一现代问题”[11]。乡村文化建设的生态堕距（ecological lag），主要表现为相对于单纯的经济增长与城市的生态治理而言，不同程度地存在“慢了半拍”的现实状况。比之于乡村经济治理与城市生态治理，乡村生态治理所遇之现实问题涵盖乡村污染的沉积与泛滥、农民保护意识的不彻底、政府控制与调节力度不足等多个方面。总结来说，乡村生态环境产生堕距的成因是系统性的、多层次的：主要体现为“4 个S”，即在生态治理主体上表现为制度缺位（suspend）与观念缺失（shortage），在客观上则体现在生态附加效益的溢出性（spillover）、生态建设效果的滞后性（stagnation）。具体表现为：认识不够，思想不统一，“软件”建设不同步；重视行动忽视顶层设计，对于所建设项目的规划和相关标准存在缺失；建设参与部门繁多、环节冗杂，组织协调存在一定难度；政府工作唱独角戏及其所带来的政策法规制定的“一刀切”现象，以及市场机制、资源配置与公共力量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不彻底。尽管乡村建设问题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最重要原因却集中表现为生态文化的缺失。习近平指出，“在现实生活中违法排污、违规建筑、乱砍乱伐、乱掘乱挖、乱捕滥杀等无视生态规律的行为还时有发生，究其深层原因是我们还缺乏深厚的生态文化”[7]。因为，乡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困境在根本上是人的问题，而人的思维与行为都会深深地打上文化的烙印，换言之，生态文化的缺失是导致乡村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也是制约乡村建设迈向美丽、和谐、富裕的重要因素。

二、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价值逻辑

乡村生态文化建设业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顶层设计中的重要内容。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确保9 亿农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如期进入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是时代的召唤、人民的呼声、历史的使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所创造性地提出的战略任务，明确了新农村建设目标的20 字方针，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充分体现了在农村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农村经济建设、农村政治建设、农村文化建设、农村社会建设和农村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有机结合”[12]。尤其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人多次作出重要部署，要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要始终坚持农业发达、农民富足、农村秀美是美丽中国的显著特征。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指出，要将乡村建设统筹于国家各项事业之中，大力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将乡村生态文化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奋斗目标不动摇。习近平强调：“有相当一个时期，农村环境遭到了破坏，农村建设被人们所忽视，这种破坏和忽视最终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使人们付出了很大代价。”因此，重视环境保护、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内涵与实践路径的界定提供了范式与方向。

在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从生态文化的视阈观照，乡村建设的价值应体现于“美丽”二字之上，统筹为四个维度，即乡村建设的观念层面、规制层面、行为层面、器物层面，换言之，乡村生态文化建设通过正确的观念引领人，外化于乡民优美的言行，塑造美善的公序良俗，形成秀美的村容村貌，提升乡村生态文明的整体水平。

（一）以正确的观念引领人民思想

通过思想观念引领，塑造乡民们高尚的精神世界，推动其对于“美”的追求，促进乡村精神生活的愉悦与文化生活的充实。通常我们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其实我们还会补充道，“小康全面不全面，环境质量是关键。”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发展导向在于“美”，是包含了生活美、习俗美、风貌美、时代美、人民美在内的生态和谐之美，这些“美”具象化到乡村建设问题上来，就是要加快推进乡村生态文化建设，尤其是要在提升乡村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不断贯穿这一方针。这就表现在狠抓乡村经济发展的当下，更应注重围绕乡村思想与文化建设。要在培育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突出”的有素养、有抱负、有组织、有纪律的新时代农民的同时，大力继承并弘扬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历史古迹、传承乡风乡俗，彰显农民对于生态优良、生活富足、生产发展的价值认同和对村容整洁、管理有序、彰显特色的精神诉求，为营造美善的邻里关系，塑造优美的言行，打造秀美的村容村貌，提供观念引领、理念支撑和情感依归。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由心灵美而环境美，进而生活美，心灵美可以转化为环境美的内在驱动，环境美为生活美奠定良好的生态基础，为乡村建设提供物质基础和生态环境平台。

（二）以完善的规制塑造公序良俗

通过规制构建，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坚持政府主导和乡村主治，合理引导、适当规范，营造良好的公序良俗。随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于美好生活的诉求使得村民更为关注精神愉悦、秩序井然、邻里友善、村容村貌、生活富裕的乡村“美丽”颜值，因为这些都是百姓生存与发展的福祉所系。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关键内涵即“美丽”的规制层面：就是要塑造美善的公序良俗与邻里关系。人们通常说，远亲不如近邻，邻望邻好、亲望亲好。乡村良好的公序良俗，邻里互助的乡邻友善，是乡村生产生活得以延续与更迭的重要的“软环境”。而这种乡村软环境的营造必须基于乡村建设的核心内涵即对于乡村文化的价值认同与观念支撑，同时也应当得益于这种价值认同之上的规制范式建构及其有效实施，也包括这种观念支配下的乡规民约的不断完善与入脑入心。通过移风易俗活动开展与村规民约制定实施，爱国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村民摒弃陋习、倡导崇善守正、诚实守信、吃苦耐劳、邻里和睦、长幼有序的乡风乡俗。

（三）以模范的行为起到榜样作用

通过倡导“美丽”的行为事迹，传播优美的乡事乡音，通过观念的内化于心，张扬规制的外化于行，知乎内而发乎外，知行同一，实现知与行的相得益彰。毋庸置疑，良好的愿景必须通过实践才能实现，心中的祈盼只有见诸行动方可达成。“树立什么样的典型，就明确什么样的标准；树立什么样的榜样，就体现什么样的导向；坚持什么样的导向，就会收到什么样的效果”[13]。不仅要使全体建设者们在观念文化的认同和制度文化上实现内化于心，更强调做到在乡村建设的不断推进中付诸行动、外化于行，从而形成美丽乡村的价值取向、道德内省、榜样示范、先进引领，才能将生态行为文化贯彻于乡村建设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去，不断丰富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内涵，形成促进乡村建设的高潮的行动张力与精神动力的强大合力。

（四）以高效的发展改善村风村貌

通过高效的发展切实解决乡村经济问题，实现生产发展、生态优良、生活富足的发展目标。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具象而直接的体现就是其器物层面的物质成果呈现，即秀美的村容村貌、生态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成效等。秀美的村容村貌是其重中之重，尤其是房屋村舍、村容村貌等器物层面的呈现，是农村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体现与标识。秀美、生态、和谐乡村的根本内涵就表现为这些物质成果的展现，当然也包括农村的基础设施的建立健全与完善。如果说，农村“有钱就建房”、路上“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通信网络电力设施不齐备、干净的饮用水得不到保障、居住生活条件很差，这样的乡村就算不上是“美丽”的。同时其经济发展成效表现为，具有坚实的产业循环支撑和稳定居民增收渠道，合理的集体经济规模，良性的建设投入机制等。因此，始于观念，进而制度，再到行为而器物，由心而为、由内至外，内外兼修、心手互动，器物文化成为乡村绿色文化的显性外露，是建构绿色文化的器物具象。

概言之，生态文化视域下的乡村建设的四重价值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性。乡村建设的观念上到位，制度上就会进位，从而行为上就会入位，在建设成果的器物层面就有可能上位；否则，观念上缺失，制度上就会缺损，进而导致行为上缺位，最终就会造成乡村生态文化建设成果的匮乏。

三、推进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建设生态美丽乡村，必须要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现实行动指南和思想指引，贯彻落实党中央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精神，“加强农村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综合整治，努力建设美丽乡村”[14]的统一部署，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15]的新要求，充分发挥乡村生态文化之与乡村建设的制度规范、理念支撑、行为典范、物质外化作用。

（一）落实生态文化理念宣传

以观念创新与价值认同为生态文化传播的基本原则，增强乡村环境规范与治理的理念文化培育，为乡村生态文化建设不断向前迈进提供理念参考和内在依托。乡村生态文化建设首先要从村民生态观念的改变入手。日益紧张的环境问题呼唤人民生态意识的构建，要推动人们生态环保意识的入脑入心。“积极践行重视生态质量、节约适度、绿色出行、保护环境、举报监督、共建共享的生态准则，全体公民成为生态参与的自觉行为者、主动宣传者，共同维护优美生态，建设美丽中国与美丽家园”[16]。加大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力度，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加快对特色文化资源的有效挖掘，唤醒乡土文化的功能，让隐于乡土的“文化珍珠”显露出来，光芒“亮”起来，力争让乡村文化生活日日新，有活力，有生机，丰富村民的精神世界，进而提升群众兴业增收、发家致富的精气神。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远大抱负的价值认同和信念依托，使老百姓的知行合一和主动作为真正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相契合。“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建共享生态文明成果，积极探索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效益的新模式，大力实施生态扶贫，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人们脱贫致富共奔小康的有效途径与载体”[17]。

第一，乡村生态建设是一项关乎农业生产方式、农民思维方式和农村生活方式变革优化的重要工程，是一项基于价值认同、理念支撑和民众广泛参与的兼具艰苦与繁琐的系统性工程。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民众从谋求温饱到向往环保，从生存需求到生态渴求，从追求生活资料到渴望生活品质，民众对于居住的生态环境和饮食住行的环境安全要求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心理期盼与现实的反差，往往又使得乡村建设中的“不美丽”因素日益成为制约乡村建设的瓶颈与短板。毋庸置疑，受到知识和见识的局限，村民会在不同程度上对于国家当下的生态环境严峻形势、能源资源挑战和利益共建共享等方面存有偏颇认识，因而在推进乡村生态文化的建构进程中，观念认同与“两山论”协调要求上会存在偏差，村民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也会与相关要求存在偏离，从而影响生态文化建设的实际效果。如对当下利益与长远效益的关系认识误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缺失，同时农村的垃圾发电项目建设的“邻避现象（Not-In-My-Back-Yard）”相当突出，均反映出相应的观念创新、相关知识普及、信息及时对称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确立美丽乡村的生态“颜值”就是经济效益的“价值”、努力把山前屋后的“绿叶子”转化为子子孙孙的“钱袋子”的高质量发展方式。美丽乡村是乡村发展的基础、农村经济的基石、村民生活的基本，要让生态美丽乡村成为村民遵循与践行的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应当突出美丽乡村文化建设，制定全国性的《生态文化教育规划》，对社会广泛开展的生态文化教育宣传活动给予顶层设计与现实规划。同时，要大力推动乡村环境整体质量提升及其相关保护知识的广泛传播，注重宣传方式的民众认可度和多样性，譬如借助文化宣传栏、科普讲座、文化下乡、公益宣传等形式，同时通过政策引导，激励文学艺术创作，使得爱护生态、保护环境成为大家共同的行为习惯和生活养成，让村民接受生态环境保护知识，提升相应的观念认同，增强有关的情感依归，在全社会弘扬抵制生态破坏的精气神，传播防御环境污染的正能量，彰显人们对于“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情感认同与价值追求。因地适宜，大力建设生态文化长廊、文化墙，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于乡村生态文化传播的方方面面。

第三，深入开展“立家规、承家训、传家风”等活动，大力培育优良家风、文明乡风、和谐社风和乡贤文化，将移风易俗工作与社会文明提升挂钩，实现破陋易新、弘扬社会风尚。通过将政府引导与区域治理相协调、榜样示范与行为驱动相统一、理念认同与制度保障相衔接，努力构建乡村生态文化的三个“方位”，即在宣传中确保生态文化的到位、在示范中实现生态文化的进位、在教育中推进生态文化的补位，“应当注重树立生态思想，提升生态意识，普及生态知识，弘扬生态道德以及倡导生态行为”[16]，有效形成生态文化培育的心理驱力、思想定力、内生动力、实践合力，确保乡村生态建设人人享有，建设美丽中国。“要加强生态文化的宣传工作，形成‘生态文明人人有责，文明生态人人共享’的良好氛围，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公众参与度，形成绿色低碳循环的生产生活方式，有效地激发全社会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17]。适时举办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传扬好家风，承继好庭训，宣讲好党的政策。

（二）保障乡村制度稳定运行

狠抓乡村制度的完善与落实，为推进乡村生态文化建设发挥制度的保障性与优越性，不断培育乡村环境治理的制度文化优势。卓有成效的乡村环境治理依赖于有效的制度保障。“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事实上，由于农村环境近年来呈现积累性态势，生态环境质量不容乐观，这种对于自然的破坏不仅源自于违规、违法废弃物肆意排放的“流量”，也取决于历年来污染问题处理不当造成的自然环境中累积的污染物“存量”。乡村环境污染来源依环境要素进行分类，主要涵盖生活污水污染、种植业及养殖业废弃物污染、建筑材料及噪音污染、农村施肥等因素；它具有离散性、隐蔽性、沉积性、空间异质性等特点；其主要原因在于意识薄弱、技术缺乏、人才不足、设施不全、政策乏力、投入不够等。乡村建设，制度保障不可或缺。

推进乡村文化建设应当完善相应的制度建设。首先，大力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全面落实，以“受益者补偿、保护者受益、污染者赔偿”为遵循原则进行制度设计，不断建立和完善最严格、最严密的制度与法治设计。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制度构建，就应该在程度上确保威严，在内容上做到全面覆盖，在过程上做到衔接顺畅，形成农民共有的制度认同和思维。其次，应当使制度落地。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制度重在落实。好的制度安排不能仅仅成为文件中的内容、墙壁上的标语、嘴巴里的口号，而应当将其转化为实践的规制、行动的规约和工作的规范，如此才能取得预期的善治效果。与此同时，应当充分发挥乡规民约的规制作用，体现乡村建设的根本要求，进一步完善乡规民约，在乡规民约中凸显节俭惜福、节俭持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传统美德。在借鉴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等制度探索经验与做法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和施行乡村建设的路长制、街长制、山长制等个人责任制，并使制度约束与个人自觉能够真正落到实处。特别是将乡村建设中形成的制度理念、范式、经验等植入实践之中，是培育形成以主体合力为核心的生态制度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同时应当充分发挥乡规民约的内生引导性作用，为村民参与乡村生态文化建设建构良好的公序良俗。

通过制度文化之于乡村生态建设的规制作用，努力完善村民生态建设参与的体制机制，也就是通过村民参与，推动村民向乡村建设的主体角色转换，使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民众真正享有知情权、表达权、决策权、监督权的保障相结合，提升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和动力，使其能够共建、共享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成果，形成“村民大会集体商量、村级组织自主申报、农民群众全员参与”的工作标准，把乡村建设的主动权交给村民，形成有利于变“要我建”为“我要建”的制度文化氛围。

（三）大力加强乡村文化示范

乡村榜样示范要以先进文化发展方向为标准，倡导和弘扬在乡村生活、建设过程中起到突出示范作用的优秀行为文化，树标杆、立典型、扬正气，为推进乡村生态文化建设树立行为标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典范的影响是深远的。应当注重加强村民生态理念的培育与倡导，以切实可行的举措保障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有效有序开展，大家做到知行合一、人人参与、人人受益，不留死角、实现全覆盖，致力于建设美丽宜居的新环境，使乡村成为空气清新、山清水秀、心情舒畅的美好家园。

第一，在实践中树典型、立标杆，充分发挥其导向与示范作用的同时，大力发掘和展现乡贤文化中所蕴藏的文化基因，张扬乡村历代先贤的典型示范作用。乡贤文化是乡村历史积淀和传承而来的文化底蕴，往往通过乡村历代先贤的乐善好施、修桥补路、扬善抑恶等高尚言行体现出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身边的榜样是最好的示范。高尚的乡贤品行是主旋律的历史注解，是正能量的具象写照，村民理解得了、体会得到、学得了样。

第二，积极倡导资源节约、尊重自然的行为并使之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与习惯。塑造身边的好人形象，培育典型、正面、向上的榜样，引领新风尚，传递正能量，以健康高雅的社会主义精神文化生活吸引广大的乡村民众，让他们远离赌桌、酒桌、牌桌，远离封建迷信活动，远离邪教和非法传销，减少酗酒、赌博、打架斗殴等现象，抵御歪风邪气的浸染，回归到乡村公序良俗的正轨，让乡村发展充满正能量。应当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村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生”的原则思路，不断践行绿色发展与创新发展理念，坚持“少动几揪土、不砍一颗树”，倡导“三宜三不宜”基本原则，即是宜早不宜晚、宜固不宜迁、宜藏不宜露。在稳固传统农业优势的前提下，以乡村生态文化建设为契机，依托资源禀赋，贴近市场需求，依据乡村实际，差异发展，不断探索、开拓新路径，培育新型经济主体，以“主体”的力量为突破口和着力点，调优产业结构、调绿生产方式，理顺产业体系，让现代农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在乡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四）不断丰富乡村文化载体

第一，以共建共享秀美乡村为物质文化载体，将乡村环境治理的物质文化进行不断培育，彰显乡村建设与生态文化传播的物质外化。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以政府监督统筹为主要导向、市场经营者为参与主体、社会群团组织和广大老百姓广泛参与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乡村生态文化建设需要调动各阶层、各领域、各种力量的参与和联动。从深层基础而言，不断提高村民的生态保护意识，营造村民践行生态文化的良好氛围，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到知行合一。建构生态美丽乡村而赢得的绿水青山、蓝天净土等，具象而具体，看得见又摸得着，很容易唤起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和对于美好生态产品的价值认同与观念共鸣，从而增强人们致力于建构美丽乡村的自觉性、自信心与主动性。依靠乡村文化建设所取得的突出成果，进一步赋予村民以乡村生态文化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制度范式、理念支撑与行为典范，使其能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看得见、摸得着、分享得了的乡村生态建设的器物文化成果，进一步为推进乡村建设提供深厚的生态器物文化引领与支撑。

第二，乡村生态文化建设中应当界分和处理好生态治理问题中的“流量”和“存量”之间的关系，乡村生态治理既要关注“流量”，也要重视“存量”。“流量”问题是关注的重点，集中于乡村生产建设解决“存量”问题首当其冲。当然，重中之重是必须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美丽乡村的生态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乡村生态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整体联动，各负其责、形成合力。倡导和践行“生态+”理念，推行生态+农业、生态+乡村旅游、生态+乡村休闲、生态+乡村养老等模式。“生态+文化”的全域旅游理念下的乡村旅游、生态旅游、养生旅游等，不断促进农村的落后产业转型升级。采用集约绿色公共设施、丰富农民文化娱乐生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确保相关配套功能齐全等保障措施，牢固树立以新发展理念为思想引领，着力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地区发展新格局,打造绿色、文明、富足、和谐的美丽家园。

第三，注重凸显乡村特色的差异化发展。乡村生态文化建设工作应当遵循“一乡一特色、—乡一风情、一乡一产业”的发展模式，立足于区位优势、人口组成、资源禀赋、产业特色、乡村文化、乡风民俗等要素,突出乡村风貌、旅游服务、古村古镇和自然景观的融合发展，为乡村建设注入持久生命力。具有生态旅游禀赋优势的乡村，应当充分利用好湖光山色、阡陌交错、特色农家乐所带来的高附加值，贯彻落实“一村—业”“一村一韵”“一村一特”方针，加速推进优特农产品品牌构建，带动村民发展生态与休闲观光的绿色产业，打造出崇尚发展、特色鲜明的乡村经济环境。当然，在乡村生态文化建设推进的实践路径中，应妥善处理政策导向与农民个体、市场及社会与政府三者多元互动、尊重现实差异与实现标准统一、专项财政奖补资金与乡村建设统筹规划、乡村“硬实力”和“软实力”等几对概念之间的联系，使得乡村生态建设逐步迈向共建共治共享，使共建共治成为村民的自觉作为，将共享作为村民的价值引领，充分激发村民自发致力于建设生态、美丽乡村的行动热情和实践智慧，实现民众贡献者与共享者的有机统一。

乡村生态文化建设应当遵循和践行“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乡愁”的要求和理念。因为，生态美丽的乡村不仅仅是外在的“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内在的“慧”，强调的是，内外兼修，秀外而慧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由内而外散发出的这种精神张力，不断成为推进乡村生态文化建设、进而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大精神引领、制度规约、行为范式与成果外化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