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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涂高”之谶

2020-11-30杨富强

珞珈史苑 2020年0期
关键词:曹魏三国志中华书局

杨富强

关于谶纬的研究, 长期以来是中古史研究较为薄弱的环节, 主要限于史料的缺乏、 分散和研究断代的限制以及研究观念的影响。 首先, 史籍中关于谶纬的记载往往是分散、 零星的, 且常需要考证辨别后使用, 加之唐以降谶纬思想的逐渐消亡和纬书遭大规模删改, 使得对谶纬史料的梳理难度相对较大; 其次, 谶纬学起源并兴盛于两汉时期, 而中古谶纬学逐渐衰微, 因而对其研究, 学者们常关注汉代而忽视中古; 最后, 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谶纬被视为“封建迷信”而为学界所忽视。 但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随着人们研究观念和研究视角的转变, 对于历史上谶纬这类特殊信仰和舆论符号有了新的认识, 相关研究取得了较大进步, 有关论著把谶纬放在具体的政治环境下考察,分析其与政治文化的关系, 并与数术、 佛道之争等相结合, 开拓了谶纬研究的新视角。①20 世纪以来关于两汉时期以及中古时期谶纬研究的代表论著有陈槃:«谶纬释名»«谶纬溯原 (上)»,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 年版; 钟肇鹏: «谶纬论略»,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 王利器:«谶纬五论», «晓传书斋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徐兴无: «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 中华书局2003 年版; 吕宗力: «谶纬与十六国北朝的政治与社会», «“1 至 6 世纪中国北方边疆、 民族、 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科学出版社2008 年版; 吕宗力: «谶纬与两晋南朝的政治与社会»,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回顾与探索——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2007 年, 第 379~396 页; 姜望来: «谣谶与北朝政治研究», 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年版; 吕宗力: «汉代的谣言»,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孙英刚: «神文时代: 谶纬、 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版; 丁鼎: «试论“ 当涂高” 之谶的作者与造作时代——兼与钟肇鹏先生商榷», «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1 期; 楼劲: «谶纬与北魏建国», «历史研究»2016 年第1 期; 吕宗力: «谶纬与曹魏的政治与文化», «许昌学院学报»2018 年第3 期; 夏远辉: «河图、 洛书的传承途径考»,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5 期等。对于谶纬研究, 笔者以为一方面可以继续对文献、史事进行深入考证, 进一步梳清谶纬的起源、 流传过程; 另一方面可以从谶纬学传承和相关士人群体角度进行研究; 此外谶言本身的语义演变以及验证之后的政治符号作用及其背后所反映的政治传统亦值得关注。

一、 “当涂高”之谶的起源与流传

“当涂高”之谶的起源和形成过程限于史料, 长期以来一直无法完整复原。 本节拟从两汉谶纬学传承和“当涂高”之谶语义演变的角度梳理该谶言的起源和流传情况。②关于“当涂高”之谶起源的讨论, 钟肇鹏先生在«谶纬论略»第1 章«谶纬的起源和形成»中认为“代汉者当涂高”之谶是曹魏集团为实现其代汉目的所造(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29 页)。 丁鼎老师在«试论“ 当涂高” 之谶的作者与造作时代——兼与钟肇鹏先生商榷», 一文中提出了不同意见, 认为“当涂高”之谶曹魏代汉时虽利用过本条谶言, 但仅是利用而已, 而并非编造, 并指出“当涂高之谶”起源于西汉末年[«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年第1期, 第94~95 页]。 笔者赞成“当涂高之谶”起源于西汉末年, 但论证角度不同于丁鼎教授, 对于丁鼎老师某些观点有所补充。“当涂高”之谶最早见于三国魏鱼豢所撰«典略»:

术以袁姓出陈, 陈, 舜之后, 以土承火, 得应运之次。 又见谶文云: “代汉者, 当涂高也。”自以名字当之, 乃建号称仲氏。①«三国志»卷 6«袁术传»,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第 210 页。

«典略»从文献的角度上说当属最早, 但所叙之事发生于东汉末年, 而«三国志»和«后汉书»中又未记述袁术称帝使用“代汉者当涂高”之谶一事, 故对于«典略»所载之事难以进一步考证。 其次就是西晋陈寿«三国志·蜀书·周群传»所载蜀地名士周舒解谶之事:

周群字仲直, 巴西阆中人也。 父舒, 字叔布, 少学术于广汉杨厚, 名亚董扶、 任安。 数被征, 终不诣。 时人有问: “«春秋谶»曰代汉者当涂高, 此何谓也?”舒曰: “当涂高者, 魏也。”乡党学者私传其语。②«三国志»卷 42«周群传»,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第 1020 页。

又同书«杜琼传»记叙谯周问对一事:

杜琼字伯瑜, 蜀郡成都人也。 少受学于任安, 精究安术……虽学业入深, 初不视天文有所论说。 后进通儒谯周常问其意……(谯)周因问曰: “昔周征君以为当涂高者魏也, 其义何也?”琼答曰: “魏, 阙名也, 当涂而高, 圣人取类而言耳。”③«三国志»卷 42«杜琼传»,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第 1021~1022 页。

周舒受学于杨厚, 不知其生卒, 与董扶、 任安大致同时期, 故周舒解释«春秋谶»的时间应大致在桓、 灵之后而早于建安时代, 其语在乡党学者中私下传播。①笔者以为董扶、 任安在建安时代前后不久已然去世。 关于董扶去世年代, «三国志»卷31«刘焉传»裴注引陈寿«益部耆旧传»: “扶出一岁而灵帝崩,天下大乱。 后去官, 年八十二卒于家。”(中华书局1959 年版, 第866 页)关于任安去世年代, «后汉书»卷79«任安传»: “年七十九, 建安七年, 卒于家。”(中华书局1965 年版, 第2551 页)周舒与二人年纪应相差不远, 若建安时仍在世, 年纪应甚大。 况且蜀地自刘焉入蜀后与外界交通一度中断, 即使仍有交流, 恐怕所需时间甚长, 其因为中原局势变化而解谶的可能性不大, 且建安年间一直到曹操彻底平定河北之前, 曹氏代汉之心尚不明显。 故笔者认为周舒解谶一事当是发生于建安时代以前的地方谶纬学者的孤立学术行为, 而不应作过多政治解释, 甚至以为与曹魏代汉有关。而杜琼在回答谯周时进一步解释了“魏”的意思, 言“魏, 阙名也, 当涂而高”。 杜琼又说: “吏言属曹, 卒言侍曹, 此殆天意也。”②«三国志»卷 42«杜琼传»,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第 1022 页。可推知谯周问对或发生在汉魏禅代前夕。③«三国志»卷42«杜琼传»载: “琼年八十余, 延熙十三年卒。”(中华书局1959 年版, 第 1022 页)又«三国志»卷 42«谯周传»载: “(泰始)五年, 予尝为本郡中正, 清定事讫, 求休还家, 往与周别。 周语予曰: ‘昔孔子七十二、 刘向、扬雄七十一而没, 今吾年过七十, 庶慕孔子遗风, 可与刘、 扬同轨, 恐不出后岁, 必便长逝, 不复相见矣。’疑周以术知之, 假此而言也。 (泰始)六年秋, 为散骑常侍, 疾笃不拜, 至冬卒。”(中华书局1959 年版, 第1033 页)依二传可以推知谯周问杜琼时或已二十出头, 即汉魏禅代前夕。而陈寿原为蜀臣, 少受学于谯周, 治«尚书»«三传», 撰«益部耆旧传»十篇, 平吴后鸠合三国史, 著魏、 吴、 蜀三书, 六十五篇, 号«三国志»,④常璩撰, 任乃强校注: «华阳国志»卷11«陈寿传»,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第 634 页。且陈寿久居蜀地, 与蜀中人士多有交际, 尤其是其少受学于谯周, 归晋后亦与谯周多有来往,⑤«三国志»卷 12«谯周传»,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第 1033 页。故«三国志»所记之事或来自谯周所述及巴蜀耆旧所传, 为陈寿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 况且«三国志»所记之事距陈寿生活的时代不远, 且发生于蜀地, 相关人物又与陈寿颇有渊源, 其记载或有修饰, 但基本可信。 因此, “当涂高”之谶可能早已在蜀地乡党学者中流传并为陈寿所熟知。

据«周群传»«杜琼传»所述, 周舒、 任安和董扶三人皆师从杨厚, 善于谶纬学, 可见“代汉者当涂高”之谶或可追溯至杨厚, 为杨厚弟子及其后学所周知。①关于杨厚, «华阳国志»记为“杨序”。 常璩撰, 任乃强校注: «华阳国志»卷10«广汉士女»载: “杨序, 字仲桓, 统仲子也。 道业侔父, 三司及公车连征, 辞。 永建二年, 特征拜侍中, 上言四方兵起, 及荆、 扬六州人民疫、 蝗,洛阳大水, 宫殿灾, 三府当免大臣, 近戚谋变, 皆效验。 大将军梁冀秉权, 自退。 归家修黄老, 教授, 门徒三千人。 本初元年及建和中, 特征聘, 不行。 年八十三卒。 天子痛惜, 诏祭, 谥曰文父。 弟子雒昭约节宰, 绵竹寇欢文仪, 蜀郡何苌幼正, 侯祈升伯, 巴郡周舒叔布, 及任安、 董扶等, 皆征聘辟举, 驰名当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第562 页)关于杨厚其人, «后汉书· 杨厚传»载:

杨厚字仲桓, 广汉新都人也。 祖父春卿, 善图谶学, 为公孙述将。 汉兵平蜀, 春卿自杀, 临命戒子统曰: “吾绨帙中有先祖所传秘记, 为汉家用, 尔其修之。”统感父遗言, 服阕, 辞家从犍为周循学习先法, 又就同郡郑伯山受«河洛书»及天文推步之术……统作«家法章句»及«内谶»二卷解说, 位至光禄大夫, 为国三老。 年九十卒。 统生厚……厚少学统业, 精力思述……永建二年, 顺帝特征, 诏告郡县督促发遣。 厚不得已, 行到长安, 以病自上, 因陈汉三百五十年之厄, 宜蠲汉改宪之道, 及消伏灾异, 凡五事……每有灾异, 厚辄上消救之法, 而阉宦专政, 言不得信。 时大将军梁冀威权倾朝……欲与相见。 厚不答, 固称病求退。 帝许之, 赐车马钱帛归家。 修黄老, 教授门生, 上名录者三千余人……年八十二, 卒于家。②«后汉书»卷 30 上«杨厚传», 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第 1047~1050 页。

广汉杨氏世传图谶之学, 善天文占候之术, 从杨春卿到杨厚三代传承家学, 而杨统、 杨厚皆为杨氏谶纬学传承的重要人物。 杨统从春卿处受先祖所得汉家秘技, 又先后求学于周循和郑伯, 事奉华里先生炎高,①常璩撰, 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卷10«广汉士女»载: “杨统, 字仲通, 新都人也。 事华里先生炎高。 高戒统曰: ‘汉九世王出«图书», 与卿适应之。’建武初, 天下求通«内谶»二卷者, 不得。 永平中, 刺史张志举统方正。 司徒鲁恭辟掾。 与恭共定音律, 上«家法章句»及二卷«解说»。 迁侍中, 光禄大夫。以年老道深, 飬于辟雍, 授几杖, 为三老, 卒。 «内谶»二卷竟未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561 页)直至作«家法章句»及«内谶»二卷解说, 稍传家学。 杨厚则少从学杨统, 尽得家学, 随父入京后, 因对答灾异如验而得官, 之后每逢灾异出现, 往往能上消救之法。 辞官后修黄老, 教弟子三千, 杨氏谶纬学传至杨厚而大兴于巴蜀。 可见周舒对于“当涂高”之谶的认识或来源于杨氏谶纬学。 关于广汉杨氏谶纬学的源头和内容, «后汉书·杨厚传»李贤注引«益部耆旧传»曰:

统字仲通, 曾祖父仲续举河东方正, 拜祁令, 甚有德惠, 人为立祠。 乐益部风俗, 因留家新都, 代修儒学, 以夏侯尚书相传。②«后汉书»卷 30 上«杨厚传», 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第 1048 页。

杨氏先祖杨仲续本居于河东, 后迁至广汉兴都, 代修儒学, 传夏侯尚书。③«汉书»卷88«儒林传»载: “夏侯胜, 其先夏侯都尉, 从济南张生受尚书, 以传族子始昌。 始昌传胜, 胜又事同郡蕑卿。 蕑卿者, 倪宽门人。 胜传从兄子建, 建又事欧阳高。 胜至长信少府, 建太子太傅, 自有传。 由是尚书有大小夏侯之学。”(中华书局1962 年版, 第3604 页)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将杨氏所传尚书归于小夏侯派, 又称: “小夏侯派, 亦伏生别派也, 其传又不及大夏侯氏之盛, 且渐入章句之学, 西汉经学变为东汉矣。 而欧阳、 夏侯皆究心洪范, 波靡至于李寻, 则杂入异说, 由乎小道, 详其所论, 无异术士之言。 东汉符谶一流, 皆此辈阶之厉也。”④唐晏著, 吴东民点校: «两汉三国学案»卷4«尚书», 中华书局1986 年版, 第 164~165 页。可见杨氏所传尚书或为小夏侯派, 并且可追溯到李寻等人, 其学被视为东汉谶纬学的重要来源。 而据唐晏考证, 小夏侯尚书派的传承情况大致如下:

夏侯建—李寻—王良、 闾邱葵、 杨仲续—杨春卿—杨统—杨厚—任安、 董扶、 周舒—杜琼、 周群。①唐晏著, 吴东民点校: «两汉三国学案»卷4«尚书», 中华书局1986 年版, 第 157~165 页。

小夏侯尚书始于夏侯始昌, 而夏侯始昌作«洪范五行传»,②关于«洪范五行传»的作者, 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说伏生, 出自南朝沈约«宋书·五行志序»云“伏生创记«大传», 五行之体始详”; 一说夏侯始昌, 出自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汉儒言灾异”条; 一说刘向。 陈侃理老师主张夏侯始昌说, 依据比较充分, 笔者在此采用夏侯始昌说(陈侃理: «儒学、 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 69~74 页)。故小夏侯尚书一派善修天文五行之术, 在治«尚书»学一派儒生中属于特殊。 «杨厚传»所述杨春卿善谶纬学并称有先祖所传秘记, 而华里先生炎高亦戒杨统“汉九世王出图书, 与卿适应之”③常璩撰, 任乃强校注: «华阳国志»卷10«广汉士女»,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第 561 页。。 可见在杨仲续或之前杨氏已世传谶纬学, 后又兼修小夏侯尚书。 又依“汉九世王出图书”之言, 杨氏所得图书大致可能在元、 成时期, 其来源或是汉家所藏图书, 而当时民间亦有图谶流传, 杨氏先祖从民间获得, 而后冒称汉家秘记亦有可能。 关于«内谶»之由来, «后汉书·郡国志»李贤注引«巴汉志»: “有彭池大泽、 名山、 灵台, 见孔子«内谶»。”④«后汉书»卷 113«郡国志», 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第 3507 页。此处“内谶”与孔子有关, 或许就是«春秋谶»。 总之, 大体上可知杨氏图谶之学当起于西汉后期, 其家传«内谶»二卷, 后佚失不详, 有杨统作«家法章句»及«内谶»二卷解说, 继续传承杨氏谶纬学, 其中包含“当涂高”之谶不无可能。

下面我们再简要讨论“当涂高”之谶的语义演变。 周舒在回答“代汉者当涂高”时, 解释为“当涂高者, 魏也”。 后来谯周问杜琼“昔周征君以为当涂高者, 魏也, 其义何也?”杜琼进一步解释道: “魏, 阙名也, 当涂而高, 圣人取类而言耳。”可见当时人们对于“当涂高”含义的理解并不是十分明确具体, 存在一个变化的过程。 之后杜琼虽言“始自汉已来, 名官尽言曹, 吏言属曹, 卒言侍曹, 此殆天意也”①«三国志»卷 42«杜琼传»,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第 1022 页。。亦未直接解释“当涂高”为曹魏, 大概此时三国鼎立, 天下归属尚不可知, 杜琼之言或许是谯周在蜀亡后对于曹氏代汉的添加之词。 但是人们认为“当涂高”为“魏阙”并且提出“代汉”之意是可以确定的。 关于“魏阙”的由来和含义, «史记·商君列传»载:

将兵围魏安邑, 降之, 居三年, 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 秦自雍徙都之。②«史记»卷 68«商君列传»,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第 3232 页。(«索隐»: 冀阙即魏阙也。 冀, 记也。 出列教令, 当记于此门阙。)

«商君列传»记载秦国占领魏国安邑后, 筑冀阙, 即魏阙。 史籍中的“魏阙”一词往往与魏国有关, 或是解释为高大之意。 “魏阙”一词也常常指代庙堂, 用“心在魏阙之下”来表达不在庙堂之中, 仍然心忧国事。③«艺文类聚»卷62«居处部二·阙»引«文子»曰 : “老子云: 身处江海之上, 心在魏阙之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 第116 页)刘文典撰, 冯逸、乔华点校: «淮南鸿烈集解»卷2«俶真训»高诱注: “魏阙, 王者门外阙也, 所以县教象之书于象魏也, 巍巍高大, 故曰魏阙。 言真人虽在远方, 心存王也, 一曰: 心下巨阙, 神内守也。”(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第 53 页)刘文典撰, 冯逸、乔华点校: «淮南鸿烈集解»卷12«道应训»云: “中山公子牟谓詹子曰: 身处江海之上, 心在魏阙之下, 为之奈何?”许慎注: 江海之上, 言志在于己身, 心之魏阙也, 言内守。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第 390 页)可见“魏阙”一词在早期本无特殊的预言作用。 至西汉后期, 谶纬之学兴起, “魏阙”或被解释为“当涂高”, 并被赋予其特殊的政治寓意, 即将来拥有天下的是“当涂高”。 当汉室衰微、 天下纷乱之际, “当涂高”更是与“代汉者”相结合, 遂有“代汉者当涂高”之谶。 但是, 对于“当涂高”的解释并不明确, 使用者往往以姓名附会, 如公孙述、 袁术④参看«三国志»卷6«袁术传»裴注引鱼豢«典略», 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 210 页; «后汉书»卷 13«公孙述传», 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第 538 页; 而治谶纬之学的儒生往往解释为“魏阙”或“魏”, 并无特指对象, 是否有代汉之意又往往与汉室兴衰有关, 汉室即将中兴之时对于“当涂高”甚至会加以利用, 使之成为汉室复兴的预言, 而无任何避讳, 如光武帝在«与公孙述书»中用“当涂高”之谶反驳公孙述并非“当涂高”①«后汉书»卷 13«公孙述传», 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第 538 页。。 总之, “当涂高”之谶出现之初意指尚不明确, 而代汉之意亦是在汉室出现衰败迹象后才产生的。

二、 汉魏之际“当涂高”之谶的再度流行与演变

在考察汉魏之际“代汉者当涂高”之谶的流行前, 首先应当梳理一下两汉之际“当涂高”之谶的流行情况。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公孙述志»云:

蜀土清晏。 述乃移檄中国, 称引图纬以惑众。 世祖报曰:“«西狩获麟谶»曰‘乙子卯金’, 即以未岁授刘氏, 非西方之守也。 ‘光废昌帝, 立子公孙’, 即霍光废昌邑王立孝宣帝也。 黄帝姓公孙, 自以土德, 君所知也。 ‘汉家九百二十岁以蒙孙亡,受以丞相, 其名当涂高’, 高岂君身耶? 吾自继祖而兴, 不称受命。 求汉之断, 莫过王莽。 近张满作恶, 兵围得之, 叹曰: ‘为天文所误!’恐君复误也。”又使述旧交马援喻述, 述不从。②常璩撰, 任乃强校注: «华阳国志»卷5«公孙述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第 331 页。

又刘宋范晔«后汉书·公孙述传»云:

述亦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 妄引谶记。 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 明汉至平帝十二代, 历数尽也, 一姓不得再受命。 又引«录运法»曰: “废昌帝, 立公孙。”«括地象»曰: “帝轩辕受命, 公孙氏握。”«援神契»曰: “西太守, 乙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 五德之运, 黄承赤而白继黄, 金据西方为白德, 而代王氏, 得其正序。 又自言手文有奇, 及得龙兴之瑞。 数移书中国, 冀以感动众心。 帝患之, 乃与述书曰: “图谶言‘公孙’, 即宣帝也。 代汉者当涂高, 君岂高之身邪? 乃复以掌文为瑞, 王莽何足效乎! 君非吾贼臣乱子, 仓卒时人皆欲为君事耳,何足数也。 君日月已逝, 妻子弱小, 当早为定计, 可以无忧。 天下神器, 不可力争, 宜留三思。”署曰“公孙皇帝”。 述不答。①«后汉书»卷 13«公孙述传», 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第 538 页。 李贤注引«东观记»云, 光武与述书曰: “承赤者, 黄也; 姓当涂, 其名高也。” ( 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第 538 页)

据上举史料中公孙述可能使用“当涂高”之谶并移书中国、 惑乱百姓而光武帝为此致书公孙述并使用该谶加以反驳的描述, 并结合两汉之际的汉室一度为王莽取代、 天下豪杰并起的时代背景, “当涂高”之谶在两汉之际一度流行于中原和巴蜀或是可能。 “当涂高”之谶的流行或许与两汉之际流动于中原和巴蜀的善天文图谶之术的士人有关, 并为各方势力所利用, 其间“当涂高”之谶可能转化为“代汉者当涂高”之谶。 当光武帝陆续平定各地方割据势力, 汉室得以中兴之时, “当涂高”之谶显然已失去其流行的条件。 尽管自光武帝以来东汉政权推崇谶纬学,②赵翼著, 王树民校证: «廿二史劄记»卷4“光武信谶书”条, 中华书局1984 年版, 第 87~89 页。民间也盛行谶纬之学, 但是“代汉者当涂高”这种既不利于东汉统治, 也暂时缺乏验证条件的谶言, 自是很难继续流行, 而不得不留存于谶纬图书之中并通过某些善谶纬学的家族隐秘流传。

东汉后期, 外戚与宦官轮流执政、 相互倾轧, 使得朝局愈发混乱, 继而黄巾起义、 董卓入京, 各地豪强大族并起, 士大夫流寓各地, 汉室天下陷入崩溃的边缘。 此时谶言再度成为推动改朝换代、 重建天下秩序的舆论工具。 “代汉者当涂高”之谶正是在此背景再度流行并发生演变的, 现将史籍中关于汉魏之际“代汉者当涂高”之谶的记载列举如下:

«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典略»曰:

术以袁姓出陈, 陈, 舜之后, 以土承火, 得应运之次。 又见谶文云: “代汉者当涂高也。”自以名字当之, 乃建号称仲氏。①«三国志»卷 6 «袁术传»,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第 210 页。

«三国志·蜀书·周群传»曰:

时人有问: “«春秋谶»曰代汉者当涂高, 此何谓也?”舒曰:“当涂高者, 魏也。”乡党学者私传其语。②«三国志»卷 42«周群传»,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第 1020 页。

«三国志·蜀书·杜琼传»曰:

周因问曰: “昔周征君以为当涂高者魏也, 其义何也?”琼答曰: “魏, 阙名也, 当涂而高, 圣人取类而言耳。”③«三国志»卷 42«杜琼传»,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第 1022 页。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传»载禅代众事曰:

太史丞许芝条魏代汉见谶纬于魏王曰……«春秋汉含孳»曰:“汉以魏, 魏以征。”«春秋玉版谶»曰: “代赤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曰: “汉以许昌失天下。”故白马令李云上事曰: “许昌气见于当涂高, 当涂高者当昌于许。”当涂高者, 魏也; 象魏者,两观阙是也; 当道而高大者魏。 魏当代汉。 今魏基昌于许, 汉征绝于许, 乃今效见, 如李云之言, 许昌相应也。④«三国志»卷 2«文帝纪»,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第 63~64 页。

«艺文类聚·居处部二·阙»引王隐«晋书»曰:

汉末, 博士敦煌侯瑾善内学, 语弟子曰: “凉州城西有泉水当竭, 当有双阙起其上。”魏嘉平中, 武威太守起学舍, 筑阙于此。①«艺文类聚»卷 62 «居处部二·阙»,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 第1116 页。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张璠«汉纪»曰:

初, 天子败于曹阳, 欲浮河东下。 侍中太史令王立曰: “自去春太白犯镇星于牛斗, 过天津, 荧惑又逆行守北河, 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 将自轵关东出。 立又谓宗正刘艾曰:“前太白守天关, 与荧惑会; 金火交会, 革命之象也。 汉祚终矣, 晋魏必有兴者立”, 后数言于帝曰: “天命有去就, 五行不常盛, 代火者土也, 承汉者魏也, 能安天下者, 曹姓也, 唯委任曹氏而已。”公闻之, 使人语立曰: “知公忠于朝廷, 然天道深远, 幸勿多言。”②«三国志»卷 1«武帝纪»,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第 13~14 页。 该条言“汉祚终矣, 晋魏必有兴者立”, “天命有去就, 五行不常盛, 代火者土也, 承汉者魏也, 能安天下者, 曹姓也, 唯委任曹氏而已”。 按: «后汉书·天文志»和其他有关刘艾的记载中皆无此事, 似是魏晋时所附会编造之事。 另外在«宋书·符瑞志»记“王立”为“王昱”。

汉魏之际“代汉者当涂高”之谶再度流行, 涉及众多人群, 既有民间善谶纬的学者的问谶和解谶行为, 也有大族豪强借此谶言图谋称帝之举, 还有官方学者的符合“代汉者当涂高”的类似预言。 然而此时的“代汉者当涂高”之谶仍无特定的指代对象, 存在较大的解释空间。 该谶虽流行于天下, 但是却难以短时间内被验证。 此时汉室虽衰, 但在政治方面仍然具有强大号召力, 袁术称帝失败和曹操迎汉献帝后势力快速发展即是证明, 加上各地大族豪强割据势皆无代汉的实力, 故“代汉者当涂高”之谶此时仅仅停留于口头, 而无任何势力可以实现。 当曹氏集团迎汉献帝于许, 又陆续平定北方割据势力后, 曹操先后称魏公、 魏王, 开始建立魏社稷, 设立魏官, 此时“代汉者当涂高”之谶可能开始具体指曹魏并运用于汉魏禅代, 遂有故白马令李云上事曰: “许昌气见于当涂高, 当涂高者当昌于许”之事。 此前无具体指代对象的“代汉者当涂高”之谶, 此时已成为曹氏代汉的工具与曹魏政权的理论支持和政治象征。

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涂高”之谶的特殊政治意义

汉魏禅代完成之后, “当涂高”之谶在曹魏一代未见直接记载, 甚至谶言也少有提及。 然而汉代以来流行于社会的谶纬思想并未消亡,曹魏集团的成员多受谶纬思想影响, 汉魏禅代中谶纬的使用亦给天下人以深刻印象, 谶纬在曹魏政治中仍然不时以其他形式发挥作用。①吕宗力: «谶纬与曹魏的政治与文化», «许昌学院学报»2018 年第3期, 第 12~24 页。下面笔者拟通过梳理史籍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谶记、 异事和有关“当涂高”之谶的记载, 来解释谶纬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及其特殊的政治意义。

曹魏一代“当涂高”之谶自完成禅代以后在史籍中不见记载, 盖其政治使命已然完成, 实际政治意义已经不大, 加之曹魏一代谶纬思想的转衰, 提及谶言和使用谶纬解释问题的场合已然不多。 故曹魏一代“当涂高”之谶不见史籍记载, 有关谶纬的记载也极少。 与谶纬有关记载如下: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注引«魏氏春秋»曰:

(青龙三年)是岁张掖郡删丹县金山玄川溢涌, 宝石负图,状象灵龟……其南有五字, 曰“上上三天王”; 又曰: “述大金,大讨曹, 金但取之, 金立中, 大金马一匹在中, 大吉开寿, 此马甲寅述水。”凡“中”字六, “金”字十; 又有若八卦及列宿孛彗之象焉。②«三国志»卷 3«明帝纪»,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第 106 页。

同书同卷引«搜神记»曰:

初, 汉元、 成之世, 先识之士有言曰, 魏年有和, 当有开石于西三千余里, 系五马, 文曰“大讨曹”。 及魏之初兴也, 张掖之柳谷, 有开石焉, 始见于建安, 形成于黄初, 文备于太和……此一事者, 魏、 晋代兴之符也。 至晋泰始三年, 张掖太守焦胜上言, 以留郡本国图校今石文, 文字多少不同, 谨具图上。①«三国志»卷 3«明帝纪»,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第 106 页。

同书同卷引«汉晋春秋»曰:

氐池县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 其声如雷, 晓而有苍石立水中……其文曰: “大讨曹, 适水中, 甲寅。”帝恶其“讨”也, 使凿去为“计”, 以苍石窒之, 宿昔而白石满焉。 至晋初, 其文愈明,马象皆焕彻如玉焉。②«三国志»卷 3«明帝纪»,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第 107 页。

三则材料实言一事即所谓张掖郡«玄石图»的出现, 言及“大讨曹”“金但取之”“甲寅”等, 其事是否真发生于明帝时不可知, 或与魏晋禅代有关, 为晋人所编造之事, 以附会魏晋禅代。③关于张掖«玄石图»的研究, 请参看津田资久先生«曹魏符瑞与司马懿的政治地位»一文。 该文是津田资久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2007 年第九届年会上作的报告, 该报告基于«符瑞‹张掖郡玄石图›の出现と司马懿の政治的立场»(发表在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会«东洋史论集»35 上, 2007 年出版)一文。可知在魏晋时期谶纬思想仍存在巨大影响力, 故魏晋禅代之际司马氏使用谶言来证明禅代的合法性仍是不可缺少的环节。 曹魏以“代汉者当涂高”之谶和土德取代火德来验证其代汉的合法性, 至魏晋禅代之际, 时隔不过三十余年, “代汉者当涂高”之谶及当年汉魏禅代的旧事在朝野内外仍然记忆深刻。 加之曹氏立国已历四代, 根基已深, 朝野内外认可“当涂高”皇权的势力依然庞大, 司马氏难以仅仅依靠权谋和谶言来取代曹氏, 须建立大功业和制造更多的符瑞和异事来推进其禅代过程。 关于魏晋禅代之际的符瑞和异事亦有不少, «三国志·魏书·少帝纪»载:

(咸熙元年)甲子, 行幸长安。 壬申, 使使者以玉璧祀华山……六月, 镇西将军卫瓘上雍州兵于成都县获璧玉印各一, 印文似“成信”字, 依周成王归禾之义, 宣示百官, 藏于相国府。①«三国志»卷 4«少帝纪»,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第 150 页。

又裴注引孙盛曰:

昔公孙述自以起成都, 号曰成。 二玉之文, 殆述所作也。②«三国志»卷 4«少帝纪»,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第 150 页。

此两则史料所记之事发生于魏灭蜀之年, 蜀亡是影响三国格局的重大事件, 亦是司马氏代魏的重要举措, 以此强化司马氏的功业, 摆脱高贵乡公之死所带来的政治道德危机。③可参看仇鹿鸣: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版, 第 133~153、 182~184 页。遣使奉玉璧祭祀华山是禅代的常规之举, 而发现“成信”印则是意外。 司马氏“依周成王归禾之义, 宣示百官, 藏于相国府”。 而裴注中引孙盛言, 认为“成信”印为公孙述所作。 可能“成信”印发现之时亦有不同解释, 而司马氏选择“周成王归禾之义”应是为了昭示司马氏灭蜀之功, 预示天下即将归一。 又«三国志·蜀书·杜琼传»云:

景耀五年, 宫中大树无故自折, (谯)周深忧之, 无所与言,乃书柱曰: “众而大, 期之会, 具而授, 若何复?”言曹者众也,魏者大也, 众而大, 天下其当会也, 具而授, 如何复有立者乎?蜀既亡, 咸以周言为验。 周曰: “此虽己所推寻, 然有所因, 由杜君之辞而广之耳, 殊无神思独至之异也。”①«三国志»卷 42«杜琼传»,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第 1022 页。

此事发生于蜀汉灭亡前夕, 谯周以“宫中大树无故自折”而深感忧虑, 书柱言“众而大, 期之会, 具而授, 若何复?”预言蜀汉将亡于曹魏, 后果如谯周所言。 蜀汉自称承继汉统, 而蜀汉亡于曹魏, 谯周此言似应“代汉者当涂高”之谶。 然此时司马氏已经掌握曹魏大权而意图取代曹魏, 蜀亡后不久魏晋禅代完成。 又谯周身为蜀臣怎会如此直言汉将为曹魏所取代, 即使谯周预感蜀汉气数将尽, 意欲归顺曹魏, 怎会不知曹魏政局变化和司马氏将取而代之的形势, 而不去取悦司马氏, 此甚为奇怪? 大概曹魏承继汉, 晋又承继曹魏, 谯周先后仕蜀汉、 曹魏、 晋, 其所言似符合王朝承继, 通过肯定曹魏代汉而委婉地承认蜀汉的合法性, 又为魏晋禅代做解释, 体现了汉、 魏、 晋三朝的承继性, 故«杜琼传»将谯周之言写入而无顾忌, 因为谯周的说法符合西晋统治者的要求和汉、 魏、 晋三代的承继性。 面对司马氏为魏晋禅代制造的种种符瑞、 谶言和异事, 曹氏皇室亦有不少对抗的举措, «三国志·魏书·少帝纪»裴注引«帝集»载帝自叙始生祯祥曰:

昔帝王之生, 或有祯祥, 盖所以彰显神异也……其辞曰: 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 二十五日乙未直成, 予生。 于时也, 天气清明, 日月辉光, 爰有黄气, 烟煴于堂, 照曜室宅, 其色煌煌。相而论之曰: “未者为土, 魏之行也。”②«三国志»卷 4«少帝纪»,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第 138 页。

同书同卷裴注引«汉晋春秋»:

是时龙仍见, 咸以为吉祥。 帝曰: “龙者, 君德也。 上不在天, 下不在田, 而数屈于井, 非嘉兆也。”仍作潜龙之诗以自讽,司马文王见而恶之。③«三国志»卷 4«少帝纪»,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第 143 页。

高贵乡公在描述其出生祯祥时强调“未者为土, 魏之行也”。 突出了魏的土德, 也肯定了其当涂子孙的身份。 又对“龙见于井”这一异象, 在皆认为是吉祥的情况下, 提出“龙者, 君德也。 上不在天,下不在田, 而数屈于井, 非嘉兆也”。 可见面对司马氏的禅代之举,曹魏皇室试图通过魏德仍在、 天命在魏, 而从道义和舆论上对抗司马氏。

汉魏禅代完成后“当涂高”之谶一度未见于史籍, 但其仍可能存在于人们记忆和各类谶纬图书之中。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知谶纬思想在曹魏、 西晋时期仍然有着一定影响力, “当涂高”的影响依然隐约可见。 再度出现是在西晋末年, 见«晋书·王浚传»:

浚以父字处道, 为 “当涂高”应王者之谶, 谋将僭号。 胡矩谏浚, 盛陈其不可。 浚忿之, 出矩为魏郡守。 前渤海太守刘亮、从子北海太守搏、 司空掾高柔并切谏, 浚怒, 诛之……时燕国霍原, 北州名贤, 浚以僭位事示之, 原不答, 浚遂害之。 由是士人愤怨, 内外无亲。①«晋书»卷 39 «王浚传», 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第 1149 页。

此后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谶言流行, 出现多个以魏或借汉魏故事而称帝建国的政权, 如石勒创业初期、 冉魏、 翟辽, 以及重建后改国号为魏的拓跋鲜卑政权,②楼劲老师在«谶纬与北魏建国»一文中详细讨论了十六国时期使用“魏兴之谶”的政权情况(«历史研究»2016 年第 1 期, 第 7~11 页)。可见在少数民族进入中原、 天下再度混乱的背景下, “当涂高”之谶仍然同汉末时一样发挥着特殊的政治预言作用。 但是此时与汉末相比, 加入了少数民族的因素, 加上“当涂高”之谶已有汉魏禅代的成功先例, 以及其他谶言的流行, 故十六北朝时期的“当涂高”之谶的内涵和地位已大大不同于汉末。③楼劲: «谶纬与北魏建国», «历史研究»2016 年第 1 期, 第 23 页。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东晋南朝史料中, 未发现有关“当涂高”或与之有关的谶言在东晋南朝流行的线索。①六朝时期南方流行“黄旗紫盖, 运在东南”和“帝出乎震”之类的谶言,以此对抗北方的中原正统。 相关研究可以参看魏斌: «“山中”的六朝史»,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年版, 第17~54 页; 孙英刚: «神文时代: 谶纬、数术与中古政治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版, 第63~73 页。而北朝后期“当涂”或“当涂高”已似乎不再是一则谶言, 而成为具有特殊政治意味的术语, 象征着元魏皇权。 据庾信撰«周上柱国齐王宪神道碑»云: “虹蜺满野, 是废当涂之高; 鸑鷟鸣岐, 实始维新之命。”②庾信撰, 许逸民校注: «庾子山集注»卷 13,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第734 页。又«周大将军崔说神道碑»载:“时当涂失御, 政在权门。 始论函谷之兵, 即起韩陵之战。”③庾信撰, 许逸民校注: «庾子山集注»卷 13,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第773 页。以及«周柱国大将军纥干弘神道碑»载: “魏永安中, 任子都督翻原州城受陇西王节度, 于时洛邑乱离, 当涂危逼, 礼乐征伐不出于天子, 举贤诛暴实在于强臣。”④庾信撰, 许逸民校注: «庾子山集注»卷 14,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第836 页。以上碑文中多次出现“当涂”一词, 并以此象征元魏政权, 记述北魏末年到东魏、 西魏对峙时期元魏皇权为权臣所侵夺的情形, 可见“当涂”一词在此时可直接指代元魏皇权并成为文人的常用语。

综上所述, “当涂高”之谶在汉魏禅代完成以后, 逐渐超出谶纬的范畴, 而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政治术语和政治传统。 曹魏、 西晋时期“当涂高”不见史籍, 而通过其他记载可以隐约窥测其影响, 此期的“当涂高”之谶乃至谶纬在魏晋政治文化环境下似乎成为一个隐晦但又不可回避的话语。 西晋末年到北魏初年, “当涂高”之谶成为各方势力尤其是少数民族统治者所利用的舆论工具, 并与其他谶语结合, 此时的当涂高似乎已在其长期流传与实践中转化为一种政治传统, 少数民族统治者借用汉魏故事以彰显其为华夏正统。 经历北魏统治和长期宣传, 到北朝后期“当涂”或“当涂高”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政治术语和政治传统已然固化。

四、 余 论

谶言的流行不是孤立的现象, 而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从中可以看到时代发展趋势和人心向背。 因此, 谶言的流行和谶纬之学的传播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时代信仰体系的反映, 其变化也可以反映出时代信仰的演变。 “当涂高”之谶流行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其内涵几度转变, 在不同时期其作用亦不相同。 从“当涂高”之谶的演变历程既可以看到两汉时期谶纬之学的兴起和传承, 又可反映出两汉魏晋南北朝历次王朝更替过程中谶言这一特殊信仰符号和预言工具的作用。 当然, 谶言是谶纬的一部分, 需要依附于一定学术体系和政治环境,①孙英刚: «神文时代: 谶纬、 数术语中古政治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版, 第 164 页。并且有时还需要与其他信仰形式和舆论工具结合。 “当涂高”之谶的演变正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知识、 信仰体系和政治文化演变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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