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李金铮倡议的“新革命史”，是批判“告别革命论”和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史学表达，其要义是“重新把革命请回来”和“探索中国革命的历史性”。相比正统派的革命叙事，“新革命史”建构了一个全新的完整链条，目标在于把20世纪中国革命史“客观化”“陌生化”“机制化”和“复杂化”。“新革命史”作为路标或是“一条通向历史之实事的规定的道路”。

引言：李金铮和陈红民有关“新革命史”的争议

最近中国近现代史学界令人比较感兴趣的事情是陈红民和李金铮有关“新革命史”的争论。这十年来，李金铮力倡“向‘新革命史’转型”，(1)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在方法和视角上不断进行拓展和创新。(2)李金铮：《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1期。一个明显的变化是，2010年只提及两个突破(加强中共革命史和中国乡村史的连接、吸纳社会史研究中的国家和社会互动的方法)，到了2016年，除了前两个突破，又扩展了如下几点：强调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从全球史视野考察中共革命，在话语、符号、象征、形象、想象、认同、身份、记忆、心态、时间、空间、仪式、生态、日常生活、惯习、节日、身体、服饰、影像、阅读等方面开拓新的研究视点。对此，陈红民有所质疑：相比旧革命史，“新革命史”研究领域在核心内容上并无变化，只是在研究方法上有进步，能否就用“新”来重新命名？“新革命史”的目的是否主要都是为了创新视角和方法？如果只是如此，那么，即使没有“新革命史”的概念，革命史研究的创新逻辑照样会推动学术步伐的前进。(3)陈红民：《“新革命史”学术概念的省思：何为新，为何新，如何新？》，《苏区研究》2018年第5期。李金铮当然也承认“新革命史”尚有待多方开拓和不断深化的空间，针对陈红民的质疑(即新的革命史研究能否称为“新革命史”)进行了回应，仍然高举“新革命史”的旗帜。(4)李金铮：《关于“新革命史”概念的再辨析——对〈“新革命史”学术概念的省思〉一文的回应》，《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4期。

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界，李金铮是大力推动“新革命史”潮流的主要学者，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他非常重视方法创新问题。而陈红民特别提醒单纯的方法论视角尚难构成“新革命史”的坚实基础。当然陈红民并非反对“新革命史”的概念，但他的质疑则有促于我们进一步反思如下问题：近十年来为什么出现“新革命史”的概念？革命史的新旧之别究竟何在？“新革命史”将可能把我们带向何方？

一、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史学表达

其实，是否称之为“新革命史”并不重要。值得注意的是，重新思考中国革命作为星星之火已然兴起，并不单单局限于历史学界。汪晖在一篇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的文章中反复追问：“20世纪的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到底给人类历史带来了什么？”(5)汪晖：《十月的预言与危机——为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100周年而作》，《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1期，第12页。应星受到韦伯和陈寅恪的启发，也试图把“革命”这个社会学的经典母题重新带回到中国社会学界，以此拓展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6)应星：《“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社会》2016年第4期。就此而言，李金铮提倡的“新革命史”，可谓在史学界领风气之先，也是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史学表达。在新世纪逐渐蔓延的星星之火，多年以后来看或许将成为思想文化界(史学是其中的一脉)的一件大事，它的渊源甚深，但就逻辑脉络和历史演化而言，这是对“告别革命论”及其两脉支流的反思和批判。

告别革命论最有名的提倡者是李泽厚，他一扫此前对革命正当性的无节制夸大，强化了对革命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诸多质疑，甚至断言相比革命的暴力及其破坏性，改良才是应有的社会发展路径。(7)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5页。这实际上激活了20世纪初的革命/改良之辨，但已是1980年代新启蒙主义的流变和总结，更是1990年代盛行于全球的“历史终结论”的中国版本。尽管李泽厚的真意是要为21世纪的中国发展道路提供政治哲学上的规划设计，(8)姜义华的判断非常精准：“从他们的对谈和他们所表述的看法中，不难体会到他们试图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架构的拳拳之心。但是，恐怕正由于他们过分急于构建一种新的哲学，在检讨本世纪的历史时，就不免有时不够严谨，离事言理，意之所之，自由发挥。”参看姜义华：《20世纪中国革命的事与理》，《学术月刊》1997年第10期，第40页。但他将中国革命视作“二十世纪一个最痛苦、最沉重的包袱”(9)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第296页。，却在中国史学界的两种流行倾向中，得到了相互的呼应和支持。

第一种或可称之为“去革命化”倾向，这是一种对革命主题的隔离和驱逐，它集中体现于中国近现代史叙事上现代化范式对革命范式的颠覆和取代之中。自1980年代以来，现代化范式构成了对革命范式的反思、批判、冲击和瓦解，在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等历史事件的评价上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也开辟了对市民社会、城市化等诸多领域的新研究。(10)参见[美]李怀印著，岁有生等译：《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76-243页。但是，现代化范式出于“告别革命”的现实动机，实质上认为只有懂得维新和改良的精英分子才是主导历史进步的主体力量，这甚至都完全忽视了维新先锋梁启超对现代人民政治的殷切期待，更重要的是，现代化范式下的叙事常常缺乏对战争和革命的有效解释，而后者显而易见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里最重大的主题；与此同时，现代化范式下的叙事也缺乏前后一致和逻辑连贯的时间纵线，大多是划分成经济、政治、社会、教育、文化和外交等几大板块进行现代化程度的量化研究，无论是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还是章开沅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均是如此。正是因此，现代化范式下有关1840-1949年的历史研究，常是多人合作的编著，要么无视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里最重大的主题，要么就根本缺乏核心主题和基本线索，只有历史事件的精细考证、简单罗列和表层呈现，以至于《近代史研究》杂志于2012年专门组织了有关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的集中讨论。其实，现代化范式所依据的“现代化理论”，本身就是美国政府在冷战过程中企图影响第三世界国家而创制的一套意识形态，存在过于强烈的目的论、预设立场和相当轻率的价值判断，(11)罗荣渠：《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探索》，《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第39页；任东波：《历史观与意识形态：世界历史叙事中的现代化理论》，《史学集刊》2006年第4期，第138页。而事实上，作为价值评价尺度的现代化理论更多只是造成无谓的纷争和混乱。(12)姜新：《历史事实判断工具还是价值评价尺度——对史学领域“现代化”理论的质疑》，《安徽史学》2010年第2期，第5页。早在1990年代，阿里夫·德里克就提醒我们，现代化范式相比革命范式，并不具有包容性，它不仅未能扩大反而是缩小了我们的知性选择，能解释的问题比之遮蔽的问题要严重得多，其最大的意义不过在于一时反映了“当前的情况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对革命的胜利”这样一个短视的现实而已。(13)[美]阿里夫·德里克著，吴静研译：《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春季卷，第135-141页。

第二种则可称之为“非革命化”倾向，在这里，并没有对革命主题的遗忘和冷落，恰恰相反，这种解构路径直面革命的事件和人物，以实证主义为方法，高举的是探索历史“真相”的旗帜。这带来的后果是“疑古风潮”和“后悔史学”的风行。他们以“史”非“经”，通过挖掘新的口述记忆和档案材料，其意旨并不在“明经”，而在“翻案”，把以往正统派的革命史叙事皆视之为政治宣传、臆想、神话乃至谎言。诚如论者所言：“这场在特定时代背景下酝酿而成的疑古运动从一开始就不单纯由学术求真精神推动，而往往是受政治求变意志所驱使；政治意志诉诸学术武器，引致‘疑古’难以自制其毁坏冲动，而容易从怨古发端一路走向非古乃至灭古的精神陷阱。”(14)李放春：《“释古”何为？论中国革命之经、史与道——以北方解放区土改运动为经验基础》，《开放时代》2015年第6期，第13页。如果说“去革命化”的现代化范式将革命视作现代化的岔路，那么“非革命化”的疑古心结就将革命当成后悔的种子，这种后悔不再是反革命者的专利，更弥漫于当年的革命者及其后来人之中：“‘后悔’不仅是彻底背弃的前奏，也是当代世界自我确证的方式。”(15)汪晖：《十月的预言与危机——为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100周年而作》，《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1期，第11-12页。而问题还在于，“非革命化”的翻案史学只是把我们从宣传和神话的迷雾下撕扯进疑古和后悔的陷阱中，却依然缺乏深刻的问题意识，并未真正切入中国革命的历史脉络，无助于探索革命发生和演化的内在逻辑机制，也难以理解波澜壮阔、震撼东亚乃至世界的中国革命的影响及其意义。

可以说，“新革命史”的兴起是根源于对“告别革命论”的深刻不满：针对“去革命化”的倾向，“新革命史”的诉求是“重新把革命请回来”，重新将革命放置于学术研究的核心场域之中；针对“非革命化”的倾向，“新革命史”的要义是“重新探索革命的历史性”，暂且悬置革命的正当性问题，拒绝非此即彼的简单、肤浅、粗疏的歌颂或妖魔化，而核心在于提出新的问题、开辟新的领域、引入新的方法。因此，陈红民认为：“‘新革命史’的对立面或参照系，应该是‘老革命史’或‘旧革命史’。”(16)陈红民：《“新革命史”学术概念的省思：何为新，为何新，如何新？》，《苏区研究》2018年第5期，第10页。这可能对“新革命史”存在一种误读(17)这种误读其实比较普遍，王先明刚发表的有关“新革命史”的论述也是如此。参看王先明：《关于革命史的形成、建构与转向的历史思考——兼论“新革命史”问题》，《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6期，第132-134页。，或者说是忽视了“新革命史”的真正起源。在李金铮看来，最初提出向“新革命史”转型的时候，首先被树为批判靶心的正是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而这种批判也恰是为了引起对“中共革命史研究必要性之多元思考”。(18)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62-63页。也就是说，“新革命史”的兴起具有多重层次：第一层次，也是其根本前提，即对“告别革命论”的反思和批判，是明确拒绝“去革命化”，而试图“重新把革命请回来”；第二层次，也是其追求目标，即“重新探索革命的历史性”，这不仅需要扬弃“非革命化”的疑古风潮和后悔史学，而且需要超越正统派的革命史叙事方式和书写传统。对“老革命史”或“旧革命史”的解构工作并不是“新革命史”的历史任务，相反，“新革命史”的历史任务是要在解构的废墟上重建革命史的巍峨大厦。

二、革命史的新旧之别

尽管如此，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虽具有多样性(立场、态度、取向均各异)，但无论是立志“为革命辩护”(19)一种最坚定的态度存在于汪晖那里：“没有人否定20世纪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挫折和悲剧，但这是一个‘失败’吗？如果不是一个或至少不是一个单纯的‘失败’，那么，如何估价其成就？深入地总结失败的教训与重估其成就本来是一致的，但在今天的潮流中，重新估价其成就甚至比承认其失败更加迫切，也更加困难。”这是明确要为20世纪中国革命辩护的一种意志，也是“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一种执著。参看汪晖：《十月的预言与危机——为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100周年而作》，《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1期，第12页。，还是意图将革命史重新纳入学术研究的轨道，他们的一致之处是，革命史的取径方式决不可能再回到“老的”或“旧的”正统派的道路上。对于“新革命史”来说，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李金铮思考得最多的是在方法论上区别于传统革命史，但偶尔也有言过其实之处。“新革命史”的提倡者好批判正统派的叙事学陷入单调的“政策-效果”模式，其著述总给人一种干瘪枯燥之感，所言虽合大部事实，但此非正统派的本质特征，因为也有不少正统派的著述在叙事上生动曲折(比如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研究的深入度和叙事的生动性，这考验的是学者的功力、才识和素养，不能将个人的差异性总结成革命史的新旧之别，响应“新革命史”的成果也必然存在参差不齐的现象，这是难以避免的事实。那么，革命史的新旧之别在哪里呢？李金铮所辨已多，我在此稍补充两点：

第一，相比正统派在革命叙事上的“浪漫化”，“新革命史”的叙事目标是要将革命“客观化”。由于正统派绝大多数都是革命大潮流中的一分子，他们高度认同革命，在他们那里，学术研究和政治认同是一体化的，因此，他们极为容易也非常自然地就会形成一种“浪漫化”的叙事，即把客观存在的不同势力的历史斗争视作非此即彼和黑白分明的正邪之争。而“新革命史”尽管拒绝对革命的“妖魔化”潮流，却也并无“为革命辩护”的意向，主要的希望只是将20世纪中国革命史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强调的是“陌生化”的立场，重视的是“机制化”的脉络，期待的是“复杂化”的效果。就此而言，“新革命史”对正统派的不满，正如对“告别革命论”的批判，在缘由上是一致的：正是为了要将中国革命“客观化”，故而，既无法容忍高度认同的单纯的“正当化”，也无法容忍高度敌视的单纯的“妖魔化”。

第二，正统派在农民起义和现代革命上所建构的连续性链条，却在“新革命史”研究对象的规定中被无形斩断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李金铮反复争辩革命史在理念、视角、方法、议题等方面的新旧之别，却仍然承认陈红民的一个基本判断，即无论新旧，革命史的研究对象和核心内容似乎并无太大变化。然而，同样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在重新思考中国革命问题的过程中，基本存在这样一个共识：他们意中的中国革命主要包括辛亥革命、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其中他们最重视的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几场革命。在王奇生看来，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相互衔接、演进的三个阶段，三者之间以一种“高山滚石”的急剧动态效应，构成了“中国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的连续性。(20)王奇生：《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第96-105页。但“新革命史”强调的中国革命的内在连续性，相比正统派革命史叙事而言，其本身也构成了一种断裂。因为在传统的革命叙事中，特别是在中国近代史的叙事框架里，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构成了三次革命高潮，而有关农民起义的研究也曾是前三十年历史学的“五朵金花”之一；这里存在着一种对连续性的默认：尽管正统派对落后愚昧的农民阶层总有诸多不满之处，但他们却在根本上推崇这个阶层的斗争精神，他们并不认为农民阶层的起义和现代政党的革命中间存在本质上的鸿沟。但是，重新思考中国革命中的“中国革命”，却在不谋而合的重叠共识之中仅被规定成了现代政党(从国民党到共产党)的连续革命。就此而言，“新革命史”的研究对象，从辛亥革命开始，经过国民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向社会主义革命，至文化大革命而结束，就构成一个全新的完整链条：尽管其中每一场革命都已有汗牛充栋的实证研究，但作为一个完整链条来建构现代政党的革命史的叙事，却是崭新而富于挑战的课题。

三、作为路标的“新革命史”

由于“新革命史”目前仅仅处在兴起阶段，现在就开始争议谁属于或谁不属于“新革命史”，恐怕尚言之过早。黑格尔的名言“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的时候才起飞”，或许值得成为史学工作者的座右铭：我们只有在事件完整结束之后，才可能真正理解事件的基本意义，比较好的总结时刻才会正式降临和到来。谁可能在“新革命史”的谱系中占据何种位置，这也是事后总结的编史学的任务。那么，“新革命史”的提出是否就无意义呢？并不如此。海德格尔曾把他的一本著作题名为“路标”，视之为“一条通向思想之实事的规定的道路”。(21)[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路标》，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页。“新革命史”作为一个理念，或许也能起着“路标”的作用，我们亦可期待“一条通向历史之实事的规定的道路”。接下来我仅提供三点拙见，只为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首先，以革命为中心，重新考察革命的起源及其动力机制，不但注重革命派的作为，也需要对反革命派和更多的中间派予以同等的重视。任何一种革命，都是在具体的时空范围之内，对革命起源的考察，也就是对长时段中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结构与历史发展趋势的分析。任何一种革命，都会存在动力和阻力的对抗以及中间势力的摇摆不定，对这样一个动态过程的客观把握，或许需要一种“去道德化”的观照。如果说，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去革命化”是不可取的，那么，“新革命史”中的“去道德化”则是必要的。“去道德化”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判断，它企图舍弃掉的仅仅是根据先验立场而来的过于浪漫化和脸谱化的书写方式，“新革命史”只应根据每一行动的实际作为及其历史影响来判断好坏和高下。在一个后革命时代，“去道德化”也意味着，不能单纯渲染革命的暴力，还需要关注反革命的暴力，而更需要解释的则是暴力机制的发生学和动力学因素。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的话令人回味：“几乎所有历史被书写的方式都会强加一个反对革命暴力的压倒性偏见。事实上，要是人们对偏见的深度有所认识的话，就会发现这样的偏见是令人惊惧的。把反抗压迫者的暴力与施加于压迫者的暴力相提并论一定会误导人。”(22)[美]巴林顿·摩尔著，王茁、顾洁译：《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523页。总之，“新革命史”的中心任务是对整个革命过程及其内在脉络的客观呈现和机理分析。一切评价都只能奠基于这种客观呈现和机理分析之上。

其次，在全球史的视野中，考镜中国革命的源流，辨析中国革命的普遍性和特殊性。20世纪的中国内嵌于现代世界体系之中，几乎每一场革命都深受其他国家的重要影响：辛亥革命主要由留日群体推动，国民革命以降的历次革命均受苏联的影响至深且巨，而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主题也正是摆脱全球资本帝国主义主导下的依附性格局。梳理日本、苏联、美国等强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已有不少积累，但中国革命对强国的反作用、以及中国革命对其他国家(比如朝鲜、越南、柬埔寨、古巴、阿尔及利亚等)的重大影响，则较少受到关注。20世纪是一个风起云涌、急剧动荡的时代，亚洲觉醒、反殖民运动、两次世界大战、冷战等等汹涌澎湃的波涛一浪接一浪，这导致了西方殖民体系的整体性崩溃和资本主义单向扩张的暂时中止，因此，这不仅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世纪，也是世界革命的一个世纪。我们需要将中国革命放置在世界革命的浪潮之中，通过比较视野考察中国革命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普遍性是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比如辛亥革命是20世纪初列宁称之为“亚洲的觉醒”的一部分、中共革命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部分，我们只有在世界潮流的大背景中才可能理解中国革命的这一局部格局；特殊性是说，中国革命自有其发生和演化的内在脉络与逻辑机制，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精神气质和个性特征，而这种独特性恰恰只有通过比较中国革命与同时期相类似的革命才可能较好地透析出来。汪晖曾特别指出，20世纪的中国革命在开始和结尾都有两个不同凡响的独特之处：第一，在20世纪初的革命浪潮中，清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这四大古老帝国的政权都瓦解了，但后三者在革命过程中都发生了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只有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虽陷入军阀混战的乱局，却也避免了国家解体的厄运；第二，伴随冷战终结，苏东剧变，尤其是苏联，不仅仅意味着社会主义政权的失落，更重要的还有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下的国家解体，曾经的超级大国地位也一去难返，然而，中国却仍然是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进行审慎的市场经济改革，在政治结构、人口构成与国家规模上的完整性方面都得到了保护、维持和稳定，且国力蒸蒸日上。(23)汪晖：《革命、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代序言)，见于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何以中国革命的开端和结尾能够如此？这是引人深思的问题。而中共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路线、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路线与作为根本工作路线的群众路线等方面，既有取法苏共之处，但也不少独创的经验和心得。(24)应星：《“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社会》2016年第4期，第15页。不仅如此，这种比较不能局限于革命和革命之间，在革命和改良之间同样有比较的价值，其中最具可比性的是中国和印度，在近现代史上，两者都是人口众多和领土广袤的国家，一个是半殖民地，一个是殖民地，时至今日两者在发展道路上的诸多差异亦可归因于是否以及如何进行革命。(25)从美国学者摩尔已开始这种比较，如今中国不少学者越来越对这种比较感兴趣。参看[美]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王绍光：《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六十年》，《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曹锦清：《印度归来话中印比较》，《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最后，可否讨论“新革命史”的通史构想？李金铮在方法论上对“新革命史”的贡献最大，但他的讨论似多专注于具体的实证研究。的确，具体的实证研究是一项无穷无尽的事业，当然需要上下求索的创新精神。不过，几位主要学者能够在“新革命史”的研究对象上不谋而合地重叠，这就意味着，从革命的开端到革命的终结也构成了完整链条，那么，构想一部通贯始终的纯粹现代政党的“新革命史”就具有了可能性。而这部“新革命史”的完整链条，虽与传统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均存在交叉重合之处，但也具有相当大的差异性，基本可以构建自成一体的独特谱系。根据“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注重搜集多方史料特别是境外资料，编写一部“新革命史”的通史，既具可能性又有独特意义，作为一个目标，或许不是那么不可思议的吧。

余论

如果说正统派的革命叙事是“正题”，“告别革命论”影响下的中国近现代史叙事是“反题”，那么，“新革命史”或可称之为“合题”。也就是说“正题”多关注革命之阳面，“反题”则渲染革命之阴面，“合题”应该是对前两者的双重扬弃，而扬弃既包括反思、批判和舍弃，也需要吸纳、借鉴和超越。“新革命史”将囊括革命的失败与胜利、苦难与辉煌、优点和缺点、挫折和成就，“新革命史”要解释的是中国革命为什么以如此方式呈现出来，“新革命史”的书写应该告诉我们：中国何以成为今日之中国？这其中涉及革命与传统的关系：以反传统自命的革命又受到了传统的什么影响，而中国革命本身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更创造了何种新传统及新文明？这也涉及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20世纪的中国革命在主观意愿上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在客观效果上也绝不是现代化的岔道，但是，通过20世纪的连续革命，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确异质于西方模式，问题仅仅在于，如何解释这种异质性呢？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通过“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创造一种新的书写方式和叙事传统，实现“一条通向历史之实事的规定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