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国共产党肩负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需要有一个政治载体，这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开启了共和国的伟大破冰之旅。在瑞金的三年间，苏维埃共和国所创造的业绩和经验，都具有不可替代性。但是，这个破冰之旅异常艰辛，到达彼岸的航程并非一帆风顺。从瑞金到北京，是一个质的飞跃过程。党史百年，新中国70年占三分之二以上，这是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辉煌70年。但相对于共和国航船的万里远航，党的百年也只是一个良好开端。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这是按照实足之岁算的。但是，按照农村传统习惯，还有虚两岁一说，这是旧历的一种算法。照这种算法，今年就是中共虚之百年了。照此推理，1931年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既是古时称的“米寿”，也是虚龄九十大寿。2019年又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样，就是“三寿一体”，高寿同年；不仅三倍南山，也在比肩珠峰。

以文字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可以从很多维度进行论述。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又逢党的虚岁百年，笔者拟从“中共百年视域下的共和国破冰启航之旅”这个维度来论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8周年之史。

一、共和国的伟大破冰启航

党史百年，有多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节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目的何在？即是肩负着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这就需要有一个政治载体，这个政治载体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干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建立这样一个共和国来实现肩负的历史重任。若讲初心，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的大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如火如荼地投入北伐战争，开展工农运动，就是要建立这样一个共和国。但是，大革命后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背叛革命，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投至血海，30多万人惨遭屠杀，使一度以为能够实现的目标完全破灭。在这个历史关头，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1)《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6页。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井冈山斗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星星之火开始燎原。中央苏区的建立和各个根据地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是中共领导的革命走向复兴的重要标志。正是在这样利好的革命形势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纪念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的日子里，在中央苏区红色首府瑞金宣告成立，使大革命没能实现的目标得以初步实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就意味着开启了共和国的伟大破冰之旅。

从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成为“马背上的共和国”，这是中共领导的这个早期共和国经历过的辉煌岁月，也是反“围剿”战争更加残酷和党内矛盾十分错综复杂的时期。在这三年间，苏维埃共和国所创造的业绩、所培育的人才、所积累的经验，都具有不可替代性。历史不应当磨灭它。

第一，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共领导的第一个具有国家形态雏形的中央红色政权，这是中共第一次成为局部地区的执政党。那时成立的临时中央政府不是中共领导的地方性政府，而是中央一级政府。换言之，这是党中央执政，不是地方党组织执政。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5月视察江西时说过，“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治国理政试验田，共产党人的文韬武略都在这里试验过、预演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共践行执政为民的初心，创建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使长期被压迫的广大工农群众第一次翻身成了社会的主人。省以下的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府同样实行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比较完整的政权结构。中央苏区进行过三次从乡级开始的逐级选举运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初步体现。中共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可视为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等诸多方面进行的有益探索，这一时期是中共局部执政的肇始阶段。《中国共产党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劳苦民众书》指出：苏维埃政权将一定成为“创造中国新社会的序幕！”(2)《中国共产党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劳苦民众书》(1931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5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党领导和管理国家政权的前奏曲，或者说是预演。即使只有短短几年实践，它也为后来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多方面的建设提供了一定历史经验。正如毛泽东所言，“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3)《〈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1页。，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锻炼了治国理政、造福安民的执政能力。

第二，毛泽东在创建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要载体的中央苏区时所探索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不仅事实上被认同，而且得到进一步丰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为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指明了方向。毛泽东率红四军下井冈山辗转赣南闽西创建中央苏区时，逐渐形成了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思想。尽管那时的中央“左”倾领导在理论上都加以反对，但在提名由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按照时下说法，这相当于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一肩挑)时，事实上是不得不认同毛泽东创建中央苏区伟大功绩所具有的威望。毛泽东能创建中央苏区，就是因为他初步形成了中国革命新道路、即后来在理论上提升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思想。毛泽东担任苏维埃“两主席”、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后，在实践中进一步明确了以人民为中心(即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以根据地为依托、以政权为杠杆、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基本内涵。随着各根据地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特别是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展到鼎盛时期，分散在全国各地的13块根据地，建立了18个省级单位、4个特区以及4个直属县，总面积达到4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拥有3000余万。这是中国革命一度展现的辉煌，也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在探索过程中从未有过的磅礴气势。

第三，中共领导的红军得到空前发展，政治工作得到切实加强，战略战术思想基本形成。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下井冈山时只有3600人。从开辟中央苏区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近6年间，红一方面军的总兵力一度达到12万，全国红军的正规部队发展到约30万，非正规武装达到60万以上。经过古田会议，红军政治工作有了根本性改观。1932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将“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作为红军建设的中心任务。1933年冬，红军政治工作的第一个正式条例《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进一步明确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目的和内容等。1934年2月召开的红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的重要思想。随着战争形式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基本形成。这些原则主要包括：由于以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为主要形式，依托根据地有利条件进行反“围剿”作战是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由于国民党军队以绝对优势兵力对红军进行“围剿”，红军需要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方针，将兵力劣势转化为优势，速战速决，将敌各个击破；由于红军的兵力和火力处于绝对劣势，不能与强大之敌实行阵地战、攻坚战，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实行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红军总的战略态势是防御，但不排除有利条件下的进攻作战，这是红军力求战略主动、争取胜利的重要一着。这些战略战术原则，实际上是毛泽东等领导红军作战时形成的军事思想，大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

第四，从中央苏区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为中国共产党磨砺造就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袖人物，培养锻炼了一大批治国安邦的党政军优秀领导干部。毛泽东等一批革命家在大革命时期已崭露头角。随着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入进行，毛泽东等党的正确发展趋向力量，在艰苦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陆续聚集在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聚集了更多的优秀人才。在“左”倾错误领导占主导地位时，他们却往往屡遭排挤、打击，这也使他们经受了磨砺和锻炼。同时，一大批党政军优秀领导干部经历血与火的洗礼不断成长。据有关部门统计，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鼎盛时期，苏维埃政府系统约有干部1.3万人，党团系统干部约2万人，这些人中的不少幸存者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领导骨干力量。党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不少重要成员，曾是临时中央政府的重要负责干部。10位元帅中有9位、10位大将中有7位，都是当时的重要军事领导人；在那批优秀干部中，还有130多人担任新中国中央政府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职务，以及首批驻外大使等。在苏维埃共和国其他苏区任过要职的优秀领导人，后来也成为新中国的著名将帅和一些部委、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当然，这些干部的培养造就不全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此前和此后更长时期的革命斗争实践，都为他们的锻炼成才起了巨大作用。但是，不可否认，那一时期的斗争实践，为新中国的诞生培育了众多重要领导干部。

第五，从中央苏区等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培育的苏区干部好作风和苏区精神，丰富了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和红色基因，使革命队伍具有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广大苏区的革命斗争为什么能蓬勃发展？这既有中共善于利用和调动各种社会物质条件的原因，也有充分发挥精神资源优势的原因。就充分发挥精神资源优势而言，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古田会议之后，更加自觉地加强思想建党，不断开展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努力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高尚性。在思想作风层面，兴国的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充分表达了苏区群众对苏区干部的赞颂之情。在精神境界层面，形成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科学内涵的苏区精神。尽管这是80年后习近平同志的概括，但这个内涵的七个要素却是当年就有的，这体现在许多革命先烈和先进人物的豪言壮语和感人事迹之中。比如广为传颂的方志敏金句：“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江善忠在跳崖时用鲜血写下的绝命词：“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产党万万年”；还有被誉为腰缠万贯的“讨米人”刘启耀带着金条乞讨数年寻找党组织，而始终不动用这笔属于党的经费，等等。正是党的这些优秀儿女铸就了苏区精神，铸就了党的精神谱系，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革命、奋勇向前、夺取胜利的不竭精神动力。

第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有利于对全国各个苏区、各路红军发挥“合法中枢指导作用”。党的六大以后，随着各个根据地的陆续建立和各地红军的逐渐壮大，中共中央需要加强对各个苏区和各路红军的统一领导，以发挥中枢指挥和协调配合作用。1930年10月决定成立中央苏区，以便打通几个大的苏区和连接大苏区周围的许多小苏区，使其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1931年1月成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旨在管理全国苏维埃区域的各级党部，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党的工作，它起到了加强联系、互相配合的作用。是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又解决了应起的“合法中枢指导作用”这一难题。这个合法中枢作用，不仅使各个苏区的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有了最高政权领导机关和共同遵循的施政纲领，而且通过中革军委强化了党对全国各苏区红军的统一指挥；特别是在后来长征途中对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发挥了巨大作用；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又对与国民党政府谈判实现国共合作，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两党协议，中共取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名义，但必需组建自成系统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并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独自实行新民主主义各项政策，国民党中央政府不得干预。在这一过程中，它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筹码作用。

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中央苏区基础上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实现了中共创建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的破冰启航，这个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二、共和国航船的艰难航程和到达彼岸圆梦

历史的发展不是径情直遂的，研究历史必须尊重和遵循历史的辩证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其开启中共实现的共和国破冰之旅而言，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这个破冰之旅异常艰辛，到达彼岸的航程并非一帆风顺，既有惊涛骇浪，又有暗礁险滩。共和国航船从瑞金破冰启航后历经了两个重要港湾，改造船体，更换船长，修正航线，才胜利到达彼岸。这样，从共和国“雏形”到共和国成型，不是简单的量的增长过程，而是经历了质的飞跃。因此，对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要从瑞金开始追根溯源”绝不能作简单化、直线化解读。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在一个非常的历史背景下成立的。这种“非常性”，首先表现为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被迫进行武装反抗，开展土地革命战争。在革命力量得到一定发展的情况下，成立全国性组织造成两个政权对峙局面，以更好地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这不能不说是国共两党你死我活残酷斗争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但是，还有三个因素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向主要矛盾地位转化，国内阶级关系迅速变更，曾经脱离过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向中国共产党靠拢。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团体的爱国人士纷纷要求共同抗日。新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如果正确分析形势，是可以对政权性质和某些政策进行适当调整的。二是党内的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对立和斗争相当激烈。中央“左”倾错误领导不断排挤和打击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使他先后失去了对党权、军权、政权的掌管，这是他一生处于逆境较长的第三“落”时期。毛泽东尽管担任共和国“两主席”，但并不在权力核心圈内。三是从1929年冬开始，共产国际就一再电令中共中央尽快建立全国性的苏维埃政权。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造成两个政权的对抗，尽管有革命斗争需要的一面，但毕竟对革命形势的发展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反复性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因而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又有时机把握不成熟的一面。它的历史局限性从这样两个方面直接表现出来：一为带有明显的革命急性病、幼稚病色彩。王明路线发展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认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就在目前”(4)《苏区中央局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1931年6月1日)，《六大以来》上，第138页。，是积极准备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时候了，因而在军事战略上顽固坚持“进攻路线”，实行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致使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失败。二为实施的若干重要基本政策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区别。“左”倾错误领导忽视了“九一八”事变给国内阶级关系带来的巨大变化，仍然把中间势力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把整个资产阶级与地主一起视为革命对象，而没能对民族资产阶级转而采取着重于团结的方针，继续实行打击伤害工商业者的“左”的政策。这也影响了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命力。直面这些历史局限性，丝毫不是否定它的历史进步性，而是旨在更科学地、客观地说明这段历史的实际发展状况。

(二)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使共和国航船有了正确领航的舵手

共和国航船破冰启航前期辉煌耀眼，但到后期就异常艰难了。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集中50万兵力，对共和国首府所在的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敌我双方的兵力、火力悬殊，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也几乎耗尽，中央红军很难在这里长期固守；另一方面，这条航船尽管主要是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辟的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打造的，但驾驶航船的并不是代表正确路线的毛泽东等。作为船长的领航者是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人。他们实行错误的战略战术，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致使红军遭受重大伤亡。从广昌战役始，红军不断顽强抵抗，但节节失利，日益陷入困境，最后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开始壮烈的万里长征。

遵义会议之所以成为百年党史的第一次伟大转折，就是因为不再更换这个共和国航船的船长，改变航行路线，不仅这条航船会沉没，而且整个党会濒临绝境。经过遵义会议系列会议抗争，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批判错误军事路线，毛泽东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了他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从而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此时，毛泽东成为船长(党中央第一把手)的时机还不成熟，但是由于此后关系党和红军命运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疾驰云南、强渡金沙江等，主要是由他作出和实施的，这就使中央红军摆脱了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从完全被动转为十分主动，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因而，毛泽东就成为了中央的实际领导核心。也就是说，他成为这条航船的伟大舵手了。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的航船驶向胜利的彼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中共百年视域下研讨共和国航船由瑞金破冰启航，不能不讲在遵义会议这个重要港湾对共和国航船的领航者和航行图的巨大改变作用。

(三)共和国航船的延安之旅实现了领航者和航行图的“双成熟”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一年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也到陕北同中央红军胜利会师。这样，就结束了共和国航船破冰后的生死攸关之旅。

共和国航船的延安之旅，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上有着特别重要意义。尽管取消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名称，但作为特别政治实体，这里不是苏维埃共和国却胜似苏维埃共和国。根据两党合作共同抗日达成的协议，在陕甘宁边区和此后陆续建立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实施民主政治制度，进行各项民主改革；调节各抗日阶级、阶层利益，实行劳资两利、公私兼顾、合理负担政策，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等，国民党中央政府都不能阻碍。换言之，这就是中共能独立自主地实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的政策，从而使这些没有共和国名称的地区，成为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示范区和全国人民向往的民主胜地。中共领导的遍及全国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在鼎盛时达到18个，总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1亿。在这个没有共和国名称的共和国港湾里，中共中央驻足13年，几乎占中共领导民主革命28年的一半时间；从共和国航船1931年在瑞金破冰启航算起，有三分之二多的时间在这个港湾里自由航行、纵横驰骋。若讲局部执政，这是中共局部执政时间最长、地域最广的时期。若讲治国理政预演，这是共和国航船预演最为充分之旅，也最为接近共和国航船的北京之旅。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为打造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航船治国理政积累了更为直接的丰富经验。

在这个没有共和国名称的共和国航船的13年间，也是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内涵最丰富的历史时期，中共经历了从土地革命战争转变为全民族抗日战争，从国共对立打内战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又由国共合作转为两党对抗，共产党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和解放战争的复杂历程。这样丰富的革命内涵是28年民主革命的其他任何时期没有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共和国航船的延安之旅，实现了领航者和航行图的“双成熟”。所谓领航者的成熟，就是在遵义会议后作为舵手的毛泽东又成为船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七大后正式形成，这标志着共和国航船有了十分成熟的领航者。所谓航行图的成熟，就是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核心展开的毛泽东思想——在瑞金时期只具雏形——在这个时期发展成熟，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有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转战陕北一年，与当年王明路线“左”倾领导实行战略转移一年一样，是否也是路线错误所致？这两者看起来相似，但完全是两码事。当年实行战略转移离开苏区进行长征完全是被迫的，中央红军遭受严重损失，党中央在那里再也无法呆下去了。1947年毛泽东是主动放弃延安，转战陕北，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西北野战军的有生力量不仅得到保存，而且接连打了5个大胜仗，最后收复了延安。毛泽东转战陕北，生存环境异常险恶，生活条件特别艰苦，这同长征是一样的。但这时与那时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却是截然不同。长征最后胜利到达陕北，是因为遵义会议实现了伟大转折，毛泽东成为了这艘即将沉没航船的伟大舵手，才挽救了航船，挽救了党和红军。否则，后果难以设想。因此，这两者是不能也不应当同日而语的。

共和国航船的延安之旅为新中国航船的诞生作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准备。

(四)共和国航船胜利到达彼岸升起了五星红旗

毛泽东转战陕北，是在共和国航船延安之旅的最后一年。他不仅在陕北极端艰难险恶环境中率800人马辗转腾挪，以拖住胡宗南部主力，减轻河东各战场压力，而且作出两大非凡奇谋：一是指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与南下的其他两路大军共同经略中原，占据神州腹地；二是作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决策，要求全党将政策和策略视同党的生命，去夺取胜利。在西北战场经过五战五捷打败胡宗南精锐之师后，毛泽东于1948年3月下旬东渡黄河，到达河北平山与中央工委会合，谋划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大方略。

战争形势的发展十分迅猛，发生了越来越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变化。到1948年秋，敌我双方兵力形成均势，解放区不断扩大，老百姓积极支援前线，战争资源优于国民党军队。党中央决定实施战略决战，经过辽沈、淮海、平津和渡江四大战役，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实际上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在高奏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时，广场中央冉冉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中国人民长期梦寐以求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新中国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从此，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开始了新的纪元。

共和国航船胜利到岸，新中国诞生了，这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就历经时间而言，从1840年以来，为了反对国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中国人民一代又一代接力奋斗了109年！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乘嘉兴红船起航算起，历经艰苦卓绝斗争28年！从共和国航船在瑞金破冰起航算起，经历了18年血与火的残酷惨烈战争！就付出代价而言，为了赢得这一天，从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前赴后继牺牲了2000万人！就苏维埃共和国航船从瑞金起航来看，仅瑞金县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17000多人；兴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更达23000多人，占全县人口的十分之一，成为全国著名的首个烈士县。从中央红军长征来看，最初出发时是近87000人，最后到达陕北的不过7000人，只是出发时的一个零头！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

共和国航船从瑞金起航胜利到达北京，这不仅仅是体量增长扩容，中共由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更重要的是实现了质的飞跃。从指导思想而言，中央苏区等革命根据地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开辟的。但在此基础上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则带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和苏联经验神圣化色彩，这也是共和国航船濒临绝境几乎倾覆的重要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则是遵义会议后由毛泽东执掌共和国航船改变此前的路线图，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不断结合的伟大实践之果。从基本政治制度而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孕育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思想，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是历史的伟大进步；但它没有适应“九一八”抗战开始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将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势力排除在团结对象之外，这是一个重大失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则明确规定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比瑞金时期有质的提升。从经济制度和政策而言，瑞金时期是取缔资本主义经济的。新中国成立时的《共同纲领》则明确规定有五种经济成分，允许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方针，这又是质的跨越。所以，共和国从瑞金苏维埃号到北京人民号，不是简单的量的增长过程，而是质的飞跃过程。我们既要充分肯定苏维埃共和国破冰起航的伟大贡献，又要充分认识历史曲折发展的艰辛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复制品。

三、人民共和国航船在新中国70年的不平凡航行

干革命打天下很艰难，搞建设安天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难。干革命，对一般指战员来说，没有科学文化不那么很要紧。但搞建设安定天下、富强天下，没有科学文化，对于参加者来说寸步难行。这是新的创业，筚路蓝缕。毛泽东在新中国即将成立时就说过：我们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5)《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页。“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6)《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页。

党史百年，新中国70年占三分之二以上。人民共和国航船在这70年的航行很不平凡。虽经历过艰辛曲折和挫折，但绝大部分时间仍乘风破浪、波澜壮阔、精彩纷呈。这70年是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辉煌70年。

(一)新中国是怎样站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是政治和军事的伟大胜利。但是，那时经济社会状况却很糟糕。简单地说，就是积贫积弱、一穷二白。毛泽东形象地讲过：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但一辆汽车、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就是这么一个底子，新中国却昂首挺胸地站起来了！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斗争，取得革命胜利，奠定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历史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使新中国站起来有了政治、经济、社会和国家安全的坚实基础。

首先，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符合中国国情。经过一系列政治建设和改革，迅速实现全国范围(除港澳地区和台湾等岛屿以外)的国家统一，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和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使新中国能够站起来有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其次，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保证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大规模经济建设，改变了旧中国工业极端落后、国民经济破败不堪的面貌。比较齐全的“四梁八柱”基本设施建设以及一些高科技项目的重大突破，使新中国成为拥有独立的、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大国，确立了能够站起来的必要物质基础。

第三，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存、生活和发展进步的各项社会事业得到很大发展，人民的基本需求有了一定保障。这是新中国能够站起来的坚实社会基础。

最后，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挫败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和武装挑衅，巩固的国防使祖国领土完整和人民安全有了绝对保障。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敌我力量悬殊、后勤保障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入朝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经过两年零九个月艰苦卓绝的军事政治较量，粉碎了敌军的猖狂进攻，使得不可一世的美军接受谈判实现停战。志愿军的胜利，既打出了人民军队的军威，也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共和国航船能够坚强地守卫自己的辽阔疆域，新中国真正扬眉吐气地站起来了。

(二)改革开放是怎样使新中国富起来的

尽管新中国站起来了，但过去太薄弱的基础不是短时间能够改变的，加之共和国航船在茫茫大海中探索走过一段弯路，因此还没有能够富起来。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

怎样摆脱贫穷，建设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呢？这就是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都始终不渝地坚持、丰富和发展了这条道路思想。具体来说，最重要的：

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始终不动摇。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首先认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间至少在百年以上。据此，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强调这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坚持这条基本路线，并总结出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展开的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习近平指出：党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不能有丝毫动摇。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富起来的根本原因。

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其体制机制愈益健全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成就，就是挑战了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的不可能。中国由当年经济发展总量的落后状况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得益于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首先应归功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的一系列讲话，特别是1992年南方谈话。据此，党的十四大以后规划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不断健全其体制和机制，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2015年，中国就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三是坚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不断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等各种关系。1993年9月邓小平指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1995年9月，江泽民论述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这个总揽全局的，以及速度和效益、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等十二大关系。2003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把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深化了对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避免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起大落、畸轻畸重、顾此失彼，使人民共享改革的红利，有更多的获得感、成就感、幸福感。正因为如此，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又好又快，20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

四是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方针和在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在世界上的自处之道。国家要发展，人民要富裕，还要有安邦睦世的外部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继续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把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作为首要任务。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中国争取50年到70年时间发展起来。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严厉制裁的紧要关头，邓小平提出了一套指导中国在世界上如何应对国际风云的自处之道：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对外关系指导方针。此后的党中央遵循这个方针，妥善处理了若干一触即发的危机，化险为夷，为中国和平发展赢得了时间。这是中国能够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营造的重要外部环境。

上述诸多原因，使新中国开始富起来了。共和国航船载着越来越多富起来的普通百姓周游世界。

(三)新时代是怎样使新中国走向强起来的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就任总书记后表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此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开辟了十八大以来的新局面，带领全党进入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最能说明共和国航船驶向强起来的新时代，有五大标识：

一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强起来了。在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取得的巨大成就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发展理念，经济社会的进步十分明显。这主要表现在：经济结构空前优化，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201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超过第二产业；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科技创新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经济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2013年到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0%以上，成为全球经济第一大增长引擎。

二是民生的福祉强起来了。这主要体现为：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了精准扶贫、做到因户因人施策，政府选派上百万优秀干部驻村帮扶，每年减贫人口超过往年；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目前超过4亿人，是世界上中等收入人口最多的国家；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成，普遍建立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保障性住房建设显著加快，进一步完善了社会治理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显著增强。

三是国防军事力量强起来了。这主要表现为：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新组建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以精锐作战力量为主体的联合作战体系正在形成，实现了人民军队力量体系的革命性重塑；贯彻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大力加强全军思想政治工作，全面停止军队有偿服务，人民军队政治生态得到治理；坚持科技兴军，加快推进武器装备现代化，中国军队开始由大向强的“关键一跃”。近年推动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的重大突破，为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奠定了坚实基础。2019年的国庆大阅兵，充分展示了中国军队由大向强迈进的坚定步伐。

四是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强起来了。这突出表现为：2013年秋，习近平提出与历史相关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后，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和参与；2017年5月，来自29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五大洲的1600多名参会代表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是中国首倡和主办的层级最高、规模最大的多边外交活动。此外，积极运筹大国关系，同主要大国关系稳中有进；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全面加强同周边国家友好合作；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秩序，中国同100个左右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大力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3月，这个新理念载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中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空前提高。

五是全面从严治党使党的力量真正强起来了。这主要体现为：一是中国共产党在现代政党政治理论上进一步强起来了，党中央以雷霆万钧之势进行的反腐败斗争，成功地挑战了西方国家和全盘西化论者认为的不可能，在理论上提升了党的建设规律认识，在实践上更加巩固了执政基础；二是重新强调思想建党，广大党员的理想信仰信念进一步强起来了，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空前地强化了全党对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的坚定度；三是明确提出制度治党，出台一系列法规条例，将权力放进制度的笼子里，党的制度建设进一步强起来了；四是狠抓作风强党，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形象强起来了，不断开展的各项教育活动，坚决纠正管党治党宽松软问题，加上从严惩治贪腐，党的好形象更鲜明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全面从严治党的自我革命，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航向，是党的作风建设的一次拨乱反正。这是中国走向强起来的根本保证。

共和国航船驶向强起来的新时代，是中华民族跻身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显著标志。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两个“梦想”：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二是实现党的终极目标共产主义梦。前一个“梦”在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后就不会太远了，但后一个“梦”会经历很长时间。因此，新中国7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只是为实现两个“梦想”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百年航程对于共和国航船的万里远航来说，只是一个良好开端。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