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源杉

摘 要：2005年上映的由徐静蕾自导自演的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改编自奥地利作家史蒂芬·茨威格的同名小说，电影获得了2004年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最佳导演奖，2005年金鸡奖最佳摄影与最佳美术奖，在国内也颇受赞誉。近年来，内地翻拍国外影视作品的热度逐步攀升，而这部15年前的电影可视作一次成功范例。本文从跨文化视角分析如何将外国作品讲述出地道的中国故事，探讨电影改编的成功之处，期待为我国翻拍与改编影视作品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跨文化传播;西方配方;高低语境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866（2020）23-00-02

茨威格笔下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的维也纳，13岁的少女爱上了邻居风流多情的小说家，在她短暂的一生中他们曾三次相遇，可小说家从不曾认出她来。她绝望而炽热的爱情之火因他们孩子的死亡而与生命一同熄灭，在弥留之际她终于给所爱之人写下一封长信，诉说一个他“一无所知的陌生女人”的爱情。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由徐静蕾自导自演的第二部电影，故事发生在1930年的北平，13岁的江小姐（徐静蕾饰）爱上了隔壁的小说家兼报社记者徐先生（姜文饰），六年分别后考入北平女子师范学校的江小姐得以再次与徐先生相遇，两人共度几个夜晚后徐先生出差离去，归来后却将她彻底遗忘了，怀着孩子的江小姐独自离开，辗转山东、四川，在乱世里与孩子一同生活。八年后战争过去，跻身上流社会的江小姐与徐先生第二次重逢，二人再次共度一夜，徐先生仍没有认出她来。直至他们的孩子因病而死，弥留之际的江小姐才在寄给徐先生的信中吐露出自己作为“陌生女人”的爱的一生。

对于不曾读过茨威格原著的中国受众来讲，徐版电影几乎看不出外国痕迹，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故事，一些人因此批评徐静蕾有生搬硬套之嫌。这种评价看似有理，但将一部外国作品改编为一部拥有中式叙事和美学风格的电影并不简单。本文从跨文化视角分析徐静蕾版电影中中华文化的体现与电影改编的成功之处，探讨电影以何种方式引发国内与国际观众的情感共鸣，尝试概括改编自外国文学与影视的影片可以从中获得哪些启示。

一、中华文化的体现

（一）完整的时代背景

与原著模糊的时代背景不同，电影将故事发生地选在了北平，徐静蕾说：“原先想把这个故事直接搬到现代，但是剧本写到一半感觉非常不顺畅。后来我试着把这个故事放到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忽然就有感觉了。”故事开始于1930年，至1948年结束，期间江小姐与同学亲历了1937年学生游行时爆发的混乱;作为战地记者徐先生也曾奔赴内地宛平报道前线战事;怀孕的江小姐在战争爆发后辗转山东四川避祸;二人曾一同欣赏过国民政府为庆祝抗战胜利举办的京剧演出;抗战结束后时局的变换也由徐先生在二人第三次相逢的早上一句“双十协定要成为一紙空谈喽”被引出。电影并非生搬硬套原著的情节，而是在中国的时代历史大背景下聚焦于小人物的真实生活经历，使荧幕人物丰满而有血有肉。

（二）传统的中国习俗

与原著简短的一句“四十四岁了”不同，电影中对徐先生的生日着墨颇多。在徐先生拾掇着一摞厚厚的信件时，老管家为他的桌上摆上了一盅酒和一个酒杯，接着从托盘上依次拿下一小碗炸酱，一碟码得整整齐齐的胡萝卜丝与黄瓜丝，还有一碗冒着热气的油亮亮的素面。徐先生问了一句“只有面吗？”管家答道“今儿是吃面的日子，您忘啦？”随着碗碟声与主仆二人的一问一答，荧幕前的观众顺理成章地明白了“吃面的日子指的是生日”，徐先生要吃的是长寿面。

除生日镜头外，徐静蕾版的电影中还增设了春节场景。由远及近的鞭炮声;挂着红灯笼的北京胡同;江小姐手里的冰糖葫芦;木桌上未剪完的窗花;江太太守的灶台前翻滚着的雪白的饺子，无一不散发着浓浓的年味，让屏幕外的中国观众体会到了自春晚“云时代”以来久违的感动，唤起了他们对已与现代生活渐行渐远的传统而纯粹的春节的怀念，春节的习俗也是中国文化在跨文化传播中最有代表性最突出的一方面。

徐静蕾在原著基础上增设的两个故事情节均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中国人对生日的重视与长寿面的美好寓意，春节的隆重和对年味的怀念，无一不切中中国观众心中的情感取向，极具感染力与表现力的两个年节场景的选取也能让国际观众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

二、改编的成功之处

（一）语境文化转移

爱德华·霍尔根据不同文化中的主流交际方式将文化分为高低两种语境文化。高语境文化主要依赖交际语境来传递信息，语言表达方式更为婉转隐晦，例如中日韩文化;低语境文化的信息传递以语言编码为主，此种文化中的人们注重语言的逻辑性，说话方式常常坦率而直接，例如美国文化和多数欧洲文化。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创作小说时书写了大量“陌生女人”热烈坦率的爱的独白，这种纯粹而直白的语言表达对于中国人来说太过外放张扬，在影片中徐静蕾将其处理成富有诗意与中式美学特征的镜头语境，实现了从低语境到高语境的改编。

原著中的女人曾在一家歌剧院与作家有过一次“近在咫尺”的相逢。二人的包厢相邻，作家的手就搭在包厢之间的栏杆上，看着作家“纤细秀丽”的手，女人想起二人共度的甜蜜时光，却不得不与“俯下身去，谦卑地吻下这只陌生的亲爱的手”的强烈欲望抗争着。电影中此处场景改换为抗战胜利后举办京剧演出的戏楼，徐静蕾拉远了原著中两人触手可及的距离，江小姐坐在二层的观戏席，徐先生位于一楼坐席，营造出“你在看戏，我在看你”的陌生距离感。小说中女人内心的狂热被徐静蕾以声画结合的方式重现出来，随着《苏三起解》伴奏的锣声越来越紧促，台上各角儿旋转得越来越快，徐先生跟着乐声用手指打的拍子也越来越急，江小姐终于无法忍受一般离开了戏楼。这一段乐声衬人情攥紧了观众的心弦，以愈发急促的戏曲声与拍子来反映江小姐求而不得的挣扎心情，之后江小姐在浴室流泪的画面从有声过渡到无声，使得观众的情绪慢慢沉淀，感受到江小姐心中的凄凉苦楚。整个情节台词甚少，仅仅通过非语言的音乐与画面成功将观众带入了江小姐的复杂心境之中。

小说中两人第三次重逢后，作家不但仍没有认出女人，反而将她当作了妓女，当她看见他偷偷将纸币塞进她的袖筒里时“几乎羞愧地跌倒在地”，她着急离去时差点撞上作家的仆人，就在那一刻“他的眼睛突然一亮，就在这一瞬间他认出我来了，为了他认出我，我恨不得跪倒在他面前，吻他的双手。”电影中徐静蕾饰演的江小姐却未露一丝慌乱，她自然地拿过装着“嫖资”的袖袋走出房门，遇上院中的老管家恭敬地对她说“早啊，小姐”，这声招呼与影片开头管家与她初见时对她的问候一模一样，让观众恍然体会到一阵令人心痛的心理落差感。即使因相对不识而绝望，因被误认妓女而耻辱，江小姐离去的身影仍优雅从容，故作镇定的背影是江小姐为了保全自己在所爱之人面前最后的一丝体面;管家“首尾照应”的问候使江小姐被“陌生人”所记得，被所爱之人认作“陌生”，反衬她爱情的悲剧命运。与原作不同的假装平静的举止是因为一个中国女人即使爱得热烈，但也爱得内敛，“首尾呼应”的招呼在原著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契机，寥寥几字仿佛穿越了十数年的时光，让观众感受到江小姐在无处安放的爱中遍体鳞伤的痛楚，实现了从直白坦率的低语境到婉转隐晦的高语境的转移。

（二）拒绝“西方配方”

在徐静蕾之前，著名导演马克思奥菲尔斯也将茨威格的原著改编成了同名电影，但影片风格十分“好莱坞”。原著的小说家在电影中化身钢琴家布莱恩，任商店职员的女人变成了模特丽莎，她在结婚之后仍迷恋布莱恩，最终因爱郁郁而终，她的丈夫向布莱恩发起决斗，原本决定逃跑的布莱恩在收到信后回忆起了他们的曾经，选择通往决斗之地。电影中的“性感模特”“出轨”“决斗”等元素具有浓烈的好莱坞电影特点：冲突强烈，高度戏剧性，在如今的国际电影市场上，这种“好莱坞模式”屡见不鲜，但被国内导演借来却略显水土不服，如张艺谋的《长城》。这是因为跨文化传播无法避免文化的“解码”偏差，一味模仿好莱坞电影套路只是被票房收益蒙蔽了双眼，忽视了本民族的独特文化和语言表达。

如果徐静蕾版的电影模仿美版夸张的改编和戏剧化的情节，中国观众的观影体验会大打折扣，而徐版受观众喜爱并获国际奖项的原因正是她拒绝了“西方配方”，她在抓住原著主题的基础上利用电影呈现了二次创作。在拍摄中她尊重历史，精准还原各大历史事件，反复雕琢每一个反映中华文化的细节，例如北平街头的骆驼煤车和江徐二人游玩时背景的故宫大殿，正是因为她扎根于中华民族本民族文化才使中国观众倍感真实亲切，也使外国观众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

三、结语

跨文化传播作为一种跨越不同文化、历史、社会、语言、文字的文化现象， 影视作品已成为它的一个重要媒介，在鼓励中国影视作品“走出去”的今天，翻拍外国影视作品的宣发评论区中却常常哀鸿遍野，而徐版《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因其人类共通的情感内核、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负责、高低语境的适当转换、镜头的光影艺术与恰到好处的音画结合，或可作为改编自外国文学或影片的电影的成功表率。

徐静蕾在选择改编茨威格小说时曾说：“人们经常用地域来区分彼此，但形形色色中仍有相同之处。”电影艺术作为一种二次编码，承担着跨越文化壁垒，打破文化折扣的重任，人们早已认识到“全盘西化”并不可取，“求同存异”才是各国、各民族、各个文化之间交流应秉持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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