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燕 孙娜

摘 要：以2014—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从员工压力出发，并以此为内在联结探索企业慈善捐赠的价值机理。研究发现，公众对企业慈善行为总体上给予正面评价，企业慈善捐赠对企业价值有正面影响。员工与企业慈善捐赠、企业价值的关系，具体来说，员工压力越小，企业慈善捐赠价值越明显。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员工基本物质利益得到较好满足时，员工对企业施加的有形或无形压力较小，此时企业慈善捐赠会得到员工的正面评价，从而提升企业价值。

关键词：慈善捐赠;员工压力;企业价值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29-0008-05

引言

慈善捐赠对企业是否有利？员工对企业慈善捐赠价值是否有影响？慈善捐赠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最高表现形式[1]一直出现在学者们的文章中。企业也一直在中国慈善事业中占据重要地位。2020年突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国内外企业纷纷慷慨解囊捐款捐物。根据各企业网站、政府网站、媒体报道、红十字会网站及慈善机构等公开信息的不完全统计，截至同年2月底，我国社会各界捐赠善款总额高达216亿元，其中企业捐款总额超过204亿元。

然而，在我国企业慈善事业突飞猛进的同时，也存在很多“伪善”的现象。环境恶化、食品安全、假冒伪劣产品、拖欠农民工工资、偷税漏税等问题频频发生，很多企业可能一方面慷慨地进行慈善捐赠，一方面却在生产有质量问题的产品。慈善捐赠能否提高企业价值一直是学术界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其中的关键是识别企业慈善捐赠动机的各种理论。

关于慈善捐赠的动机，学者们的研究有很多。（1）声誉资本。慈善捐赠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广告效应，可以提高企业知名度，带来企业声誉[2]。（2）保险作用。公众可能因为企业以前的慈善行为而降低企业未来可能出现的负面评价预期，从而对企业起到保险作用[2]。（3）政治动机。企业通过慈善捐赠，尤其是政府号召响应的捐赠，可能会获取政府掌握的某些对企业有利的关键性资源[3]。（4）管理者自利行为。企业高管为了提高个人社会地位和形象而进行慈善捐款[4]。

很多学者从外部利益相关者出发，研究慈善捐赠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例如，张敏等[5]从慈善捐赠与政府补贴之间关联研究发现政治参与影响企业慈善捐赠的价值;徐莉萍等[6]从媒体的角度研究发现舆论压力会影响上市公司的捐赠行为。也有学者关注内部员工对企业慈善捐赠价值的影响。例如，高勇强等[7]认为企业慈善捐赠可能是为了掩盖企业对其员工的不公正待遇。员工在现代企业里是企业的关键性资源和竞争优势，决定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质量，所以必然也会影响企业慈善捐赠价值的转化[8]。

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拟从利益相关者核心压力之一——员工压力出发，根据企业对其需求满足程度感知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动机，探索慈善捐赠影响企业价值的作用机制。当然，慈善捐赠价值的影响因素涉及到其他利益相关者。本文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内部员工上，提出企业对员工施加的有形或无形的压力影响慈善捐赠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并用实证分析其在慈善捐赠机制中扮演的角色。

一、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慈善捐赠与企业价值

尽管学者们从理论规范和实证研究两个个方面探索慈善捐赠可能会对企业价值造成的影响，但他们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董事会从代理成本角度出发，认为慈善捐赠是浪费企业资源，不但不会提高企业价值，反而会使企业高管为了个人利益使企业陷入代理陷阱[8]。战略性理论家们认为，慈善捐赠应该作为企业的一项战略，纳入企业经营战略当中，这样既能实现公司的利益，也能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9]。而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既要承担对投资人的责任，也要承担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10]，而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状况会对利益相关者给予不同的压力，影响慈善捐赠的价值[11]。然而，学者们用实证研究验证慈善捐赠是否能够提高企业价值，得到的结果却不一样：Lev[12]等研究发现慈善捐赠与企业价值正相关;钟宏武[13]得出两者没有相关性的结论;Wang[14]等认为两者之间呈非线性关系。

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来看，与没有进行慈善捐赠的企业相比，潜在投资者认为进行捐赠的企业有更高的道德标准，从而更愿意投资有捐赠活动的企业[15]。对于在职员工和潜在应聘者而言，慈善捐赠可以提高员工的组织认同感和自豪感，还可以吸引潜在的求职者，实现企业价值提升[16]。从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角度来看，慈善捐赠可以提升品牌知名度，增加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17]。慈善捐赠作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对企业来说相当于广告营销，可以改变公众的看法，提升企业知名度与形象，提高企业价值。因此，根据前面对慈善捐赠的讨论，提出如下可能的假设：

H1：慈善捐赠可以促进企业价值提高。

（二）员工压力与慈善捐赠

压力是外界施加给主体的一种力量。相对于企业来说，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施加有形或无形的力量就是利益相关者压力。利益相关者通过这种压力影响企业捐赠行为及其效果，而员工作为企业关键性利益相关者之一，不仅对企业的产品或服务起决定性作用，他们的工作态度也影响企业价值[17]。同理，员工压力也是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压力之一。本文主要关注员工压力对企业慈善捐赠价值的影响。

當企业对员工的需求满足程度越高时，员工的压力越小，企业慈善捐赠效果越好，企业价值越高。若企业对员工的基本需求尚不能很好满足，员工压力较大，企业慈善捐赠会让员工感受到虚假与不公平，从而会让员工有抵触情绪，进而造成企业价值下降。因此，员工通过企业对员工需求的满足程度感知企业捐赠行为动机，从而调整对企业慈善行为施加的压力来影响企业慈善捐赠价值。

基于前面员工压力与企业慈善捐赠价值机制的讨论，提出如下可能的假设：

H2：企业对员工社会责任的履行状况决定员工的压力，社会责任履行状况越好，员工压力越小，慈善捐赠对企业价值的正面影响越大。

二、研究方法与模型设计

（一）数据与样本筛选

1.数据

除一些缺失的数据从色诺芬（CCER）中查找以及手工收集整理以外，本文其余数据均是从国泰安（CSMAR）中收集整理取得。其中，从“营业外收支”明细科目中筛选获得企业捐赠数据。

2.样本筛选

将2014—2018年的A股上市公司进行筛选。首先，剔除与其他行业在会计准则上不一致的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以及被特别处理过的ST或PT类上市公司。其次，由于罚款、赞助支出、非公益捐赠不具备公益捐赠的性质，本文赞助支出、非公益捐赠以及将其与将公益捐赠混合在一起进行披露的企业一并剔除。最后，剔除主要变量数据缺失的公司。

此外，为尽量避免慈善捐赠的滞后性，本文慈善捐赠数据采用去年慈善捐赠与今年慈善捐赠的平均值，故将去年没有发生但今年发生捐赠的上市公司，或者今年没有发生但去年发生捐赠的上市公司剔除。最终，经过筛选，共计获得6 881个样本观测值。

（二）变量测量

1.因变量

企业价值。TQ（Tobins Q）代表企业未来现金流的折现值，反映企业的未来价值以及其成长性，是具有前瞻性的财务指标。TQ值越大，代表企业未来业绩会越来越好，投资者也会更加愿意投资该企业，企业价值也就越大。因此，本文选择TQ来衡量企业价值。

2.自變量

慈善捐赠。考虑到捐赠效应的滞后性，以及消除内生性的影响，本文采用去年企业捐赠与今年企业捐赠的平均值来衡量本年慈善捐赠。

3.调节变量

员工压力。在CSMAR数据库财务报表——现金流量表中，有“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这一明细科目，其中不仅包含了企业对员工的基本保障，也包含了困难补助等额外保障。不同企业规模可能会影响这一变量的测量。为了消除影响，本文选用了相对值，即用这一明细科目除以营业收入来表示员工压力。

4.控制变量

模型中还可能会有一些其他因素的干扰。为了排除这些影响，本文参照其他学者的做法，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

本文以综合类行业为参照系，剔除金融保险类行业，将样本企业剩余17个行业设置16个虚拟变量。同时，以2018年作为参照系，将2014—2018年共5年设置4个虚拟变量。

（三）各变量表示

（四）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了理论假设，参考陈承[18]等做法构建如下的回归模型：

TQit=？茁0+？茁1（Philanthropyit-1+Philanthropyit）/2+？茁2Employeeit+？茁3[（Philanthropyit-1+Philanthropyit）/2]Employeeit+？茁4Sizeit+？茁5Levit+？茁6Top1it+？茁7Industryit+？茁8Yearit+？着it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企业价值（TQ）的均值为2.034，中位数为1.650，标准差为1.299，数据的波动性比较小，说明其稳定性很好。从慈善捐赠的水平来看，平均值为2 564 246.392，标准差为15 419 362.457，最大值达到516 192 589.400，最小值只有116.730，说明在有过捐赠行为的A股上市公司中，企业个体捐赠还存在较大差异。员工压力均值为0.131，标准差为0.092，表明其变量及其数据呈现一定的左偏态势。

（二）相关性分析

如表3相关性分析所示，企业价值与捐赠的相关系数为0.095，p<0.01，表明我们假设1的两个变量显著正相关。员工压力与企业捐赠的相关系数为0.089，p<0.01，表明引入员工压力这个变量有一定意义。员工压力与企业价值的相关系数为0.258，p<0.01，显著正相关。控制变量与企业价值相关性均显著，表明将其作为控制变量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各解释变量内部相关系数绝对值小于0.5，就这点来看，本文中不同变量之间共线性程度较小。

（三）回归分析

表4展示了各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本文运用层级回归分析的方法来验证前面所提到的假设，即首先加入控制变量，之后加入自变量慈善捐赠，最后加入调节变量员工压力，以及慈善捐赠与员工压力变量的交互项。回归分析通过了共线性的诊断，消除了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干扰。

由表4可以看出，随着变量的加入，调整R2越来越高，即模型的拟合度越来越好，各个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也都没有改变，进一步说明本文构建的模型具有合理性，且不存在严重共线性问题。

表4中，模型1只加入了控制变量，是基础模型。其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的有企业规模、和资产负债率，且均与企业价值的系数为负。但与其他学者的研究不同的是，第一大股东持股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上了自变量慈善捐赠。慈善捐赠与企业价值的回归系数为正，β=0.102，且p<0.01，即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由此，假设1通过验证，则慈善捐赠可以提高企业价值。

模型3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上了调节变量员工压力。Philanthropy×Employee的系数为正，β=0.03，且p<0.1，即在10%统计水平上显著。由此，假设2也通过验证。即在其他都相同的情况下，企业对员工社会责任的履行状况越好，员工感知的压力越小，慈善捐赠对企业价值效果越好。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慈善捐赠价值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企业社会责任课题中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然而，学者们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未达成一致。本文从员工压力角度出发，分析员工压力对企业捐赠与企业价值关系的影响，结论如下。

1.企业捐赠可以提高企业价值。总体来说，公众对企业的捐赠行为给予正面评价，企业通过这一行为改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态度和看法，提高企业价值。

2.员工压力对调节慈善捐赠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有正面影响。企业对员工责任的履行程度决定员工给予企业的压力如何，履行程度越差，员工压力越大，员工对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评价越差，认为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动机不纯概率越大，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效果越差。因此，员工压力越大，慈善捐赠对企业价值影响越小。

本文可能存在的局限：（1）虽然实证分析中控制了一些公司层面的变量，但可能还遗漏了一些难以观测或测量的变量，不仅影响慈善捐贈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内生性问题。（2）为了数据的可靠性和方便性，仅选择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会对研究结论的普遍性存在一定影响[17]。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展数据的来源，在样本中增加手工收集的非上市公司数据，提高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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