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莉

引 言

自1910年代后期至20年代，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接受了19世纪70年代俄国民粹派的理论，开始倡导“到民间去”。这一趋势无疑对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理论和运动产生了直接影响。a[美]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新译本），董晓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5页。中国近代民间文学的征集和搜集工作也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刘锡诚在《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中提出，从20世纪现代民间文艺学的肇始到20世纪中叶曾出现过“民俗学派”“文学人类学派”“古史辨派”“社会-民族学派”“俗文学派”“延安学派”等流派。b参见刘锡诚：《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第8页。他们运用各自的方法和理念对中国民间文艺给予了关注和研究。

刘半农、周作人、顾颉刚、刘兆吉等在这一时期，对不同地区民间歌谣进行了零星的个人搜集和调查，这些成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上重要的成果。同一时期，一次以小区域搜集，有组织、有系统的采集调查，开启了对重要讲述者的关注，很值得我们研究。

1926年，以晏阳初为代表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组织了一支以“扫盲”运动为主的下乡队伍，在河北定县和山东邹平县进行了调查，其中包括采集秧歌、歌谣、鼓词等民间文艺资料。“定县的民间文学研究项目有四个程序：调查、研究、编辑和出版。最终他们收获甚丰，搜集了二百多首歌谣、三百多条歇后语、三百多条谜语、六百多条谚语和一百多个笑话。”c[美]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新译本），董晓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9页。这次调查成果比学者们零星的个人搜集调查更加系统，记录的内容较为广泛，关注到了重要的讲述者并大量记录了他们的作品：记录了刘洛便和田三义两个农民讲述的戏词和鼓词，1933年出版的《定县秧歌选》d李景汉、张世文编：《定县秧歌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刊行，1933年。选辑了定县刘洛便唱述的48出秧歌。当时，田野调查和记录尚没有形成专业系统的方法，此次调查行动和成果可谓是难能可贵，可以说，它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关注民间文学讲述者较早的、记录规模最大的调查成果。

20世纪40年代，一批文艺工作者在陕甘宁边区，晋察冀、东北、苏北、冀中等解放区收集民歌和民间艺术资料，希望通过改造旧说书、旧秧歌来建立解放区的新文艺。其间，有几位作家和文艺研究者撰写了多篇关于解放区民间艺人的文章，如周扬《一位不识字的劳动诗人——孙万福》、萧三和安波《练子嘴英雄拓老汉》、艾青《汪庭有和他的歌》、丁玲《民间艺人李卜》、马可和青宁《刘志仁和南仓社火》a周扬、萧三和安波、艾青、丁玲、马克和青宁的5篇文章被收于周扬、萧三、艾青编的《民间艺术和艺人选集》，东北书店，1947年出版。、林山《盲艺人韩起祥》b林山：《盲艺人韩起祥》，《华北文艺》，1949年第6期。。在今天来看，这些对延安时期民间艺人作品的记述及研究的代表性文章，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新文艺事业的建构开了先河。

一、对民间故事家的发现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来自国统区和解放区的824位文艺界代表参加大会。毛泽东、朱德、董必武、陆定一、陈伯达到会讲话。周恩来作政治报告，郭沫若c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第35—44页。、茅盾d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第45—67页。、周扬e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第69—96页。、付钟f付钟：《关于部队的文艺工作》，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第99—117页。代表文艺界分别作大会报告。在大会筹备工作文件中，会议代表中有两部分人：当然代表、聘请代表。聘请代表“凡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得被聘为大会代表”第三条：“思想前进、文艺上有显著成绩者（包括民间艺人）”。g《大会的筹备经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第127页。

周恩来在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h周恩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第19—33页。第二部分“文艺方面的几个问题”中，第四条“关于改造文艺的问题”专门讲到如何团结民间艺人：

旧社会爱好旧形式的艺术，但是他们瞧不起旧艺人，现在是新社会新时代了，我们一定尊重一切受群众爱好的旧艺人，尊重他们方能改造他们。……如果不团结广大的旧艺人，排斥他们，企图一下子代替他们是不可能的。应该是包含几十万艺人并影响几千万观众、听众、读者的旧文艺部队的巨大力量，动员起来积极地参加这个改革运动。i同上，第 29—30 页。

在大会报告中，周恩来提出完善组织机构，“不仅成立一个全国的文学艺术界的联合会，……还要分部门成立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等协会，以便于进行工作，便于训练人才，便于推广，便于改造”j同上。。

第一次文代会期间，钟敬文被选为全国文联候补委员。之后，他计划在北京建立民间文艺的研究机构，留在北京，并与对此事感兴趣的同志着手商议。随后，他们向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建议，成立全国性民间文艺机构。a参见《钟敬文全集》15，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232页。

（一）从征集到搜集

1950年3月29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以下简称民研会）成立。周扬在大会开幕词中非常清晰地道出了民研会成立的目的和意义：“成立民间文艺研究会是为了接受中国过去的民间文艺遗产。民间文艺是一个广阔的富藏，它需要我们有系统的有计划的来发掘”，“今后通过对中国民间文艺的采集、整理、分析、批判、研究，为新中国新文化创作出更优秀的更丰富的民间文艺作品来”b周扬：《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开幕词》，见《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0页。。至此，民研会一方面秉承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到民间去”抢救记录民间文艺的思想，另一方面延续了延安时期收集民歌和故事等民间口头文学的实践精神。

在民研会成立大会上公布的《本会征集民间文艺资料的办法》，第三条明确提出了：“如系口头传授的唱词或故事等，应记明唱讲者的姓名、籍贯、经历、唱讲的环境等。”c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民间文艺集刊》（第一册），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第105页。显然，这些要求是在“五四”歌谣运动和延安时期文艺工作的征集方法基础上提出的。它为50年代大规模搜集民间文艺资料、发现民间文学讲述者提供了较为科学的方法。

民研会从创立之初的征集资料逐渐转向大规模搜集民间文学资料，是一段特殊发展过程，更是一次历史机遇。从1951年9月民研会出版的《民间文艺集刊》第三册“编后记”中，我们可以读出“民研会”对于倡导征集资料转向鼓励搜集整理工作的痕迹。

在“编后记”中，除介绍本辑编纂内容之外，专门提到两个内容“值得大家注意”。第一，文中提到刊登的老苏区的革命山歌10首，“搜集编印它们是整理人民艺术财产的重要工作之一，今年有些地方文艺工作者已经在开始注重这种工作。”d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民间文艺集刊》（第三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第139页。第二，贵州贵定县委会的“民歌征集简报”中提到，该地文艺工作者响应贵州军区文艺科征集万首民歌的号召，已经搜集到6000首。编后记认为，如果各地宣传部门和机关在搜集工作上加以重视，对于宣教工作以及新文学、新艺术的建设事业有着重要贡献。“编后记”在最后一小段提出征集来稿中的缺点：辗转抄袭的，来自报纸和旧书，耗费了人力，对民间文艺的发掘和整理很少补益。“我们愿意向一切热心民间文艺工作的同志们建议：请深入到劳动人民和各少数民族中间去吧，那才是最丰富的民间文学艺术宝藏所在的地方！”e同上。

从中不难解读出，民研会由最初以征集资料编撰刊发相对“被动”的工作方式，开始逐渐转变为鼓励更多的人到“民间文学艺术宝藏所在的地方”搜集。不得不说，这篇不足千字的小文，已经表露出民研会大规模搜集调查的初步思想。

（二）民间故事家的发现

如何在搜集和调查工作中抓住重点，是当时民研会开展工作的着眼点。1950年代初至1958年前，民研会在做好民间歌谣和民间故事采集和出版工作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发现和记录民间故事讲述家。例如，与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的同志一起赴云南、内蒙等地开展民间文学的搜集调查工作。参与调查工作的孙剑冰、李星华、毛星都先后就民间文学讲述者的搜集记录撰写了相关研究文章a孙剑冰：《略述六个村的搜集工作》,《民间文学》，1955年创刊号；李星华：《搜集民间故事的几点体会》，《民间文学》，1959年第6期；毛星：《从调查研究说起》，《民间文学》，1961年第4期。，随着《民间文学》的创刊，这些文章陆续刊发，引导民间文艺界在搜集作品的同时，更加注重对民间文学讲述人记录、搜集方法的研究。

1954年秋，孙剑冰、韩燕如在内蒙古乌拉特前旗6个村进行故事搜集工作，第二年3月，孙剑冰撰写了《略述六个村的搜集工作》b孙剑冰：《略述六个村的搜集工作》,《民间文学》，1955年4月创刊号。。文章详细叙述了故事家“秦地女”的发现过程，明确在搜集民间文学作品的同时，还特别注重对故事家、歌手和民间艺人的发现和访谈。此文于4月发表在《民间文学》创刊号上，在民间文艺学界引起了不少关注。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中对讲述者、听众、搜集整理的关系所进行了更深层次阐明。孙剑冰认为，搜集者在场的参与观察对于后期的整理和理解非常重要。在这次田野中，他意识到，即便有更多的资料可以整理为书面文字，但在场的鲜活的语音、语调、手势、表情和观众的反应能够更好地帮助记录者理解内容，更忠实地将记录资料转换为书面文字。

搜集者把这个故事完善地记录下来，即使再占有同类故事的全部资料，经过整理，进入书面，无论如何，那些生动的表演艺术（讲述者独特的音调、手势与面部表情等）和观众的反应，讲述者与听众之间的感情的共鸣，是不会再现了；而所有这些，于记录者对故事的理解与整理，都是有帮助的。c孙剑冰：《略述六个村的搜集工作》,《民间文学》，1955年4月创刊号；钟敬文主编：《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新时代》，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310页。

此外他注意到，同一个受访者在不同场景中讲述的内容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同一个人的同一个故事，由他本人在不同的场合（例如只有一个听众——记录者）重述，差别不但会有，而且常常是蛮大的。”d同上。

如何在搜集工作中发现典型访谈对象，也是文章中关注的焦点。他认为，调查中搜集故事发现典型和抓住典型，“决定着全部搜集工作的关键”。他在文中写了四种在发现典型的调查中可能遇到的情况和工作方法。第一，普通人一般化平常的故事。针对这些平淡无奇的“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歌”，搜集工作不能满足于此，要吸收有用的，寻找更好的。第二，搜集者在工作中需要深入细致地调查，然后再确定访谈对象。如果“听风就是雨”贸然行动，往往“事倍功半”，浪费精力，收获甚少。第三，会说故事的人有可能并不为人知，需要做深入调查发掘。如秦地女这样真正的故事家。第四，当地民众认可的民间艺人、歌手和故事家。e同上，第 313—315 页。孙剑冰认为，在搜集工作中，以上四种情况要特别重视后两种。

乌丙安后来撰文评价了孙剑冰这篇文章：发现民间故事传承人秦地女，更重要的是，此次发现总结出了故事蕴藏特点和传承特性以及民间故事活动的规律。f乌丙安：《民俗文化新论》，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55页。刘锡诚在《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中写道：“他在内蒙古南部的农耕地区发现女故事家秦地女，并提出了故事讲述者的个人讲述风格问题，这在我国民间故事搜集史上尚属首次。”g刘锡诚：《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下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第641页。如果从民间文学讲述家的发现这一视角来理解这篇文章的重要性，说它是我国学术界关于中国民间文学传承人及其调查方法的发轫之作一点也不为过。

1956年9月至11月，民研会与中国科学院组成的民间文学调查组赴滇西考察，参加调查的有：毛星、孙剑冰、李星华、陶阳、刘超、青林。李星华在1959年刊发的《搜集民间故事的几点体会》中，记录了她在白族地区进行采录的体会和思考。通过调查邓川“朱大娘”讲述故事的事例，李星华认为，要在采录和调查中让讲故事的人“像谈心一样地随便讲出一个趣味浓厚的故事”。故事讲述人个体的审美情趣决定了故事语言的生动和情节的丰富性，采录者与讲述者比较熟悉，讲述人才能讲起来无拘束地充分发挥讲述的天才。她认为，“采录者要想把工作做得深入，就必须跟讲述者打成一片，交朋友。最好的办法就是同吃、同住、同劳动。”a李星华：《搜集民间故事的几点体会》，《民间文学》，1959年6月号。她不仅关注到了民间文学与讲述者生活之间的关系，更多地注意到了相同主题故事不同讲述者的差异。她认为，故事细节因讲故事的人职业和生活不同而说法不同。“一个故事我们只记一种说法是不能看到故事在传说中的全部面貌的。需要尽可能听听各种人的不同讲法。这对整理和研究工作都有好处。”b同上。她借用苏联民间故事研究者爱尔娜·瓦西里也夫娜对民间故事记录的看法：同一个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讲法，每个讲法都有它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李星华进一步分析，这种方法不仅便于对故事全面了解，便于研究和整理，更重要的是讲述者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修改故事”。

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关于搜集整理的研究中，毛星是不可绕过的人物c毛巧晖：《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思想史论》（修订版），北京：学苑出版社，2018年，第77页。。1956年，中国科学院与民研会组成民间文学调查组赴云南调查采录，毛星是负责人，1958年他当选为第二届民研会理事，之后任第三届、第四届副主席。1961年他发表《从调查研究说起》d毛星：《从调查研究谈起》，《民间文学》，1961年4月号。一文认为，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与科学工作者的调查和作家诗人采风有着很大的区别，忠实记录是其根本原则。他提出了忠实记录的最高标准和最低标准，“忠实记录故事讲述者的讲述，不加入自己的任何‘补充’，也不随便删削讲述者所讲述的内容，这应该是最基本的要求”e同上。。

比起基本要求，毛星更加提倡研究者“不止记录一个人的讲述，还记下较多人所讲的，并且选择故事讲述者，创造讲述故事的良好条件，使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故事家兴高采烈地展示他的绝技，必要时还请他讲第二次、讲第三次。”f同上。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总结了“劳动人民故事家”应具备的4个条件：

充分熟悉和长期参加劳动人民的生活并充分具备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充分熟悉劳动人民的一切心理特征并具备劳动人民所独有的对事物感受、思维和幻想的方式；充分熟悉和掌握人民的口头艺术的传统并具备劳动人民的艺术智慧和艺术才能，又充分熟悉、理解这些作品并能巧妙地来讲述他们，……对一些故事的内容合乎劳动人民需要的某些增加和修改。

当时毛星在文中预见到，随着劳动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会出现越来越多既能够口头讲述，也能够熟练运用文字记录的故事家。

民研会创立之初对民间故事讲述家的发现及对搜集调查方法的讨论，是新中国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本土调查方法的一种探索。这一时期，我们从学者们的文章中经常读到“征集与搜集”“忠实记录”“搜集者、讲述者、听众、记录者的关系”“搜集整理方法”等问题的探究及讨论。尤其是初期组织的一些规模相对较小的调查，为新中国民间文艺的搜集调查、记录工作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为后来大规模搜集民歌及史诗专题性调查提供了宝贵的学术理念和实践经验。

二、民间艺人的话语地位与国家认同

如果说民研会50年代对民间故事讲述家调查的总结和思考是出于学界对民间文学学术性话语的体现，那么自1956年之后，民间艺人的称谓逐渐成为了新民歌运动话语中的主角，具有了重要的政治属性。

（一）民间艺人话语地位的变化

1956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了《重视民间艺人》的社论文章。社论中，首先批评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社论发表前的近两三年中，出现了“民间艺人生活困难、无以为生”的现象。文章认为，主要原因是“文化部门缺乏对于国家文化事业的整体观念”，注重国家的专业表演团体，不重视民间艺术队伍，特别是民间艺人的生活得不到关心。甚至出现了“官僚主义的态度”，出现了“欺凌和侮辱民间艺人、对于他们的演出活动加以刁难和粗暴干涉”的严重事件。文章中特别强调了民间艺人性质、作用和在文化事业中的定位，提出了民间艺人和民间艺术的作用是“使人民得到教育的娱乐”：民间艺人的队伍远比国家举办的艺术表演团体人数多。如果能够提高民间艺人的思想觉悟和艺术质量，发挥其特长和积极性，他们不仅能够“继承和发扬艺术遗产，繁荣和发展我国的艺术事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且能够深入到人民群众中。

1956年，“民间艺人”的称谓与延安时期相比发生了变化。民间艺人的身份和话语逐渐进入了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民间艺人”已经成为国家文化话语中可以与专业演员群体并列，甚至更加重要的群体，因为他们既继承了传统优秀文化艺术遗产，而且可以在此基础上以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起到引导、教育、娱乐作用。

（二）民间艺人主体地位的彰显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从民歌问题，讲到中国诗歌发展的出路。他认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的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a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1230/c85037-23975446-3.html，2013年12月30日。

周扬在1958年《红旗》杂志撰文《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文中道出了搜集新民歌的起因：“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民歌。三十多年前，他在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就作了搜集民歌的尝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我们开始注重民间文学艺术的搜集整理工作，在这一方面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工作仍然做得十分不够。”b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红旗》1958年1月号。转自钟敬文：《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新时代》，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33页。周扬借用古代的国风来比喻新民歌，它代表的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国风”。他倡议，“诗人只有向群众学习，向民歌、特别是向新民歌学习，才能为我们的诗歌打开一个新的局面。”c同上，第 34 页。

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与民间文艺搜集相关的社论文章《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文章指出，全国搜集民歌是为了发展新的时代的诗歌艺术。“传统的或者新产生的民间歌谣，是人民群众和诗人们所需要的珍贵食粮”，“我们既要把它们忠实地记录下来，选择印行，也要加以整理和研究，并且供给诗歌工作者们作为充实自己、丰富自己的养料”。d《大规模地收集民歌》，《人民日报》，1958年4月14日。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专门从事民间文艺搜集和研究的机构民研会来说，这个关于民间文艺的社论对民研会的工作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民研会理事长郭沫若专门就搜集民歌问题答《民间文学》编辑部问。在当时关于搜集传统民歌和整理加工的问题上，郭沫若延续了“文艺的”，还是“学术的”两种解释。他认为，重视记录保留原始材料是必要的，再润色加修改也是必要的，两者可以并行不悖。

从科学研究来看，必须有忠实的原始材料。特别是研究语言学的，你把材料给他改了，他就没有办法研究了。科学研究，要强调材料的“第一手性”。同时为了很好地加工，也要有可靠的材料。忠实的原始记录是工作的基础。原始材料应该大量保存。

但是从文学观点上来说，加工也很重要。我们有点经验的人都知道，诗，硬是可以点石成金的嘛!改一个字，诗就活了。“推敲”就是很有名的例子。改一个字，全诗就有了声音。拿《诗经》来说，“国风”毫无问题是经过删改，经过润色的。a郭沫若：《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问题 郭沫若答“民间文学”编辑部问》，《人民日报》，1958年4月21日。

他强调，大规模采集运动是一种方法，可以促使民歌民谣在全国乃至世界流传。

1958年，在新民歌运动中,“民间艺人”与“作家”的阈限被打破。b毛巧晖：《越界：1958 年新民歌运动的大众化之路》，《民族艺术》，2017年第3期。向民间艺人和民间歌手学习，很快成为一个个响亮的口号；人人可以搜集民歌，人人可以成为诗人。“农民诗人”与作家们有着同样的权利，可以在报纸和刊物上发表诗文。他们引领了当时文化新的创作风尚，这种新创作的文学体裁被冠以“新”为开头的“新民歌”“新诗”，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界限和受众都模糊化了。“民间艺人”的身份转换为“农民诗人”，他们不仅仅是被记录的对象，更重要的是成为了歌唱社会主义文化的艺术家和创作者。转换身份的民间艺人、歌手、故事家，讲述的场景从田间地头到了北京的会议厅；讲述的内容也由传统的民歌、故事等，逐渐转变为歌颂新中国、新生活的新民歌、新故事。

（三）对民间艺人地位的肯定

由于民间艺人身份在国家层面的重视，民研会一方面加大了对故事讲述人和歌手的搜集和调查，另一方面发现典型人物，将其作品进行整理、出版。

在这个时期，民研会的业务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人员专门为新民歌成立了采编部，精选各地选送的新民歌，于1959年出版了《红旗歌谣》；另一部分继续做搜集和调查传统民歌、故事工作，延续50年代对故事家和民歌手传统作品的采集，并进行整理出版。

同年5月，民研会研究部组织干部到江苏省常熟县白茆公社进行的民歌调查。c此次调查者有路工、张紫晨、刘锡诚，江苏的周正良、钟兆锦、陆瑞英。刘锡诚口述，访谈人：冯莉、王素珍。访谈时间：2019年11月19日上午，访谈地点：刘锡诚家。参与访谈者：李航、刘晓路、杨尚志。这次调查采录的成果，出版了《白茆公社新民歌调查》。从此白茆山歌因为陆瑞英这个民歌手的发现而扬名全国。

研究部在对陆瑞英进行了实地调研后，又去了安徽省肥东县访问当地女农民歌手殷光兰。刘锡诚《民间歌手殷光兰》编入《向民歌学习》d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向民歌学习》，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殷光兰因此次的缘分被推荐参加了1958年7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并和全体代表一起到中南海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1958年民研会组织召开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大会名单中除了大会领导机构名单，还有全国各地推荐的民间歌手、诗人，成为大会代表名单中的新成员。不少来自基层的故事讲述家、歌手、民间诗人作为代表参会并发言。殷光兰、王老九、爬杰、康朗甩等人的大会发言被刊登在《民间文学》。a《民间文学》1958年7—8月合刊。从他们的发言材料中，可以看到民间艺人对国家新民歌号召的呼应和主体能动性的表述。此次大会一方面凝聚了全国民间文学研究者，向全国发出大规模搜集新民歌的呼吁；同时农民诗人、民间歌手、故事家成为了民间文学的创作家。他们在这次大会上成为国家新文学的代言人。由此民间诗人、歌手、故事家成为民间文艺研究、创作中重要的群体。1958年，民间文学讲述者塑造的典型被推向了更大的舞台。他们的讲述被主流话语引用，成为知识分子精英、文艺界人士，甚至是全社会发扬新文学的学习模范。全国大规模采集民歌的运动，极大地促进了民间文学的采集和研究，为民研会在全国开展民间文学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1958年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期间，民研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修改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章程。修改后的章程中明确表述，会员的条件如果是民间诗人、歌手、故事家，可向协会常务理事会提出申请，经常务理事会通过成为会员。b中国民研会档案：1958年第3卷31号，《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章程（修改稿）》1958年7月。这相当于开通了一条民间身份走入国家群团会员的绿色通道。在这次大会上，民间文学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民研会借助新民歌搜集运动，完善了自身机构和队伍，成为全国开展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指挥中心”。新民歌运动在客观上为各地成立民研会的分支机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8年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后，各省纷纷成立民研会分会。1958年后，民研会组织国庆十周年献礼成果，这个过程为后续的60年代开展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调查提供了组织机构上的保证。

1959年2月，中宣部召开会议，陆定一、周扬就“大跃进”中文艺工作中存在的“人人唱歌、人人写诗、人人画画等”问题进行了纠偏。即便如此，在60年代的报纸刊物及会议活动中，民间艺人、歌手、诗人的话语进入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已然成为常态，“民间草根”完成了向国家新文学创作者身份的转换。这种政治身份的光环一直延续到“文革”前，甚至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仍在举办民间艺人、诗人进京的活动。

三、史诗歌手的调查与采录

20世纪50年代初，构建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提上日程。1953—1956年，民族识别、构建新中国多民族文学成为中国科学院和民研会的主要任务之一。从50年代至60年代，民研会与中国科学院共同承担起中国各民族文学作品的采集调查工作。

（一）史诗属性的确立

民研会副理事长老舍在1956年2月27日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c老舍：《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民间文学》，1956年3月号。。报告分为两大部分：（甲）民族文学遗产和新文学的兴起；（乙）开展搜集、整理研究工作。报告中明确使用了“史诗”的概念，并将其列入“民族文学遗产”范畴。报告介绍了蒙古族史诗《格斯尔》《江格尔》；藏族《格萨尔王传》的发展历史和大致内容。老舍认为，民族文学“无论是古典的还是新兴的文学”，“理应从事搜集、整理、翻译，使他们成为全中国的文学遗产！”d同上。

老舍在谈到开展搜集、整理、研究工作时呼吁，“我们有责任去搜集、整理这些宝贵的材料，教他们成为全中国的文化财富！”“要搜集就须赶快下手，特别是那些口头文学——记得最多诗歌的歌手恐怕都是老年人了，我们必须及时地搜集记录，以免人去诗亡，使文学遗产受到无可补偿的损失！”a老舍：《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民间文学》，1956年3月号，第8页。

他在报告中谈到创作问题时，强调“在还没有文字的民族里，目前我们应着重帮助的对象是歌手与艺人。他们保存了世代相传的民族文学遗产，同时也是创作者。如何帮助他们，还须详为计划”b同上，第 16 页。。

我们不得不说，老舍在会议上的呼吁不仅在当时成为指导全国民族文学搜集整理的思想理论，即使在时空穿越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对于当下民间文学工作者在田野中抢救口头文学遗产仍具有价值和意义。

（二）国庆献礼与《格萨尔》史诗调查

1958年7月17日，中宣部召集来京参加“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各省自治区及少数民族聚居省的部分代表和北京有关单位，座谈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的问题。会上决定：编写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的包括各少数民族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并对第一批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省份做了分工。纪要中的第五条要求，“在有少数民族的省份，要编一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央有关单位再根据省出版的选集分别编选全国性的选集。这个工作由中央与地方合作。”c中国民研会档案1958年9卷1号，《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纪要》，1958年8月12日。

会后，中央转发的《全国文联党组关于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的报告》明确提出：

在有少数民族的地区，要把少数民族的优秀作品整理、翻译出来，编印各少数民族文学选集（包括过去和现在的作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各地所出版的民间文学选集基础上分别编选一套民间歌谣、民间故事和少数民族文学选集。会后拟定编辑计划，予以分批出版，使民间文学得到有力的推广。d中国民研会档案1958年4卷4号，《中央转发全国文联党组关于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的报告》（抄件），1958年7月25日。

随后，中宣部向全国宣传、文教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发文，要求交稿期限是1959年国庆节前。e中国民研会档案1958年9卷1号，中宣部1958年8月15日发文抄件。

为国庆十周年献礼，民研会专门成立了献礼办公室，将藏族《格萨尔》、蒙古族《江格尔》列入“中国民间故事丛书计划”f中国民研会档案1958年8卷26号，《中国民间文学作品编选计划（草案）》《中国民间故事丛书编选计划》。见《“国庆十周年献礼”：“中国歌谣丛书”和“中国民间故事丛书”编选计划》，1958年12月8日。。在民研会档案中，至今保留有当年的计划，其中详细说明了列入出版书目计划的两部书的情况。

“格斯尔传”，蒙族英雄故事，约三十万字，分上下两部。上部已有蒙族桑杰扎部初译稿，约十六万字。国庆前可先出版上部。由内蒙古自治区负责定稿及写序工作。“格萨尔王传”藏族英雄故事，说唱本，约三十万字，已有华嘉、王沂暧初译稿。拟请青海负责定稿及写序。

计划要求，各省在1959年1月底以前将具体编选计划寄交中宣部和民研会各一份，便于修订总计划；5月前将完全定稿及写好的稿子寄交民研会，安排出版工作。

当时，民研会为了尽快落实中宣部的文件精神，抽调了刘锡诚在献礼办公室做秘书，派他赴青海督促组织《格萨尔》的调查搜集工作。他拜访了青海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程秀山，了解了编选的工作情况。1959年12月，程秀山带着编印的六十多本内部资料到北京汇报工作。a刘锡诚口述，访谈时间：2019年11月19日上午，访谈地点：刘锡诚家。访谈人：冯莉、王素珍。在老舍的主持下召开了座谈会。

从当年内部汇报资料《藏族民间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搜集、翻译、整理情况》b中国民研会档案1959年7卷2号，青海省文联民间文学研究组：《藏族民间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搜集、翻译、整理情况》（内部资料），1959年12月北京。中，可以了解到青海文联对《格萨尔》艺人调研的基本情况。青海省文联工作组于1958年8月—1959年11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在青海、甘肃、四川、内蒙等地开展实地调查。调查工作主要放在搜集、翻译和整理，同时对“格萨尔”艺人的情况做了初步调查。

报告将“格萨尔职业艺人”以听众的阶级身份来分类。这样的分类在当时的历史场域中有着特殊的历史语境，能够呈现出当时的历史色彩和社会文化结构性的样貌。

第一类艺人的听众，绝大多数都是劳动群众。艺人行踪不定，特点是往返巡回说唱。统治阶级很难直接施展剥削。报告中例举甘孜炉霍艺人，对这一类艺人进行了总结，“这种艺人，所说故事情节变化较多，唱词更加口语化，有时便把大量的民歌插入唱词中一并演唱。这种艺人大都能唱许多部分，但其所唱的往往故事比较短小的东西，他们所唱的，多凭记忆和随口增减”c同上，第 2 页。。

第二类艺人的听众是“上层阶层”。唱述内容比较定型，故事较长。说唱多以民间流传抄本为依据，故事情节比较完整，唱词中随意增加一些对统治阶级歌功颂德一类的题外之词。四川甘孜地区一个叫洛桑的艺人，被当地公认为“说格萨尔专家”。这类有名的艺人藏有不少有价值的抄本。

工作组对说唱艺人的演唱形式和场景进行了调查。格萨尔说唱民间艺人在讲述时，自弹自唱，“有的随身携带与格萨尔相关的大幅彩色画轴，手持一长竿，竿上悬挂大画，如展一旗，口里高喊‘说格萨尔’。沿村叫唱。人们听之，便集于广场或院中，艺人将画卷高挂于听众前方，然后用长竿指点画中故事，边指点边说唱。”d同上，第 2 页。

报告总结认为，艺人说唱的内容根据不同场景而变化。“群众举行赛马盛会，则说‘赛马称王之部’，如遇人结婚，则说‘迎娶珠牡之部’。如遇人生子或祝寿则说‘英雄诞生之部’。”e中国民研会档案1959年7卷2号，青海省文联民间文学研究组：《藏族民间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搜集、翻译、整理情况》（内部资料），1959年12月北京。

报告已经关注到史诗说唱在民众中有断代的危机，并且调查人员已经意识到由于人们的意识没有转变，有的说唱家仍然有顾虑，部分史诗资料被烧毁焚尽，搜集工作需要加快抢救。

如果说老舍的报告提出了“史诗”的明确概念并确定了属性，那么1959年12月召开的这次座谈会不仅对《格萨尔》史诗的属性进行了再确认，并在搜集调查研究层面统一了认识：《格萨尔》艺人抢救和资料搜集翻译的重要性不可置否。虽然1959年4月至10月“整理”的工作成果并没有得到会议的认可f李连荣：《中国民协与藏族<格萨尔>史诗的发掘名世》，《民间文化论坛》，2020年第2期。，但这次调查工作却为青海民研会的成立和60年代以后的《格萨尔》工作明确了方向。

（三）《玛纳斯》歌手的调查

1964年1月，民研会与新疆作协、中央民族学院在北京举行了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搜集翻译整理工作座谈会。民研会对《玛纳斯》现有的全部资料提出了工作建议。由民研会、新疆作协、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州委宣传部联合组成《玛纳斯》工作组。

工作组的工作内容目标和步骤非常明确：翻译居素普·玛玛依演唱的资料，并组织力量进行补充搜集三至五个月；搜集翻译国内外有关《玛纳斯》的研究参考资料；出版整理本，争取在1969年国庆节前整理出一部分，向国庆20周年献礼。a《柯尔克孜史诗<玛纳斯>搜集翻译整理研究工作座谈会工作纪要》，中国民研会档案。

由于前期新疆作协的搜集基本上是围绕居素普·玛玛依的演唱资料为主，取得了不小的成绩。b1961年，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联、新疆科学院分院文学研究所、中共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委宣传部组成的工作组，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搜集，共记录史诗各种异文资料约24万行，并把居素普·玛玛依演唱的部分作品资料译成汉文，其中第一部《<玛纳斯>之部》印成铅印本资料。据此《玛纳斯》工作组于1964年6月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在工作计划调查搜集部分的要求中，第1—6条的核心都是与史诗歌手有关的内容。涉及歌手的这6条“任务要求”不仅包括搜集唱述的作品：继续补充居素普·玛玛依的三部及更加广泛的调查采录艺人、歌手、故事家讲述的各种题材的《玛纳斯》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在第4条和第5条则强调了歌手的个人情况。如第4条，“歌手们的学习、创作、演唱情况和他们的师承关系、个人经历、家庭历史”，第5条“各个歌手演唱特色和艺术风格”c资料来源：中国民研会档案（未编号），《玛纳斯》工作组：《史诗<玛纳斯>的调查搜集译校出版工作计划（1964年7月——1966年底）》。。

陶阳在《玛纳斯》调查采录细则中写道：为了使调查资料更加全面，更充足和资料本的编辑注释更准确、更科学，制定细则非常必要。此次《玛纳斯》采录的原则是重点记录作品并做相关社会调查。d陶阳：《<玛纳斯>调查采录细则》，1964年7月16日，见陶阳编著：《英雄史诗<玛纳斯>调查采录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年，第13页。

调查采录原则中第三项“关于玛纳斯奇、额尔奇、交毛克奇的调查访问”，除了对说唱歌手和故事能手基本情况进行记录登记，在访问内容上则更加关注他们的“身世、师承关系、讲唱情况”。原则的第三项第二点，则建议“最好以小传的形式，将访问的每位歌手和故事家简要地写成单项材料”e同上，第 16 页。。

在方法上，与50年代大规模采集记录作品，较少关注歌手情况相比，此次调查采录对个人的讲唱风格及成长史、传承谱系等给予更多的关注。在调查中特别提出“要有一套保证质量的记录技术”，字里行间中无不在强调歌手的重要。“第一，先记歌手小传，了解其师承关系及其经历；第二，唱以前，先请歌手讲故事梗概；第三，唱一段检查一段，在唱的时候，记录者发现有问题，即作一记号，不打断歌手的歌唱，等一段唱完之后，记录者再念一遍请歌手听，有遗漏处，再补记。”f资料来源：中国民研会档案（未编号），陶阳：《英雄史诗<玛纳斯>的调查采录及翻译工作汇报》，1965年7月30日北京，第4页。

陶阳在1965年的汇报中用比较多的笔墨总结史诗的调查采录及史诗歌手的调查方法。

工作组采用宣传采录史诗意义，鼓励唱新歌等办法，发动群众和歌手协助工作；拟宣传提纲，让群众成为课题组的宣传员。g同上。

对于大“玛纳斯奇”，我们要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民族文化的保存者，一个从政治上关怀他们。……象（像）居素普·玛玛依这样的大歌手，我们在当地的帮助下给他做了适当的安排，他成了工作组的一个成员。同时，“忠实记录”的原则和记录方法也要讲清楚，使其与记录者配合。a资料来源：中国民研会档案（未编号），陶阳：《英雄史诗<玛纳斯>的调查采录及翻译工作汇报》，1965年7月30日北京，第4页。

此次调查方法延续了50年代以来的民间文学采集传统，强调“忠实记录”的原则，但是同时融合了少数民族社会调查的方法，强调记录作品与调查研究相结合，在规模和方法上都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玛纳斯》调查从1964年7月至1966年7月结束，工作组访问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所属的阿合奇、阿图什、乌恰、阿克陶4个县的农村和牧场，加上1961年的调查，总计访谈“玛纳斯奇”“额尔奇”“交毛克奇”“桑吉拉奇”“考姆孜奇”等五百余人。记录了一部完整的6卷本史诗《玛纳斯》；搜集异文材料三十七万多行，社会历史调查文字约十六万字；搜集新旧民歌一百六十余首，民间故事84篇，民间小型史诗与叙事诗28篇。b同上。调查不仅记录了众多说唱歌手、故事家的作品数量，特别是《玛纳斯》6部完整版，更为重要的是探索出中国史诗调查采录的经验方法。

1964年的《玛纳斯》调查采录是国家学术团体与高校、地方机构合作的专题性调查，与之前《格萨尔》《江格尔》搜集的章节和片段相比，其采录资料的数量、质量和完整度极大地提高，打破了“中国无史诗”的定论。此次调查不仅为《玛纳斯》史诗走向专业化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格萨尔》《江格尔》史诗在20世纪80年代大型田野采录工作提供了本土方法的实践经验。

结 语

民研会作为新中国最早成立的全国性民间文艺学术团体，其学术理念、学术队伍、学术实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涌现出的学术思想和观点，通过一个个事件在全国学术界、文艺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研会的学术历史折射出中国民间文艺学领域的学术发展历史。用学术史的方法回顾和梳理历史能够更好地理解新中国文学建立至今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1950—1966年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是民研会从创立到带领全国民间文艺界建构新文学的实践历程。这个时期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在血脉上承继了中国古代文学搜集整理思想之风骨，更为20世纪80年代三套集成、21世纪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等后续的大型学术项目及政府文化政策的实施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不仅收获了大量的资料，最重要的是探索出大规模田野调查本土实践的方法及理论。

笔者以民研会1950—1966年搜集整理实践中关注的民间文学讲述家（诗人、歌手、故事家等）为主线，通过梳理历史文献、人物口述史、内部文件档案资料，在历史语境中围绕这些材料进行文本细读。希冀从民研会内部的视角“自观”其发展脉络，厘清学术团体性质、结构、联系、发展及外部互动过程，揭示出不同历史阶段学术团体在实践过程中，关键学术事件、人物思想所呈现出的张力和复杂性，以此探索机构学术史书写的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