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岁时年节是村落文化的重要事象之一，不仅包含着丰富的仪式和内容，也是人与人沟通的契合机缘。同时，节日也是村落的文化根基，承载着独特的人文意蕴，一方面增强了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另一方面传播着风尚和道德，规训着人们的行为。面对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席卷，传统节日作为乡村文化的事象之一，在一轮轮困难的冲击下，正努力进行自我转型、修复、更新和再造的尝试。裴家村渔民节便是一例。

裴家村位于黄海之滨，原属石臼所，后划归于山东省日照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路街道。南邻张家村和陆家沟村，东临金家沟村，村与村之间无明显界线。在村民的集体记忆中，其祖先来源于明初大移民，先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处迁徙到江苏东海沿岸，后迁至山东日照境内，并在明洪武年间建村。裴家村世代以渔业为主要生计方式。21 世纪初的渔业资源最为丰富，那是渔业发展最鼎盛的阶段，之后便一蹶不振，所以此地渔民生活水平较低。渔业历来是高风险产业，以前渔民用木船出海，最忌大风大雾，渔船碰撞时有发生，严重时则会造成海难事故。如今，渔船基本配备了卫星导航、无线对讲等设备，均由政府拨款；为保障渔民基本生活，在休渔期间向渔民发放生活补助。①

相传农历六月十三是龙王的生日，裴家村人要在这天举行隆重的祭龙王和祭海仪式，祈求出海平安，来年风调雨顺，鱼盛粮丰。2008 年6 月，日照裴家村渔民家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传统祭海仪式演变为民俗文化艺术展演活动。裴家村出村口向东行300 米，便是龙王庙所在。龙王信仰是当地的主要信仰体系，因此这里历来是渔民祭祀的重要场所。

一、以龙王庙为中心的祭祀空间

裴家村原处于石臼地带，位于日照东部，建村于北宋以前，因村后石场遍布“碓臼”状石穴，故名“石臼”。在日照县志等文献中，可查到石臼地区的龙神信仰状况，关于石臼岛龙神庙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元延年间。清光绪十二年（1886 年）《日照县志》卷十“艺文”中，李代所著《知县吕补衮重修石臼龙神庙记》记载了顺治年间吕补衮的整修过程：

吾今损俸庀材，鸠工聿新，显肃其宫，金碧其象，衅奠致礼，而不敢使山川有废祀之讥。若乃雨时若，与夫旱干、水溢，则固出敛云气者之所为也。仁主爱民，恐其死于饥溺，故有邑宰之官；昊天生民，恐其死于水旱，故有龙神之司。神之所为洁宫而斋祀者，皆邑宰求牧与刍之民，谓其必能为我作丰年，以勿伤好生之天心耳。

此后，光绪年间知县陈懋撰写《石臼岛龙神庙记》：

光绪十年夏，邑亢旱，秋禾待泽孔殷。余亲诣岛，跪祝设坛于邑之城隍庙，隔宵而倾盆如注矣。十一年春，邑又旱二麦苦不秀。余即斋沐禁屠迎神，择有日矣，而甘霖又渥沛焉。噫！岂照邑地居海滨，龙之为神，聚精于此，故庇夫一邑之民欤？不然，何响应不爽乃尔耶？[1]

从以上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大海从东南而至此地，极目万里，汹涌澎湃，深不可测；渔民出海，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于是，人们把自己的安全寄托给神龙，祈求平安归来。为求得神龙护佑，吕知县不惜斥巨资修缮龙神庙，以求丰年。光绪十年和十一年的两次大旱中，陈知县二登石臼岛，亲自设坛迎龙神，果然甘霖倾盆而至。这些民间记载使得石臼沿海一带的渔民对龙神庇佑更加深信不疑。

裴家村龙王庙是村民对龙王信仰的最生动体现。但是关于该龙王庙从初建到被毁，再到重建、扩建和翻新，地方文献中并没有过多记载。不过，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寻访到龙王庙的看庙人，在从老人的口述中了解到裴家村龙王庙历尽的艰辛。看庙老人已经八十有余，据他讲述：“裴家村龙王庙建于光绪年间，是由裴氏老祖修葺而成的。当年只有一座主殿，只供奉东海龙王一座神像。但是，1945 年后庙内神像被毁，庙宇也被改成了小学。改革开放后，来自美国的尹姓华侨来裴家村投资建厂，恰巧他的母亲和爱人都是裴家村人。母亲曾告诉他，以前自己家就在龙王庙后面，他这才知道裴家村有个龙王庙。遵照老太太的意思，他决定集资重修龙王庙。最终于1994 年把庙建成了。龙王庙后面还建了一座学堂，叫作‘思母小学’，以此表达对母亲的思念。”②

建成的龙王庙只有正殿和两个偏殿，正殿供奉着四海龙王，自西向东分别为西海龙王敖闰、南海龙王敖钦、东海龙王敖广、北海龙王敖顺，偏殿则供奉着虾兵蟹将等。当年老人请了三个工匠泥塑龙王，他亲眼看见了制作过程：“先在高2 米的神台上立4 根黄杨木作为泥像的支架，其中东海龙王高3.2 米、南海龙王高3 米、西海龙王高2.9 米、北海龙王高2.8 米；用钢丝铁条缠谷草于木柱上，做出龙王的上身，再用石头做腿；紧接着将采自河山的泥块粘在谷草和石头上，用木尺刮出面部器官和衣帽靴配饰等，泥好后放置一个月风干；待裂纹干到一定数量，用麦糠加水胶补裂纹，再用米汤刷一遍；再用矿物颜料上色，最后画眼睛，开光前盖上红色盖头。开光时要杀猪宰羊，敲锣打鼓。”③

从1994 年到2013 年，老人一直坚守在龙王庙，见证着19 年间的变迁。此后，龙王庙被一名来自东北的道士承包，规模也迅速扩大。

现今龙王庙位于观海园内，由庙宇单体变为庙宇群，正中间为主殿，两侧还有东西配殿和东西偏殿。正殿供奉四海龙王，门口写有对联一副：“潮汐汐潮舟顺渔盛，晴雨雨晴禾茂粮丰”；西配殿为观音殿，供奉着财神娘娘和观音菩萨；西偏殿为财神殿，供奉着比干文财神、关圣帝武财神、赵公明武财神；东配殿为海神殿，供奉妈祖娘娘和瑞娘娘，旁边还有一个三官殿，不仅供奉着水官、天官、地官，还设置了九天玄女的神位；东偏殿为文昌殿，供奉着文昌帝君、魁神星君、丙申年太岁神管仲大将军。由此可见，裴家村的龙王信仰体系日渐庞大，其内容、形式和意义随着人们生活的变迁逐渐丰富。

二、以裴家村为中心的渔民庆典

每年农历六月十三，裴家村都会举行盛大的祭礼仪式。从1995 年至今，裴家村已经成功举办了24 届渔民节。为更加深入地进行渔民节纪实，笔者亲身体验了裴家村渔民节的祭祀仪式和展演过程。较之以前严谨的祭海仪式，如今裴家村渔民节的内容和仪式都变得更加随意和娱乐化，更多地凸显出地方文化展演的性质。

相传，农历六月十三是海龙王的生日，而且这天正处于“休渔期”。按照惯例，从阳历6 月1日到9 月1 日渔民们要“休伏”，在这一时期是养海时间，为鱼虾繁殖提供充足的时间和空间，渔民们则要修渔船、补渔网，最重要的是“抓行”，也称“拿行”。抓行历来是渔民节的重要习俗，即以抓阄的方式重新划分来年渔区。不同的渔场中鱼的数量也是不同的，当地民谣有云：“拿了老虎头，吃喝都不愁；拿了金盆底，不种稻子也吃米；拿了下边外，坛漂、撑子一齐卖。”②人们都希望通过“抓行”，抽到心仪的渔场，获得好收成。据看庙老人说：“捕鱼和种地一样，要有严格的区域划分。过去的度量衡分三个等级，十革为升，十升为斗，用斗盛签。海要分‘行’，‘行地’（即渔场）要起名字，就像种地论‘陇’一样。一行是一网，你一行，我一行，每行都要起好名字并写在签上。‘抓行’仪式由船老大主持，每年在我们裴家村的龙王庙进行，一定要有龙王的见证。抽好之后，渔民们要在账簿上登记，此账叫作“行账”，拿行结束当晚要吃水饺。”[2]

除“抓行”这一功能性的惯例外，最重要的要数祭海和祭龙王的仪式了。裴大爷是众多渔民推选出来的“船老大”，十八岁出海，二十出头就当了船长，一做就是三十多年。据他说：“以往是先祭海再祭龙王，但是并没有严格的规定，以前小户人家就在自己家的船边烧纸、上香、祭酒、向海上撒祭品，求龙王海不扬波、出海丰收；大户人家就去庙里举办仪式。现在都成了集体祭拜，以村为单位，村干部去庙里献高香。准备贡品讲求‘神三鬼四’，也就是说，给神仙的贡品要准备三种。传统的祭神肉类是鸡、猪、羊，现在为了方便就用两头猪就行了，一头公猪、一头母猪，猪的嘴唇和前后蹄上要涂抹上红色胭脂，再分别佩戴上一朵大红花，寓意一网下去可以捕到肥猪般的鱼。然后就是大馒头和水果，妇女们主要是做大馒头，然后绘上图案，随便摆三样就行了。由德高望重的人安放好龙王牌位，摆放祭品。”⑤

很多外地游客也纷纷赶来沾喜气，人们争相抚摸着披红戴花的两口生猪，合影留念，极兴之时甚至会将猪尾巴拔掉，认为猪尾巴会带来好运气。祭拜龙王仪式开始后，首先由村党委裴书记恭读祭文，并由他上第一炷香；老船长带领全体渔民扣头祭拜祈福，一叩首感谢大海养育之恩，再叩首祈愿百姓幸福安康，三叩首祝福渔村兴旺发达。对此，船老大解释道：“还要由司仪宣布三献礼，‘三献礼’就是献高香、菜和黄酒；主祭双手高举过头顶，把香插进龙王牌位前面的香炉里，跪在中间的拜伏凳上，辅祭跪在两边开始叩拜，这就是上香；献菜就是由辅祭上前把祭品扯下来一点，放在桌子前面的地上就行；献黄酒就是主祭向龙王敬酒三巡。”⑥

随后由村领导、渔民代表和龙王庙道长依次讲话。以上是祭拜龙王的仪式，如果恰巧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主办渔民节，还要在海滨码头举办盛大的祭海仪式。紧接着，龙王庙内鞭炮和礼花鸣放，震耳欲聋，一时间浓烟滚滚，层层红色碎屑积满了地面。此时，龙王庙外的观海园已经开始旱船、舞龙、舞狮、腰鼓等民俗表演。值得一提的是，水族舞是流传于山东沿海一带的特色舞蹈，由舞者将鱼、蚌、虾、鳖、蟹等造型的竹制道具套于身上，扮成水生生物的模样，中间穿插着念白和歌唱。抓行、祭祀、拨彩船、水族舞等都是白天进行的节庆习俗，为增加喜庆的气氛，裴家村还会安排渔民节庆典文艺晚会，邀请日照当地小有名气的演员、歌手、主持人，还有本村及周边的群众文艺演出队。节目形式丰富多彩，歌曲、舞蹈、杂技、小品、魔术等应有尽有。不过，晚会内容与渔民节的相关度较低，主要是图观众一乐。

三、乡村振兴战略下传统节日的当代转型

日照作为滨海旅游城市以海洋民俗传统为基础，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需求也常在更新，如今的裴家村渔民节正悄然发生演变。从以前的以祭祀祈福为主，到现在的祭拜、娱乐、商业、政治因素并存，渔民节庆传统在当代逐渐衰微。当然，从另一层面来说，当地节庆传统正在顺应当今社会发展趋势的需求，又体现了裴家村在城市化中的转型之道。

（一）从信仰增殖到消费异化

如果说，以往人们祭拜龙王主要出自对大自然的不可知和无力感，希望通过愉悦神灵、借助龙神的超自然力量保平安、促丰收；那么，随着人们生存和生产能力的提升，在走向海洋的过程中，他们对自然的认知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对海洋和龙王的崇拜和敬仰，已经超出了对自然的敬畏之心，逐渐转向追求利益、战胜自然的期许。

首先，从仪式过程来看。听老人们说，以前龙王庙的对面就是戏台，人们希望以唱大戏的形式使神灵心情愉悦，从而达到风调雨顺的企盼。如今戏台撤了，舞台转移到了面向大众的广场上，节目由传统戏曲变为更加喜闻乐见的歌舞，群众文艺活动的多样化使节庆变得日益丰富，意味着渔民节庆的功能从“娱神”走向“娱人”。复杂的祭祀仪式简化为进香、上贡、放鞭炮，再加上程式性的讲话，使得具有烟火气的民间欢闹颇具官方色彩。

其次，从祭祀空间来看。龙王庙原本只有正殿和配殿，供奉虾兵蟹将的配殿已经改为观音殿、海神殿和三官殿，偏殿分别为财神殿和文昌殿。除了祭拜龙王的渔民们，更多的信众会前来拜会各路神灵，为健康、为财运、为学业、为前程等。殿宇内不仅陈列这以龙王、妈祖等为代表的海神，还有以关公、比干、文昌帝等为代表的陆神，尽管他们分属掌管不同地域的神灵类型，但二者的角色转换体现出海陆交融的趋势。可见，以龙王为中心的信仰文化在为当地民众所接受的同时，也在不断产生变异并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当地信仰体系呈现出包容性和多样化的趋势，龙王庙的神功能范围不断扩大，出现神性作用“增殖”现象。不同神明角色互溶互渗，体现出宗教的世俗化和民间化。这种特点来自民间美好的传说故事，来自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或许以某种难以言表的祈盼，抑或是出于对某种现实的考虑。总之，多样化的信仰系统在裴家村生存下去的理由在于，海洋信仰在民众之间形成了强烈的亲和力和认同感。

再次，从消费行为来看。烧香叩拜一直是渔民节必不可少的一道风景。节日里高香烛、经文等祭祀品的高价销售，使神圣的宗教消费走向畸形。渔民节当日各殿门前都堆放着各式各样的冥品，并且明码标价。经笔者询问，最大号的香烛单价为100元；中号香烛3 支成一套，单价为50 元；这些香烛上写着“心想事成”“吉祥如意”“财源广进”“有求必应”等字样。此外，还有其他价格不等的各类冥品。香客源源不断，平均每分钟都会有人购买祭祀品，平均每人花费至少50 元。甚至有些道士会引导虔诚者去各个神殿祭拜，每到一处都要购买相应的祭祀品，全部下来要花费几百元甚至上千块。

海神系统为海客舟子构筑起一个“维护生命安全与获取海洋利益的保障系统”，它提升了渔民征服海洋的勇气，为渔民生活增加了安全感。这个虚幻的世界里，映照出人类的现实世界，人们不再满足于来年风调雨顺、渔盛粮丰等与渔业生产紧密相关的事情，也由此折射出信仰的功利性，毕竟实用理性是人们塑造神灵的初衷和归宿。所以，神灵信仰在当代社会中必然会发生在地化的变异，当地民众会赋予其新的文化内蕴，其淡化也是与当地生活相关联的。与其说，神灵信仰不断变化，不如说是人类自身活动和认知的变化，毕竟宗教归根结底是“人化”。[3]

（二）从展演加成到主体悬置

裴家村作为日照沿海渔村，其渔民节庆传统源远流长。在政府规划建设裴家村渔民节之前，这一节日一直是当地最重要的海洋民俗节庆。当地渔民自发祭海、祭龙王、抓行，祈求风调雨顺、渔盛粮丰。最初，与那些早已被打造成国家级甚至国际级庆典节日相比，裴家村的渔民节组织相对自由：如果没有政府参与，裴家村领导就带领本村民众自娱自乐；如果赶上某年政府主办，裴家村则会紧锣密鼓地筹备节目，力求在与众多渔村的展示和交流中展现出自己的风采。但是仅仅通过村民自发行动是不够的，因为草根很难有足够的宣传力和资金。政府在节日庆典筹备、人员组织、经费支撑和传播途径等方面拥有巨大优势，所以村落共同体的集体行动便化身为国家话语权的机制和规范。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对官方而言，不仅能够通过文化展演的方式，推动旅游业发展，创造经济效益；还可以提升文化影响力，打造地方名片，实现资本转化。

2008 年，随着以裴家村为代表的日照渔民节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一民俗节庆正式被嵌入到“政府”与“市场”交织的场域当中。2019 年的渔民节更是规模空前，不仅在裴家村龙王庙开展，更是将展演区域扩展到了刘家湾赶海园、桃花岛度假区、风帆广场等著名沿海风景区，在演出形式方面融合了舞龙舞狮、渔家旗舞、腰鼓舞等多种门类，活动定位则上升为推进文旅融合、将日照打造为彰显海洋文化和太阳文化的旅游之城。[4]官方介入的确推动了地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一种新的“主流意识”渗透到原本松散自由的团体中。不过随着国家话语的嵌入，作为乡村主体的渔民也逐渐被边缘化。舞台逐渐广阔而华丽，但也距离村庄越来越遥远。这或许是人们发挥主体性的唯一场合，然而所扮演的角色是被动的。在地方展演过程中，渔民在祭海仪式中的作用得不到重视，取而代之的是“专业”的文化公司或歌舞剧团。

不可否认，无论是申请非遗还是文化展演，固然是传承和保护地方文化的有效方式，并且都表现出政府要员对于节庆文化的重视。不过如果外来者介入过多，就割裂了节日与其所属生态环境的血肉联系，剥离了故土的生活和信仰，而进入到现代主义的语境中，节庆的本质意义发生改变，进而成为“再造的生活艺术”。[5]这种关注往往只是停留在表层，缺少对当地的社会文化背景、历史发展脉络和人民生活的重视。脱离了原有的时空状态，远离了固有的生活土壤，就不是一个活态的民间节庆，只能是在舞台上冷冰冰的、僵硬的呈现。当前很多节日都面临着这样的危机，节日与民众生活愈发遥远，意涵愈发贫乏，逐渐成为官方言说和所创造的舞台展演。[6]

但是，我们也不能片面地否定这种“再造”，尽管某些操作方式和节庆的原初生活状态并不非常相符，也终归在一定程度上使民俗节日适应当代生活而得以存续。不过，这种“转型”方式仍有待商榷，毕竟节日的活态性是依靠“人”来承载与延续，并不仅仅是政府“包办”或者市场“主宰”。因此，应该从本地的立场基于充分考虑，并达到与外来视野的有效融合。如何激发社会文化实践主体的主体性，如何体现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或许，作为权力支配者的地方政府，应该意识到态度的转变，应该从“主导者”变成“服务者”，不要强行推行制度，用权力掠夺资源，而应该适当调节对于民间文化的掌控，给予民间足够的空间和土壤，充分发挥文化实践者的主体性，自觉地实践节庆中蕴含的固有文脉，使简单的符号真正成为温情的文化空间。

四、作为振兴路径的传统节庆

海洋信仰不仅反映着渔民对自然淳朴的敬畏和崇拜，还体现着人们对生活的期许与满足。随着人们认知和需求的变化及社会发展的趋势加快，作为一种地方传统，裴家村渔民节也在悄然转型和再造。正如E.霍布斯鲍姆（E.Hobsbawm）所说，传统既包括已经被发明、建构并正式确立的“传统”，还有那些在短时间内迅速确立起的“传统”，也就是说，传统既包含固有的，出于某种约定俗成的价值和规范，联结着当下的发明。[7]裴家村渔民节在内容、形式、模式方面都常在常新，将其放置在人类繁衍的生命线中，这些都将成为传统。所以，节庆作为一种传统，联结着城乡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明确将“保护利用乡村传统文化”列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一环：支持农村地区优秀戏曲曲艺、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等传承发展；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鼓励开展群众性节日民俗活动，支持文化志愿者深入农村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志愿服务活动。[10]尽管出发点是和善的，但尝试之路总是充满曲折。乡村民俗节庆开始迎合产业化，转变为形式化的旅游项目；本地节日杂糅进千姿百态的文化符号，打造成千篇一律的“特色村”。不禁扪心自问，我们往往不由自主地陷入这样一个“怪圈”，我们越想更积极地投入乡村振兴之中，乡村就越容易为功利心所驱使、为经济资本多蒙蔽、为政治权力所控制；我们越重视、开发、打造、包装一个节日，民众就逐渐从这个节日里被排除，节日的神圣性就离我们越来越远。

依然要回到最初的命题，村民是乡村文化的承载者和创造者，只有嵌入生产和生活的民俗节日才能够源远流长。信仰和节日的式微只是当今乡村文化传统困境的缩影，但节庆作为乡村振兴的途径之一，也给众多乡建者一个新视野。是以，我们要给予传统节日以足够重视，既不固守老旧，也吸收优质的现代文化，重新发现乡村的文脉和价值；尤其是作为文化实践主体的乡民和作为文化生长土壤的乡土，赋予村民充分的尊重和自由，给予乡村空间最大的尊重，毕竟扎根并成长在乡村沃土、拥有民众生活实践的节日才可以真正生动、多样、长久。

注释

①访谈时间：2016 年7 月26 日，访谈地点：裴家村村委会，访谈对象：裴家村村干部。

②③④访谈时间：2016 年7 月30 日，访谈地点：裴家村龙王庙，访谈对象：裴家村看庙老人。

⑤⑥访谈时间：2016 年7 月27 日，访谈地点：裴家村村委会，访谈对象：裴家村船老大裴大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