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图在中国历代军事、交通、旅游等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舆图的应用发展与中国古代山水绘画有密切的关系。历史文献中出现的舆图以简洁科学的呈现方式形象概括并阐述了景观空间中的信息与内容。本文通过研究清代《康熙浙江通志》中的舆图，分析了清代年间舆图形成的艺术风格与绘制范式，比较研究了清代《康熙浙江通志》中的舆图，同山水绘画创作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及舆图在清代文献资料记载与传播中的重要价值。

一、舆图概念的起源与发展变化

唐代文人徐坚在其《初学记》中多次谈到“后魏”的《舆图风土记》，由此可知“舆图”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初期。学者吴哲、丁海斌认为中国古代“地图”“舆地图”“舆图”三词之间有着紧密关联。他们认为“图”字在古代为单音节字，如果想表达疆土地域等特指的“图”时，可以称之为“土地之图”，后经使用习惯缩减为“地图”。而“舆地图”在音节上推演也应该是由“舆地+图”组成，“舆”字在古代指的是车上可以载人载物的部分，后也可以用来指代“地”，因为“地”与“车”在古人认为都有承载的意义，因此“舆地”表示的也是“地”的含义，“舆”字与“地”字组合成为“舆地”是一种语义重复的现象。

“舆地图”后来因使用习惯缩减成为“舆图”，而明代“舆图”的使用频率已经逐渐超过“舆地图”。到了清代乾隆年间，天文、舆地、江海、河道、名胜、寺庙、风水等相关内容也都囊括到了“舆图”之中，可以从清代的各种文献资料中发现大量的舆图资料。笔者在清代康熙年间的《浙江通志》中发现除了大量刊印的文字信息外，通志中还穿插刻绘了大量的舆图信息，这些直观的视觉资料可以对通志中描述的相关内容以视觉图像的方式进行补充说明，让人们可以更加清楚直观地了解清代浙江城市的山水、建筑等景观格局，方便学者进行深入研究。

二、舆图与中国山水画的对比分析

南朝绘画理论家王微在回复颜光禄的文章《叙画》中写道：“且古人之作画也，非以案城域，辨方州，标镇阜，划浸流，本乎形者融，灵而动变者心也。”意思是古人进行绘画创作并不是为了规划城郭、疆域，指明州郡的位置，标注要塞山丘划分地域、河流，而是基于外部形象，结合创作者内心畅快淋漓地即兴发挥，这也是南朝谢赫在“六法论”中首推“气韵生动”的原因。山水绘画创作与舆图绘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山水画追求艺术审美境界，而舆图的绘制虽也是基于山水绘画的表现形式，但追求目的正是王微《叙画》中谈及的“案城域，辨方州，标镇阜，划浸流”，舆图首先要体现它明确的功能作用，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大众的艺术欣赏，因此在众多的舆图资料中可以发现许多山河湖海、建筑景观的上方标识了相应的文字信息，对应着大地上不同地域上的景观人文信息。

中国传统山水画经历了从青绿山水绘画向水墨山水绘画转型的过程，这种现象在舆图之中也可以看到，如明代的《浙江绍兴府属地舆图》就是以青绿山水的绘画形式创作的舆图，该图中出现的山峰、河流与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中的自然景观在表现形式上都是相同的，不同的地方是《千里江山图》是以横轴再现绵延不绝的江山自然之景，绵延的山峰与起伏跌宕的河流在横轴之上尽显山水景观的秀丽华美，而《浙江绍兴府属地舆图》则是以平、立面相结合的鸟瞰图还原浙江绍兴府属地的自然人文景观，并且图中各座山峰、各条河流、建筑寺庙上方都以方框图标形式标注名称。通过分析《浙江绍兴府属地舆图》可知明代出现过以青绿山水绘画结合文字来表现舆图的样式。在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的《浙江通志》中出现的舆图是以版刻印制的墨线图像，版刻印制的舆图与青绿山水舆图相比，在印刷成本和传播方式上都较之以前有所改变，这种舆图在通志上的出现也说明清代的舆图已经十分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地形图，以版刻印制的形式出现的舆图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既方便当时的文献资料的印制，也使得文字记载更为高效，也以直观形式再现地域的地形地貌特征。

三、清代《浙江通志》中的舆图资料

《康熙浙江通志》（以下简称《通志》）中主要记载了清代浙江的物产、学校、寺观、陵墓、疆域、城池、公署、山川、人物、风俗等相关信息。通志中主要是以文字为主，在介绍城池山川等景观时，通志配上了刻版印刷的舆图，这些刻绘的舆图样式与上文提到的《浙江绍兴府属地舆图》在描绘自然景观的样式上是相同的。青绿山水舆图通过运用青绿设色的方式清楚地再现了山川、建筑等景观信息，而版刻印制的舆图受单一墨色的影响，只能通过刻版环节以刀刻留白形式来表现山川、河流、建筑等景观的不同质感与肌理。

《通志》中刻绘了全浙总图，这其中还分别刻绘了杭州府图、会城图、嘉兴府图、湖州府图、绍兴府图、宁波府图、台州府图、金华府图、严州府图、衢州府图、温州府图、处州府图等。这些浙江的城市舆图描绘与记录清朝康熙年间城市的相关信息，除了刻绘城市舆图，该通志中还出现了海防图、钱塘江图等，这些舆图被收录在通志中，广泛应用于清朝的军事、交通、海防等领域，为人们提供信息传递上的便利。

《通志》中不仅刻绘了城市、军事、江河流域舆图，还刻绘了仙霞关图、西湖图、天台山图、雁荡山图等。《通志》中刻绘的浙江自然景观风貌还原了清代浙江地域上著名的风景奇观。这些著名的景观风貌舆图在刻绘方式上吸收了中国山水绘画中的表现方式，山体与川河上的刻绘纹理都模仿了山水绘画技法中的“皴法”，如温州雁荡山图中刻绘的山体中运用了短而碎的刀法表现山体的外部形状，其间没有出现复杂的刀法来再现山体上的肌理，表明刻绘舆图的绘图者已经掌握了从山水绘画的模式向舆图绘制模式转换的技巧，刻绘过程中没有像明代以青绿山水绘画的方式再现舆图一般注重烦琐复杂的皴擦渲染技法。因此在清代年间的舆图绘制者的经验积累上逐步形成了舆图的绘制范式，用简单的笔法、刀法全面记录地形地貌的空间信息。

《通志》部分描绘自然景观的舆图中是以景观风貌的正视图来刻绘再现真实自然景观，这些自然景观的囊括与清晰再现成为舆图绘制者需要注重表现的内容，他们需要以轻松、缓和的节奏方式将自然景观中的各类信息全面地刻绘出来，这项工作要求舆图绘制者既要掌握中国山水绘画的绘画技法，还要对相关的地理景观信息的掌握了然于心，在刻绘的过程中既要清楚再现自然景观风貌，还要将景观中的细节信息也刻绘在舆图之中，这一点是在表现内容上区别于中国传统山水画的重要特征。中国传统山水画画家崇尚“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创作法则，山水画家是在自然之境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内心的感受来控制表现画面，当然这其中画家可以根据画面的表现需要自行取舍自然景观中的真实景观，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创造出符合艺术审美的需求的山水画面。而山水舆图的创作一定是需要再现准确的自然景观信息。如在《通志》中西湖图这幅舆图的旁边可以发现刻绘了一幅景观的俯视图，刻绘者为了描绘人造景观，特别是房屋、寺观等建筑的内部构造，以俯视图描绘方式表现重要的人造景观信息。地形地貌景观信息的传递与表述是舆图绘制的重要内容。舆图的绘制与中国山水画的创作有着紧密的联系，它需要懂得山水自然景观地理信息的绘画家通过简洁、科学的方式呈现出准确的空间地形地貌景观信息。

结语

中国舆图在中国古代扮演着现今的地图角色。舆图的发展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不仅是因为舆图在古代各项领域里发挥其特殊的功能，更是深受中国传统山水绘画的影响，并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作用。山水绘画为舆图在艺术标准上提供审美原则和绘画技法保障，而反过来舆图为山水绘画提供理论基础与信息标准传递的科学准则。舆图经宋、元、明朝的发展后逐渐呈现更加规范的绘制范式，从早期的水墨绘制逐渐向版刻印刷发展。清代《康熙浙江通志》中所绘的舆图正是在当时的版刻印刷技术之下得以传播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