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荣 刘演杭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话语构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话题。尤其是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接受、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基于掌握革命话语权的现实需要，通过话语方式的创新、话语内涵的扩展和话语能力的提升，逐步构建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既往研究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一种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方法，当成众所周知、不言而喻的理念，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进入中国，就开启了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时，关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问题，持不同政见者或同一政党的不同派系之间，往往因其主张和目的之不同，表现出不同话语环境下话语内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一、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构建的实践路径

五四运动前后，随着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各类主义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社会大众的思想发生巨大转变。尤其是知识界人士，展开了一场以学理对话为形式、以政治论争为特征的“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年8月17日，“主义派”代表人物李大钊向“问题派”扛大旗者胡适致函，旨在阐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本质。在信函中，李大钊结合五四运动以来社会思想的变动情况，指出“适应实际”的特性是“主义的本性”，强调人们在运用“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际的运动”时，必须“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尤其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李大钊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4页。。就此而言，“主义派”与“问题派”之间应是不相矛盾的，甚至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而之所以存在争议，或源于双方对话语产生的具体环境理解上的分歧。

值得注意的是，在与胡适为代表的“问题派”进行公开论战时，李大钊对话语生成的具体环境颇为重视。1919年底，他在《新青年》刊发《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代表性文章，该文深入分析了中国革命形成与发展的内外环境，指出“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即革命时代的特殊环境造就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而这种革命时代环境下形成的学说无疑具有特殊的性质以及特定的适用范围和条件。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环境变迁，我们“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为此，李大钊劝告“问题与主义”论战的对方，“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2)《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36页。。

正是基于中国革命的时代背景、现实需要、环境特点的考察，“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政治歧见，逐渐演化成一场学理对话。随着五四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问题对接的客观需要日益迫切，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构建的历史进程亦不断深化。1920年，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参加过五四运动的革命者从北京来到广州。他们集资创办《广东群报》，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话语表达的重要载体，借以指导和推动广东地区的革命运动。是年12月，陈独秀受邀赴广州，旨在创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传播。来粤后，鉴于当时“许多青年只是把主义挂在口上不去做实际的努力”的革命现状，陈独秀以探索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为导向，呼吁各界人士“讨论社会问题，要以实际问题为限；若是离开了实际问题，专门发空议论，就是天天谈政治，天天鼓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也无人来干涉你”(3)《讨论社会实际问题底引言(1921年2月12日)》，《广东群报》1921年2月12日。。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阐释时，陈独秀进一步将其演绎为“实际研究”和“实际活动”两大精神，借以鼓舞中国青年志士既“能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况”，又能发扬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他强调“实际研究”和“实际活动”两大精神“都是中国人所最缺乏的”，但两者相比较，后者更为重要(4)《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3、454页。。换言之，广大青年志士要以实际行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运用于中国革命。他甚至提出，我们“宁可以少研究点马克思的学说，不可不多干马克思革命的运动！”(5)《陈独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9、250页。显然，在他看来，将马克思“实际研究”和“实际活动”精神转化为中国革命的实际行动，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迫切需要与尚佳途径。

与陈独秀将马克思主义的运用问题纳入“革命行动”范畴不同，邓中夏以营造革命良好氛围为旨归，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但是，“革命”话语的构建离不开宽松的政治土壤，理论的宣传也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然而，在五四运动的起源地北京，因北洋政府的舆论管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受到严重限制。对此，邓中夏指出，“北京是公认的所谓政治中心”，但“在茶馆或是饭馆里，常常碰到‘莫谈国事’的告示。这种对国家政治问题的一切谈论都加以禁止的作法，好象是对下层阶级设置的社会监督”(6)《邓中夏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1页。。为营造中国革命的良好氛围，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邓中夏等人在北京发起并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广泛搜集和整理了德、英、法、日、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举办一系列讨论会、讲演会、宣传会等，深入研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具体问题，并编译和刊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这种通过宣传马克思主义，激起“工人和贫民阶级对政治感兴趣”及“唤起群众对政治事件的兴趣”，借以“促使群众从事革命工作”，从而营造中国革命的良好环境(7)《邓中夏全集》，第121、122页。的做法，其话语环境建构的方式与路径虽与陈独秀存在差异，但就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言，二者可谓殊途同归，他们均以实行(或从事)革命为旨归，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方法，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而对于身在法国、正潜心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蔡和森而言，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应当有另一种阐释，即用于指导成立革命的政党——中国共产党。1920年7月，蔡和森向从法国各地聚集到蒙达尼的新民学会会员提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方针。会后，蔡和森分别于8、9月向在国内筹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毛泽东致信，信函的核心要义就是组建中国共产党。他强调：“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8)《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7页。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蔡和森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建党的提议，毛泽东曾回信表示“深切的赞同”，并指出此举将有助于推动中国“革命运动”，有助于“改造中国与世界”，因此“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9)《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917.11-1923.7)》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51页。。

可以说，五四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基于对革命形势、背景与基本条件的整体认知，在考察主义如何运用问题时，往往将具体的、客观的实际情况作为重要因子，使诸如中国革命的时代背景、现实需要、环境特点等成为时人言说的重要基础，彰显了深入结合中国实际构建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实践路径。

二、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构建的理论逻辑

在话语建构的历史背景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将中国国情纳入考察范畴，并视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否具体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为创新话语方式、扩展话语内涵、提升话语能力的重要标准，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早期构建，反映了不能照搬各种理论，而应根据具体的革命实践加以灵活运用的理论逻辑与实践特征。

1916年5月1日，孙中山抵达上海，开始长达近5年的寓沪生涯。此时的孙中山虽然在政治上处于暂时的失势境地，但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尤其是五四后席卷全国的各类主义及其产生的思想潮流，都予以密切关注。1920年1月29日，他在一封致海外国民党同志的信函中，高度称赞“爱国青年”“热心青年”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称“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命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认为包括新文化运动在内的各类抗争，“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预言将来“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借此鼓励海外国民党同志顺应时势，“激扬新文化之波浪，灌输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10)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223页。。这显示了他对五四运动以来青年学生革命思想日渐成熟的高度重视，以及五四后中国革命需要日益迫切的基本认识。而在撰写该信函的当月，孙中山与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张国焘进行了一次颇具深意谈话，所谈内容至少透露了三个信息：一是他具有接触并了解欧洲社会主义各流派代表人物的经历；二是他曾研读有关各派社会主义理论的书籍，其中包括英文原著；三是他在“汲取”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各流派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创建了三民主义(11)《孙中山全集续编》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454页。。前两个方面已有学者做了专题研究，此不赘述；而第三个方面尚未引起学界重视，其中涉及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早期构建、形成与发展问题，是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构建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重要关键。

众所周知，孙中山力倡民主革命思想，并以三民主义为其纲领。可以说，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关于中国革命实践探索与基本经验的高度概括和理论总结。值得注意的是，在谈及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孙中山虽然高度评价马克思的伟大及其理论的科学性，称赞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集大成者，是社会主义中的圣人”，但涉及是否接受或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问题时，孙中山毫不讳饰地表示，“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12)《孙中山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03页。。为何孙中山对马克思极为推崇，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也给予高度评价，但为何在面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时却表现出“师其意不用其法”的态度呢？(13)杨天石：《师其意不用其法——孙中山与马克思主义二题》，《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这需要从中国革命的现实性和具体性来加以分析。

孙中山在构建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之时，注意考察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形”，并且尝试将两者有机结合，这应当是有所本的，即基于对马克思经典作家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运用阐述的深入理解。一方面，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重要标志的《共产党宣言》，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五次提及“革命”概念，并通过对革命环境、革命措施、革命影响等的深入考察，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而在1886年11月29日致友人的信函中，恩格斯批评当时一些人陷入“教条主义”和“学理主义”的误区，不懂得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走向“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的另一个极端。对此，恩格斯郑重提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革命“行动的指南”(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56页。。显然，恩格斯批判这一错误倾向的目的在于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同具体的革命斗争、革命实践密切结合起来。

早在1896年旅居伦敦时，孙中山就在大英博物馆阅读了《共产党宣言》，是最先读到这部著作的中国人。随着中国知识人士以及来华传教士等的译介与传播，《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断被翻译和介绍进来。据统计，仅1899-1919年间，涉及《共产党宣言》译本的文章就有17篇(16)陈红娟：《〈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4期。。诚然，近代中国社会剧烈动荡，各类社会主义思潮蜂拥而至，在此背景下，国内知识界对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理解尚属表浅，一些译作甚至出现错读误解的情况。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进步人士已经意识到，中国具有与欧美等西方国家不同的国情、历史与文化，因此在学习、接受和传播相关理论时，注意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加以改造。

尤其是19世纪初，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日趋激烈，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日益悬殊，这使中国进步人士在探索中国独立富强道路之时，将“防患于未然”作为倡导“民生主义”的重要提前。同时，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国内虽存在较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工人阶级尚未成为革命的主导力量，因此并未出现欧美各国资本主义与产业工人激烈矛盾与冲突的情形。可以说，正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考量，孙中山在构建三民主义理论体系时，能从话语环境的变量出发，注意考察中国革命的外部环境与内在要求，并尝试将两者有机结合，这无疑是辩证地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后做出的正确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持不同政见者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各异，但在根据时代背景运用理论指导革命实践的方法论上，时人是一致认同的。作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胡汉民曾东渡日本，在日本法政大学系统研读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政治学说，归国后不仅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实践，还大力宣传与倡导三民主义。当“问题与主义”论战愈演愈烈时，胡汉民亦于1919年8月开宗明义地提出，“拿欧洲近代社会主义的主张，也不能完全适合于中国”，并强调包括“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内，各类社会主义学说均产生于特定的时代与环境，而特定时代与环境之下产生的学说，其“立脚点不同”，“所用的手段方法便也有不同”(17)《胡汉民先生文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第104、105页。。

三、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历史逻辑

革命运动需要革命话语的支配，同样，革命话语也要通过革命运动的实践来加以丰富和完善。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生死存亡的考验，革命成为时代主题，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亦由概念提出和学理争论，逐渐过渡到革命运动的实践阶段。这标志着革命话语生成的历史条件逐步形成，革命的手段、方法、目标等要素亦逐渐明确。在此背景下，“社会革命”被纳入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构建的历史进程，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掌握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重要基础。

五四后中国革命声浪日益高涨，“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一个亟待回答的时代问题。作为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李达认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均具有深厚的“革命”内涵，一旦掌握革命的话语权，便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1920年11月，李达在《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中提出“革命的社会主义”概念，强调“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即革命的社会主义”，而实行革命的社会主义是“国际共产党联盟的主旨”(18)《李达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0页。以下各卷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赘述。。事实上，对“社会革命”理论的考察，是李达解答“革命”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是什么”问题的重要路径。次月，李达在《社会革命底商榷》中进一步指出，社会革命的要义在于“直接行动”。为此，他积极呼吁“在中国运动社会革命的人，不必专受理论上的拘束，要努力在实行上去做”，即“结合工人农民兵士及他种属于无产阶级的人，组织一个大团体，利用机会，猛然地干起大规模的运动来，把那地方的政治力，夺在我们手中，凭着政治上的势力，实行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完全管理社会中经济的事业”。可以说，李达基于掌握革命话语的客观需要，将这种直接行动视为“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旨在掌握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实现中国革命的根本目标(19)同上，第44页。。此外，李达关于“社会革命”问题的考察，为解答“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途径。1920年12月26日，李达《马克思还原》一文指出，马克思本人既“是理论家又是实行家，实具有二重资格”。该文论述的目标直指“马克思所述社会革命的原理、手段、方法”，所推导出的结论则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性质，是革命的，是非妥协的，是国际的，是主张劳动专政的”(20)同上，第58、59页。。

1921年，远在法国求学的蔡和森就马克思学说与中国革命问题，向正在国内紧张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陈独秀致函。蔡和森认为，从学理上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资本论、阶级斗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意即马克思主义具有“革命”属性；而从话语环境看，革命时代产生的理论必然具有革命性质，就此而言，“马克思的革命说完全立于客观的必然论之上”(21)《蔡和森文集》，第79、81页。。陈独秀在回信中赞成蔡和森的观点，认为“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骨髓”之一；同时指出马克思固然主张革命说，但要防止陷入“自然进化说”的矛盾境地，因为“若是把唯物史观看做一种挨板的自然进化说，那末，马克思主义便成了完全机械论的哲学”(22)《陈独秀文集》第2卷，第201、202页。。

蔡和森在论及马克思主义革命时，还注意到社会运动与社会革命的关系，认为“社会运动为社会革命之起点，社会革命为社会运动之成熟”(23)《蔡和森文集》，第82页。。应当指出的是，这点与陈独秀的观点并不矛盾。尤其是陈独秀根据中国革命的任务和性质，指出马克思主义为“社会革命的原动力”，并呼吁广大青年志士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从事“社会的革命”或“干马克思革命的运动”，其构建革命话语的实践路径以及掌握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根本宗旨，应当与蔡和森并无二致(24)《陈独秀文集》第2卷，第249、250页。。此外，致力于农民运动的彭湃，从构建“新社会”的角度，提出“社会革命，社会运动，合社会人而运动，而革命之谓也。非个人或少数人，所能成就者。即使之成就，必不是真正之社会运动，社会革命也”，由此呼吁社会各阶层人士互相团结、互相联络、互相扶助，“有不得不实行社会革命之决定”，构建一个全新的社会和时代(25)《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页。。

1923年5月，中国共产党已成立近两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大会的代表，李达基于掌握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现实需要，以及对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认识，提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的重要命题。他认为，中国社会革命实际内涵是“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社会”，其前提是明确“马克思所说的社会革命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实现的？究竟在什么时机实现？”(26)《李达全集》第3卷，第108、109页。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社会革命时机成熟的重要标志。尽管当时一些反动派认为“不应提倡社会革命”，但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掌握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重要意义，预示了中国革命新阶段的到来。对此，李达号召中国无产阶级人士抓住有利时机“实行政治革命”，一举“夺取政权”，实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社会革命”(27)《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917.11-1923.7》上册，第193页。。换言之，如果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的译介和传播是革命的中心工作，那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政治主张已公布，革命目标已明确，自然要“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28)《李达全集》第3卷，第108、109页。。

革命进入新阶段，必然面临新形势、新问题与新挑战。尤其是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演变，使马克思主义者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将“社会革命”纳入考察范畴，并通过革命话语的构建，实现理论的对接和政党的联合。概言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基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现实需要，逐渐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旨在建立强有力的同盟者。而第一次国共合作之所以可行，固然是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也基于三民主义的“革命”属性。对此，恽代英《论三民主义》一文认为“三民主义为革命的主义”，一方面它是内忧外患的中国国情所需要的，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倡导民族自强、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非革命是不能实现的”，因此，“三民主义的革命”或者说“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最切实合于国情的”主张(29)《恽代英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61页。。

李达亦持类似观点。在《民生史观》一文中，他对三民主义的革命属性表示认同，强调“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解决民族、民权、民生问题。该文还揭示了三民主义革命与中国社会革命的关系：“三民主义是国民革命的理论，同时又是社会革命的理论，一方面适应现代中国的要求，一方面促进现代社会的进化。总括起来说，三民主义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社会的事实发生出来的思想信仰和力量。”(30)《李达全集》第4卷，第195页。

1928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因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共同盟合作遭到严重破坏，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变得更加难以预测。在此情形下，“革命”话语的内涵发生新的变化：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其革命理论更彻底，革命信念更坚定；另一方面，随着孙中山的去世，其所信奉的三民主义，显然对国民党而言有了不一样的性质和色彩。对此，李达基于中国革命现实的需要，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革命与三民主义革命，指出在追求世界大同这一革命最终目的上，两者是相同的，但在革命的出发点与实践路径上存在根本差异。概言之，“三民主义革命是以中国的半封建式的社会做出发点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是以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做出发点的”；而且三民主义革命“是要由半封建式的社会达到未来的新社会”，马克思主义革命则“是直接要由资本主义社会达到未来的新社会”(31)《李达全集》第4卷，第227页。。显然，在李达看来，“革命的理论”是“革命的行动”的重要基础。正如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然而，马克思没有为中国革命提供现在的理论，那么中国共产党“对于应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的事实的革命理论既没有建设起来”，“中国所需要的革命”究竟是什么呢？李达在理论探索中似乎找到答案，即“革命的三民主义”(32)同上，第274页。。可见，“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已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使马克思主义者对三民主义重新予以审视，借以阻止“反革命化的三民主义”倾向(33)《蔡和森文集》，第997页。。因此，中国革命的世界性和特殊性，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构建的前提和基础，亦使团结和联络各类文化社团人士的必要性得以凸显。

可以说，“三民主义革命”或“革命的三民主义”既是中国革命客观需要的产物，也是国共合作的重要基础，反映了“社会革命”被纳入革命话语体系后产生的重要影响。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条件逐渐成熟，“革命的三民主义”再次被人们提及。正如董必武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前夕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员可以而且应当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理论的基础”，只有坚持和发扬“三民主义的革命”性质，促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战，才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原则与倾向(34)《董必武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32页。。毋庸置疑，这一原则与倾向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民族危亡之际，革命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社会革命”也已被纳入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构建的历史进程，由此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掌握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重要基础。

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提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借以揭示革命对历史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6页。。列宁则结合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践，进一步指出革命话语构建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呼吁“革命党的领导者也必须更广泛、更大胆地提出任务，使他们的口号始终走在群众的革命自动性的前面，成为他们的灯塔，向他们表明我们的民主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无比宏伟和无比壮丽，向他们指出达到完全的无条件的彻底胜利的最近最直的道路”(36)《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01、602页。。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辩证关系的阐述，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革命话语构建的重要意义。五四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接受、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基于掌握革命话语权的现实需要，通过话语方式的创新、话语内涵的扩展和话语能力的提升，逐步构建起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体系，推动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深化和发展。而在“革命”话语构建的背景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马克思主义者不约而同地将中国国情纳入考察范畴，并且视理论能否具体地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为创新话语方式、扩展话语内涵、提升话语能力的重要标准，反映了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相互结合、促进的历史面相，揭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掌握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现实需要，折射出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构建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