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 然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

“西域”一词始见于汉武帝时期，指玉门、阳关以西的地区。近年来秦汉时期的西域研究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由于史料的限制，学界历来多从汉王朝的角度来研究汉朝对西域的经营，即使有涉及匈奴的研究也多是从汉王朝与匈奴对西域的争夺视角出发，而对匈奴与西域的互动关系关注较少。近年来这一局面有所改观，一些学者陆续注意到匈奴对西域的经营与统治，如秦铁柱《论西域对匈奴的战略价值》一文提到在张骞凿空之前匈奴已经建立起对西域的统治，并总结出西域对匈奴的价值，即提供物资和装备的价值、地理战略价值、贸易价值，因此匈奴与汉朝围绕西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1]。苗普生《匈奴统治西域述论》一文对汉王朝与匈奴在西域的争夺、匈奴统治西域的政策和措施进行归纳总结，并分析出匈奴在西域争夺中最终失败的原因[2]。李海群《两汉时期匈奴对西域的经营和统治——基于考古资料的考察》利用考古材料对匈奴文化在西域的显现进行梳理，从而证实匈奴对西域的统治[3]。他们都注意到在汉朝进入西域前匈奴已经对西域有所经营，“西域”成为匈奴重要的地理概念。

王子今教授较早关注了匈奴经营西域的情况，如日逐王和僮仆都尉是匈奴负责经营西域、统治西域的官员，是匈奴统治西域的关键所在，他在《“匈奴西边日逐王”事迹考论》[4]和《匈奴“僮仆都尉”考》[5]两篇文章中对日逐王和僮仆都尉分别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此外王子今教授还有多篇相关论文问世，如《匈奴西域“和亲”史事》[6]、《匈奴控制背景下的西域贸易》[7]、《草原民族对丝绸之路交通的贡献》[8]等。近年来出版的《匈奴经营西域研究》[9]一书是作者在多年来已经取得的匈奴史、西域史研究成果上进一步的推进，弥补了这一领域尚无专著面世的缺憾，有力地推动了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化和体系化。 《匈奴经营西域研究》一书主要分为正文和附论两个部分，其中正文分为八章，另有三篇附论，书末有“相关参考资料”“作者相关研究论著目录”“秦汉西域史大事年表”“西域族名国名地名索引”和“人名索引”等补充内容。《匈奴经营西域研究》一书视角新颖，多有创新之处，以下选取该书最为精彩的三方面研究内容进行展开论述。

一、僮仆都尉“赋税诸国”的内容

关于僮仆都尉，《史记》中没有记载，《汉书》中仅有两条记载，兹列于下：

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10]3872

其后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10]3873-3874

从中可以看出，僮仆都尉是日逐王的属下，通过“赋税诸国”而“取富给焉”。后来由于日逐王降汉，西域都护设立，僮仆都尉一官也随之废置，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受到了很大打击。但是僮仆都尉赋税诸国的具体内容，仍然不得而知。

一些学者据有限的材料对此进行研究，如侯丕勋认为僮仆都尉实现了匈奴对西域的政治、经济控制，西域诸国变为匈奴的财赋来源之地，匈奴能够获得其“马畜旃罽”[11]。陈序经在《匈奴史稿》一书中指出征收赋税“直接受日逐王的指挥”，并引用王先谦《汉书补注》中的说法，“僮仆都尉盖主简阅人口”，即清查人口，其目的是征收赋税和抽调丁壮当兵[12]。徐国云则认为僮仆都尉“赋税诸国”说明了匈奴役属西域“也重在其财富，不在其兵力”[13]。林幹指出：“僮仆即奴隶之义，僮仆都尉即管理奴隶的总管。可见匈奴统治者征服西域(今新疆地区)之后，即以各族人民为奴隶，设置奴隶总管(僮仆都尉)去监督和奴役他们，并征收(勒索)他们的赋税以养肥自己，因此自己也就成为西域各族人民的大奴隶主。所以《资治通鉴》(卷二八汉宣帝神爵二年条)胡三省注: ‘匈奴盖以僮仆(奴隶)视西域也。’”[14]

王子今教授则并没有局限于这条史料和相关注解本身，他在《匈奴经营西域研究》一书中，指出“赋税诸国，取富给焉”这种行为“并非匈奴对汉地经常施行的突发式或季节式的掠夺，而具有了制度化的性质”，并利用《史记》中的其他记载，论证“赋税”是国家行政管理的基本制度，并结合《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证明匈奴对西域征收的“赋税”是比较苛重的。此后，王子今教授依据匈奴的经济形态和西域的物产，推断出匈奴“赋税诸国”的内容，即谷物、铁器、罽絮等，并提出匈奴向“乌桓民”征收“皮布税”的情形可以作为匈奴在西域“赋税诸国”的参考。这样，作者另辟蹊径，通过对西域物产的分析和匈奴向乌桓征收“皮布税”的记载推断出僮仆都尉“赋税诸国”可能的内容，就将史无明载的僮仆都尉“赋税诸国”的内容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得到了较好的解决。此外，该书作者还首次对“赋税诸国，取富给焉”的范围进行了界定，认为这些收益有可能只限于“匈奴西边日逐王”支配[9]54-66。

二、龟兹孔雀的相关研究

《匈奴经营西域研究》一书中附论三《龟兹孔雀考》则是作者以长时段的视角观察问题，并将西域视为一个整体后得出的新认识。王子今教授早在2013年就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15]，王研博认为王子今的《龟兹“孔雀”考》一文对前人尚未深入研究的“西域龟兹孔雀”问题进行了补充[16]。如此前何业恒在《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一书中也提及孔雀的历史分布，他认为孔雀在中国的历史分布区域是长江流域、岭南和滇西南，并未注意到西域地区的孔雀[17]。

王研博的评价是较为中肯的，《龟兹“孔雀”考》一文的发表，引起了学界对西域地区孔雀的重视，相关研究也随之出现。对于西域地区的孔雀，王守春在《新疆孔雀名物考与孔雀河名的由来》一文中认为文献记载的西域孔雀并非真的孔雀，而是一种当地居民称为kum-tuche的鸟。他指出，绿孔雀在历史上分布于我国南方，塔里木盆地的自然环境并不适宜绿孔雀的生存。此后他结合近代英国人在新疆的游记中记载的kum-tuche鸟的情况，认为这就是文献中记载的西域“孔雀”，而这种鸟被中国科学院定性为鸭科动物[18]。王研博则结合中原周边各国向中原政权进贡的情况，认为西域的孔雀是原产于印度的蓝孔雀，经丝绸之路流入西域，并进一步进入中原地区，这种蓝孔雀并非西域的土产，这与西域诸国向汉朝进贡“巨象”是类似的，直至辽代还有“回鹘献孔雀”的记载。由于绿孔雀难以适应西域的气候，因此这种孔雀只能是蓝孔雀，而南越、交趾、占城、真腊、暹罗、缅甸等地所献孔雀则是绿孔雀[16]。不论西域地区的孔雀是kum-tuche、蓝孔雀还是绿孔雀，在历史上西域地区长期存在孔雀的确是得到了文献记载证实的，而最先对其加以研究的正是王子今教授。

在《匈奴经营西域研究》一书中，王子今教授由《魏书·西域传》中的记载，“龟兹国……土多孔雀，群飞山谷间”[19]切入西域孔雀这一论题，结合《汉书》罽宾出“孔爵”、《急就篇》中的“锦绣缦旄离云爵”、《后汉书》的“条支国城在山上……出师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晋书》“西域诸国献汗血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诸珍异二百余品”以及《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西域出产或贡献“孔雀”的记载，并结合与孔雀相关的考古材料对西域存在孔雀进行考证，指出龟兹的孔雀有可能是原生的，这一点或许可以在今后得到考古学上的证实。在这一部分，作者还探讨了孔雀的养殖和食用，包括其能“解毒”的药用价值，这也使得相关的讨论进一步深入和全面[9]273-284。

三、索劢射水与“射潮”所体现的思想观念

索劢射水的故事见于《水经注》，全文如下：

敦煌索劢，字彦义，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贰师将军，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各千，横断注滨河，河断之日，水奋势激，波陵冒堤。劢厉声曰：王尊建节，河堤不溢，王霸精诚，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劢躬祷祀，水犹未减，乃列阵被杖，鼓噪欢叫。且刺且射，大战三日，水乃回减，灌浸沃衍，胡人称神。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20]

一些学者认为这段文字具有神话和传说的色彩，刘永强指出，“这段史料虽然带有一些神话色彩，但却反映汉代曾横断注滨河拦河筑坝，兴修了大型水利工程”[21]。日本学者长泽和俊在《丝绸之路史研究》一书中也认为“此索劢传说，作为暗示三至四世纪该地开发屯田的一种形式，是很珍贵的史料”[22]。也有文学家以索劢故事为背景展开创作，如日本文学家井上靖[23]。而如果注意到后世人们对洪水的态度，如“索劢治水的情形，念祭文、躬身祈祷、列阵被杖、鼓噪欢叫、且刺且射等等，在后来敦煌人面对突然袭来的水灾时，常常用之，从官家到黎民，都认为倏忽而至的洪水是天谴厄运或者魔鬼作祟，必须要敬奉神灵、驱逐恶魔。这样的风俗流传了很久，典籍上屡有记载”[24]，或者与射水这一行为加以联系，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从而从思想史的角度有新的收获。

作者在《匈奴经营西域研究》一书中对索劢射水的记载进行考证，并结合《论衡》中“射水不能却水”的说法，侧面证明当时“射水可以却水”的观念可能存在。后世的钱塘江“射涛”和马援“伏波射潮”的故事与索劢射水具有类似的背景，当然伏波射潮故事较为晚近，因此其真实性也引起了作者的怀疑，作者认为这一故事仅供参考。在其后论述铁镞具有神异力量时以印第安人认为箭头、刀、斧等带刃的、带尖的器物会伤害死者的幽灵为例加以佐证[9]261-270。

伏波射潮的故事见于《两般秋雨盦随笔》，原文如下：

廉州海中，常有浪三口连珠而起，声若雷轰，名三口浪。相传旧有九口，马伏波射减其六，屈翁山先生有射潮歌云:“后羿射日落其九，伏波射潮减六口，海水至今不敢骄，三口连珠若雷吼。”人知钱王射潮，而伏波射潮，罕有知者。[25]

根据1990年7月3日《北部湾报》的报道，这一故事是指钦州市乌雷岭伏波庙前的海中，有一个地名叫“三口浪”，原来这里有九口浪，船行到此多沉没。马援征伐交趾时亦过此，战船难以前进。经过“伏波射潮”后，该地剩下的三口浪不致为舟楫之害，因此后人在乌雷岭建伏波庙祭祀，而这一事件为钦州地方掌故，因此世人罕知[26]。

《南漘楛语》一书也提到《广东新语》一书中记载此事，该书作者认为：“按张君房有《潮说》，窦叔蒙有《海涛志》，燕肃有《海潮图说》，近世周春亦有《海潮志》，从无引伏波射潮事。此臆说耳。”[27]可见作者在经过一番检索后认为此说不实。此外，马伏波还是广东一带地方性的海上保护神，马伏波射潮的传说广泛流传于广东沿海[28]。事实上，化州也有伏波庙，而建庙的重要原因是“伏波将军能压潮伏浪，使村民不受鉴江罗江洪水之灾”[29]，可见马援不仅仅作为“海上保护神”而存在，他还能压制陆上江河的洪水。伏波射潮的传说与对伏波将军的信仰在两广地区有较为深厚的民间传统，这一观念正如作者所说，仅可以作为讨论索劢事迹的参考。

而钱镠射涛事迹的知名度更高。杜正贤指出，钱镠射涛的背景是筑捍海塘却由于潮水冲激而未成，此举意在“显示自己必胜的意志和对潮水江神的蔑视”，射涛后终于修成竹笼海塘，这种建筑方法是我国筑塘技术的一大改进，直到元代才被“木柜石塘”法所取代[30]。除了“射涛”，这一事迹也被称为“射潮”，后人还写有《射潮记》[31]，绘有“射潮图”[32]。

射涛文化在多地都有反应，如清代的昌言在今重庆合川写有“金沙碛”的诗作，其中有“尽力射涛头，抵得铁弩张”的诗句[33]。由此可见，作者所言射潮背后的“射水可以却水”的观念，有着广泛的分布，而将索劢射水的故事与后世“射涛”“射潮”的故事加以比较，就可以发现其思想观念上的联系。

四、《匈奴经营西域研究》的学术意义

通过前文对匈奴与西域互动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可以发现近年来学界虽然注意到匈奴对西域的经营与统治，但相关研究仍然不够深入，不够全面，而且没有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以总结出一套研究匈奴经营西域的理论和方法。《匈奴经营西域研究》一书弥补了这一领域的缺失，从方法论的角度概括了研究匈奴经营西域的方法，即“科学的、客观的、历史主义的学术立场和关注多方位、多层次的全面的研究视角”“考定辨疑的精神”“二重证据法”和“世界文化史的视角”[9]25-30，这为后学继续研究这一民族史、秦汉史中的重要课题提供了指导思想，从而推动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

《匈奴经营西域研究》一书在匈奴经营西域史的史料学上还有突出贡献。该书对西域史的史料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包括传世文献、碑刻材料、简牍材料、出土器物等多种材料，使读者和后学能从中获得启发。特别是前人很少注意、利用的碑刻材料，如《裴岑纪功碑》《曹全碑》等，作者对其着墨甚多，介绍详尽，从而拓宽了研究的思路和视野。

正如前文所述，该书创新之多，考证之精，都使本书具备相当高的学术水准，大大推进了相关领域的研究，学术意义自不待言。

书末所附《秦汉西域史大事年表》也同样具有较高的学术意义。该年表采用匈奴纪年、秦—汉朝纪年和公元纪年并列的方式，无论是治秦汉史、匈奴史还是西域史的学者以及一般的读者都能一目了然，省去查找之劳。此外，该年表一改此前年表简洁的大事记风格，将《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书中的相关史料置于系年之后，使得内容更加丰富，这两点都对读者很有帮助，大大提高了年表的使用便利性。

总之，该书既促进了相关领域研究的推进，又给后学以启示和思路，其学术意义和学术贡献都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