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评注《中国的红星》是一件十分严肃的工作。由于历史的原因，该书存在不少错讹之处，必须一一指正错讹之处，并进行注释；释文既要简明，又要力求准确。对各位红星进行点评，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严格按中共中央两个历史决议精神，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借用红星亲密战友和中共中央文献相关论述评价红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对为中国革命立过大功又犯有错误的红星，更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是归是，非归非，不虚美，不隐恶。

一

《中国的红星》由林轶青先生编著，1938年2月25日由新中国出版社出版，上海杂志公司、北新书局和广州、汉口的生活书店以及香港的大公书局经售。这本著作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中文版几乎同时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出版。如果说《红星照耀中国》是外国人写的第一本向世界讲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故事的书，那么毫无疑问，《中国的红星》则是中国人自己编著的第一本类似的书，具有重要的新闻价值、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

《中国的红星》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过去的红星”，介绍的是已牺牲或下落不明的中共早期31位红星；下编为“现在的红星”，讲述的是战斗在抗日前线的19位中共领袖和红军将领的事迹。对照“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名单，这31位“过去的红星”中，有18位先烈名列其中，他们是张太雷、周逸群、许继慎、黄公略、毛泽潭(覃)、阮啸仙、刘伯坚、段德昌、方志敏、彭湃、旷继勋、瞿秋白、陈延年、苏兆征、恽代英、萧楚女、李硕勋、邓中夏。其中许继慎、黄公略、段德昌、方志敏还是中央军委评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下编19位“现在的红星”中，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等。由此可见，这是一本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资料。

为使这本藏于民间、尘封近80年的革命文献早日面世，笔者慨然应人民出版社之邀，对该书进行评注并为之作序。

二

囿于历史原因，《中国的红星》存在不少错讹之处。林轶青先生在序言中指出，该书是“摭拾旧闻，参考国内外秘密刊物”编著而成的。换言之，他并没有进行严肃的考证(当时也没有条件考证)，书中错讹之处在所难免。因此，本书再版重印时，必须对原作品进行认真的校勘。《中国的红星》主要采用他校的方式，对照已出版的权威著作，对该书中的各篇传略进行认真鉴别。

第一，一一指正各篇中的错讹之处。这一工作困难程度可想而知。笔者以中共中央两个历史决议和胡华教授主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记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1-50卷)以及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李力安会长为主任、陈志凌教授为主编编纂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1-10卷)为依据，对《中国的红星》各篇进行比照。对于这两种权威的大型《中共党史人物传》丛书中没有的红星人物，笔者又查阅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张占斌、蒋建农主编的《毛泽东选集大辞典》，陈荣华、阎中恒、何友良编的《中国革命史手册》等，还查阅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红旗周报》《红旗》等党报党刊。经过校勘，共找出错讹之处331条。

第二，在找出错讹之处的基础上做注释。注释文字既要简明，又要准确。例如，许继慎是鄂豫皖苏区中国工农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许继慎是1931年10月在河南省光山县白雀园“肃反”中被张国焘杀害的。已出版的各种学术专著和许继慎相关传记在写许继慎被害时，大都语焉不详。例如，权威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在写到许继慎时只是简略地说：“当部队回到白雀园后，张国焘直接领导大规模的肃反斗争。他和陈昌浩等以‘改组派’、‘第三党’等罪名，杀害了包括原红一军军长许继慎在内的大批干部和战士，造成极为惨痛的损失。”(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21页。翁德清、林世良在其著作《许继慎》中也只写了一句话：“一九三一年十月，许继慎受到种种非人待遇之后，坚强不屈，在河南省光山县白雀园被张国焘秘密地杀害了。”(2)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4页。

两年前，笔者曾读到许继慎的儿子许民庆写的一篇文章《五十三岁时，我才知道父亲名叫许继慎》。文章记载：许继慎牺牲后，母亲将三岁的许民庆寄养在广州的舅舅家里，后来他又被另一个舅舅带到广东阳江县。许民庆十二岁时，他的母亲得了肺病，感到时日不多，便把许民庆找去。许民庆反复追问父亲情况，母亲才告诉儿子：“你爸是国民党团长。你老家在安徽六安县，原有叔兄多人，都因此被害，家中已无人，你不能去找了。”许民庆听后哭了起来。母亲又对他说：“民庆啊，你的名字，是你爸爸取的，他希望你长大以后去干人民庆贺的事。你要好好学习，好好做人，别辜负了爸爸的期望。”新中国成立后，许民庆努力寻找父亲的下落无果。后来，许民庆考入汽车驾驶训练班，毕业时正赶上广州解放，被编入人民解放军某部汽车运输队，驻湖南衡阳。政审时，因许民庆在父亲一栏中写道：“父亲许继慎，国民党军团长。”结果可想而知。从这以后，每次政治运动，许民庆都成为“运动员”，没有过一天安宁日子，甚至被抓入监狱，差点被执行死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委党史办公室的鲍劲夫同志不辞辛劳，四处奔波走访，终于调查清楚了许民庆就是许继慎的儿子。这时许民庆已五十三岁，才在许继慎的墓前喊出第一声“爸爸”。(3)参阅张黎明主编：《我的父辈——中国共产党著名烈士后代深情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5-140页。

读于此，笔者十分痛心，更感到有一份责任，一定要把许继慎篇注释得更准确一些。于是，笔者整整花费了一个星期，为《红军第一军军长——许继慎》做注，除参考上述权威资料外，笔者又查阅了当时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周报》第二十八期中所载的《肃反专刊》第一期、第二期等资料和徐向前元帅著作《历史的回顾》。在详细占有了这些资料后，笔者才敢动笔写释文。虽然全篇只有6条注释，但每条释文应该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三

为每位红星写编后语，即点评，也是颇费心力的。司马迁著《史记》，在“纪”“传”各篇正文后皆有“太史公曰”，这些点评表明了司马迁个人的意见和主观评判。笔者为各位红星写编后语，虽不可与“太史公曰”相提并论，但的确有仿太史公之意。为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和学习各位红星，在点评过程中，就必须结合各位红星所处的历史背景，用简明的文字，将他们的主要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写清楚。

毫无疑问，林轶青先生是热爱和敬仰中国红星的。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他在述评“过去的红星”时，难免有失当之处；至于“现在的红星”，又正是战斗在抗日前线的中共领袖和八路军、新四军主要将领，他们一生的光辉业绩不可能完全呈现。写编后语，就是为了弥补以上之不足。

第一，撰写编后语的关键是要将每位红星的历史定位和功过写清楚。笔者写编后语，始终怀着对中国的红星和林轶青先生的敬畏之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严格按中共中央两个历史决议精神，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本书五十位红星中，毛泽东一家就有三位：毛泽东、毛泽潭(覃)、贺志(子)珍。对毛泽东的历史定位，笔者认为，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他的主要历史贡献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体系，即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成功地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指引我国迅速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从此，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定和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随后，毛泽东又率领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既取得了伟大成就，又发生过失误，甚至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但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过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是中国的列宁，名副其实。”(4)林轶青编著，李良明评注，姜小平收藏：《中国的红星》，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55-156页。以下凡引自该书者，仅注书名和页码。对毛泽东作这样的历史定位和评价，应该是客观公正的。

《毛泽东的夫人——贺志珍》尤令笔者感动。贺子珍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28年6月与毛泽东结婚，协助毛泽东工作。她于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在长征途中历经磨难，“在战场上曾受伤多次，身上被炸伤达念(廿的大写——笔者注)余处，满身血痕累累，受伤以后，先由人抬，继由人背，复换骡马默(驮)，最后人马俱无，只得步行，而于此时，又产生一小孩，可谓受尽人世间之一切痛苦，然卒不死，而奋斗之火焰亦不稍退减”(5)《中国的红星》，第228页。。她虽在党内军内地位不甚显赫，但不愧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其“不怕困难、英勇奋斗的精神令世人感佩”(6)《中国的红星》，第229页。。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读者读到这段文字，都会为之动容。

再如，方志敏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东北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1935年1月29日，他不幸在怀玉山区被国民党军队所俘。国民党当局不择手段，千方百计劝降。方志敏不为所动，坚守自己的坚定理想和信念，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给党中央的信》等大量文稿，抒发了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精神情怀。因此，笔者对方志敏的评价是：他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重要创始人，“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其开创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被毛泽东称之为‘方志敏式’的根据地，为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7)《中国的红星》，第52页。。

第二，借用红星亲密战友的题词和中共中央文献相关论述评价红星，这是笔者的一种尝试。恽代英是中国青年的良师益友，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宣传家、思想家、理论家。他艰苦朴素、一心为党，在主持武汉中央军校期间，“兼职累累，为武汉政府重要红人之一，月入甚丰，除兼职不取薪外，月入亦有六百金以上。但恽每月只用三十元，其余尽缴共党，以作党费，其尽忠党务，有足多者”。恽代英将自己收入的95%交了党费，由此可见他对党的忠诚。因此笔者在为《青年运动领袖——恽代英》写编后语时，就特别引用了周恩来的题词：“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十九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8)《中国的红星》，第102页。周恩来的题词，就是对恽代英最权威的评价。苏兆征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香港海员罢工和省港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笔者在为《领导省港大罢工的——苏兆征》写编后语时，引用了1929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全党发出的关于悼念苏兆征同志逝世的三十二号通告文件。该文件指出：“苏兆征同志在这几年的工作过程中，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艰苦卓绝的精神和坚决的政治意识，的确是党的最好的指导者”，“兆征同志的革命精神，真是全党同志的模范”。(9)《中国的红星》，第83页。

第三，给为中国革命立过大功又犯有错误的红星写编后语，笔者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沈泽民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31年4月，他被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件，犯有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笔者在为《茅盾胞弟——沈泽民》写编后语时，在指出其上述错误后又特别指出：“但他又是最早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危害的领导人之一。1933年11月10日，沈泽民抱病给党中央写报告，沉痛检讨了省委过去在斗争中的错误，主要是执行中央‘左’的路线所造成，表示今后要‘洗心革命，重新做起’，‘唯有万死的决心未转变’。”(10)《中国的红星》，第114页。项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在中共三大至六大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笔者在为《中苏副主席——项英》写编后语时，在充分肯定“他一生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很大”的同时，又明确指出他“在新四军工作期间，尤其是在皖南事变中，也有比较严重的错误”(11)《中国的红星》，第192页。。

第四，囿于历史的局限性，向忠发、王明、张国焘也被列入了中国的红星，现在看来当然很不恰当。但笔者认为，对此不能苛求于林轶青先生，更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去对待。向忠发于1931年6月22日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叛变，24日即被枪杀。当时中共中央对其叛变举动并不知情。在他被杀害两个月后，中央苏区将8月24日至30日这一星期定为“向忠发纪念周”。湘鄂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还相继召开了追悼向忠发大会。而王明和张国焘，在《中国的红星》出版时仍在党内担任着重要领导职务。由此可见，当时将他们三人列入“红星”行列，也是情有可原的。但现在为他们作点评，就一定要揭示真相。所以，笔者在为《天才政治家——王明》写编后语时，明确指出，王明是“中共党内的教条主义者”，“所谓‘天才政治家’，王明只不过是在口头上能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现成结论，他根本不懂中国革命实践，不懂得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因此忽‘左’忽右，又拒绝承认错误，还标榜自己一贯正确，因此最后成为孤家寡人”。(12)《中国的红星》，第166-167页。在为《革命英雄——张国焘》写编后语时，笔者明确指出张国焘“名为‘革命英雄’，实则革命叛徒”，他既“成功地隐瞒了1924年出卖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事实”，又于1938年4月，“以祭黄帝陵的名义只身叛逃，到汉口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的事实。(13)《中国的红星》，第179-180页。这就还原了他的历史真面目。为《划船夫出身的——向忠发》写编后语，笔者开门见山指出：“向忠发，革命叛徒”，同时指出他“因共产国际、联共(布)过分强调阶级成分，因此在1928年于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总书记。但实际上，他并不具备中共总书记的领导才能”。(14)《中国的红星》，第80页。这样的评价应该是无可置辩的。

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站起来，与中国红星的英勇奋斗、流血牺牲是分不开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先就“向一切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建立了不朽功勋的革命先辈和烈士们，表示深切的怀念！”(15)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10月1日)，《光明日报》2019年10月2日，第2版。《中国的红星》由人民出版社再版重印，无疑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重温这些红星为革命奋斗的历史，更能激起我们的信仰、信心和信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