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为粉碎敌人的第四、五次“围剿”，以发行借谷票、经济公债券的形式组织发动了四次重大的粮食收集运动，累计筹粮140万担以上，创造了中国革命史上一个“伟大的壮举”。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在筹粮过程中通过强化组织领导、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改进工作方式、发扬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完成了党中央布置的任务，为保障各级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的粮食补给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基础，为革命战争时期如何做好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苏区人民用坚定的信仰和无私的奉献培育和彰显了不朽的“苏区精神”。

在苏维埃政权建设时期，严峻的形势使战争成为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中心工作，粮食供给成为革命战争最重要的保障。粮食问题关系到苏维埃红色政权能否巩固的根本问题。工农红军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部队得不到有效的补给，军队就不能够自由行动，就不能够维持军队中人员的生存。随着工农红军不断扩充、苏维埃政权范围不断扩大、各级党政机关不断增设，加上反“围剿”战争形势的不断恶化和干旱、洪涝自然灾害频发等诸多因素，造成粮食供给出现极大困难，对根据地的巩固和红军作战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开始，粮食问题更为严峻，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政府甚至提出了“为粮食而斗争就是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口号。为了应对粮食危机，苏区中央政府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筹粮运动，通常意义上认定有三次借谷运动。(1)这方面主要涉及的论文有温时明：《中央苏区时期粮食工作概况》，《中国粮食经济》2003年第3期；何伟福：《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借谷票述论》，《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笔者认为，除了这三次以发行借谷票为形式的借谷运动外，还有一次持续时间最长的收集粮食运动是以发行推销经济公债券为形式来推进的。发行经济建设公债券从最初目的而言显然是为了发展经济，能否视为一次收集粮食的运动？未见系统论著。从客观结果上论证它也是中央苏区史上一次重大的筹集运动，这是笔者撰写本文的最主要目的。事实上，余伯流、何友良主编的《中国苏区史》中间接、简要地肯定了这次筹粮运动：“为了解决粮食问题，苏区中央政府在1934年上半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收集粮食的突击运动。”(2)余伯流、何友良主编：《中国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第886页。这三次大规模的收集粮食显然包括了1934年2-3月份的发行推销公债券为形式的“开展收集粮食的突击运动”。

文章拟对中央苏区时期四次重大的筹集粮食运动的成效、措施和启示等相关问题作全面阐述，以铭记苏区人民及苏维埃政府对中国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

一、四次重大筹粮运动及成效

中央苏区为进一步解决粮食问题，从1933年开始，先后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借谷运动及发行经济建设公债券(后期更多的作用体现为筹集粮食)。

1.第一次借谷运动。1932年12月，国民党反动势力调集40万兵力，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面对敌人的凶猛进攻，党和苏维埃政府发出指令，号召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反对敌人的“围剿”。各级粮食组织适时地动员民众积极筹措粮食支援战争。1933年2月中旬，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出呼吁，号召民众借20万担谷子给红军。“借二十万担谷子给红军，是目前我们所要立刻完成的战斗任务……在二个月内完全这一运动，并且超过我们所预计的数目字！”(3)张闻天(洛甫)：《借二十万担谷子给红军》(1933年2月16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11)》，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036页。“限3月份各县要一律将群众借谷一事办完，因为战争在这个时候，将更加激烈了。”(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二十一号——为革命群众借谷供给红军》(1933年3月1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7)》，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23页。各级政府采取革命竞赛等多种方式筹粮，历时一个半月。因时值农历正月，苏区人民已少有余粮，此次借谷运动总共借到16万担(5)《中共中央委员会 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为紧急动员二十四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红色中华》1934年6月5日，第1版。，为中央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2.第二次借谷运动。1933年9月，国民党反动派又纠集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军事“围剿”。面对暴风骤雨式的战争，红军的粮食供应问题愈加突出。为此，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于1934年6月2日发出《为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指示信明确了任务：紧急动员24万担谷子支援前线红军。为完成这次筹粮任务，各级党组织及苏维埃政府必须做到：第一，真正开展群众的节省3升米的运动，从节省中得到7.5万担谷子；第二，必须没收地主、征发富农的粮食6.5万担；第三，必须努力发动群众借10万担谷给红军……。”并要求“于七月十日前完成”借谷任务。苏区人民热烈响应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号召，以实际行动节省粮食借给政府和前线红军。第二次借谷运动历时最短、效果最好，仅用了一个月就百分之百完成了任务。在这次借谷运动中，表现最好的前三个苏区县分别是：江西省的洛口县，为28000担；闽赣省的彭湃县，为19500担；江西省的赤水县，为17000担。(6)《中共中央委员会 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为紧急动员二十四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红色中华》1934年6月5日，第2版。

3.第三次借谷运动。1934年夏秋之交，正当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极其激烈的时候，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于1934年7月22日发布《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60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开展借60万担谷给红军的运动。以陈潭秋为部长的中央粮食人民委员部于7月19日至22日在驻地沙洲坝召开了由各县粮食部长和仓库主任参加的粮食工作会议，部署粮食突击运动。期间，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央组织局局长罗迈到会作报告。7月2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委员会再次决定在“秋收后借谷60万担，收买谷子十万担，加上征收土地税，我们将还要收集一百万担的粮食，并且要争取在九月半前完成”。临时中央政府粮食部部长陈潭秋亲自作了征收粮食和借谷动员报告。会议开得紧张又热烈，在最后一天掀起了会议高潮，先是由瑞金县粮食部长向兴国县粮食部长发出挑战，兴国县粮食部长回应了挑战，紧跟着，各县粮食部长都“卷进了挑战的漩涡”。中央苏区史上最大规模的借谷运动席卷苏区大地。在此次借谷运动中，临时中央政府聘请了毛泽东、罗迈、陈潭秋和王首道作为借谷运动竞赛的公证人。(7)《各县粮食部长订立秋收借谷竞赛条约》，《红色中华》1934年7月26日，第2版。

在这次最大规模的借谷运动中，涌现了许多宁愿自己喝汤咽粥，也要给红军送粮的动人事迹，体现了广大工农群众对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拥护和爱戴之情。瑞金合龙红军家属杨世瑶在群众大会上听到借谷给红军的消息，回家动员老伴将家里仅有的3担谷子送给红军2.5担。瑞金县苏维埃政府对杨世瑶借谷给红军的先进事迹进行了表彰，广大群众纷纷表示要向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学习，踊跃借谷给红军，取得良好效果。瑞金县苏维埃政府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以瑞金工农群众名义向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主席张闻天报告：全县在7月3日前除已动员了21600担谷子外，要求临时中央政府再下发借谷票，出色地完成了苏维埃政府交给的粮食动员任务，受到临时中央政府的嘉奖，赠给瑞金县工农群众“粮食动员的模范”光荣匾一块。

苏维埃政府收集粮食的另一方式是缴纳土地税。政府规定可以用谷米代替土地税，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可减免土地税。瑞金县云集区苏维埃政府于1934年7月召开执委扩大会议，专题讨论粮食收集问题，决定向中央政府要求，区、乡两级政府人员不减免土地税，以集中更多税谷供给红军。

在收集粮食工作中，许多群众不要政府发借谷票，有时甚至将原有的借谷票退还给政府，体现了苏区民众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不仅如此，各级政府和粮食组织在收集粮食后，组织了运输队伍，及时把大批粮食和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总之，苏区粮食组织在中央粮食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下，采取节省、借谷、捐粮等收集粮食的方式，有效地保障了粮食的军需民用。中央粮食人民委员部部长陈潭秋在《收集粮食动员的总结》中，对收集粮食运动作了全面总结：“在党的正确领导与广大群众热烈拥护之下，秋收借谷运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大大超过了预定计划。原定计划是借谷60万担，动员借谷68.8万担，实际收集58.2万担(未收集的大部分是迟熟的地方，还未割禾)……虽然还没有达到要求的总数目，然我们决不能否认这次动员的伟大胜利，特别是借谷运动的胜利”。在工作总结中对兴国县一82岁的老太太借谷50担，以及一位10岁儿童动员借谷5担的先进事迹进行了表彰，并称他们这一举动是一个“伟大的壮举”。(8)陈潭秋：《秋收粮食动员的总结》，《斗争》第73期(1934年9月30日)，第11页。由此可以认为，第三次借谷运动尽管时间紧、任务重，但苏区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基本完成了预定任务。

4.历时最长的筹粮运动——通过发行经济建设公债券筹集粮食。随着东方军入闽征战，巩固和扩大了中央苏区，中央苏区于1933年夏进入了鼎盛时期。为进一步巩固胜利成果，更好地发展苏区经济，党中央和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召开苏区经济大会。1933年8月12日至15日在“红都”瑞金举行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这次大会是中央苏区时期最大规模的一次经济建设大会，大会做出一项重要决定：发行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主要目的通过发行经济建设公债券来筹集款项、发展苏区经济，但从效果和结果来看应该视为中央苏区时期重大的一次集粮活动。从时间上来说，它介于第一次借谷运动和第二次借谷运动之间，因表述的需要，把它列为第四次重大筹粮运动。

1933年8月正式发行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这次经济建设公债券与1932年发行的第一、二期革命战争公债券不同，主要目的是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经济、巩固政权、建立革命战争的物质基础。“因此中央政府决定公债的用途，是拿三分之二件[作]为发展生产，调济[剂]粮食，发展合作社，扩大出口入口生意的本钱，只拿三分之一用作红军经费。”(9)《关于推销300万经济建设公债的宣传大纲》(1933年8月28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7)》，第936页。完成公债券的方式有多种，可以交钱，可以节省伙食不分伙食尾子(如国家银行工作人员)，也可以拿出自己的公谷费来购买公债。对于以交谷的方式购买公债券成为政府鼓励的方式，这在多篇指示性文件中都有提到。1933年7月，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的决议》指出：“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批准瑞金、会昌、于都、胜利、博生、石城、宁化、长汀八县苏维埃工作人员查田运动大会及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的建议，发行经济建设公债三百万元，并准购买者以粮食或金钱自愿交付。”(10)《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的决议》，《红色中华》1933年7月26日，第1版。“购买本公债者，交谷交银，听其自便，交谷者谷价照当地县政府公布之价格计算。”(11)《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条例》，《红色中华》1933年7月26日，第2版。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来临，战事不断吃紧，粮食日益紧张，时局的变化使得发行公债券用于发展苏区经济的愿望越来越背离，号召苏区人民以借谷的方式购买公债券成为政府首推的方式。“我们要以突击的精神，完成推销公债的数目，作为拥护二次全苏大会实际的赠品——奉献给第二次全苏大会。”(12)《完成推销经济建设公债作为献给二苏大会的礼物》，《红色中华》1934年1月16日，第2版。1934年2月3日，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命令陈潭秋为粮食人民委员部部长后，2月3日即在《红色中华》报上刊社论《为迅速开展收集粮食的突击运动而斗争》。社论指出：“我们目前最急迫的任务，就是为迅速开展收集粮食的突击任务而斗争。”决定从1934年2月1日起至月底，以一个月时间进行收集粮食的突击运动。“收集粮食保障红军给养，同时调剂粮食市价，发展苏区经济，是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条件之一。这一粮食的来源，最大的是建设公债，其次是土地税与红军公谷。”(13)《关于完成推销公债征收土地税收集粮食保障红军给养的突击运动的决定》(1934年1月23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8)》，第1295页。

1934年2月26日，中央人民委员会作出《关于粮食突击运动的决定》，要求3月15日前，开展粮食突击运动。结果，全苏区按时收集谷子19.8万担。

“至于拿谷子来折付现款购买公债，是更普遍地在每个农村中进行着”(14)《推销公债中新的努力》，《红色中华》1933年9月15日，第3版。，如“瑞金黄砂区竹坊乡，在经济建设公债没有发下以前，工农群众就自动地预购了一千六百九十一元，秋收之后，完全把新谷当作现款交付清楚……不要政府归还本息，全部退还……”。(15)《全部退还经济建设公债——瑞金竹坊乡的光荣创举》，《红色中华》1933年9月6日，第7版。

“公债谷子也按中央财政部规定价格扣算，全县一律，直至全数销完为止，不再变化价格，更不得跟着市面上特殊情形的谷价而自由增加……这是保证红军给养，限制米价的最重要关键。一切认为群众无谷子不能交谷，认为市面谷子涨价，群众不愿意交谷子的机会主义观点，必须给以无情的打击。”(16)《关于完成推销公债征收土地税收集粮食保障红军给养的突击运动的决定》(1934年1月23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8)》，第1296页。这次集粮运动从1933年8月中旬开始，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持续到1934年3月中旬，历时七个月。“到现在(指一九三四年二月)各地承认推销的公债早已超过了三百万”(17)陈云：《为收集粮食而斗争》(1934年1月27日)，《斗争》第45期(1934年2月2日)，第10页。，这是各地承认的数额，实际数额呢？“收集粮食突击运动，……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大多数县份一般的已经完成或快要完成……瑞金在二月底即已完成，并超过一万元公债，收集粮食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宁化、洛口、长胜、西江、石城都在三月初完成。”(18)陈潭秋：《收集粮食突击运动总结》，《红色中华》1934年3月31日，第5版。可以认为，这次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尽管经历很多困难，甚至政府在推行过程中还犯过错误，以至时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的邓子恢还受到处分，但是发行的任务基本完成。那么，这次公债券的发行筹集到多少粮食？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准确统计，但是我们可以大体推算出来。

苏维埃政府为掌握更多的粮源，通常会要求各地至少以百分之六十的债款折交谷子。(19)陈潭秋：《收集粮食突击运动总结》，《红色中华》1934年3月31日，第5版。谷价按照当地政府公布的价格计算，那当地政府公布的价格是多少？时任中革军委总动员部副部长的金维映被派驻临时中央政府直属县瑞金指导粮食突击运动，在瑞金粮食突击运动总结大会上，提到“中央规定的谷价是每担5元”。(20)《收集粮食突击运动中的光荣模范》，《红色中华》1934年3月8日，第1版。这个价格从以下数据中也可以得到映证：“以上九县未推销与未收集的公债共六十九万三千元，合门岭(最近没有报告)在七十万元以上，可收谷子十四万担。”(21)《粮食突击运动的检阅》，《红色中华》1934年3月17日，第1版。中央财政部这次所规定的谷价与当地的真实价格，并相差不远。如“宁化规定的标准价为每担四元五角，实际上宁化的南城堡，丁坑口，横锁等区的市价亦只四元六七角左右。”(22)《开展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完成突击运动》，《红色中华》1934年2月9日，第2版。“汀东进行粮食突击运动，最初十天工夫土地税收完了十分之七，公债推销十分之六以上，在出粮食最少的汀东，在群众积极性的大大发扬底下，竟最大多数是收到谷子，连以前所收土地税的谷子总计有上万担，谷价在市面上每担八元，而收集的粮食却每担仅五元，完全粉碎了那种说‘谷子少的地方不能收谷子’或者‘谷价比市价低，群众不愿意拿谷子’的机会主义的胡说。”(23)《汀东突击运动的开展》，《红色中华》1934年2月16日，第1版。以300万公债券中百分之六十折交谷子为最低计算基数，则这300万公债券中至少有180万元公债券是以交谷的方式来完成的，以上述所说的每担谷子5元为标准，折合的谷子数就达到36万担以上。这样可以计算出这四次大规模的筹粮运动总计应不少于140万担。加上土地税征收的12万担(24)陈潭秋：《秋收粮食动员的总结》，《斗争》第73期(1934年9月30日)，第9页。，总计筹集粮食不少于150万担。其中，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开始至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的一年时间里，苏区人民筹集到粮食总计不少于130万担。

二、四次重大筹粮运动的相关规定和措施

临时中央政府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群众的三次借谷运动以及经济建设公债券的发行，在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制定了筹集粮款的相关规定、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和措施，有序推进了历次筹集粮食的运动。

1.重视宣传鼓动，反对强迫摊派。苏区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加强组织领导，广泛、持久、深入开展政治宣传和动员，坚决反对用摊派、强迫命令的方式向群众借谷。第一次借谷运动的训令中就规定“借谷运动的完成，一定要靠很好的宣传鼓动工作……一定要禁止不做宣传而用强迫摊派的命令主义方法。”(2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二十号——为革命群众借谷供给红军》(1933年3月1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7)》，第623页。第二次借谷运动中强调“各级党部与苏维埃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宣传鼓动方式，经过支部会议、城乡代表会议与各种群众团体的会议，以及利用各种个别谈话、讲演等通俗的方式，把动员粮食的战斗意义，明白地解释给群众听，把粮食问题与扩大红军及革命战争的中心任务最密切的联系起来。—切强迫命令的方式都是有害的。”(26)《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为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1934年6月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5)》，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339页。第三次借谷运动指出“引导群众铁一般的团结起来，积极拥护中央的号召，自愿地借出谷子交纳土地税为着红军。如果抛弃了宣传鼓动，而用摊派的方式借谷，用强迫的办法收土地税，那是完全不对的。”(27)《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60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1934年7月2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5)》，第3417页。发行经济建设公债券强调“必须真正依靠于广泛的群众动员……必须彻底消灭过去对于推销公债的命令摊派，及不做宣传解释，便进行推销公债征收土地税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方式。”(28)《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主席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完成推销公债征收土地税收集粮食保障红军给养的突击运动的决定》(1934年1月23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5)》，第3155页。

2.强调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各级苏维埃政府反对官僚主义、平均主义、机会主义、教条主义，根据实际情形分配任务和采用不同的渠道筹粮，使筹粮工作得到有效推进。第一次借谷中指出“关于借谷数目的分配，必须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形及群众出谷的可能性来决定，决不可普遍一律，在老苏区，要照产米的程度来分配，产米素丰的地方应多借，产米较少的地方应少借。在新苏区，要看群众对革命认识的程度与斗争的是否深入来决定，在斗争深入的地方应多借，否则就少借，被摧残的厉害的地方应不借，受害较轻的边区，亦须斟酌情形，决定适当的数量。”(29)《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二十号——为革命群众借谷供给红军》(1933年3月1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7)》，第624页。第二次借谷中强调“在各地应按照实际情形，决定收集粮食的主要方式。比如在北线，除努力没收征发外，应大力开展借谷运动。在东北线，如在彭湃县，则应特别着重于没收征发。在西北线及中心苏区，则应着重于节省。但这种主要方式的决定，并不放弃其他方式的同时采用……一切官僚主义与平均主义，必须坚决反对”。(30)《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为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1934年6月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5)》，第3339页。

3.组织竞赛是行之有效的措施。在历次筹粮运动中，各级党组织与苏维埃政府都采用了竞赛的方式推动工作。中央苏区广泛开展支前突击运动，县与县、区与区、乡与乡互相订立竞赛条约，开展竞赛活动。如在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制订了竞赛条约：“为着猛烈的开展经济建设战线的突击，迅速完成经济建设大会所给与的各项任务，充分的保证革命战争的物质需要进一步的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起见，特订立下面的竞赛条约，举行革命比赛。”(31)《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中的竞赛条约》，《红色中华》1933年8月19日，第2版。随后，毛泽东还对推销公债的动员方法作出相应规定：“各区苏应该领导各乡订立推销公债的竞赛公约，竞赛条约上不单规定数目字，还要规定不得用强迫摊派等官僚主义办法。完成竞赛条约的期间，不能定得太短(当然也不能拖得太长)，因为太短了就不能采用充分的动员方法。”(32)《中央人民委员会训令——关于推销公债的方法》，《红色中华》1933年9月6日，第7版。《红色中华》报多次以数据展示的方式和专题性的文章推动借谷竞赛，如《各省县收集粮食的数目》《红版上的收集粮食模范区》《粮食突击运动检阅》《各县粮食部长订立秋收借谷竞赛条约》等以醒目的数据报道筹粮动态，使苏区人民踊跃借谷筹粮。

四次筹粮运动中第二次借谷运动和第三次借谷运动任务重,总共要完成84万担的粮食征集，时间紧，从1934年6月到9月，不到4个月时间，并且是相连的二次借谷运动。就连借谷票证上的信息也有不少的变化。第一次借谷证最大数额是“贰拾斤”，第二次借谷证最大数额已到“干谷壹仟斤”，第三次借谷票则明确了归还的时间：“凭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向苏维埃仓库取还干谷50斤整，凭票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向苏维埃仓库取还干谷50斤整”。连续的筹粮运动大大加重了苏区人民的负担，后期甚至到了无粮可筹的地步，也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引发中农的恐慌与一般群众的不满”，但最终苏区人民以坚定的革命信仰和伟大的牺牲精神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三、中央苏区筹粮运动的启示

第一，加强党的组织领导。四次重大筹粮任务的最终完成得益于党的正确领导，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组织协调为借谷运动提供了强大的组织保证。“秋收粮食动员是胜利地完成了。这种伟大胜利的取得，最基本的是由于党的坚强的正确的领导”。“各级党与苏维埃以及绝大多数的干部在中央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之下，积极性大大的提高，并坚定了胜利的信心，与完成任务的决心。”“地方组织的加强与领导方式的改善，与这次粮食动员的迅速完成，是有极大的关系的。”(33)陈潭秋：《秋收粮食动员的总结》，《斗争》第73期(1934年9月30日)，第11页。在历次粮食征集运动中，从中共中央、临时中央政府到各级党组织和各级苏维埃政府，都高度重视粮食征集工作，通过发布决定、训令等各种文告，召开各种会议，将粮食筹集任务层层分解落实，使借谷任务有布置、有落实、有执行、有效果、有检查、有总结。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力、决策力、执行力、组织力也在筹集粮食的工作中得到检验、锻炼、磨砺和提升。

第二，完善政府职能机构。建立专门的政府粮食机构是保障粮食工作的重要保障，临时中央政府建立相关的职能部门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时，中央人民委员会没有专门成立中央粮食部，只是委托中央财政部和中央内务部共同负责粮食工作。1933年4月，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国民经济部)成立，相应地成立了粮食合作社、粮食调剂局等内设机构。1934年1月下旬，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胜利召开。毛泽东主席在大会作报告时强调：“为着加强中央政府对于各苏区与全国革命的总领导……必须充实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并改善他们的工作方法，必须增设必要的人民委员即如粮食委员等，使中央政府在革命形势更加开展面前，能够充分地发挥他总的发动机作用。”(3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24日-2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8)》，第1349页。大会一致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决定在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增设中央粮食人民委员部，选举陈潭秋为粮食人民委员(即粮食部部长)。粮食人民委员部成立后，临时中央政府将原属国民经济部所辖的各级粮食合作社及粮食调剂局划入粮食部管理，中央苏区的粮食工作有了专门的、独立的职能部门，粮食工作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刚刚成立的各级粮食人民委员部由于经验不足、定位不准，在粮食征集运动中领导不力，还受到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批评。针对收集粮食工作进展缓慢的局面，指出“粮食人民委员部自己放弃了在粮食突击运动中健全整个粮食部的领导机关，却反而责备苏维埃政府甚至我们的党进行不止一个突击的任务，这显然是极大的错误”，强调“建立与健全各级粮食部，加强他们的领导作用”，要发挥粮食部的部门职能，使粮食收集工作成为经常性工作。(35)张闻天(洛甫)：《粮食突击运动与粮食部的工作》，《红色中华》1934年2月27日，第1版。此后，各级粮食部加强认识、强化职能，在粮食征集运动中发挥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

第三，进行广泛政治动员。在历次筹粮运动中，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和粮食部进行了广泛充分的政治动员，在苏区群众中深入开展宣传鼓动工作，把征集粮食的必要性、紧迫性明白地解释给群众听，把粮食问题与扩大红军、保卫政权及革命战争的中心任务最密切地联系起来，激发出群众“一切给予战争”的热情，大部分自动自愿地借谷给红军，使借谷运动成了真正的群众运动。《红色中华》以大篇幅、大版面连续性报道了征集粮食运动。如第155期《红色中华》报四个版面中就拿出第一、二版面宣传报道筹粮运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社论：《粮食突击运动与粮食部的工作》，有简报：《布尔什维克的动员方式》，含七个内容：1.宁化红版的推动力；2.瑞金向落后县挑战；3.长汀妇女突击的成绩；4.列宁室墙报出突击专号；5.茶溪普遍订立了竞赛条约；6.万太红军家属的领导作用；7.福建儿童组织突击粮食山歌队，有通讯报道：《瑞金是粮食突击运动的光荣模范》《XX突击运动中的严重问题》，有“光荣榜”，有漫画：《快些完成收集粮食的突击，要做车炮，不要做乌龟！》。

第四，充分发动、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中培育形成的优良品质。在历次筹粮活动中，党和政府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争取最大范围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是顺利完成筹集粮食任务的群众基础。在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五次反“围剿”战争过程中，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粮食部门解决筹集粮食问题的主要办法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通过开展土地革命，落实临时中央政府土地政策，使农民有史以来第一次分得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千年梦想，得到最大实惠，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通过组织多种形式的生产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经济互济社等，大力发展苏区的农业生产，把发展粮食生产当作苏区经济建设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农业生产的发展，使苏区人民得到了切切实实的好处，广大苏区人民群众更加相信和拥护共产党，激发出支援红军、支持苏维埃政府的饱满热情，积极投身于历次筹集粮食的运动中。苏区人民为支援红军反“围剿”战争，宁愿自己忍饥挨饿，也要省出粮食支援红军，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和巨大牺牲。如“各县群众自动交回借谷票，要求把借谷改为节省，不要国家归还的约十余万担。”(36)陈潭秋：《秋收粮食动员的总结》，《斗争》第73期(1934年9月30日)，第9页。

结语

从第一次反“围剿”战役开始，中央苏区人民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踊跃筹款筹粮，更有众多优秀青年参加红军，不断壮大红军队伍。到第四次反“围剿”战役时，红军队伍数量由3万扩大到7万再扩大到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时的10万，规模不断扩大，对后期保障尤其是粮食补给构成空前的压力。由于国民党疯狂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加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建设从1933年的鼎盛时期迅速进入到坚守期，最后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苏维埃军民渡过了最艰难的一年多时光。正是在这个历史节点，苏区人民表现出惊人的力量，充分展示了客家“硬颈”精神，在赣南、闽西、粤东这块客家民系形成的核心区域创造性地培育形成伟大的苏区精神。

中央苏区时期的这四次重大筹粮运动是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民群众为应对敌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而进行的特殊举措，是苏区人民踊跃支前的重要体现，直接表现了苏区人民坚定的革命信仰、饱满的革命热情、高昂的革命斗志、无私的奉献精神，是“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的苏区精神的实践基础，苏区人民用实际行动为我们发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提供了生动的教材，值得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