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佳妮

摘要：新媒体环境下媒介素养教育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当前，媒介素养教育本土化理论研究尚不充分，实践探索也刚刚起步。其主要原因是客观上起步晚、学科交叉性强、媒介发展迅速，主观上理念滞后、重视不够、积极性不足。为此，需要积极构建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加強顶层设计，开展多部门协同，完善评价反馈机制，加强内容和方法的创新。

关键词：媒介素养教育 新媒体 教育理念 网络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新媒体的广泛普及，人类社会的物质和精神交往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与媒介的互动实现了从单向传播到双向传播再到沉浸式传播的演进，媒介的使用频率和信息环境依赖度越来越高。据2019年8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人均周上网时长为27.9小时，新媒体已经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面对新媒体带来的海量信息、丰富的娱乐方式、多样的价值取向和激励式的自媒体创作，如何更好地认识、理解和使用媒介实现自我发展，对媒介素养教育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早期自发的、零散的媒介素养教育早已不能满足新媒体时代公众综合素质提升的要求，亟需探索出一条新媒体环境下媒介素养教育的有效路径。

一、新媒体环境下加强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

媒介素养的概念最早由英国学者F·R·利维斯和丹尼斯·汤姆森在1933年共同提出，用以克服媒介环境的肤浅化和低俗化对学生的负面影响。中国媒介素养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影响的扩大，媒介素养研究日益成为焦点问题。由于各国传媒体制、发展阶段、公众素养以及学者研究路径的差异，目前关于媒介素养的概念尚未达成共识。有学者在梳理媒介素养的概念时将其归纳为六种，即能力说、知识说、理解说、视角说、教育说和多维说。能力说强调媒介技能学习，知识说注重媒介知识掌握，理解说强调媒介情境体验，视角说注重媒介认知路径解读，教育说将媒介素养看作是一种教育活动，多维说综合了前五个观点形成综合视角。仔细梳理关于媒介素养概念六种倾向能够发现，虽然他们的关注焦点和研究路径各不相同，但其内涵和外延存在重叠和互补。综合这些观点的合理之处，我们认为媒介素养既包括认知层面对媒介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也包括价值层面对媒介情境和信息的综合理解判断，还包括能力层面对媒介的接触、使用和媒介产品创作，这些共同构成媒介素养的内涵。

媒介素养的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历史性、发展性和多面性的概念。新媒体时代的智能内容生产推送和受众话语赋权，对作为信息接受者和自媒体内容生产者的公众来说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智能内容生产推送模式能够通过用户需求挖掘，实现精准信息生产推送、信息排序和数字过滤，这在满足公众信息偏好的同时，也暗藏着“信息茧房”陷阱，在看似开放自由全面的网络信息获取和传播过程中，更大程度的信息封闭和思想偏见逐渐形成，极易导致网络群体极化现象和回音室效应，对公众媒介多元认知的建立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媒介话语赋权是媒介内容生产从组织化向社会化的一种转变，用户的内容生产和分享促进了网络信息的多样化、生活化、个性化，但零门槛的网络信息生产和传播也给网络舆论场带来了强烈的负效应，如网络内容的低俗化倾向，敌对势力借助媒介虚拟身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以及网络侵权等，都对媒介使用和创作行为规范提出了新要求。赋权的同时更要增能，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既是国家公民教育的需要，也是迎接信息时代挑战的需要，更是公民自我成长的需要，媒介素养教育体系亟须根据新媒体时代的要求加快构建。

二、媒介素养教育发展与现实困境

中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但是传入中国之时恰逢传媒事业的快速发展和新媒体的崛起，这大大加速了媒介素养理论的推广和认知，也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上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理论方面，我国学者在介绍西方媒介素养教育成功经验的同时，进行了本土化的积极探索。在理论范式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跳过了早期免疫范式、分析范式直接过渡到批判范式和参与范式；在研究方法上，理论思辨和实证研究方法相结合，媒介素养测量研究基础上，探讨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设计和方法、路径选择；在研究范畴上，媒介素养教育已经摆脱了单一新闻传播学视域下的技术和内容考量，发展到跨学科的多维度、多层面探索，传播学和教育学的理论进路双管齐下；在理念建构上，已经突破了传统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教育模式，重视体验式教学，具有鲜明的组织参与意识；在教育主体上，当前的研究强调政府、学校、社会组织、媒体等几个层次相互配合，形成媒介素养教育体系的多主体建构；在教育客体上，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突破了泛化的受众概念缺乏对个体动机和需求满足的局限，重视分众化、垂直化的分众教育，展开了包括大学生、中小学生、政府管理者、公务员、城乡公民、少数民族地区等一系列类型化群体的教育研究。

在实践方面，虽然中国本土化的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仍处于起步阶段，但社会启蒙已基本完成，社会普及已进入探索阶段。部分高校、新闻界人士和民间机构开始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多方面探索。既有面向中小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实验课、网络媒介课堂，也有针对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和教师所进行的媒介素养培训。许多高校也纷纷开设媒介素养课程，尤其是许多传媒类院校，为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发展培养人才，其他院校往往以通识公选课的形式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或将媒介素养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教育之中，以社会应用需要激发学生成长的需求。

虽然媒介素养教育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依然存在多方面不足。在理论方面，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理论基础相对薄弱，理论泛化现象广泛存在，从基本概念到内容、对象、功能、价值取向、学科边界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分歧，未达成统一共识；“受技术理性膨胀影响而走向人的媒介技术化教育误区”，媒介素养理论发展深受技术原则与规范的桎梏；对西方媒介素养理论镜像式的述评和整理仍然没有结束，正在从译介吸收向自我建构过渡，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媒体素养理论任重道远；在实践层面，媒介素养教育体系仍在建构之中，教育实践相对零散，既缺乏顶层设计，又未形成系统、完善的教育策略，往往以研究机构或个别学者自发性的探索活动为主，战略统筹下多方共建的媒介素养教育格局尚未形成。而且，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结合不够紧密，不仅思辨性的理论探讨远多于具体的操作和实践，而且实践过程中对于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也未能及时采纳。

三、新媒体环境下媒介素养教育困境产生的原因

制约新媒体环境下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起步晚、学科交叉性强、媒介发展迅速等客观因素，也有理念滞后、重视不够、积极性不足等主观因素。

在客观方面，媒介素养教育发展滞后主要是由于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階段性。首先，由于我国媒介素养教育起步较晚，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在初期的成长阶段，理论支撑主要来源于国外先进理论的引进，研究话语方式和话语结构也都无法避免地受到西方强势话语的影响。然而，从媒介体制到媒介的社会关系，从人们的媒介素养水平到社会文化，中国与国外都相去甚远，简单引用国外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很难从本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建构起中国化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形成本国的理论范式和实践路径。其次，从学科属性上来看，媒介素养教育属于教育学和传播学两大学科，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媒介素养教育的影响因素是多变量、多因素的，是在多学科的彼此碰撞牵引融合过程中形成的新的研究领域。因此，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媒体技术等也往往牵涉其中，具有学科交叉性、前沿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媒介素养教育研究需要跨学科的理论视野。而且，在媒介素养教育实践过程中，媒体、教育机构和受教育群体的跨领域合作也是必要的前提，这些都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提出了多学科合作的要求。然而，我国的科学研究活动虽然已经完成了从学院科学向后学院科学的过渡，但是反映后学院科学特征的跨专业合作程度却参差不齐，高水平的协作往往以工程为牵引，由行政手段或经济利益为驱动，而小规模协作往往处于自发状态。当前，媒介素养教育尚未形成自上而下的系统工程，因此既缺乏协作所需的沟通平台，更缺乏刺激因素，自发的跨界协作往往范围小、层次低、结构散、持续性差，极大地制约了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最后，媒介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媒介素养教育一直在追赶媒介技术发展的步伐。任何一项媒介技术的发展都可能打破原有的多变量平衡，媒介素养教育需要全面考察影响媒介传受的各个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形成满足时代和技术需要的教育理念和内涵。在传统媒体时代，受众的主观能动性体现为认知和分辨过程，是一种由外而内的自我传播。而在以交互为模式特征的新媒体时代，人与媒体的传播关系从单向转向了双向，每个人都既是信息的消费者，又是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三重身份合一。因此，媒介素养就不仅体现为对信息的批判性解读，还体现在信息的传播和生产，是一种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过程，媒体素养教育需要兼顾技术和社会的双重诉求。

在主观方面，制约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是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缺乏整体统筹和内部协调。一方面，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理念滞后。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媒介素养研究的活跃。信息素养、数据素养、新媒体素养、互联网素养等一系列概念纷纷涌现，导致媒介素养的内涵日益纷繁复杂，我国学者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概念和内涵尚未达成共识，内部的莫衷一是势必会造成媒介素养教育目标设定的偏差、内容结构的不合理和价值取向的异化。另一方面，由于重视不够和积极性不足，我国尚未建构起政府主导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在国家层面，政府对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视力度不够，资金短缺、政策不足、平台欠缺等问题是制约当前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现实因素。“许多国家在法令法规中将媒介素养视为现代公民的基本素养，由国家行政部门制定教育方案、编制教材、培养教师。”我国虽然部分地区形成了政府规划下的媒介素养教育，但更多的处于自组织状态。而作为社会参与主体的媒体、社会组织和学校往往由于缺乏政策和资金激励，积极性不足，对公民媒介素养提升的内需挖掘不够，教育者与教育对象间的良性互动尚未形成。

四、新媒体环境下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路径

媒介素养是公民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媒体时代媒介接触的长度、广度、深度都不断增加的情况，各种媒介失范现象频发，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这需要积极建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

1.要积极促成媒介素养教育的顶层设计。媒介素养教育是一个长期性、复杂性的系统工程，长期以来零散分散的探索和尝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缺乏宏观的规划引导、发展平台支持和政策资金激励，往往收效甚微，亟须自上而下的力量整体推进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政府应在媒介素养教育中扮演统筹整合、顶层设计和重点推进的角色，让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真正满足培养时代新人的需要。在理论方面，政府应该积极推动中国特色媒介素养教育理论的话语建构。一方面，要为媒介素养教育搭建跨学科合作的平台，通过政策引导、项目倾斜和资金支持，鼓励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跨学科、跨领域协作，促进媒介素养理论不同主题、不同视角、不同路径的发展和整合，通过组织研讨会、交流会等形式，促进理论交流，为交叉领域协作的建立提供契机。另一方面，积极鼓励中国特色媒介素养教育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建构，通过组建专家队伍加强理论创新，结合媒介发展实际明确媒介素养教育的时代诉求和现实困境，及时梳理、总结和整合媒介素养教育的相关理论，对理论体系进行整体建构，厘清相关概念界定，纠正当前媒介素养教育理论研究中的各行其是，以及发展过程中对国外理论的片面宣介，搭建起媒介素养教育的基本知识框架。在实践方面，政府要扮演好引导者、服务者、保障者和监督者的角色，既要根据国家社会主义文化宣传政策的需要不断调整媒介素养教育的主题和实施路径，也要结合当前国内网络治理中涌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媒介行为的监督和管理。要通过宣传和教育加强对媒介素养的培养和引导，利用媒体资源，开展媒介伦理建设工程，进行媒介素养宣传，将媒介素养教育列入公民素质教育工程和学校教育课程，建立健全媒介素养教育管理机制，此外，还要通过法律规范媒介行为，加强对网络违法的处理力度，通过法律强制力规范媒介使用行为。

2.积极打造多部门协同的分类教育体系。媒介素养教育具有鲜明的社会教育性质，应该充分利用各个层次的主体优势，全方位推进媒介素养教育事业的发展。首先，要以学校教育为主体。大众传媒已经成为青少年获取知识，实现社会化的重要方式，是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对象。学校教育具有强制性、规范性和覆盖面广等多方面的优势，在媒介素养教育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方面，学校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积极对教师进行媒介素养培训，提高教师媒介素养教育水平；另一方面，要科学建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设置合理的媒介素养教育目标，规划课程体系，辅以第二课堂、第三课堂的设置，丰富媒介素养教育形式。其次，大众传媒要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的中流砥柱。媒介自身要提高素养水平，坚持传媒伦理，营造良好的媒介环境。要加强与学校社会组织等其他机构的合作，为受教育者提供更多参与和模拟媒介活动的机会，与受众积极互动。再次，各种社会组织应该在媒介素养教育过程中承担起社会现实环境营造的作用，积极配合政府、教育机构和大众媒体的工作，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创立各种理论和实践机构、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将媒体与受众联系起来，在社会上营造媒介素养学习的浓厚氛围。最后，广大受众在媒介素养教育过程中要培养自我教育的意识。要提高自己主动思考的能力，运用理性思维参与媒介互动，积极学习如何选择，评价和生产媒介信息，有意识地规范自己的媒介使用行为，还要积极参与媒介互动，任何人都无法脱离媒介而生存，积极利用新工具维护自身权益、实行社会监督也是公众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媒介素养教育的各个主体需要密切协调配合，互为助力。

3.努力完善媒介素养教育评价反馈机制。长期以来，我国缺乏经过科学检验的媒介素养教育测量工具。在媒介素养本身的测评方面尚不完善，存在着研究领域和研究主体比例失调、研究内容不完善、研究方法单一和研究结论泛化等问题，在媒介素养教育评价方面更是明显缺失，亟须建构媒介素养及其教育体系的评标标准。一方面，要认真吸收借鉴国外在媒介素养测评方面的先进经验，及时梳理总结国内既有媒介素养测评研究的可行性，根据我国媒介发展和公众媒介素养现状，按照科学性、系统性的原则，参照认知力、理解力、批判力、参与力和创造力几大要素的指标特征，构建媒介素养测评模型，并通过实证研究进行信度检验。邀请公众积极参与，通过设置测量表的方法，及时了解公众诉求和反馈，科学测量公众的媒介素养。同时，将媒体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相结合，通过获取、分析和研究公众的媒体行为，将公众的媒介行为都转化为价值化的测评指标，对受众进行被动检测，得出公众媒介素养的测量结果。另一方面，积极构建媒介素养教育的评价指标体系，将教育评价和媒介素养测量相结合，在营造风清气正舆论环境的价值目标下，根據不同的教育对象，设置多标准的教育指标，对教育活动、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进行全方位价值判断，建立标准化、动态性的媒介素养教育评价体系。

4.积极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内容的多层次开发。媒介素养教育内容的设计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它不仅受到媒介发展的影响，更受到不同文化价值取向的制约。长期以来，媒介素养教育以媒介和公众为核心，以认知教育、批判教育和行动教育作为具有稳定性的核心内容，同时拓展其灵活性、包容性、渗透性和互动性。这种媒介素养教育内容的开发模式虽然关注了人媒互动，但忽视了媒介与社会各系统的复杂联系。现实的媒介素养教育内容设计不仅要专注于技术主义视角，根据媒介技术发展的新特征及对人的新影响而调整教育范式，更需要将地域性和文化性因素考虑在内，结合中国宣传思想工作的实际，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素养教育内容。大众传媒“是联结个人、社会、民族的‘精神导线和‘有声纽带”，舆论导向同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因此，媒介素养教育内容的设计要紧密结合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将媒介素养教育同培育时代新人的工作结合起来，将公民的个人发展诉求与国家对公民的新要求结合起来，设计符合时代需要、国家需要和公民个人成长需要的媒介素养教育内容。

5. 大力推进媒介素养教育方法的创新。媒介素养教育是一项社会性系统工程，提升教育效果必须重视系统教学策略的使用。具体来说，媒介素养教育要将直接教育、间接教育和自我教育相结合。直接教育主要包括情景体验和文本分析两种教学方式，情景体验通过引导受教育对象了解和认知媒介生产的过程，进一步认识媒介的性质、功能以及媒介信息的价值，文本分析通过对不同形式媒介内容的文本解读，挖掘文本背后的观点、价值和立场，在解构和重构媒介内容的过程中建立对媒介信息的批判意识。间接教育主要是通过营造适合媒介素养教育的环境和氛围，提高教育对象自觉遵守媒介规范、理性参与媒介互动的教育方式。媒介素养教育必定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因此受到宏观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媒介环境的影响，也受到微观的家庭、学校、社会组织、社区、同辈群体的影响，要加强大众传媒的建设和管理，努力促进媒介文化的发展，弘扬主旋律，营造良好的媒介环境，优化媒介素养教育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环境，相互配合，共同促进媒介素养的提高。最后，要积极利用新媒体，为媒介素养的自我教育搭建平台，发展自我认知的养成性教育。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媒介素养教育赋予和用权意识的觉醒，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快速发展和网络网民数量庞大的特点，将新媒体素养教育的推广和组织，延伸到网络空间，将优秀的教育资源进行网络共享。建立专题网站，搭建网络自主学习平台，利用多媒体的优势出版制作各种提高媒介素养的影像、图集等声情并茂的文化产品，增设各种互动栏目和网络论坛，举办网络活动，激发公众参与媒介教育活动的兴趣。

五、结语

新媒体是公民获取信息和实现社会互动的重要平台，新媒体时代已经将单纯的人媒互动过渡到了人、媒介和社会的互动。媒介素养教育要以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作为核心问题，通过加强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建立要素齐全、布局合理、结构良好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在提高媒介素养的同时，为公民综合素质的提高奠定能力和素质基础。

作者单位 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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