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2020年正值我国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决战之年。当前，全国上下对于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业鼓足了干劲，充满了信心。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一座重要丰碑，对人类整体发展进程都具有重大意义。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要认识到，不仅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还要继续完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且，更艰巨的任务还在于要做好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篇大文章。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化对发展观的认识：大力推进脱贫攻坚、精准扶贫、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能仅仅完成摆脱贫困、防止返贫等阶段性发展任务就万事大吉了，解决贫困问题属于发展的基础阶段；要践行永续发展观，从根本上一体化解决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推动我国进入高层次、高质量发展阶段，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一、充分认识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的三重复杂性

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是当今世界发展中的两个最大的社会问题，两者本身各自属于不同的、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呈现出双重性质的复杂性。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之间又往往交织、叠加而形成复杂关系，在双重复杂性之外又生成第三重性质的复杂性，由此形成三重复杂性现象。因此，要真正解决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就必须将两大问题呈现出的三重复杂性充分认识到位。

（一）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本身均为复杂问题形成双重复杂性问题

1.贫困问题的内涵丰富且不断变化发展

贫困问题是在人类社会产生之初就存在的问题，人类对贫困问题并不陌生，但这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就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人们对于贫困问题内涵的认识先后经历了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和能力贫困等不同层次的阶段，由此，要想给贫困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也并不十分容易。乌德亚·瓦格尔（Udaya Wagle）指出：“虽然贫困研究采用了这三个宽泛的定义和衡量方法——经济福利、个人能力以及社会排斥，但却还没有人找到有效的办法对这三种方法进行整合”[1]。《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便坚持从多视角维度观察贫困问题：“贫困不仅仅指收入低微和人力发展不足，它还包括人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包括缺少发言权、权力和被社会排斥在外”[2]。可见，贫困问题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的问题。

不仅关于如何定义贫困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针对贫困问题的研究思路、方法、视角等也都有很大的争论。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在《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一书中就批评了经济学家的侃侃而谈，他们认为，关于贫穷的辩论不能专注于“大问题”，而应从一系列具体问题出发，重新审视这一挑战[3]。

2.生态问题的形式和内容多样并呈现三维结构

从形式上看，生态问题可以分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中，生态破坏的典型场景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所告诫人们的那样：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把森林砍伐完，原本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耕地，但是被砍完的森林却直接变成了荒芜的不毛之地。同样的，居住在阿尔卑斯山南坡的意大利人，砍光了松林，由此导致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并且在雨季又导致更加凶猛的洪水直接倾泻到平原上[4]。环境污染就是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在《寂静的春天》揭露的问题：人类无休止地合成各种人工合成化学品——死神的炼金术——带来的令万物凋萎的疫病。人工合成化学品直接污染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植被、天空，进而灭杀生物体内的保护性酶类、阻碍细胞中为生物体供能的氧化反应、妨碍各种器官的正常运作，甚至导致细胞发生缓慢而不可逆转的改变，诱发恶性肿瘤。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当然无法独善其身，人类自己合成的化学品最终还是会介入人体最关键的代谢过程，损伤人体组织乃至引发死亡[5]。

从内容上看，生态问题涉及很多关系到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领域，包括但不限于粮食危机、淡水危机、能源危机、核污染问题、荒漠化问题、全球变暖问题、物种灭绝加速问题以及食品安全问题等。究其本质，生态问题不仅仅是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一维问题，而且还涉及人与人的关系的二维问题、人与自身的关系的三维问题。即生态问题是一个三维结构：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人与人关系的错位、人的身心关系的对立三个维度[6]。

（二）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交织叠加关系形成第三重复杂性问题

1.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往往交织叠加在一起

贫困问题与人类如影随形，人类对此一直有着直观的感受。而生态问题则是伴随着工业革命产生而出现的，并且直到20世纪后半叶开始人类才意识到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实际上，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从来都不是互不干涉的平行关系，生态问题一经产生便与贫困问题交织、叠加在一起，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

具体而言，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是共生的：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下的地方，往往生态条件较差，即“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但是，我们也时常看到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并不总是“正相关”：例如，在一些生态条件优良的地方，由于“水电路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原因，存在很严重的贫困问题；而在一些自然环境条件一般甚至恶劣的地方，由于矿产资源的开发而获利等原因，人民的生活水平可能并不总是很低。

2.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互为因果、互相影响呈现非线性关系

一般来说，贫困被认为是生态问题所导致的一个结果，而贫困是否是生态问题的原因则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观点认为贫困是产生生态问题的原因。例如，“环境-贫困”陷阱现象。《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环境》指出：“穷人既是环境破坏的受害者，同时也是这种破坏的责任者。全世界的穷人中有大约半数居住在环境易遭破坏的农村地区，他们对赖以为生的自然资源几乎没有法定的控制权。对土地求之若渴的农民蜂涌而去开垦不适宜耕作的土地——如陡峭的和易受侵蚀的坡地，土壤退化迅速的半干旱土地，以及热带森林地区，在仅仅数年之后，在开垦的土地上种植的农村物产量通常会急剧下降”[7]。

有的观点则认为是因为发达地区（富人相对集中地区）总体上使用更多的生态资源，进而引起不发达地区（穷人相对集中地区）的生态问题。例如，“生态二元化”问题表明：“城市提前意识到生态环境的保护，对城市内的环境问题得到了有效地控制，生态环境系统在逐步地修复和完善。但是，乡村为了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而使其自身生态环境日趋恶化”[8]。

还有观点认为，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个“倒U”型关系。例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认为：“在发展水平低的情况下，人们为勉强维持生活而进行经济活动所产生环境污染的数量和强度是有限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环境污染的数量和强度也随之增加。但到了较高经济发展水平上，随着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再加上受到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政府环境法规的执行、环境技术的进步和环境治理投入的增加等因素影响，环境污染趋于稳定和逐渐减少”[9]。

二、我国统筹解决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的实践探索

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呈现出的三重复杂性表明，对于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不能分而治之，必须统筹协调、一体推进，从根本上解决。因此，我国很早就开始探索统筹解决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但是，一开始人们并没有统筹解决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的主观意识；随着实践探索的不断深入，才逐渐意识到要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统筹解决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有了新的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具体的政策规范，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实践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贫困面实在太大，为发展生产，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我国注重加强农田水利、林业建设以及大江大河治理。这个时期，党和政府还没有关于生态问题、生态文明的概念，主观上没有统筹解决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的意识，只是在客观上把发展农业生产和生态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毛泽东高度重视绿化工作，并发出绿化祖国的号召。1955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谈到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和加强领导问题时指出：“北方的荒山应当绿化，也完全可以绿化。……南方的许多地方也还要绿化。南北各地在多少年以内，我们能够看到绿化就好。这件事情对农业、对工业，对各方面都有利。”1955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的《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第九条提出：“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即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10]。这在发展农业生产、解决贫困问题的同时客观上促进了我国的生态建设。1956年3月，中共中央在《致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的贺电》中传达了毛泽东发出的绿化祖国的号召。

（二）改革开放初期的实践探索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依然面临严峻的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但党和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发展经济不能破坏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则能促进经济发展，并且建立统筹推进扶贫开发和生态建设试验区。

邓小平高度重视绿化祖国大业。1982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驻中国大使、密执安州大学教授伦纳德·伍德科克时谈到：“我们计划在那个地方（黄土高原）先种草后种树，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就会给人们带来好处，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变化”[11]。

这个阶段，我国开启了有意识地将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统筹起来解决的初步实践探索，1988年6月，我国在贵州毕节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目的是要“把生态建设和经济开发紧密结合起来，尽快停止人为的生态破坏，逐步走向生态良性循环”[12]。建立毕节试验区体现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本质要求，从后来毕节试验区的发展成绩来看，这无疑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改革创新。

（三）20世纪90年代至党的十八大之前的探索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对于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重视，而且我国毕节试验区建设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发展理念发生重大变化，开始着手制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并将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并重作为重要原则之一。

为兑现我国关于践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21世纪议程》的庄严承诺，1994年3月，国务院审议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确立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标志着我国发展理念发生重大转变。江泽民特别强调指出：“在加快发展中决不能以浪费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13]。

为进一步解决农村贫困问题，1994年4月，国务院制定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特别强调，国家重点扶持的592 个贫困县的共同特征中就包括生态失调，并提出了形成以林果种植为主的区域性支柱产业；加快植被建设、防风治沙，降低森林消耗等措施来改善生态环境。这是首次在国家重大战略计划层面将“贫困”与“生态”结合了起来。

为改善生态环境，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落后状况，2001年6月，《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提出，坚持可持续发展是扶贫开发的基本方针之一，要求在扶贫开发中务必做到资源保护、生态建设，要形成良性循环，促进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高。

为缓解和消除两极分化、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2005年8月，国务院扶贫办、中央文明办等单位颁布《关于共同做好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构建和谐文明新村工作的意见》，提出在扶贫开发中要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紧密结合起来，并在贫困地区积极倡导生态文明村建设。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深刻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并提出实现永续发展的理念。科学发展观就是既要做好发展问题，解决好贫困问题；又要做好可持续发展问题，解决生态问题。

为进一步加快贫困地区发展，2011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在我国扶贫开发的主要任务中提出了改善生态环境的要求，并要求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相结合，充分发挥贫困地区资源优势，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增强防灾减灾能力，提倡健康科学生活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四）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把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建设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推进到了新的时代、新的高度、新的起点。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我国制定出台了精准扶贫攻坚战、污染治理攻坚战以及生态扶贫工作等一系列决策部署。当前，我国统筹解决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有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特别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新的理念指导，还有了诸如《生态扶贫工作方案》等具体的政策规范。

为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2015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并将绿色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一并协同推进，以此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提出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的指导思想，扶贫开发也要保护生态，实现绿色发展。

为从根本上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式的脱贫及发展问题，2016年9月，国家发改委颁布《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针对全国22 个省（区、市）约1 400 个县（市、区）的生存环境和居住条件特别恶劣、贫困程度特别深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新一轮的易地搬迁。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在新时代，既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把解决贫困问题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又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把解决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为充分发挥生态保护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的作用，2018年1月，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扶贫办等六部委共同制定的《生态扶贫工作方案》，就生态扶贫具体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加强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加大生态保护补偿力度、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创新对贫困地区的支持方式，实现脱贫攻坚与生态文明建设“双赢”。

为集中力量攻克贫困的难中之难、坚中之坚，2018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加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创新生态扶贫机制，实现生态改善和脱贫“双赢”，加强生态扶贫工作。

为着力提高脱贫攻坚质量，着力增强贫困人口获得感，着力提高生态环保扶贫能力，推动生态环保扶贫取得新的更大成效，2018年12月，生态环境部《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助力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提出把坚持绿色发展作为基本原则之一，要推动贫困地区绿色发展、加快解决贫困地区突出环境问题、巩固贫困地区生态资源优势、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和贫困人口参与及环境保护部门和扶贫部门合作联动的长效机制。

围绕促进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和贫困地区长远发展，2018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提出要通过消费扶贫，促进贫困地区发展绿色经济和生态旅游。

三、从根本上一体化解决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的路径

从总体上看，我国长期坚持统筹解决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的实践探索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规律，解决问题的方向是非常正确的。而且生态扶贫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2019年全国生态扶贫工作会议提供了四个方面的数据：一是在贫困地区选聘了100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担任生态护林员；二是在全国新组建生态扶贫专业合作社2.1 万个，参与生态保护工程建设的贫困人口120 万人；三是中西部22 个省份2018年林业产业总产值4.4 万亿元；四是创建“科技+企业+贫困户”扶贫模式，建立各类示范基地1 316 个，举办培训班7 000 多期，培训乡土专家和林农80 多万人次，实施科技扶贫项目626 项等[14]。但是，在成绩面前，我们还应看到存在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路单一化。我们关于统筹解决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的思路还是政府单一主导型的，强调党和政府对贫困和生态的治理进行严格规制。在消除贫困和改善生态过程中，贫困人口以及其他人民群众更多的是作为被动受益者角色而存在，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主动性发挥不足。二是手段同质化。我们包括生态扶贫在内的关于统筹解决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的手段有同质化倾向，主要是依靠和利用良好自然生态条件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对于贫困人口的培训也主要集中在提高致富技能上；而从根本上既能促进脱贫致富又能保护生态方面的举措不多。

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背景下，要从根本上一体化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必须探索新的路径：人是内因、也是主体，我们需要将解决问题的着力点回归人本身，才能从根本上一体化解决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因此，针对所存在的问题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推进整改：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注重引导人民群众树立积极的价值观念、提高思想境界，正确看待、认真对待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另一方面，关键是要转变人民群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和绿色生活理念，坚持从根本上一体化解决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

（一）引导人民群众树立积极的价值观念，正确看待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

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决定了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很多问题的产生，根源并不在事情（事物）本身而很可能在于人的价值观念，人对于事情（事物）的认识或价值判断出了问题。可见，党和政府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同时，也需要取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因此，通过生态扶贫等举措改变贫困人口经济收入的窘况是对的，但更重要的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在平时工作特别是在扶贫工作中，要特别注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引导人民群众树立积极的价值观念。习近平在宁德工作时就高瞻远瞩地指出：“精神文明建设是实施脱贫致富战略的重大内容之一”“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15]。具体而言，要从三个层面转变贫困人口的价值观念：一是要转变贫困人口“等、靠、要”“坐在门口晒太阳，等着政府送小康”等落后观念，引导贫困人口树立踏实肯干、勤劳致富的财富观，积极主动干事创业摆脱贫困，用自己的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二是要转变贫困人口“我不会”“我不行”等消极观念，引导贫困人口树立自信自强自立的人生观，实现人生价值。三是要转变贫困人口“争当贫困户”等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腐朽观念，引导贫困人口树立社会主义义利观，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原则，正确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

实际上，从根本上一体化解决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人的民生福祉，每一个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因此，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重点是要引导贫困人口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树立积极健康的财富观、人生观、义利观，正确看待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以及党和政府为从根本上一体化解决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而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为解决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作出应有的贡献，更好地发挥主人翁的作用。

（二）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境界，认真对待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

人民群众的思想境界决定了其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格局、态度和具体的方式方法。人民群众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境界就能更好地体悟到“天理人情”，就能始终保持对自然、他人以及自己的内心道德律令的敬畏和感恩之心。这也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和精神家园，也是思考、处理一切问题的内在依据和终极说明。

由于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均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如果人的思想境界不高，很容易产生“公地悲剧”和“囚犯困境”的难题以及“集体行动的逻辑悖论”。因此，要重视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境界，促使人民群众认真对待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以及党和政府为从根本上一体化解决贫困问题与生态问题而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这就要求人民群众对自然、对他人、对自己要有深入的、全面的、创新的认识。

具体而言，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境界可从三个层面着手：一是要认识到人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仅人的肉体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精神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对此，马克思指出：“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6]。二是要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17]重要思想，要认识到人与他人、动物、植物以及土壤、水等共同构成生态系统，是生命共同体；生命共同体成员之间既是相互依存的，又均具有独立的存在价值。正如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Ⅲ）从生态伦理学视角所总结的“自然中的价值”，不仅包括经济价值、科学价值，还包括审美价值、消遣价值、生命价值、宗教象征价值等多样的价值[18]。三是还要进一步认识到，就生命本身而言，每一个成员都是主体，是平等的，都需要被尊重，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褊狭。这体现出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关于土地伦理的智慧：“人类在共同体中的角色从征服者变成了普通成员和公民。它暗示了对其他成员以及对共同体本身的尊重”[19]。

（三）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转变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

现代人普遍奉行生产方式是工业文明的、反自然扩张式的生产方式。工业文明带来了现代化机器大生产，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但是工业文明内在的二元对立逻辑、同一化逻辑、进步逻辑和最大化逻辑的反自然属性直接带来了对生态的消极后果。二元对立逻辑将物质与精神、价值和事实、主体和客体、文明与自然对立起来。同一化逻辑将物质世界进行简单化认识、标准化分割，将一切价值都市场价格化。进步逻辑无限夸大人类理性、知识的进步，致力于财富的无限积累。最大化逻辑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一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20]。我国不是现代化的孤岛，因此广大人民群众也深受工业文明生产方式的影响。

在工业文明的内在逻辑作用下，工业文明越是发展强大，对生态的危害性越是巨大；而且还会产生贫富差距，带来严重的贫困问题。因此，必须进行“绿色”转向，转变这种生产方式。而关于“绿色”转向也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一开始，正如前文所述，人们关于绿色发展理念的内涵理解源自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所呼吁的要减少人为制造的化学污染，关注的是针对污染的末端治理。后来，人们又认识到，针对污染要进行源头治理，要改变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模式，积极研发节能减排、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等生态友好技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近来，人们认识到针对生态问题要进行系统治理，并且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构建绿色经济体系，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双赢”。当前，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兴起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被认为是绿色工业革命，其特征是“可再生能源、永续小区、智能电网、与环境友好兼容的科技等将逐渐普及”[21]。

因此，坚持发展理念的“绿色”转向关键在于要克服工业文明内在逻辑的反自然属性，实现人与自然良性互动和友好关系，人之于自然应取其果实，而非根系。例如，我们应“从系统思想出发，按照生态学原理、经济学原理和生态经济原理，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管理手段与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相结合”[22]，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如此这般，人类既可以从自然攫取巨额财富用于解决贫困问题，又可以避免生态问题的发生。

（四）坚持绿色生活理念，改变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

现代人最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是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表现形式恰如前文所述工业文明内在的最大化逻辑“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工业文明的机器大生产和现代化的大发展，把人类带进一个物质丰盛的时代和消费社会之中，但是也让人类面临严重的问题。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就指出消费社会中存在噪音、空气和水污染、风景的破坏等严重生态问题；并且还会导致“空间和时间、纯净空气、绿色、水、宁静……一些过去无须花钱唾手可得的财富却变成了唯有特权者才能享有的奢侈品”等相对的贫困问题[23]。因此，必须坚持生活理念的“绿色”转向，改变广大人民群众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

坚持绿色生活理念改变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要坚持系统思维，需要党和政府、企业、学校以及个人多位一体、协同推进。当前我们已经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例如，我国在农村贫困地区大力推动脱贫攻坚、精准扶贫过程中，同时开展了为期三年（2018—2020年）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重点对农村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厕所粪污等进行治理。该行动取得的效果非常明显，不仅极大改善农村的卫生条件和生态环境，提升了村容村貌，而且也极大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习惯，提升了农民的精神风貌。由此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生态问题、农民的精神状态问题都得到较好的解决，可谓一举多得。并且，在脱贫攻坚、精准扶贫过程中，我们形成了大扶贫格局，党和政府、企业以及个人都参与其中，真正实现了共建共治共享。

不过，在其他领域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例如，企业作为生产单位要把精力放在产品技术攻关、产品质量和服务提升上；生产类的企业应该建立针对自身产品或同类产品以旧换新、回收报废、无害处理的制度和工艺流程，发展循环经济，减少资源浪费。又如，学校作为教育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帮助人们树立生态价值观，培育保护生态环境的内在动力和道德精神”[24]。

当然，所有问题的解决最后还是要回到人本身，人是内因，对于问题的解决起决定作用。党和政府、企业、学校的行为是外因，必须通过人起作用。人是主体，人要提高改造主观世界的能力。因此，每一个人都要坚持绿色生活理念，养成节俭、环保、卫生、健康的消费习惯。坚持绿色生活理念看起来高大上，但实际上是十分接地气的，每一个人时时刻刻、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到。例如，简单来说可以是少用一张纸、少抽一根烟、少开一次车、少制造一袋垃圾等；再如，抽象点讲可以是把一切有生命的花鸟鱼虫、无生命的湖光山色等都当成与自己平等的朋友去交往、去沟通，而不是当成自己的财产或者无主物去消费、去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