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关于刘少奇任职福建省委书记的起始时间，历来认定为1934年7月。2018年11月最新出版的《刘少奇年谱》增订本第一卷将之改为1934年春夏。鉴于刘少奇在苏区史和中共党史上的特殊地位，有必要弄清楚这一改动是否真有道理。一方面，依照苏区福建省委书记更迭的相关记载，尤其是全总委员会1934年7月15日的一则关于刘少奇调动工作后，其原任职务由朱琪代理的通知，可论证原有说法准确无误。另一方面，《温仰春文集》中虽有刘少奇于1934年上半年(具体到4月)任福建省委书记的说法，但揆诸史料，温氏回忆多有失实处。对其进行的质疑和否定，也进一步维持刘少奇任职福建省委书记起始时间这一问题的原有说法。

苏区时期，刘少奇一度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他的这一任职时间历来认定为1934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就持此说。(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137页。金冲及主编的《刘少奇传》上册亦如是说。(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这种说法最近却发生了改变。新近出版的《刘少奇年谱》增订本第1卷，将刘少奇出任福建省委书记的时间记为1934年春夏，离任时间则仍为同年9月。(3)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刘少奇年谱(增订本)》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56-157页。刘少奇乃苏区史和中共党史上举足轻重的领袖级人物，他的行止、尤其是作为一方主要领导人的到职去留，不仅跟他的生平思想有联系，还往往与党的工作、党的历史相关联。因此，对这个问题不可不细察，以求得准确的答案。新版刘谱的编者因何作此改变，我们不得而知，但还是可以凭借相关史实史料就这一问题作点讨论。

一

中共福建省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闽西人民革命史(1919-1949)》对苏区福建省委书记更迭情况有很连贯的记载：1932年3月在中共闽粤赣苏区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罗明当选为福建省委代理书记；1933年3月初罗明被撤职后，中共苏区中央局任命陈寿昌为省委书记；1933年6月下旬，陈寿昌调任湘鄂赣省委书记，陈潭秋接任福建省委书记；1933年11月初，经中共福建省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陈潭秋继任省委书记；1934年4月，陈潭秋调任中央粮食部部长，福建省委书记由曾洪易接任；1934年7月，曾洪易以中央代表身份随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行动，中共中央任命刘少奇为福建省委书记。9月底，中央决定刘少奇随主力红军长征，福建省委书记由福建军区政委万永诚接任。(4)中共福建省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闽西人民革命史(1919-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9-220页。

中共福建省委的前身是1931年5月底或6月初由中共闽粤赣苏区特委改组的闽粤赣苏区临时省委(亦称闽粤赣苏区省委)。1932年3月上旬至中旬，中共闽粤赣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汀州(即长汀县)召开。大会遵照中共苏区中央局指示，决定将中共闽粤赣省委改为中共福建省委，选举产生以罗明为省委代理书记的省委领导机关。(5)中共闽粤赣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中共中央复电苏区中央局，电报中说中央将另派人来担任闽粤赣省委书记，罗明只担任省委代理书记。引自闽粤赣边区党史编审领导小组：《中共闽粤赣边区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1933年3月，罗明在“反罗明路线”斗争中受到批判并撤职后，被分配到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址在瑞金沙洲坝镇)任教务处长。正式出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陈寿昌，此前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主任、党团书记。陈潭秋任职福建省委书记前为中央党校党委委员兼教员。1934年1月上旬，福建省委、省苏因领导扩红突击运动不力，受到中共中央批评，“福建省委书记潭秋同志撤销工作”(6)《中央关于突击月总结的决定》，《斗争》第43期(1934年1月19日)，第2页。。但他旋即出席了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新成立的中央粮食部部长。因此，他担任中央粮食部部长的时间要比前述的1934年4月更早，且不属于“调任”。(7)事实上，为落实中共中央和二苏大会关于开展收集粮食突击运动的指示，中央粮食部于1934年2月2日召集粮食会议，陈潭秋就应以部长身份主持会议。详见《中央粮食会议纪要》，《红色中华》1934年2月6日，第3版。曾洪易接任福建省委书记的时间或许是1934年4月，或许更早，但他卸任福建省委书记、出任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央代表的时间，则可以肯定为1934年7月初几日。(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页。此前曾洪易曾在闽浙赣苏区任中央代表和省委书记。

刘少奇于1932年冬经红色交通线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此前他担任的中央职工部部长和全总组织部长职务，已在共产国际远东局干预下被撤销，只保留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职。(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1900-1941)》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页。1933年1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相继由上海迁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随后，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局，行使中央委员会职权，仍由博古负总责。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也与全总苏区执行局合并为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既领导苏区的工运工作，也领导全国的工运工作。博古即于此时起用刘少奇，提议由他担任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陈云任副委员长兼党团书记。(10)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页。是年2月26日、4月11日先后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三十九次常会，分别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刘少奇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劳动部副部长。(11)《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第127页。1934年1月15日至18日，刘少奇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大量资料表明，直到1934年3月底，刘少奇都在瑞金以从事苏区和全国的工运领导工作为主，兼及检察、劳动工作，同时配合中共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的各项中心工作(突击运动)，部署和落实工会系统的活动与任务。期间他也曾数次前往福建省委、省苏驻地长汀，进行工会、劳动、社会救济、扩红等方面的调研和动员。

1934年4月至7月上旬，刘少奇是否以福建省委书记一职主要在福建苏区工作，目前还未见到确凿的资料得以证实。倒是有资料表明，这段日子他还在以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的身份工作着。例如1996年文献版《刘少奇年谱》(以及2018年文献版增订本)记载：

4月5日，撰写《庆祝伟大的五一劳动节》一文，发表在《苏区工人》第十二期上……文章提出，苏区工人都应加入自己的阶级工会，五万个先进工人、农民加入共产党，发展四十万赤卫军与少先队，动员一万九千个新战士上前线加入主力红军。国有企业要完成与超过预定的生产计划。

4月14日，在《苏区工人》第十四期上发表《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决战中，边区的工会工作》和《每个工会会员加入赤少队去》两篇文章。前文指出：敌人分兵六路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在反“围剿”的决战时刻，中央苏区的工会，尤其是边区的工会，最紧急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每一个会员，为保卫苏区，保卫苏维埃政权，粉碎敌人的“围剿”进行坚强的斗争。文章批评了部分边区工会，没有把动员武装群众作为最中心的任务。后文指出，为了实现这个任务，苏区工会在准备“五一”工作中，在红五月扩大红军突击运动中，动员每个十六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会员，全部加入赤少队去。

7月1日至4日，主持苏区国家企业工人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作《政治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在目前革命战争中，苏维埃国家企业工人的任务是：第一，广泛组织与开展革命竞赛，把革命竞赛变为一种群众运动；第二，用最高的劳动热情迎接苏维埃政府所给予的生产计划；第三，为着提高生产效能必须与旧的习惯作斗争；第四，改善工人的经济生活与文化教育；第五，加强技术训练，等等。大会热烈讨论了刘少奇的报告，并通过了关于报告的决议。(12)《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第135-136页。4日是大会最后一天，刘少奇还在会上致了闭幕词。(13)《国家企业工人代表大会的成功》，《红色中华》1934年7月7日，第3版。

刊登在《苏区工人》第二十四期上的、“全国总工会委员会”的一则通知(14)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有该通知抄件，并存有原件残张。，更加有力地证实刘少奇在1934年7月上旬前的职务依然是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也是全总)委员长，而他调离全总、担任新的职务也正是此时。《通知》写道：

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同志，因受中国共产党中央调动工作其职责由朱琪同志代理。

全国总工会委员会

(1934年)七月十五日

《通知》落款日肯定要比中共中央的调令延后数日至十几日，因为全总还要找到适合接替刘少奇原任职务的人选，还要走组织程序。中共中央这回调动刘少奇工作、要他担任的职务，就是福建省委书记。

综合上述史实，可以确认刘少奇出任福建省委书记的时间是1934年7月上旬。假如是这年春夏(按民间理解，春夏当系农历三、四月边，公历4、5月边)，那其时福建省委岂不是有两个省委书记一同主政？刘少奇又岂不是坐拥其名而无其实？全总对中共中央调动刘少奇工作的后续安排，岂不是太过迟缓、太过儿戏？当然，这些假设都不可能出现，刘少奇也就不可能于1934年春夏出任福建省委书记。

二

相似于刘少奇于1934年春夏任福建省委书记这个说法的，是曾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温仰春的1934年上半年(具体到4月)说。他的《温仰春文集 人生到处是青山》(内部资料)中，有一篇《少奇同志在福建省委》的回忆资料。该文开头便称：“我初次认识少奇同志，是1934年上半年在闽西汀州市，当时他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我在省苏维埃政府担任秘书长。”文章接下去又说：“1934年4月中旬的一天上午，省委召开了省级党政军干部会议，谈形势定任务。少奇同志身体很瘦弱，但非常精神，亲自主持这次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15)《少奇同志在福建省委》，温建民主编：《温仰春文集 人生到处是青山》，中国纺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鉴于温仰春老同志已于1981年5月24日病逝，(16)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中央苏区人物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544-545页。可以推想他的上述说法早已流传出去；又因为这个说法出自当事人的回忆，具有很高的可信性、权威性，所以后来陆续有人采信了。如1990年出版的《长汀人民革命史》记述：“1934年5月，苏区中央局为了加强福建省委的领导，调刘少奇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7)中共长汀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长汀人民革命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6页。2009年出版的《福建中央苏区纵横·长汀卷》记述：“1934年4月，原福建省委书记曾洪易调抗日先遣队，苏区中央局派刘少奇同志接任福建省委书记。”(18)中共长汀县委党史研究室、长汀县老区与扶贫工作办公室编：《福建中央苏区纵横·长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按1934年7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才发布《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证明曾洪易不可能于这年4月调抗日先遣队，刘少奇也不可能于此时接任福建省委书记。199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长汀县志》，也采用了温仰春的说法。

当然，闽西(今之龙岩、三明市辖全部或部分县域)的党史、文博工作者在其研究文章中，便也有采用温仰春说法的。刘源在其新著《梦回万里 卫黄保华 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一书中记述：“1934年春夏，第五次反‘围剿’进入极端困境。危难之际，父亲被任命为福建省委书记。正史记载7月任命，长汀记载是4月已到。”刘源在句末加注道：“时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的温仰春回忆录记载，刘少奇1934年4月上旬任省委书记。”(19)刘源：《梦回万里 卫黄保华 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6页。应当说，刘源的这段记述相当客观、负责，当然它也从旁表明“4月说”的来源主要是温仰春的回忆。

值得指出的是，即便如此，闽西以至福建官方党史著作，也还有对刘少奇任福建省委书记的起始时间仍然持“7月说”的。如《中共福建地方史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上册就写道：“为加强闽西苏区反‘围剿’斗争的领导，配合抗日先遣队进军福建，7月初，中央派刘少奇为中共福建省委书记。”(20)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福建地方史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3页。《闽西中央苏区图志》也写道：“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中央苏区东线告急。此时，刘少奇临危受命担任福建省委书记，领导闽西苏区军民奋力抵抗敌人的进攻。1934年7月中旬，刘少奇走马上任后即主持召开福建省执委扩大会议……”(21)中共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闽西中央苏区图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215页。闽西党史、文博工作者的署名文章涉及此事的，也有持“7月说”。如中共长汀县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康模生在其著作《红旗跃过汀江》中写道：“1934年7月，正当第五次反‘围剿’在王明极‘左’错误路线领导下，遭受严重挫折之际，刘少奇又一次临危受命前来汀州担任福建省委书记。”(22)康模生：《红旗跃过汀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49-50页。他在近年撰写的《刘少奇在长汀的峥嵘岁月》一文中仍持这一说法。(23)康模生：《刘少奇在长汀的峥嵘岁月》，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会等编：《刘少奇与中央苏区》，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75-376页。傅柒生等编著的《共和国栋梁战斗在闽西》附表《在闽西战斗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也明白记载着：刘少奇“1934年7月，来到长汀就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24)傅柒生等编著：《共和国栋梁战斗在闽西》，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72页。。

以上情况表明，对于刘少奇何时起担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问题，闽西以至福建官方、民间都还有不同看法。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能不说是对温仰春回忆资料的准确性有所保留，或者说怀疑。此外，《刘少奇年谱》增订本第1卷没有采用温撰《少奇同志在福建省委》一文中的细节，以充实1934年4月15日以后至7月初的年谱事项，是否也可以认为年谱编撰者对温仰春回忆资料取审慎态度？

其实，证诸当年文献，就能发现温氏回忆多有失实处。《少奇同志在福建省委》一文主要内容为1934年4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刘少奇(以省委书记身份)在省委机关主持召开省级党政军干部会议，会议内容为“谈形势定任务”。(25)《少奇同志在福建省委》，《温仰春文集 人生到处是青山》，第96页。刘少奇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省委和省政府对向群众借粮与扩大主力红军运动作了具体部署，并对各县要完成的任务规定了具体数字：“从四月廿日左右起，限在红五月底完成，只有四十天的时间……任务是借粮十万斤，扩大主力红军一千人。”(26)《少奇同志在福建省委》，《温仰春文集 人生到处是青山》，第99页。

姑且不论刘少奇是否主持了福建省委的这次重要会议，温氏的这段叙述也有两处不符合史实。一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下达给福建省1934年红五月的扩红任务是2500人(后增至5000人)，而不是1000人。(27)《欢迎红五月带来的新的扩红计划！》，《红色中华》1934年4月14日，第2版。二是这次扩红并没有连带借粮的任务，所谓限在红五月底前福建借粮10万斤显系误记。中央政府向苏区群众借粮始于1933年3月，当然这跟温文所言不搭界。第二次借粮于1934年红五月扩红突击运动结束后，是年6月2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为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信各级党部及苏维埃政府。信中指出，为保证红军给养、保证前线战斗需要，无论如何必须动员24万担谷子来给红军。这些数量的谷子除动员军民节省粮食，没收、征发地主富农的粮食外，还要“努力发动群众借10万担谷给红军”。(28)《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为紧急动员二十四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红色中华》1934年6月5日，第1版。24万担筹粮的任务分配给福建(长汀、兆征、连城、汀东、新泉五县)10300担，其中借粮仅800担(连城300担、新泉500担)。(29)《各省县收集粮食的数目字》，《红色中华》1934年6月5日，第2版。即便加上温文中提到的上杭县的不明数目，并将此事延后来看，向福建借粮10万担的说法也不知其所由。至于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再于1934年秋收中借谷60万担，那更是这年7月22日以后的事，跟温文所指无任何关联。

《少奇同志在福建省委》一文末段还说到，1934年5月31日下午4时在汀州市广场，福建省委召开隆重的“五卅”纪念大会，刘少奇在会上作精辟报告指出：“(福建省)红五月的借粮扩军计划已胜利地完成”。接着，“少奇同志给完成和超额完成借粮扩军任务的突击队长授予列宁帽子，以资奖励”。担任汀东县突击队长的毛泽覃和担任上杭县突击队长的温仰春“各得一顶”。(30)《少奇同志在福建省委》，《温仰春文集 人生到处是青山》，第101页。这段记述也有违史实。

1934年6月5日，中共中央致信福建省委并转长汀、汀东、兆征各县委及突击队的同志们，信的开头便指出：“红五月已经过去了，福建省只有兆征县完成了红五月的计划，长汀汀东宁化都没有完成计划。拿总数说来，福建省是没有能够完成党中央所决定的红五月扩大五千红军的数目字。”(31)《中央给福建省委、各县委突击队的信》(1934年6月5日)，《斗争》第64期(1934年6月16日)，第4页。福建省有没有完成红五月扩红计划，中共中央的这个说法应是无可怀疑的。

再说福建完成借粮计划情况，姑且从温文说有这么回事。不过据其时《青年实话》登载的一篇时评文章来看，恐怕也和温文所说相去甚远。该文指出，党和苏维埃中央要各地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支援红军以来，个别地方如广昌、瑞金、洛口等一些县份的区是完成了，然而大部分县份还差得很远。“特别是在福建的兆征和汀东方面，我们还没有好好地去进行，而且发生强迫命令的现象，甚至兆征红鄞区东关营乡苏秘书，在宣传旗子上写着‘奉上级命令要我们节省’。”(32)《红军像火烧着眉毛一样迫待着我们的谷子！用迟缓的速度去对付紧急动员这简直是罪恶》，《青年实话》第96期(1934年6月30日)，第1页。这里所说，应是当时的实际情形。

总而言之，温文作为回忆资料，出现诸多偏离历史文献的现象虽然可以理解，不必多所指摘，但它难免影响人们对刘少奇斯时以福建省委书记身份亲历、主持这些事情的认可。或者直白说：温文所谓1934年4月刘少奇任福建省委书记的说法不能成立。

据闽西人士说，与温文说法一致的，还有中国革命博物馆于1980年4月编印的《刘少奇同志生平活动年表(1898-1969)》的记载，是为文献依据。“年表”记载：1934年36岁 4月，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年表”的这条记载有何依据，不得而知，姑且录之，以待识者。但它不是一次文献(原始文献)则是明确的。另外，笔者并不认为这条记载会有可能否定1934年7月(上旬)刘少奇任福建省委书记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