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涛

(安阳师范学院 历史与文博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2)

甲午战争后，编练“新军”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但如何才能建成一支“新军”呢？“新军”的最早编练者之一胡燏棻称：“今欲创练新军，宜通饬各省，一律改练近年新出之西法。”[1](卷21P1117)袁世凯受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龢、荣禄举荐(李、荣二人还是督办军务处大臣)，全权负责“练洋队”一事，他认为：“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认真训练，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似必须参用泰西军制，始可照西法操练。”[2](P15)张之洞也称：“非认真仿照西法，急练劲旅，不足以为御侮之资。”[3](P1052)康有为以变法图强的角度主张“改养新军”，“皆令仿效德日兵制，分马步工炮辎重之队”。[4](P320)以上可以说明，采西法、练新军是清末军事变革或曰军事现代化的根本方向，但如何采用西法，朝野上下必然要经历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由粗略到具体的过程。胡燏棻与张之洞、袁世凯最初提到的只是军事训练方法、军事装备等方面的改革，康有为提到的是军队建制、编制方面的改革，但一开始都不可能是全面的、整体的。清末新军是甲午战争之后至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仿效当时世界强国(主要学习德国与日本)的军事指挥制度与机构、军事训练方法、军事后勤保障制度、军事财政制度、军事教育制度与军事思想、军队编制与建制、军人征退与安置制度等等，新建的中国最早的现代化陆军。那么研究新军就要从动态的角度，考察清末新军在以上方面的现代化变革，如何一步步走向深入，走向全面。

当然研究清末新军应注重的不仅仅是它对中国国防力量、军事现代化的影响，还应研究它对清末民初政局的影响，这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影响了之后的军阀政治的出现，如何影响央地关系，如何影响清王朝与北洋政府统治的稳定性。再如它对军人地位、职业军人团体形成的影响，如何影响清末民初社会上的尚武主义思潮，军费问题如何影响清末民初的财政收支制度等等。这是一个需要从政治史、文化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等诸多角度探讨的问题。

用德日两个世界强国、西法的标准建设新军只是解决了“用”的问题，新军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听谁指挥、为谁打仗的问题，这是对新军官兵注入何种军队建军宗旨、何种军人基本职责与义务的问题，这是“本”与“体”的问题。皮明勇认为清末新政改革中，提出的议会民主、地方自治等改革已将政治现代化逐渐纳入轨道，“但此时军事改革的基本思路却仍是在‘中体西用’的理论框架支撑之下形成的。”[5](P39)清末的尚武主义思潮仅仅是提高了军人地位，将更多有志青年纳入国防建设的大军中。军事建设的主体因为提倡的军国民主义，在“军国之外”有了“民”这一力量，但不是说让新军官兵明晓了打仗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忠于朝廷、忠于袁世凯等人的落后思想依然严重。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对于新军的态度有一个不断转变的过程。大致来看，1908年河口起义以前，孙中山在军事革命上更偏重利用会党与“党军”。如钦廉防起义时，孙中山首先强调的是集结党军与王和顺部，而后是争取郭人漳部的新军反正，“加以训练，当成精锐”。控制两广后，再联合南京、武昌新军取得革命胜利。[6](P239)之后他才提出起义不应“专恃会党”，要深入虎穴，“取得新军，始可成事”。[7](P1352)1910年孙中山在接受美国檀香山一家外国报纸采访时，提到36镇新军中，已有15镇按照现代化军事制度组成。15镇军事主官大都在国外受过军事教育与训练，其士兵具有现代军事知识。“人们实际上认为，他们赞成革命的主张”。“正像土耳其发生的情况那样，中国在时势发展的过程中最终将被这支军队革命化”。“只要一种思想感情在中国军队中鼓动起来，它将使这支巨大的武装力量去反对政府而不是为它服务。”“我相信，它将有益于我们……当伟大的高潮来临时，军队将成为我们的军队。”[8](P112—117)新军对推翻清王朝统治，实现辛亥共和的作用不言而喻。不过经历民初“二次革命”、两次“护法战争”的惨痛失败教训，特别是陈炯明的背叛后，孙中山对于一丘之貉的南北军阀有了清醒认识，对军阀形成的支柱——清末新军蜕变到今日模样、也是它的末路有了清醒认识。这也是他后来为何致力于联俄、联共，要成立黄埔军校，建设国民革命军的初衷。在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历程上，特别是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方向，政治使命、建军宗旨、军人使命与职责永远是评价一支军队最高的标准。从这一点上讲，毛泽东指出的中国军队现代化的三个历程，清末新军是第一代，黄埔军是第二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第三代有着极为深刻的含义。[9](P355—356)

以上对清末民初新军发展、演变过程，对中国近代军事现代化与新国防力量建设系统，对新军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论述，旨在说明，研究清末新军需要学界将三者紧密集合，动态、全面、多视角进行研究。唯有如此，才能有力推进清末新军的相关研究。张华腾教授的新作《清末新军》(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刚刚问世，该著作是张华腾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清末新军研究”(09BZ029)的最终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洋集团与近代社会变迁”(18ZDA197)的前期成果。著作内容厚实，框架完整，洋洋洒洒48万字。通读该书后，结合前文所言，有以下几点体会与认识。

其一，作为首部整体性研究清末新军的专著，在研究清末新军与中国军事现代化、国防建设方面，能从上述的军事指挥制度与机构、军事训练方法、军事后勤保障制度、军事财政制度、军事教育制度与军事思想、军队编制与建制、军人征退与安置制度的变革等多方面，以北洋军、自强军为主，兼顾各省区新军的编练沿革情况，动态的说明每一方面现代化变革的过程，这是相较于以往研究的一大长处。

相比较而言，研究清末新军的成果目前并不丰富，尤其是著作类成果。民国时期文公直著《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蒋百里著《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就其内容来讲，其记载的不过是中国近代军事战争史过程，虽有内容涉及清末新军，但不是关于清末新军的发展史著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五十年晚清军事史的研究，“其最初的成就为史料建设”。[10](P119)由中国史学会负责编辑的“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各卷中详备了军事史料方面的内容，尤其是《北洋军阀》卷，内容十分详尽。但在这五十年里无论是研究内容方面，还是史料的编辑方面，太平军和与其相对的湘淮军、甲午战争时期的研究风头更大。来新夏与荣孟源、李宗一分别主编的《北洋军阀》，辑录了北洋军建军时期的各类史料，这一时期研究清末新军的主要内容为研究北洋军。不过因为对北洋军阀定性不高，对北洋军在军事现代化、中国国防力量建设方面的成就评价也并不高。来新夏在《北洋军阀史》一书中，先从“重选募”“厚薪姠”“育将校”“精装备”“严训练”五个方面，更多以述而非论的角度，客观上展示了北洋军在军事装备、军队征募制度、军事教育制度、军事训练制度、军事财政与后勤保障制度方面的变革。但结论是北洋军的“结团体”这第六个特点，袁世凯利用各种手段，将北洋军变为私属性极强的“以封建关系为纽带的特殊团体”。[11](P112—121)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辑的《清末新军编练沿革》，辑录了北洋军、自强军以及各省区新军的编练成军、沿革情况，另有清末各学堂举办以及派遣留学生情况，但在体例上并未突出军事现代化在各方面变革的具体情况。

上世纪七十年代，刘凤翰以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新出的《袁世凯奏折专辑》为主要资料来源，先后完成《新建陆军》《武卫军》两部研究著作，并发表了若干研究论文。在海峡两岸学者中，确如张华腾教授所言，“刘凤翰对新军的研究是开创性的。但在资料的运用和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方面似嫌不足。”[12](绪论P3)这里所讲的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方面似嫌不足，主要指以上两部刘书在阐述军事制度、国防建设变革方面，未能跳出史料，自成结构与体系，从现代军事制度角度，分类详述每一方面的变革。而且如军事指挥制度与机构变革、军事思想与训练制度的变革、军人征退与安置制度方面或研究内容较少，或缺乏研究。

美国学者鲍威尔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以及澳大利亚学者冯兆基的《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是国外学者研究清末新军的代表性作品。这两个研究非常注重练兵处、陆军部的设立在军事指挥机构方面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影响，但突出了机构，而没有突出人的因素；此外军事教育、军事财政、军事训练制度上的变革也有涉及。但遗憾的是军事现代化变革方面的内容依旧不完善， 在清末新军研究上依旧以北洋军、自强军为主(冯书只是在第二部分简单提及长江南北的新军情况，以及与北洋军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关系)。正如张华腾教授所指出，研究上不全面，即未将各省区新军以及京师禁卫军纳入研究范围；其次，影响军事现代化与国防建设各方面的表现，论述也还不深入。

皮明勇著《中国近代军事改革》、张玉田与陈崇桥等编著的《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在以通史研究的角度，论述近代中国军事变革的著作中，属于体例创新、角度新颖的佼佼者。尤其是前者在结构安排上十分新颖，如从集权与分权、人治与法制的角度看待近代军事制度的变革大趋势；从军事力量基本素质角度看待中国军事现代化中的核心要素——“人”的问题，涉及到了官兵思想素质、文化教育水平等等方面；以军事改革需要的社会大系统问题，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财政收支情况，看待军人地位、安置等问题；从科举废除、近代教育兴起角度看待军事教育与人才培养问题。此外，包括军事训练、军事思想演变等等都不乏角度新颖，结构安排独特之处。但以上作品惜于不是研究清末新军的专著，对新军在近代军事制度变革中的地位、作用自然不能展开，予以充分阐述。

总之，以上研究者的角度、出发点、研究的内容等原因，影响了他们在探讨军事现代化、国防力量建设方面，或没有突出清末新军的地位与作用，或在研究的全面性、深入性方面做的还不够。张华腾教授注意到这一点，故在其著作中，用大量章节与篇幅，旨在体现清末新军如何推动中国近代新国防力量的崛起，军事制度现代化方面发生了哪些深刻且全面的变化，而且将这些变革进行了动态的、全方位的展示。在框架结构上，其第二、三章论述北洋军、自强军与各省区新军编练及沿革情况，第四、六、七、八、九、十、十一章分别从国家军事领导和指挥机构、新军招募与退伍制度、新军营制与饷章、军事装备与后勤制度、军纪与训练制度和办法、近代军事教育制度、新军将领代表的中国近代高级军事将领群体的形成诸方面，全方位展示军事现代化与新国防力量形成的各种情况。第五章则以清末新军的几次秋操为内容，展示了中国新国防力量的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著作在第十二章认为袁世凯等编练新军“动机起于对外”，而非仅仅是对内维持清廷的腐朽统治。义和团运动时期，新建陆军开赴山东；日俄战争中及战后，北洋军第二、三镇开赴东三省，组建第一、二混成协；为抵制英国入侵西藏，云南、四川新军赴西藏平定乱军。以上这些新军的军事行动，“所展示的就是中国国防新的力量”。著作以鲜明的观点指出，清末新军确立新兵制，改进士兵征募制度、军官选拔制度，学习西方的军事训练方法，军事装备方面的现代化，军队纪律与管理制度的进步等均说明，清末新军是“中国第一代现代化军队”。[12](P470—477)

有学者将军事史的研究体系列为军队建设史(或武装力量发展史)、武器装备发展史、战争史、军事人物研究、军事思想与军事学术史。[13](P4)除去因客观原因，研究未涉及战争史外，其余内容在张华腾教授的研究中都有详尽论述，这应是本书最重要的价值。当然百密或有一疏，由于清末新军作为军事史涉及的内容十分宽泛，张华腾教授的研究不可能每个内容都做到十分详尽与深入，如清末新军军费问题影响近代军事财政制度、军事经济的变革，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近代军事史研究课题。再如新军编练过程中，中国军事思想发生了何种变革，在本书中虽有提及，但内容均较简略，实为遗憾。

其二，研究清末新军不仅要关注军事变革，也应做到，“将新军编练与清末民初社会发展、社会转型、社会变迁紧密联系起来。”[12](绪论P7)在中外学者的已有研究中，如前述皮明勇的研究就从军人地位提高，军事财政与军事经济的变革，尚武主义形成等方面，阐述新军与近代社会变革的关系。再如冯兆基的研究，主要阐述了新军对辛亥革命的影响。这些内容在张华腾教授的书中都有涉及，张华腾教授的著作着重从新军对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垮台，与民初军阀割据、南北对峙与分裂这两个方面，论述清末新军宏观上对近代社会发展、转型的影响。张华腾教授的有关论述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且能深受启发。

他认为清末新军作为新崛起的现代化国防力量，通过秋操、军事调防、自身的军事制度现代化变革，使其对外、对内具有一定的震慑力，使得甲午战争与庚子事变两次国难后，仍能让清王朝苟延残喘了十余年。但新军官兵作为新军人群体，受到新的思想观念熏陶，受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的争取和教育，受到社会上各种民变的冲击，最终成为推翻清王朝的重要力量。民初北洋军协助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中成为袁世凯推行帝制的帮凶。但袁世凯推行的集权专制注定要失败，其原因一则在于辛亥革命带来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一则在于清末以来的央地关系发展趋势使然。清末新政中地方督抚掌握练兵、财政等事权，使得地方军政长官的权益在扩大。辛亥革命时，“各地新军将领是功臣和既得利益者，成为新立政权——军政府的都督”。据张华腾教授统计，当时15个省区的军政府都督为原来新军的将领，他们掌握军政大权，各自为政，使得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权威不著”，地方势力进一步膨胀。尽管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成为民初各派政治势力的共识，但袁世凯在北京政府成立后，将集权变为专制，且帝制自为，使得洪宪帝制开幕后，中央(北方)与西南各省处于分裂、对峙状态。这不仅演化为政治上民主共和与专制帝制的对立；也演化为南北方的对立、统分之争；演化为北洋政府和其支柱北洋军、北洋军阀，与南方川、粤、滇、桂系军阀的对峙。而这些西南军阀如北洋军阀一样，出身多为清末新军将领，其赖以存在的主要力量——地方军阀武装，其前身就是清末西南各省的新军。张华腾教授指出洪宪帝制之后，国会内部各党派、国会与行政部门的政争不断，南北崛起大小不等的军阀，中央政府式微，中国进入到南北分裂的军阀割据状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清末新军力量的发展、演变结果。[12](P503—506)这一观点堪称精辟与深刻。

其三，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各武装力量，承担的历史使命不一，其建军宗旨与指导思想不一，扮演的历史角色不一，产生的影响与社会评价不一。清末新军在辛亥革命之前和其间，是进步的、现代化的军事武装力量，广大官兵具有近代军事思想、政治理念，当时是一支有益于中国社会进步的力量。民国以后，新军将领演化成新军阀，新军演化成地方军阀割据的武装力量，其落后、反动性是显现的。以北洋军为例，辛亥革命以前，它是清末新军编练成果最有效者，1905年河间会操时，舆论曾评价：“操闭，于是中外人士啧啧称服，曰法令之严明，战术之娴习，中国前所未有也。”[14]舆论还报道：“北洋秋操颇形雄壮，各国观操员无不称赞。而俄、德两国所派之阅操各官则谓：中国陆军可与日军相颉颃。”[15]社会舆论的溢美赞扬、喜悦歌颂之情是由衷的、真诚的。而至民国后，北洋集团四分五裂，穷兵黩武，在社会舆论与大众眼里，北洋集团与北洋军已成为“不祥之名词也”。北洋派成为只是靠“区区兵力而树天下之敌”，拥护个人权利，未立寸功于国外，却榨取民膏民脂，内讧不断的的军阀与武夫的集团。各界呼吁：“然则‘北洋派’三字早一日消减，则中国可早一日治安。”[16]张华腾教授在研究中，没有用固定的标准衡量新军的历史地位，从政治上给以一个恒定的评价。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评价北洋军与其他新军在清末、民初两个不同时期的历史地位与贡献。这充分说明，一支军队政治上是否进步，是否有使命担当，是否有明确的、进步的宗旨和信仰，从根本上决定这只军队的发展前途，决定着如何评价这只军队的性质和历史地位。

评价一支军队的历史地位离不开这样的政治评价标准，这是第一位的。20世纪80年代后，近代军事史的研究，改变以往就是战争史的记叙、就是以阶级性的标准评价一支军队的进步与反动，更多的研究开始从军事学的角度衡量中国军事现代化、国防力量建设方面的成果、水平。这在世纪之交的军事史研究中是一个必然要经历的发展阶段，是应予肯定的。但军事史的研究绝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去政治化，偏重现代化、制度化、技术化的方向。新时代需要我们用新的政治学、军事学理论来评析一支军队的政治建设水平，军队的发展水平。如军队领袖、统帅与军队关系，国家行政、立法、司法机关与军队关系，军事与国防法规的形成，军人的荣誉与奖惩制度、军人权益保护制度，军队内部对军人的管理制度(思想作风、日常规范与行为)等等，这应是我们广大军事史研究的学者今后理应致力的一个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