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最锋

摘要：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离不开传统金石学和西方考古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的传播。通过对这些外来知识体系的翻译加上我国考古学家们的不断实践，我们的学科脉络逐渐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日臻成熟。本文从学科构建角度出发，探讨考古学相关术语、理论和方法在我国近代的翻译、传播情况及其对学科构建的影响，希望通过探讨西方考古学知识的翻译对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人才培养的影响，揭示考古学学科构建的内在机制，对今后西方科学在华翻译和传播的效率提供参考。

关键词：翻译;考古学;学科构建

中图分类号：K8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0）12-0030-02

0 引言

我国近代考古学从诞生到发展直至壮大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过程。对我国近代考古学科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是传统的金石学，另一个则是西方近代考古学知识体系以及相关学科在华的传播与影响，两者缺一不可。这似乎也是近代其他相关学科发展的一致路径：继承传统，推陈出新，博采众长。学习和吸收西方的先进思想文化，并对本民族的相关知识内容进行改良，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民族特质的学科文化，逐渐搭建起我国近代的学科脉络与文化体系。这其中，翻译为西方考古学“中国化”做了实质性的工作，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翻译指的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化。通过相关翻译理论、技术将一种相对不熟悉的语言转化为能理解的语言。这对于跨文化交流和传播无疑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民国初期的西学东渐，大量的英语科学文献进入中国，经过翻译家之手，进入广大国人的视野，在各行各业起着开启民智的作用，对后来的学科形成、人才培养等无不产生重大影响[1]，后来国立编译馆的出现使得各科学的翻译更为系统化、科学化。

国内相关主题资料针对翻译和近代学科的构建关系的书籍较为稀少，有关考古学科相关的翻译研究则几乎缺失，这也就为本课题的研究预留了大量的空间。

一门学科的形成离不开完善的术语、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本次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调查法和交叉分析法，对近代尤其是民国时期的考古学术语、考古学理论体系和考古学研究方法进行概要梳理，旨在揭示影响我国近代考古学科建构的若干影响机制。但由于各名词、理论等眉目众多，囿于篇幅与相关资料的缺失，故本次对各部分的研究主要选取意义较大、影响更为深远的例子。

1 学科的概念与术语翻译

1.1 学科概念

考古学是一门研究过去的学科，通过研究古代遗存来阐释历史发展规律。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夏鼐先生曾说：“考古学是根据我国古代人类社会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人类古代情况的一门学科”[2]。北宋以降的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才在中国出现。在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前，发端于北宋的金石学是唯一一门研究过去的学问，但是与考古学相比金石学有太多的局限性。

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后，金石学逐渐被取代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考古学仍然受到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名词和方法上。比如，宋代金石学会借用古代经典上的名词，我们现在也是遵循着这一方式。在命名上，我们也是参照金石学那种将古籍中祖先、族群或深化人物来做花纹名字的做法，比如饕餮、窃曲[3]。

1.2 术语翻译

学科术语的形成和学科的创建相辅相成。早期各学科术语的翻译主要是在西学东渐阶段进行，翻译的主要传播媒介为传教士以及通过传教士翻译的西书和教会教堂、学校等[4]。

从翻译的策略来看，优先从中国传统典籍中找寻可能匹配或者相近的内容，用已有的名称对译外来考古学术语。这样做不仅能够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外来文化，同时也有利于本土文化的发展与壮大。但也往往采取音译的方式，拓宽现有的知识体系，进而充盈学科架构。譬如Mesopotamia，译为“美索不达米亚”，（也译为“两河流域”）。这一阶段的翻译目标“美感经验对等”，对翻译的态度比较主观，总体的情况是译者“重效果”居多，译者自由度也较大[5]。早期的学科翻译虽然比较“没有目标”，但也正是诸多类似“美索不达米亚”的翻译助益着我国考古学的成长。

2 考古学理论体系的翻译

考古学学科相关翻译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井喷式发展。究其原因，一部分原因是恰逢西学东渐高峰期，后阶段出于为中国的改良和革命做铺垫，此时社会科学的译书也逐渐增加，新名词也呈现爆炸趋势。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出现了一批译才（留洋归来知识分子）。

说到考古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这里不得不提的一个人是梁启超。他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同时还是一位卓越的史学家，对考古学的建设和启蒙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01年，梁启超受西方史学的影响，开始批判旧史学，开始编撰新史学。在“史前之时代”部分，他正式翻译并介绍了当时在欧洲臻于完善的考古学理论——汤姆森的三期说[6]。他将人类社会分为依次承继的石器（the Stone Age）、青铜器（the Bronze Age）和铁器（the Iron Age）三个时代，梁启超随即运用西方考古学理论（三期说）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三期说”更容易看作是考古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标志，因为它成就了以实物为内核的新的历史观。当时像梁启超这样的学者利用自己知识渊博、熟悉古典书籍的优势，加上卓越的翻译思维与能力，帮我们打开了一扇又一扇学术的窗口。

3 考古学研究方法的翻译与阐釋

3.1 早期研究方法概要

早期例如马衡、董作宾等人都有着扎实的传统金石学根底，无形之中推进近代考古学的形成与演变[7]。金石学提供了很好的材料与基础，而西方近代考古学带来了理论与方法。地质调查是中国考古学的摇篮，这是中国传统金石学与西方田野考古方法相结合的产物，导致了科学考古学向历史考古学的嬗变，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

3.2 早期研究方法的发展——以类型学和地层学的发展为例

梁思永是梁启超的次子，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考古人类学专业，他也是我国第一位受过正规化考古学训练的考古学家。作为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地层学（stratigraphy）和类型学（typology）是由梁思永阐释和实践的，因而梁思永对于中国考古学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方面有开拓之功。

学科知识体系的引入、翻译是学科的启蒙，而不断的实践、阐释、推陈出新让考古学学科不断焕发新的活力。梁思永在归国后不久便加入了各项考古实践中。

在曾参与的城子崖发掘中，梁思永不断运用所学知识指导具体实践，同时又用具体的考古学发掘经历来丰富考古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在城子崖的发掘和资料整理过程中，梁思永在掌握和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的能力上大大提高，把新中国的考古发掘水平推向一个全新的台阶。可以说梁思永在推动学科规范化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也正是这些留学有为青年的翻译、实践，推动了考古学向前发展。

4 近代考古学翻译与学科构建

学科的构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西学东渐前后翻译的考古学论著大多比较浅显，不成体系，再加上人才、理论的缺乏，不具备学科产生的条件，但也正是这些“不成熟的尝试”，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西方考古学，启蒙了国人，开启了民智。因此，不得不说民国时期的考古学著作翻译为日后完善的学科体系埋下了种子，得以让后人不断实践、突破、完善。

20世纪50年代，苏秉琦呼吁学界考古工作者不能满足和止步于提供史料，而是要在正确的历史观指导下开展历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新考古学理论的引进、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如电子信息系统）、加上融合其他学科（如材料学、化学等），无疑拓展了考古学研究的范围，许多新的领域，如沙漠考古、水下考古等也随之应运而生。

中国考古学今天在保持文化历史考古学主要学科特征的同时，也加入了大量的过程考古学以及后过程考古学的因素，可见中国考古学当前正在循着一条“超常规”的轨道向前发展的趋势。综上可知，西方考古学科的翻译大体经历了一个从启蒙到知识、理论方法的翻译，从而影响整个学科的未来走向与发展。这是一个由浅入深、由点到面、由理论到应用逐步深入的过程[8]。

参考文献

[1]石颖.简析国立编译馆对英语翻译的贡献[J].兰台世界，2015（4）：150-151.

[2]夏鼐.什么是考古学[J].考古，1984（10）：931-935.

[3]唐际根，曹音.张光直谈中国考古学的问题与前景[J].考古，1997（9）：87-94+98.

[4]孟文楚.刺激与吸收：《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读后[J].大众文艺，2018（11）：29-30.

[5]胡庚申.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J].中国翻译，2004（3）：12-18.

[6]沈颂金.考古学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7]陈洪波.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史研究述評[J].中原文物，

2010（6）：32-39.

[8]危春红.近代气象科技译介与气象学科建构[D].南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2017.

（责编：赵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