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宗敏

[摘 要]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列宁为俄共（布）设计的根本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斯大林上台以后推行高度集权和专制制度，民主集中制被个人集权制所取代。到了后斯大林时代，民主集中制名存实亡。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着力倡导公开性和实施“民主化改革”，主张对民主集中制进行“革新”。但由于忽视了发展民主的渐进性，致其民主化改革走入了极端，抛弃了列宁时期确立的民主集中制思想，其民主化改革之路也随着苏共的垮台走向了失败。

[关键词]苏共；列宁；民主集中制；集权；嬗变

[中图分类号]A8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0 — 0005 — 03

一、列宁时期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形成：集中制到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为俄共（布）设计的根本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列宁时期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集中制到民主集中制的过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沙皇俄国专制统治下，俄国人民并没有政治自由，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活动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列宁指出，“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流行由宪兵来进行选择的情况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1〕。因此，列宁倡导按照“集中制”原则建党，强调党的下级机关对上级的服从。为了应对沙皇的镇压和克服党的地方分散性和独立性，1899年10月，列宁在《我们的任务》中第一次提出了集中制：“社会民主党地方性活动必须完全自由，同时又必须成立统一的因而也是集中制的党。”〔2〕这里，列宁强调社会民主党在地方性活动上可以完全自由和自主，但是对于整个党而言必须保证集中性和统一性。1904年，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又进一步详细阐述了集中制思想。他指出，集中制思想是“唯一的原则性思想，应该贯串在整个党章中”〔3〕。

俄共二大召开前后，为了克服党内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经济派的影响，克服党的分散性，列宁坚决反对实行“广泛的民主制”和以松散的组织纪律建党，主张建立一个以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的政党，在党内实行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组织纪律。然而，列宁的集中制思想遭到了卢森堡和托洛茨基等人的反对和批评。他们认为，集中制扼杀了党内民主，容易形成“官僚集中制”，会引发少数人的独裁。针对这一批驳，列宁强调其所主张的集中制是民主的集中制，而非专制的集中制。1905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党的改组》决议就明确提出了：“代表会议确认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不容争论的，认为必须实行广泛的选举制度，赋予选举出来的各中央机构以进行思想领导和实际领导的全权，同时，各中央机构可以更换，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和严格的报告工作制度。”〔4〕这里，列宁提到了要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建立党的组织制度：一是实行广泛的选举制度；二是赋予选举的中央机构以领导权，并且各中央机构可以更换；三是具有广泛的公开性；四是实行严格的报告工作制度。1906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就明确的规定，“党的一切组织都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5〕这里，民主集中制被首次写入了党章。此后，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重要组织原则被延续了下来。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为了击退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联合围剿，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苏维埃俄国不得不实行战斗命令制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这一政策表现在党内就是极端的集中制，即党的下级组织必须无条件地绝对服从上级机关的一切决议。国内战争胜利以后，俄国迎来了和平建设时期。这一时期，列宁倡导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相应地，政治上倡导由战时极端的集中制向工人民主制转变。“工人民主制的形式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它的表现就是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的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6〕这表明，这一时期，列宁根据形势的发展转而强调党内民主，重视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成分，特别是列宁晚年政治遗嘱中提出的发展党内民主的建议和设想，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但是，受党内出现派别活动的影响，党内斗争激烈，工人民主制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

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思想是适应俄国社会历史发展需要、适应党的建设需要的科学理论原则。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处于地下活动状态情况下，迫切需要集中以保证革命的胜利和捍卫革命果实的时候，就会侧重强调集中；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为保证策略的制定更加科学，更加适合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往往会侧重民主。这种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灵活运用对于保证革命的胜利和建设苏维埃俄国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二、斯大林时期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嬗变：个人集权制取代了民主集中制

1924年1月21日，列宁因病逝世。此后，斯大林接掌苏维埃俄国政权。执政初期，斯大林十分拥护列宁确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集体领导制度。他强调：“离开集体来领导党是办不到的”〔7〕。但是，随着党内反对派相继被打倒，斯大林逐步走向了集权之路，抛弃了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成分，民主集中制被个人集权制所取代。在这种体制下，斯大林集国内最高权力于一身，拥有着最终的决定权和否决权，国内、党内一切重大问题都由斯大林最后定夺。斯大林的高度集权是通过金字塔式的权力架构来实现的，即首先将权力集中于党，再将党的权力收归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最后集中于总书记斯大林。斯大林十分强调实行一党专政和“党的垄断”，他指出：苏联实行共产党一党领导体制和“党的垄断”，不允许其他政党和组织分掌权力。〔8〕1934年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首次将党领导国家的原则写进党章，又于1936年载入宪法。这样一来，苏共便实现了国内一切政治权力的垄断。斯大林个人对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如此描述：没有党的指示，苏维埃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9〕尽管苏共实现了国内政治权力的垄断，但作为党内最高权力机关的党的代表大会并不享有最高权力。由于斯大林破坏了列宁时期形成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得不到按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的实际权力被中央委员会占据。于是，苏共中央委员会接替了党的代表大会一跃成为了苏联国内拥有最高权力的机关。而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实际上都听命于斯大林，因此，国内最高权力实际上掌握在斯大林一人手中。

作为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个人经常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民主集中制被个人集权制所取代。在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内，党的每一级部门的决定都受制于更高级别部门和更高级别的领导的决定。1939年，斯大林竟然以个人名义发出召开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通知，绕过了中央委员会。可见，斯大林的个人权力已经达到超越中央委员会的程度。此后，斯大林还通过兼任党、政、军要职进一步强化个人集权。作为联共（布）总书记，1941年斯大林兼任了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同年6月，斯大林又兼任了国防委员会主席。至此，斯大林开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这使得他的个人集权登至巅峰。对于斯大林的集权专制，赫鲁晓夫评价说：斯大林很少向政治局征求意见，他径自做出决定发布命令，只把政治局当做一枚橡皮图章来使用。整个党也好，中央委员会也好，都没有在集体领导中起任何作用。可见，斯大林个人的高度集权程度之甚，史无前例，无人可与之相比拟。

如此，斯大林虽然从形式上继承了民主集中制，却在党内搞起了个人集权制。这种个人集权制既背离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精神，也违背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质，更不利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和长远发展。

三、后斯大林时代民主集中制“名存实亡”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经历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四位领导人的执政时期。尽管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历次修改的党章中得到了保留，甚至部分领导者还针对过度集权现象进行过改革，重申集体领导原则，恢复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政分开等一系列举措，但是这些领导人无一例外地继续搞起了个人集权制，抛弃了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名存实亡。

为了解决斯大林过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弊端，赫鲁晓夫1953年上台以后分别从党政分开、重申集体领导原则、恢复会议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针对旧体制以党代政，党政不分问题，赫鲁晓夫提议将党和政府的最高职务分开。自1953年9月上任起至1958年3月，赫鲁晓夫仅仅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这是党内的最高领导职务。政府最高职位——部长会议主席先后由马林科夫、布尔加林担任。针对旧体制过分强调高度集权，忽视党内民主的问题，重新强调了集体领导原则。据史料记载，1953年-1957年间，中央主席团（政治局）定期召开会议对党和国内重大问题进行集体讨论和决定，至少形式上保证了实行集体领导原则。针对旧体制破坏以党的代表大会为核心的会议制度问题，开始由中央主席团（政治局）定期组织召开党的代表大会，重视发挥中央全会的作用。在赫鲁晓夫执政生涯（1953年9月-1964年10月）中，共召开了3次党的代表大会和34次中央全会。他十分重视中央全会的作用，认为中央主席团（政治局）是中央全会的执行机关，重大问题必须由中央全会讨论决定，再交由中央主席团（政治局）执行。此外，赫鲁晓夫还重视发挥苏维埃的作用。赫鲁晓夫执政后陆续出台一系列新政策，诸如完善最高苏维埃的两院制、扩大地方苏维埃的权限，保证苏维埃代表权力的实现等等，以期更好地改进苏维埃的工作。这些改革措施对恢复民主集中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又是不彻底的。赫鲁晓夫的政治体制改革只是在旧体制框架内做的局部调整，许多改革措施仅仅触及问题表面，而未涉及根本，因此实际效果并不明显。1958年3月，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赫鲁晓夫兼任了部长会议主席，集党和政府最高权力于一身，开始追随斯大林的步伐在党内大搞集权主义、“一言堂”和个人崇拜。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其个人集权和专断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对于他的决定，党内无人敢提出不同的意见。1962年11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提议按照生产原则改组中央与地方党的机关，即将苏共划分为农业党和工业党。这一提议不但没有人反对，反而有人立即溜须拍马，断言这一举措具有伟大意义。而事实上，工业与农业互相关联、密不可分，将党委分开，一个管工业，另一个管农业，并非一项明智的举措，而且这一改组还削弱了党对生产和其他各项工作的领导地位。在权力的无限膨胀下和个人崇拜的痴迷中，赫鲁晓夫根本无法跳出集权主义体制的牢笼。1964年11月，在苏共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被逼迫以“自愿退休”的方式辞去了党内一切职务。

为了解决赫鲁晓夫时期过度集权问题，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强调党政分开和实行集体领导制度。首先决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永远分离，不得兼任”。勃列日涅夫就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66年又改称为“总书记”），柯西金就任部长会议主席，米高扬就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后由波德戈尔内接任），形成了典型的“三驾马车”式体制。此外，强调实行集体领导，苏共中央主席团（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每周需要各自召开一次会议，研究党内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从1971年3月苏共二十四大到1976年2月苏共二十五大召开，五年期间共召开政治局会议215次，中央书记处会议205次。但需要指出的是，党的会议的定期举行并不意味着真正恢复了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事实上，党内关于诸多重大问题的决定基本上是由勃列日涅夫事先决定好的。与斯大林、赫鲁晓夫的集权专断相比，勃列日涅夫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1977年5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身为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同时兼任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而他自己将这一职务兼任看成是“共产党领导作用不断提高的表现”，否认这是个人集权的表现。1977年10月，勃列日涅夫又兼任了国防委员会主席之职。1980年，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之职被免除，由勃列日涅夫本人接任，至此，“三驾马车”式体制宣告解体。勃列日涅夫违背了自己一上任时所做的决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之职“永远分离，不得兼任”，开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效仿斯大林、赫鲁晓夫走向了集权主义之路。

勃列日涅夫时期业已僵化的高度集权体制衍生了一系列问题。伴随着职务终身制，老人政治接踵而来，苏联共产党以及整个庞大的苏联政权实际上由一群行将就木的老人来治理。勃列日涅夫之后的继任者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由于身体原因被疾病缠绕，执政时间相对较短，没有对苏联体制进行过触及根本的改革。

四、戈尔巴乔夫时期民主集中制的消解：极端民主化改革对民主集中制思想的抛弃

戈尔巴乔夫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经历了一个认识和变革的过程。他首先在政治体制方面对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了补充和革新，试图矫正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通过的党章重申了集体领导原则的规定。1990年2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首次围绕着“民主集中制”进行了激烈地讨论。针对党内过度集中所引发的诸多弊端，戈尔巴乔夫强调指出：党的革新要求对党进行深刻的全面的民主化。这次全会中，尽管民主集中制的地位有所动摇，但仍然保留了党章中“民主集中制”这一概念。苏共二十八大上，戈尔巴乔夫指责民主集中制在从前的年代里实际上被官僚集中制所取代，它培养了“军营式的职位等级纪律”，形成了官僚主义的强制集权。他认为，苏共要“坚持民主原则”，放弃“那种硬性集中的民主集中制”。〔10〕为了凸显民主原则，戈尔巴乔夫将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成分一一剔除，其内含的“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等具体原则均遭到破坏。首先，尽管“少数服从多数”这一条内容在党章中得以保留，但戈尔巴乔夫本人更强调少数有权坚持己见，有权在党的舆论工具上坚持自己的观点。〔11〕其次，戈尔巴乔夫以个人自由受到侵犯为由抛弃了“个人服从组织”原则。戈尔巴乔夫提出：应该允许党员根据某个纲领、利益或主张进行横向联系，组织各种俱乐部、理论研讨会、辩论中心、论坛、委员会开展活动，以确定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立场。〔12〕第三，戈尔巴乔夫视“下级服从上级”原则为典型的“等级的官僚机构”，必须废除。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党章抛弃了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指导原则，规定苏共所有的基层组织都参与制定党的政策，这意味着党的下级组织的独立性增强和上级组织领导能力的减弱。第四，戈尔巴乔夫将“全党服从中央”视作党集权专制的表现，更加强调普通党员的权利和党的民主，等等。虽然，民主纲领派的少数人提出应当放弃民主集中制，甚至还有人建议代之以“民主的统一”，但是，党内的绝大多数党员则坚持认为，不能仅仅因为‘民主集中制这一术语长期被用来掩盖党内官僚主义的强权政治和党内政治生活的僵化气氛而将其简单抛弃。结果，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将“民主集中制”一词保留了下来，但是提法已经大大地淡化。就此，苏共二十八大的党章在阐述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问题上，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民主的原则，淡化了集中。

尽管长期以来，苏共领导人并没有真正地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并因此而产生了诸多的弊端，但要改变苏联模式的弊病，并不是简单地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抛弃民主集中制原则就能够做到。不仅如此，在改革中戈尔巴乔夫还主动放弃了苏共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其极端民主化改革之路也走向了错误的极端。因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是在所难免的。

综上，戈尔巴乔夫在“民主化”和“公开性”思想的指导下进行民主化改革，对民主集中制进行了肆意的批判和否定，违背了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规定的关于组织纪律的条文：“苏共生活的不可破坏的法规，是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一致，它的队伍的坚如磐石的团结、所有共产党员高度的自觉地纪律。”〔13〕在苏共因长期高度集权专制积累诸多沉痾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如此急风骤雨地推行激进式民主化改革已然消解了苏共的执政合法性和存在基石，怎能不将苏共推向瓦解和灭亡呢？

〔参 考 文 献〕

〔1〕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32.

〔2〕列宁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67.

〔3〕列宁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36.

〔4〕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19.

〔5〕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G〕.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10.

〔6〕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54.

〔7〕斯大林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328.

〔8〕斯大林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191.

〔9〕斯大林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36.

〔10〕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4，129.

〔11〕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9.

〔12〕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2.

〔13〕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404.

〔责任编辑：侯庆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