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笑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北京 100101)

王夫之(1619-1692)身处明清之际，历经鼎革后隐居著述，在易学、经学，及史学等领域皆有创获，然其在当时无甚声光，清初刘献廷曾提到过王夫之，认为“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1](P57)其著述自晚清始渐渐被学者所称道。[2](P177-184)如梁启超曾指出，王夫之的治学方法“已渐开科学研究的精神”。[3](P16)(1)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并不很看重王夫之的史论著作，其言：“自将《船山遗书》刻成之后，一般社会所最欢迎的是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这两部自然不是船山第一等著作，但在史评一类书里头，可以说是最有价值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184页。)

秦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之后，关于“封建”与“郡县”的争论就一直持续。(2)冯天瑜对“封建”的本义，以及从秦至清的“封建论”作了梳理。见氏著《“封建”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另外还可参考渠敬东：《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体系 封建与郡县之辨》(《社会》2016年第2期)。并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论题。明清之际的学者经历明亡，有许多更为深刻的认识，(3)参见王家范：《重评明末“封建与郡县之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王家范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指出明遗民的诸多论断“极其模糊”，“不能导致‘契约’性质的约定规则，更无法发展为积极的政治实践”。以及田勤耘：《清代封建论的阶段性特征》(《史学月刊》2010年第11期)；刘芊：《清初明遗民封建论研究》(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鱼宏亮：《明清之际封建与郡县之辨再探——权力、利益与道德之间》(《文史哲》2018年第3期)等。王夫之的见解尤为突出。王夫之有关“封建、郡县之辨”，是其史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体现出其“历史通识”，本文以下拟以此为中心，探讨其意义所在。

一、“郡县”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封建”不可复

王夫之所著《读通鉴论》开篇即论“封建”与“郡县”——“两端争胜，而徒为无益之论者，辨封建者是也。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4](P1)其认为“郡县”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并且持续时间之久，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其所根据的，是中国历史从“封建”到“郡县”发展的历史实情，并指出“郡县”制推行的合理性：“郡县之法，已在秦先。秦之所灭者六国耳，非尽灭三代之所封也。则分之为郡，分之为县，俾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以尽其才，而治民之纪，亦何为而非天下之公乎？”[4](P1)在王夫之看来，“郡县”早已存在，秦统一后，使得有能力者各尽其才，这是其“公心”所在。

王夫之亦比较了“封建”与“郡县”之优劣，“古者诸侯世国，而后大夫缘之以世官，势所必滥也……封建毁而选举行，守令席诸侯之权，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虽有元德显功，而无所庇其不令之子孙……选举之不慎而守令残民，世德之不终而诸侯乱纪，两俱有害，而民于守令之贪残，有所藉于黜陟以苏其困。”[4](P1-2)“郡县制”时期，由于选举不慎造成对民众的危害，与“封建制”下诸侯世袭带来的弊端都有很严重的后果，然而“郡县制”之下可通过罢免太守、县令来缓解民众的困苦，这确实是“郡县”优于“封建”之处。

王夫之进一步言：“故秦、汉以降，天子孤立无辅，祚不永于商、周；而若东迁以后，交兵毒民，异政殊俗，横敛繁刑，艾削其民，迄之数百年而不息者亦革焉，则后世生民之祸亦轻矣。郡县者，非天子之利也，国祚所以不长也；而为天下计则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呜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4](P2)东周之后，诸侯各国连年征战，百姓深受其害，这不能不说是“封建”之弊。秦汉以后“郡县”成为主流，虽然此后历代统治不能如“封建”盛行的商周一样，有持久的统治期，然而对整个天下，尤其是给民众带来的弊病，显然要比“封建”时代少很多。不过，这并非秦推行“郡县”的主观愿望，而是其为了实现集权，满足其独占天下之“私心”的客观结果而已。进一步言之，王夫之并非褒扬为了“私天下之心”而推行“郡县”的秦，其只是较为客观地评价了“郡县”的优点罢了。上述王夫之所论从“封建”到“郡县”的变化，亦能看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人的“私”与历史的“公”之间的辨证关系。

唐代著名思想家柳宗元曾撰有《封建论》，其指出：“汤、武之所以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5](P48)(4)按：笔者于原文断句有改动。虽然柳宗元“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之论，与王夫之所论不同；然而王夫之论秦推行“郡县”的“公”、“私”之说，似乎与柳宗元相类。柳宗元亦曾言：“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5](P46)也可与王夫之上述所论作比较。

王夫之还从“人道”方面谈及郡县制的优点，“郡县之天下有利乎？曰：‘有，莫利乎州郡之不得擅兴军也。’郡县之天下有善乎？曰：‘有，莫善于长吏之不敢专杀也。’诸侯之擅兴以相侵伐，三代之衰也，密、阮、齐、晋，莫制之也；三代之盛，王者禁之，而后不能禁也。若其专杀人也，则禹、汤、文、武之未能禁也，而郡县之天下得矣。”[4](P457)“郡县”之下，“嗜杀”的做法渐渐减轻了，这对于社会文明的进步，尤其对于下层的百姓来说，有着重要意义。

总之，王夫之讨论“封建”与“郡县”之优劣，一方面是根据不同时代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其更注重从“封建”到“郡县”的历史发展大趋势，从而提出“封建不可复”的论断。

二、“封建、郡县之辨”的重心在反对过分集权，在反对聚敛

虽然王夫之认为“郡县”的推行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封建不可复”，然而其并非完全肯定“郡县”之制，其讨论“封建”与“郡县”之异同，重心似乎更在于反对在上者过分集权。如其批评“郡县”时代专制的弊病说：“夫郡县之天下，其治九州也，天子者一人也，出纳无讽议之广，折中无论道之司，以一人之耳目心思，临六典分司之烦冗，即有为之代理者，一二相臣而止，几何不以拘文塞责、养天下于痿痺，而大奸巨猾之胥史，得以其文亡害者、制崇社生民之命乎？”[4](P595-596)“郡县”时代，由于权力高度集中，皇帝往往很难以其有限的精力来处理所有政务，即使加上丞相也远不够用，于是“胥吏”的胡作非为成为必然，百姓受到的压迫很大，如此国家会逐渐走向衰亡。

王夫之亦反对秦汉以来推行“郡县”后的聚敛行为。“自秦而降，罢侯置守矣。汉初封建，其提封之广，盖有倍蓰于古王畿者，而其官属典礼又极简略……一郡之地，广于公侯之国，而掾史邮徼，曾不足以当一乡一遂之长。合天下以赡九卿群司之内臣，而不逮《周礼》六官之半。是古取之一圻而用丰，今取之九州而用俭，其视三代之经费，百不得一也。什一而征，将以厚藏而导人主之宣欲乎？不然，亦奚用此厚敛为也！”[4](P43)王夫之认为，既然已经结束了“封建”，没有了“封建”时代众多的礼仪，也没有了众多的官员，本不需要征收高额的赋税，然而“郡县”制下的君王，仍然要以“什一”之税来进行“厚敛”。

基于反对过分集权、聚敛的观点，王夫之认为推行“郡县”，宜“渐”不宜“骤”，“夫封建之不可复也，势也。虽然，习久而变者，必以其渐。”[4](P39)因此王夫之不赞同汉初如同秦代一样在短时期内以强力推行郡县制，其比较秦与汉初贾谊的做法时说：“汉初封诸侯王之大也，去三代未远，民之视听，犹习于封建之旧，而怨秦之孤，故势有所不得遽革也。秦政、李斯以破封建为万世罪，而贾谊以诸侯王之大为汉痛哭，亦何以异于孤秦。而论者若将黥刖秦而揖进贾生以坐论，数十年之间，是非之易如水火。甚矣夫论史者之惛惛也！”[4](P38)“郡县”虽符合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然而秦骤然推行，引起人们的怨恨，故汉初恢复“封建”，即在情理之中。“汉略师三代以建侯王，而其势必不能久延，无亦徐俟天之不可回、人之不思返，而后因之。”[4](P39)在王夫之看来，汉初“封建”并不会长久，需要的只是等待，随着历史的进展，分封各国必将走向衰落，此即是“渐变”。王夫之不同意历来称赞贾谊的看法，其认为贾谊之论与秦政、李斯并无异处，亦为“骤变”，是要通过废除“封建”而为在上者“集权”而已，并非仁智之举。

宋儒张载亦不满秦代推行“郡县”制后的“集权”，其论“封建”制之“分权”说：“封建必有大功德者然后可以封建……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简则治之精，不简则不精，故圣人必以天下分之于人，则事无不治者……且为天下者，奚为纷纷必亲天下之事？今便封建，不肖者复逐之，有何害？岂有以天下之势不能正一百里之国，使诸侯得以交结以乱天下！自非朝廷大不能治，安得如此？而后世乃谓秦不封建为得策，此不知圣人之意也。”[6](P251)张载认为，“封建”制度的优点即在于“分权”，在上者不专权，天下必将“致治”。其亦回应了“封建”的反对者，认为“封建”之地毕竟力量有限，中央有能力防治其叛乱。另外，张载在解释《系辞》中“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时说：“神而化之，使民不知所以然，运之无形以通其变，不顿革之，欲民宜之也。”[7](P212)张载言“不知所以然”、“运之无形”、“不顿革之”，似乎即是“渐变”的道理，可与王夫之上述所论相参考。

与王夫之同时代的顾炎武亦曾论及秦推行“郡县”后的“集权”，“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于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8](P488)(5)按：笔者于原文断句有改动。此与王夫之批评“集权”之论较为接近。顾炎武虽亦认为“封建”不可恢复，但其提出新的思路，“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然则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二千年以来之敝可以复振。后之君苟欲厚民生，强国势，则必用吾言矣。”[9](P57)在顾炎武看来，“郡县”的制度框架不可变，但是要克服“郡县”制度之下，在上者集权过度的弊端，就要将“封建”中的“分权”等重要理念运用到“郡县”制度之中。

黄宗羲从“天下”和“一己”的角度，比较了“封建”与“郡县”制度下的“法”之异同，“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尝为一己而立也。后之人主，既得天下……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变封建而为郡县，以郡县得私于我也；汉建庶孽，以其可以藩屏于我也；宋解方镇之兵，以方镇之不利于我也。”[10](P6)(6)本文所引《黄宗羲全集》本中原为“因未尝为一己而立也”，而梨洲文献馆藏“二老阁刊本”(《全集》本所据底本)为“固”而非“因”，另外《指海》、《海山仙馆丛书》，以及《铁香室丛刻》等版本皆为“固”，故此处当为“固”。不论是秦推行“郡县”，还是汉初恢复“封建”，在黄宗羲看来，都是为了“一己”，而这与“封建”时代的法，在立意上有绝大的不同。黄宗羲进一步论述了其中的差异所自：“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在后世方议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见上之可欲，不见下之可恶，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唯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10](P6-7)“郡县”制之下的法，是为“一己”之私欲私利，而并非为“天下”，因此为了制约他人之“私”，为了提防他人之“欺”，越来越“密”，故滋生出诸多弊病。黄宗羲此论，与上述王夫之批评“郡县”制下的过分集权与聚敛，有着相通之处，此亦是儒家思想传统中“公天下”观念在明清之际的新发展。

如何才能避免过分集权下的弊病呢？黄宗羲较为倾向于恢复“封建”制，“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苟非为之远思深览，一一通变，以复井田、封建、学校、卒乘之旧，虽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终无已时也。”[10](P7)“井田”即与“封建”相辅相成，“故吾于屯田之行，而知井田之必可复也。”[10](P26)虽然黄宗羲主张恢复“封建”之说与王夫之不同，但其论说重心同样在于反对在上者“集权”，主张“分权”。

“专制”“集权”，这是秦、汉以来统治的一个重要的施政大趋势，而历代很多学者，尤其是儒家，对于“集权”的批判始终没有停息。上述张载，以及明清之际其他学者有关“封建、郡县之辨”，很多都是反对秦、汉以来推行“郡县”后的过分“集权”，皆可与王夫之所论相参考。

三、“势”“时”“理”——王夫之的历史通识

王夫之的“封建、郡县之辨”并非停留于具体史事的层面，而是上升到“历史理论”的高度，分析历史发展中“势”“时”“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并运用易学的概念与理论进行解释。(7)关于王夫之对“理”、“势”的总体认识，参看汪学群：《王夫之的理势观》，《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4期。

柳宗元曾运用“势”这一概念分析“封建”与“郡县”的关系。“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并反复论说“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5](P43、44)柳宗元重视历史发展趋势，王夫之在这一层面上与之一致。然而柳宗元的讨论重心在“封建”，认为“封建”并非是圣人之意，只是三代时期“不得已”之“势”，故后世不必过分推崇“封建”；王夫之言“势”，重心则似乎更在“郡县”方面，如上文提到其论“郡县”制为“势之所趋”，又如其指出“封建之不可复也，势也”等等。王夫之认为“郡县”是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但其并没有看轻“封建”时代的某些理念，更没有完全肯定“郡县”时代的所有制度，如本文上述所论。

中国传统典籍中，《周易》的中心思想之一在于“变通”，王夫之对此深有体会，曾言：“极乎变通，而所缊者常与周旋而不离，而《易》备。”[11](P202)王夫之论史，与其《易》学紧密相关。(8)吴怀祺认为，王夫之的史论与易学相通。(吴怀祺：《易学与史学》，中国书店，2004年，第177-190页。)王夫之很推崇宋儒张载，认为“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12](序论P3)而张载对《周易》的研究亦较为精到，王夫之说：“而张子言无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经研几，精义存神，以纲维三才，贞生而安死，则往圣之传，非张子其孰与归！”[12](序论P4)张载在解释《系辞》中“变而通之以尽利”时说，“理势既变，不能与时顺通，非尽利之道。”[7](P205)在解释“通其变，使民不倦”时亦指出：“尧舜而下，通其变而教之也……凡变法须是通……岂有圣人变法而不通也？”[7](P212)张载对《系辞》中“通”、“变”的概念解释，是结合“势”、“时”、“理”这些理念进行的，王夫之似乎继承了张载的这一认识路径。

王夫之在对比“封建”与“郡县”时说：“封建之天下分而简，简可治之以密；郡县之天下合而繁，繁必御之以简……一国之提封，抵今一县耳，卿大夫士之食禄者以百计。今一县而百其吏，禄入已竭民之产矣。卿一行而五百人从，今丞尉一出而役民者五百，其徭役已竭民之力矣。仁君廉吏且足以死民于赋役，污暴者又奚若也？况使乡里之豪，测畜藏以侧目，挟恩怨以逞私，拥子弟姻亚以横行，则孤寒朴拙者之供其刀俎又奚若也？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君子所师于三代者，道也，非法也。”[4](P563)王夫之批评“郡县”时代官府对民众的压榨，即以《系辞》中“通其变，使民不倦”的思想为理论依据，并指出要学习“封建”时代的“治国之道”，以之适用于“郡县”之“时”，为民众所能接受。

重视“时”的重要性，成为王夫之“封建、郡县之辨”的显著特点，如其论历代“封建”时指出：“高帝之大封同姓，成周之余波也。武帝之众建王侯而小之，唐、宋之先声也。一主父偃安能为哉……司马氏惩曹魏之孤，欲反古而召五胡之乱，岂其智不如偃哉？不明于时故也。”[4](P61)不论汉高帝恢复“封建”，还是汉武帝时期之“推恩令”，都是很好的把握了“时”，这样也就顺应了历史发展之“势”；而西晋时期恢复“封建”，由“八王之乱”引起“五胡乱华”，这便是没有很好地把握“时”的结果。在论及西汉废止“封建”时，王夫之对比贾谊与主父偃说：“分藩国推恩封王之子弟为列侯，决于主父偃，而始于贾谊。谊之说至是而始雠，时为之也。当谊之时，侯王强，天下初定，吴、楚皆深鸷骄悍而不听天子之裁制，未能遽行也。武帝承七国败亡之余，诸侯之气已熸，偃单车临齐而齐王自杀，则诸王救过不遑，而以分封子弟为安荣，偃之说乃以乘时而有功。”[4](P61)贾谊没能实现消除“封建”之愿，主父偃做到了，其根本原因即在于二者所处之“时”的不同。从“封建”发展为“郡县”，虽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然而西汉时期“封建”的废止，“时代”、“时机”的意义更为重要。

关于“封建”时代“乡举里选”之法不可恢复，王夫之论及对古今治国之道的理论层面，指出：“夫为政之患，闻古人之效而悦之，不察其精意，不揆其时会，欲姑试之，而不合，则又为之法以制之，于是法乱弊滋，而古道遂终绝于天下。”[4](P52)(9)顾炎武提倡借鉴“封建”时代的“乡举里选”之法，“取士之制，其荐之焉，略用古人乡举里选之意”。(《亭林诗文集》，《顾炎武全集》，第63页。)对于古代某一有较好效用的政策，不顾时代的差异去模仿，因时代不合出了弊病，又不断地立法想避免这些弊病，结果必然是古代的治道最终一去不复返。王夫之论“乡举里选”时提到“时会”，即是强调要重视时代之差异，乾嘉学者章学诚亦曾提到时代的特殊性问题，如其曾言：“孔子有德无位，即无从得制作之权，不得列于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非孔子之圣，逊于周公也，时会使然也。”[13](P121)章学诚此论可与王夫之上述认识相参考，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章学诚言“时会”所强调的重心，乃是“当代”，是“时王”，是“当代典章”与“官司掌故”。如其于《史释》篇中所论：“《传》曰：‘礼，时为大。’又曰：‘书同文’。盖言贵时王之制度也。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13](P231)而王夫之重视“时会”，并不只注重“当代”而看轻“古代”，这是二者之根本差别，以此亦可看出清初与乾嘉时期学术思想的异同。

那么王夫之认为历史演变过程中的“理”是怎样呢？“治道之极致，上稽《尚书》，折以孔子之言，而蔑以尚矣。其枢，则君心之敬肆也；其戒，则怠荒刻核，不及者倦，过者欲速也；其大用，用贤而兴教也；其施及于民，仁爱而锡以极也。以治唐、虞，以治三代，以治秦、汉而下，迄至于今，无不可以此理推而行也；以理铨选，以均赋役，以诘戎兵，以饬刑罚，以定典式，无不待此以得其宜也。”[4](P975)在历史演进之中，重要的不在于一时的、具体的“术”与“法”，王夫之认为关键在于“道”，其重心在“君心”，在“教化”，在“爱民”，这才是治国之道中最为重要的“理”。

王夫之指出：“顺必然之势者，理也”[14](P134)，能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即是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理”。然而，如何来把握“势”和“理”呢？其提到：“势因乎时，理因乎势”[4](P344)，又说：“知时以审势，因势而求合于理”[14](P106)，重视各个“时代”的特殊性，方能顺应历史演进的发展趋势，进而才有可能把握到具有“规律性”的“理”。如此也就有可能从整体上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从而具备王夫之所言历史认识中的“通识”。其言曰：“经国之远图，存乎通识。通识者，通乎事之所繇始、弊之所繇生、害之所繇去、利之所繇成，可以广恩，可以制宜，可以止奸，可以裕国，而咸无不允。”[4](P674)一个国家要实现长治久安，需要有不拘泥于当下的眼光，王夫之称之为“通识”，即对于某一政策、制度，乃至某一历史事件，能够通晓其渊源所自，了解其出现弊病的原因，认识其解决问题的途径，以及明白其怎样能够有益于国家。王夫之所言历史认识中的“通识”，亦与《周易》中，以及上述张载所谓“通”、“变”的思想有很大关联。杜维运曾从中西史学比较的角度指出王夫之史论的意义，“较正史论赞更接近西方史学中之历史解释者，则王夫之之《读通鉴论》、《宋论》也……自其中可窥见历史演进之大端。盖王氏已具备极高明之历史解释艺术焉。”[15](P21)此言“历史演进之大端”，似乎正是王夫之对于历史认识中“通识”的把握。

王夫之“封建、郡县之辨”，乃至其史论中的“历史通识”，不同于宋明学者专注于“义理”层面的讨论，亦有异于后世乾嘉学者过分重视“历史实迹”，有着“义理之辨”与“历史考证”相结合的独特之处，其中有益之处值得进一步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