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成仁

[摘 要]中国有机农业的发展，既是全球有机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也有着中国本土的脉络和特色。过去30年中国有机农业和有机食物研究，形成了一些有益的争论，也型构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意识。中国有机农业研究既要有中国意识，也要有将本国有机农业融入全球背景的视角和眼光，形成中国意识和全球背景的交叉融合。在全球知识生产过程中，建立具有中国意识的有机农业研究风格和倾向，是中国有机农业研究有待拓展和提升的方向。

[关键词]有机农业;有机食物;生态农业

（三）有机农业生产端类型及小农道德风险

在食品安全成为社会普遍焦虑问题的背景下，农民采用“一家两制”的方式为自己生产安全食品，不施用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等化学农用品，为市场生产常规食品。①此时，有机农夫们为什么会建立有机农场，如何进行有机种植，就成为公众和学者都感兴趣的一个问题。目前，在乡村地区进行有机种植的主体类型主要有四种，他们各有不同的选择原因和运作方式，对有机种植农法的选择也是不同的。

第一类是为了实践新的理念和生活方式的新农人，以中小型农场为主。那些返乡或下乡从事有机种植的人群，一般被称为新农人。新农人普遍学历较高，②环境保育、友善农耕、建立可持续农业生产体系的理念是他们践行有机种植的一个重要出发点，③而食用有机食物、追求健康自保是他们进行有机种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④此外，建构一种与自然和传统更接近且不同于城市社会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从事有机农业的推动力之一。⑤

第二类是在内部化（附属化）与工业化之间的资本型农场或大型农场。虽然绿色生产与有机食品生产企业经济绩效之间有着正向的关系，①但有着强大经济实力的资本集团投资有机农业的原因似乎主要有三个：一是为整个集团公司提供安全健康的食物，农场附属于集团，是集团自建食物系统的一部分;②二是属于集团多元化经营的一部分，用集团公司从工商业上获得的收益反哺有机农业;③三是建立大型有机农场，走规模化、工业化、市场化的运营道路。④虽然有觀点认为，由龙头企业带动形成的标准化深加工、生产与营销网络统一以及产业链延伸，是有机农业的未来发展之路;⑤但面对大型有机农场，学者往往因其“工业有机”的做法且消耗品过多，⑥而持审慎的看法和态度。⑦

第三类是优势和问题兼具的合作社。在有机农业的推广过程中，合作社可以把缺资金、缺技术、缺经营管理能力的农民组织起来，实行规模化生产，这样能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收入，从而内生出农民自己主导市场的力量。⑧同时，合作社在小农户与农业企业间建立了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为小农户的有机种植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推动小农户有机生产技术标准化及其与市场的连接，成为衔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种植的桥梁，⑨带来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的效果。⑩不过，当合作社模式将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相对封闭的运行模式和机制也会带来相应的矛盾和问题。{11}同时，在社会公众认知不足的情况下，合作社有机产品面临市场销售的严峻挑战，而内部管理中分散种植、集中收购的方式，一定程度上也脱离了合作社的本质。{12}但专业人才短缺，资金、设施受限，是制约合作社可持续发展更为内在的问题。{13}

第四类是复杂决策过程中的小农有机种植选择，主要存在于家庭农场。虽然在特殊情况下，如自然保护区周边的农户虽然受到社区压力诱导，但进行有机种植的意愿并不高，①而随着有机食物与常规食物价格区间的拉大，小农户也在经济收益的激励下逐渐转向有机种植。②这种有机种植被认为是符合国情的有机农业生产方式。③如果说经济收益是拉力，那么来自外界的发展项目和有机农业培训，是小农们转向有机种植的一个重要推力。④同时，政府的有机农业补贴也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⑤此外，年龄较高、家庭人均收入较高和所处农村与大城市距离较近，对小农转向有机种植也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⑥但与新农人们相比，小农们进入有机种植过程是反复的，其决策过程也是复杂的。

小农及其家庭经营是中国农村有机种植面临的现实组织和运作状态。⑦基于这一国情，已有学者对小农有机种植过程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首先，与原先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的常规种植相比，有机种植意味着劳动投入显著增加，而这部分劳动投入可能会从有机农产品销售价格中得到补偿。但有机种植的特点是存在一个2—3年的转换期。在转换期内，农户收入会下降;转换完成后，农户收入才能真正增长。⑧其次，在有机食物市场发展初期，农户们较容易获得价格溢价。而当市场逐步趋向饱和、竞争加剧时，只有那些生产技术先进、生产效率较高的生产者才能够获得较高收入。⑨因此，对于小农们来说，是否转向有机种植是个复杂的决策过程，除受风险感知的规制之外，⑩还受到个人、家庭、生产经营、市场销售和外部环境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11}更受到制度方面的规制性要素、观念方面的规范性要素以及文化-认知性要素的深刻影响。{12}所以，小农户转向有机种植不能一蹴而就，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正是面对投入、收益及市场的不确定性，小农们在有机种植过程中也常常会处于道德冒险的困境中。根据一项调查，有机种植农户道德冒险，如施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农用品的比例达到9.03%。农户冒险与否，受生产面积大小，是否参加农产品质量安全培训，是否与农业产业化组织签订农产品购销合同，是否接受过农业生产技术指导，以及农户对有机食品了解程度等因素的显著影响。①同时，农户自身的文化程度也显著影响其有机食品生产质量控制行为。②道德风险的存在提高了小农有机食物信任的社会成本，不仅阻碍了小农有机食物市场的扩大，相当程度上也阻碍了有机种植在乡村地区的发展。

虽然生产端的种植行为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有机种植本身也带来经济、生态和社会层面显著的效应。③农户们的有机种植将闲置劳动力释放出来，不仅使其在经济层面直接受益，④而且有机种植的环境效益也使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直接受益。⑤对于社会建设而言，女性从事有机农业不仅能增加经济收入、提高个人能力和增加社会资本，还会对其家庭地位、社会地位上升产生实质且重要的影响。⑥另外，以合作社方式运作的有机种植对于乡村社会网络再结构、村落共同体再形成以及新的乡村分析概念的生成，也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⑦不过，对于生产端的有机种植过程而言，其环境效益的外部性有时并没有在有机食物价格中得以变现，生态层面、社会层面的良好效用也并没有被整个社会充分认知。因此，从整体上检视有机农业生产端方面的研究，可以发现经济效益分析只是其中的一个重点，对于生态尤其是社会效益的深入讨论仍显不足。同时，在生产端的组织类型中，对于小农及中小有机农场的讨论相对深入，对于资本型农场（大型有机农场）的分析和研究并不多。这些未被充分讨论的问题，是未来有机农业生产端研究中值得拓展的方向。

（四）消费端的食物选择

从整体上看，影响人们食物选择和消费的因素主要有三类：一是收入、阶层、身份与文化对人们食物消费“习焉而不察”的深刻影响;二是对食品安全的考虑直接影响了人们的食物选择;三是健康与环保的需求对人们食物消费显隐不同的作用。那么，在中国当前的社会背景下，人们为什么选择有机食物？促使人们进行这一选择的核心因素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中西方比较的方式，较为清晰地认识中国社会有机食物选择过程的特点。在西方，人们购买有机食物的主要动机表现在对环境的关注上;⑧相比而言，中国人加入CSA农场的主要原因是以低于超市的价格获得安全的有机食物，⑨而支持本地农业、减少食物里程、对小农的支持等对于中国人加入CSA农场的影响并不特别显著。⑩换句话说，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是中国人选择和消费有机食物的核心原因之一。①這一原因在新冠疫情影响下跨越了代际差异的壁垒，愈加得到强化。②

而这一核心原因之下，又因为社会分层、家庭因素和教育程度的差异，人们选择和消费有机食物的原因也是多样的。我们可以将中国人选择有机食物的原因总结为“一个核心，多元影响”。总体而言，影响人们选择和消费有机食物的主要因素有八个：价格、收入水平、食品安全的要求、对有机食品了解程度、消费偏好、营销方式、受教育水平和家庭结构。③虽然支付意愿本身受个体认知的深刻影响，④但不同的社会阶层、性别、年龄、收入、文化程度、是否有子女等调节变量的存在，使得人们的有机食物购买决策和行为呈现出显著差异。⑤因此，在对中国有机食物购买意愿和行为研究中，同一影响因素的作用经常显现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如家中有儿童是否购成显著的购买差异、⑥文化程度是否形成购买行为的差异、⑦年龄是否带来购买意愿的差异、⑧价格对购买行为的影响程度⑨等，显示出一些相反的调查结论。出现这一状况的原因，可能是选取的研究地域、对象人群、研究假设等方面存在差异，从而导致研究结论的差异。

基于有机食物购买的多元影响因素及对单一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结论，我们将消费端有机食物选择和消费过程研究分为两类。一类是阻碍有机食物购买和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有机食物的价格壁垒是阻碍人们购买极为重要的原因，①但消费者在面对有机食物时所感知到的风险也严重阻碍其购买行为，②这种风险就包括有机食物信任缺失的风险（关于有机食物信任，详见下文）。③同时，对有机食品的认知和了解程度也是其购买障碍的重要因素之一。④另一类是促成有机食物购买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除上文已说到的规避食品安全风险，还包括价值理念、环境利益的动机和态度，⑤都是形成人们长期购买行为的内部心理机制。⑥同时，外部的有机食品认证⑦和有效的广告信息传递，⑧也是促成有机食物购买决策的重要因素。不过，个人的消费偏好与有机农业某类特别的产销模式（如CSA）相结合，⑨则是促成有机食物购买更有效和更长远的影响因素。

“阻碍”与“促成”两种影响因素的分类，让我们看到包括食物信任、有机认证和心理过程等更为整体性的有机食物选择过程图景。在这一整体图景中，我们也需要回望和反思这一分支研究领域内存在的问题。

一是普遍性认识和方法论问题。一般认为，研究深化的标志是这一研究领域提供了某种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认知。以目前有机食物选择和消费研究而言，无论是定量分析还是定性分析，大多以多重因素的立体作用作为研究结论，⑩在普遍性和规律性认识的提供上，还存在着一些欠缺。正如韦伯（Max Weber）多元因果论所提示的，要在有限理性的背景下，于多元因素中寻找人们某种因果性行为特征，从而提炼出研究和观察的某种普遍性。{11}就此而言，多元因果论的方法论，是未来深化有机食物选择和消费研究的一个可能路径。

二是样本量的问题。在有机食物选择和消费的研究领域，研究地域和对象人群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研究结论上的差异。而导致研究结论差异的原因，不仅有研究假设的因素，更主要的可能是欠缺大样本和大数据的支撑。有了足够样本量的支撑，就可以验证研究结论差异是样本的问题，还是结构性认识差异和研究预设的问题，从而真正推动有机食物选择和消费研究领域的知识积累。

（五）有机食物的信任构建

通常而言，建立食物信任的方式有三种：一是依托稳定的社会纽带和人际关系建立的具有一定差序性质的食物信任;二是在充分信息条件下经市场选择和个人筛选建立的食物信任;三是由认证机构和政府监管形成的制度化、无等差的食物信任。对于有机食物来说，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需要引入有机标签，但也存在着有机标签欺诈行为的有机食品领域（关于有机认证，详见下文），①消费者对有机食品产业链诸主体信任度明显偏低，②信任问题已经成为阻碍中国有机农业发展的瓶颈问题。③因此，在信任缺失的社会环境中，有机食物产业链各主体如何建立消费者食物信任，是中国有机农业领域极为重要也极为特殊的一个问题。从现有的研究看，中国有机农业领域建立食物信任的实践和方式共有四类。

第一类是价值、理念认同，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关键人物的人际信任。来自消费者和生产者间的生态环保、安全健康理念以及相应的道德价值感知，是形成不同利益主体间有机食物信任的一个基础。④同时，对生产者、消费者中某个与价值理念高度相关的关键人物的认同而产生的人际信任，也是形成有机食物信任相对初始却又相当重要的路径。⑤

第二类是消费者通过自组织方式转换信任路径，形成信任共同体。寻找安全食品的个体消费者组成行动团体——“菜团”，以“菜团”的群体方式对接有机农场，并由“菜团”孵化出农夫市集，形成一个由个体消费者、“菜团”、生产者、农夫市集四者环环相扣的信任共同体。在这一信任闭环中，封闭的网络结构跨越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的桥梁，建立网络结构信任路径，从而稳定获取安全而可信的有机食物。从信任演化的角度看，封闭的圈层信任最终也带来“菜团”成员信任涣散和内部组织分裂。⑥同时，消费者自身对农场的某种参与能增进对生产者（农场）的食物信任。⑦不过，消费者参与的实现不仅要看消费者自身的因素，更要看生产者如何开放参与。这就涉及生产者如何构建有机食物信任的问题。

第三类是生产者以开放参与和稳定产品品质方式建立消费者食物信任。信任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包括初始信任和持续信任。在初始信任阶段，生产者以开放生产、共享和关怀的理念，形成与消费者的信息机制和关系运作机制，建立初始食物信任;在持续信任阶段，生产者通过供应高品质食物、协调并解决食物问题、鼓励消费者参与的方式，维系信息共享机制和关系运作机制，维持消费者的食物信任。⑧不过，凡事皆有意外。有机农业“靠天吃饭”，产品品质往往与不稳定的气候条件紧密相关。当生产者在生产与服务过程中的额外付出得不到消费者的订单回应时，或当消费者提高预付款额度来达成产消信任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好产品和好服务时，①那么双方的利益谁来保证？这就涉及第三方信任的问题。

第四类是由中间组织（第三方组织）形成的产消间信任共同体。农夫市集、第三方機构等中间组织承担信任中介的功能，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形成双向筛选机制，通过约定俗成的规则和利益化为导向的制度建设，形成信任构建，进而形成由其连接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信任共同体。②虽然中间组织有利于降低产消双方的信任风险，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中间组织自身的生存压力、食物品质下降带来的信任涣散等，从而也进一步推高了有机食物信任构建的成本。③

从信任演化的角度看，无论是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食物信任构建还是信任共同体，有机农业食物信任构建中一个鲜明特点便是：人际信任是食物信任构建的基础。人际信任因其明显的差序性质而无法形成规模效应，以及扩张有机食物市场规模。信任演化角度下的人际信任，也经常会带来信任涣散和自组织分裂的后果。④因为信任问题的存在，即便在食品安全焦虑的社会背景下，人们不是不想购买有机食物，但是食物信任也会阻碍他们进入有机食物购买者的行列。无疑，在制度信任和系统信任不彰的情况下，以上四种食物信任构建方式将会长期存在于有机农业领域。同时，有机农业领域也会不断探索并实践食物信任建构的新方式和新可能。

不过，通过检视有机农业的食物信任研究，我们也发现，对基于互联网的第三方平台的食物信任研究还不充分。例如，国内基于互联网渠道的著名有机食物平台“沃土工坊”“天安生活”等，是如何建立食物信任的，它们有何特点，其信任维系的机制是什么？对这些问题都尚未进行充分的讨论。另外，具有特殊性的有机食物信任构建过程，对已有信任研究领域的知识生产是否形成冲击，能否带来新的贡献，也是未来值得探索和努力的方向。

（六）有机农业的法律规制

在有机农业的法律法规层面，国内目前已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3部法规。就法规本身而言，其存在的问题有：一是没有一部纲领性的有机农业法，⑤现有的法规仅是行政法规;⑥二是没有专门专章法律来明确规定有机食品的质量安全问题，且法条分布较为分散;三是在缺乏完整的法律法规规范有机食品的发展;四是在生产、加工、标识和准则上，与国际有机产品标准存在差别。⑦有机农业价值的多重性及有机农产品外观的不易辨识性，决定了对这一领域进行立法的必要性。同时，在中国有机农业的初级发展阶段，也需要在法律规制与政策上规范和扶助有机农业的发展。①

当下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严格完整的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法律制度体系，与之相关的法律保障措施主要是以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为依托。②因而现有关于有机农业法律法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有机农业立法必要性的论证。这类研究多关注政府以法律制度为基础，对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提供财政补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③可以达到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实现社会公平的目的。④另外，如果说以家庭农场为主体发展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是中国当代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那么建立并完善与家庭农场相关的法律制度，则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保障。⑤

二是对立法原则和执法体系的讨论和建议。这类研究建议在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的前提下，制定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的专门法。⑥同时，更新立法理念，改进立法技术，健全和完善立法体系，保障立法体系的法律效力;⑦强调执法体系与执法力度作为法律效力的体现，必须在法律实践过程中予以加强。⑧

三是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立健全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法律法规体系的规范性思考。这类研究针对当下的问题，在与发达国家相关法律制度的比较中，⑨提出构建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立法体系，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强地方立法及配套的单行立法，健全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管理法律制度等具有法律规范性的思考和建议。⑩

现有对中国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法律法规的研究，对其立法和执法方面存在的问题有着颇为相似的判断和看法，对于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也有着共同的思考和建议，可以说是一种具有共识性的判断和建议。这一共识的形成既有对现实问题的共同感知和认识，也是法学作为一种规范性研究的学科特性的体现。不过，现有相关研究，都是一种应然的规范性研究，较少涉及实然的经验研究，而实然的经验研究则与有机认证实践过程有着更紧密的联系。

（七）有机认证制度的经验研究

有机认证制度关联着消费者、生产者、认证机构与政府行政部门，牵涉面广，利益主体众多，存在的问题也更为明显，是中国有机农业研究中的重要分支领域之一。①中国本土有机认证起步较晚，相比发达国家而言，标准并不高。②因此，研究和分析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制定的有机生产和加工基本标准（IBS），不但可以了解国际有机产品标准的变化，更能为中国有机产品标准的修订提供参考。③同时，有机农业标准本身就是一种国际间农产品的贸易壁垒，④对中外有机产品法律法规进行比较，⑤推进与其他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结果互认合作，⑥无疑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研究方向。不过，有机认证结果互认的复杂性在于，其既与主权相关，也与国内政治过程相连。⑦因此，与目前仍显单薄的有机认证结果互认相比，对本国有机认证实施过程中的现实状况和问题进行梳理与分析，可能会更有价值和意义。综合而言，对于有机认证过程的研究和讨论，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有机认证的作用。在品牌、地理标志、有机认证和价格这四个属性中，有机食物消费者最为看重的是有机认证。⑧有机认证能为有机产品提供更多附加价值，在规范和约束生产者行为的同时也能规范有机产品的市场秩序，营造较为稳定的市场环境，并具有防止和化解交易冲突、促进有机产品产消间信任的作用。⑨对于消费者而言，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背景下，有机认证可提供易鉴别的标签和可信任的产品标识;⑩对于农户而言，有机认证制度具有改变一般农户施肥行为概率的作用，即改变农户种植习惯;{11}对于生产机构而言，有机认证对有机食品企业效益增长和内部组织管理的作用和影响也越来越大。{12}因此，有机认证不仅在有机农业网络中发挥了关键与核心的作用，{13}且对于促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14}因而被推荐作为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评价指标。{15}

二是有机认证的问题与作为问题的有机认证。众多定量与定性调查显示，有机认证存在着有机食品生产者重认证、轻管理，有机食品认证机构对获证企业的监管效率低，①行政机关对有机食品认证机构和企业违法行为的执法力度不够，以及有机食品认证机构相关信息未能有效传达等诸多问题。②有机认证不仅存在着认证监管机构效率的问题，③也存在着有机认证地区分布不平衡的特征。④或许可以将有机认证中存在的问题表述为这样一种验证式的提问，即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失灵背景下，有机认证制度是否带来（或提升）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和支付意愿？实证调查表明，在消费者食品安全关注度不断提高的同时，对相关主体满意度评价却相对较低，生产商行为特征与声誉对消费者信任的影响反而高于认证机构;在不同认证的食物信任中，消费者对无公害认证和绿色认证的信任高于有机认证，对于官方认证的信任高于私营认证，对欧美有机认证食品的偏好高于本土有机认证食品。因此，为解决市场失灵而实行的有机认证制度可能存在着失效的问题。⑤换句话说，有机认证过程中的投机行为，不仅导致消费者对有机食品不信任，⑥也直接影响了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购买。⑦受到国家合法性加持的有机认证，在市场化的环境中却带来负面的结果。⑧此外，一旦出现信任问题，有机认证制度体系无法依靠自身重建信任。⑨吊诡的是，为解决信息不确定和建立食物信任的有机认证体系本身也成为问题。因此，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就变得极为重要。

三是对有机认证问题的解释。目前对于有机认证问题的解释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行为解释。有机认证机构与地方政府及有机生产企业的利益相关联，地方政府对本土有机生产企业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有机认证机构与有机生产企业间的利益勾连，是造成有机认证中存在的管理、质量和生产等方面问题的主要原因。⑩第二种是法律与监管解释。对违反有机认证的法律责任规定不健全，对违法有机认证行为的处罚规定不全面、处罚力度不鲜明;监管机构的责任规定不够明确，监管力量不足，这些是导致有机认证问题的重要原因。{11}第三种是制度解释。有机认证制度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一项制度的实施成本包括衡量、监督和执行等成本，这些成本往往非常高昂;同时，中国环境保护意识弱、守法意识淡薄、重规则制定而轻规则实施等现状，也加大了有机认证制度实施的难度，带来有机认证的诸多问题。①

四是解决有机认证问题的对策研究。针对存在意见最多的有机认证监管问题，现有研究将之分为认证监管和标识监管两个路径，试图在监管激励的引导下规范有机食品市场各主体的行为，并将之转化为自我道德约束力，维护有机食品市场的健康發展。②同时，为预防有机生产领域中的投机行为，有机认证机构是否需要对其服务对象进行预先筛选，也作为对策之一被提出。③此外，强化执法监督力度，严格规范有机认证生产准入和退出机制，建立多元化食品认证体系，激励有机认证机构的公平竞争，弱化有机认证的公权力背景，以及强化市场主体行为责任等议题也渐成共识。④

五是参与式保障体系（PGS）的实践与研究。针对有机认证问题的解决对策，有人建议“建立多元化食品认证体系”，而参与式保障体系就是其中的一种。针对有机认证的门槛、费用及专业壁垒，作为对生产者，特别是小农、消费者以及相关利益主体的赋权，参与式保障体系是一种地方化的有机生产保障体系，给予有机农夫和消费者以较大的权利和便利。⑤参与式保障体系在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的推动下被提出，⑥2008年前后被介绍到中国，成为提供食物信任的另一种社会网络，也是中国小农户有机农业产销的另一种范式选择。⑦参与式保障体系既可以像社区支持农业（CSA）一样进行一家一户的小农有机生产，也可以作为第三方认证（ICS）的替代性认证。⑧根据一项调查数据显示，19.47%的农民愿意加入参与式保障体系，农民对参与式保障体系的认知和有机农产品生产意愿对其加入参与式保障体系行为有显著影响。⑨虽然参与式保障体系有很多显见的好处，但笔者先后于2018年7月和2020年7月在河南、广东调查时发现，因为对有机农业、生态农业多元农法和种植过程的认知差异，以及人员、资金、组织层面的难题，参与式保障体系在实施过程也存在一些问题。因而，在中国参与式保障体系怎样避免如有机认证所遭遇的问题并顺利运作下去，尚处于探索和尝试过程中。

（八）有机食物销售分析

在市场中，有机食物无疑属于高级的“好食物”，但“好食物”并不一定好卖。在消费者有机食物教育普遍欠缺的背景下，⑩如何更好地将有机食物卖出去，成为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目前对于有机食物营销过程的分析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对有机食物市场的判断。在食品安全事件屡发的背景下，中国有机农产品以初级原料生产为主，植物性食物多，动物性食物少，市场潜量巨大，商机无限。①不过，中国有机食品市场也存在着生产规模小、产业化水平低，基础理论和技术研究落后，服务体系不健全，没有建立完善的诚信体系等问题。②因而，相对于国外有机食物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中国有机食物的有效需求却增长缓慢。对此有一个解释是：信息不对称及有机食物生产的外部性未得到合理解决，导致有机食物市场失灵。③与此相反的另一个观点则是：随着有机食物价格的降低，人们收入提高，以及消费者对有机食物偏好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有机食物市场需求增加，销售增长是不可逆的事实。④中国有机食物市场实际存在着增长与放缓两种不同的判断，或许我们可以从有机食物定价策略上来认识。目前，中国有机食品厂商对产品的定价主要使用成本加成定价法和认知价值定价法。成本加成定价法，就是在成本基础上按相应比例加上利润提成。经过40多年市场经济发展，大部分国人对于成本、利润和提成等比较了解，甚至是了如指掌。而所谓认知价值定价法，是以消费者对有机食物的功能、情感、社会和生态价值感知等为定价基准，这也往往使有机食物的价格高出常规食物数倍乃至10倍以上。⑤一方面是认知价值定价法带来的高溢价，另一方面是有机食物外部性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因此，在收入增加有限的情况下，有机食物价格没有下降，或者说保持在合理区间，有机食物市场要快速（或无限）增长是不可能的。

其二，对有机食物销售模式的讨论。传统食物销售体系中，连锁超市、食品销售和加工企业等中间商连接着分处两端且数量庞大的生产者与消费者，食物销售过程就像一个沙漏，连接两端的狭窄的中间管道，获取最多的食物信息，也获得食物销售过程的大部分收益。⑥在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生产有机食物的小农只能被动接受由中间商确定的销售时间、地点和价格，议价能力较低。⑦因此，在有机农业领域也逐渐发展出去中间化的直销，这种销售方式具有交易费用低、稳定以及生产者收益高等特点，⑧并且通过互联网方式提升与消费者的直接互动，扩大市场份额，实行精准营销。⑨在此基础上还发展出农夫市集销售模式，这种模式适合有机农夫销售和宣传有机食物，并能与消费者和同行直接交流互动。⑩因而，在有机食物销售上主要存在着直销与中间商销售两种模式。大型有机农场则更倾向于综合运用直销、直供、有机食品专卖店和超市等方式进行销售;①但对于中小型有机农场及小农来说，直销则能让更多利润留在生产端。

其三，基于应用性的有机食物营销策略分析。中国有机食物市场存在着良莠不齐、消费者意识模糊、定价过高和推广不力等问题，因而在营销策略上，应基于“有机”这一概念，②在品牌塑造、定价策略、渠道选择和促销方式等层面建立具体的营销框架。③同时，应用国际有机认证标准和体系，取得国际有机食品市场通行证，利用互联网进行有机食品跨国经营和信息传送。④因此，互联网对于传播有机食物信息非常重要，社交媒体与网购平台对有机食物的评分和评论深刻影响了人们的购买决定。⑤此外，透过互联网更容易找到具有强烈生态价值倾向的有机食物消费群体。⑥但在有机食物营销的供应链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与常规农产品相比，有机农业协作式供应链中农户与企业之间的契约关系更为稳定。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基于有机食物的特性，供应链条中各主体具有准一体化的特性，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提升合约信誉。⑦而在具体区域和机构的有机食物营销上，⑧大多以SWOT（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分析法或PEST（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分析法为前提，⑨以4P营销理论为基础，⑩进行STP等营销战略构建。{11}有机食物营销策略研究具有鲜明的应用性特点，以找出问题或优势为前提，运用有针对性的策略来解决营销问题，扩大市场份额。

那么，有机食物销售与常规食物销售相比具有哪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对现有的销售体系和人们消费习惯是否具有相应的冲击力，是否以及如何形成具有有机食物特色的营销方式？遗憾的是，现有的研究并没有对此进行充分的讨论和分析，而更多的是着眼于实用性研究，在以问题意识、行为特性和规律提炼为中心的解释性研究上表现较弱。此外，有机食物营销策略和品牌建设本质上应是以各种方式向消费者传递有机食物的“本真性”，确立商家“诚信经营”的形象，从而建立与消费者间的信任关系。{12}然而，目前对于这种“诚信”关系建构的研究仍停留在应然层面而较少进入实然层面，这也是有机食物销售研究面临的问题之一。

（九）社区支持农业（CSA）与巢状市场的实践和研究

社区支持农业（以下以CSA代指）與巢状市场是常规农业中少见的食物组织方式，基本上只存在于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体系中，其特殊及别样的意义和作用吸引了众多研究和关注。CSA的兴起和发展事实上也是中国有机农业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虽然上文中已对CSA与有机农业的共性作了相关分析和讨论，此处将对CSA的特性进行梳理和总结。

CSA以消费者预付款的方式将产消两端结合在一起，生产者在可预期销量与收益的前提下，可以安心而稳定地进行有机食物生产，在产消间打破中间商销售环节，形成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紧密共同体。CSA以群体（而非个人）的方式，来应对由工业化食物体系带来的食品安全、农田生态和环境保护的难题，①在产消两端间缩短食物里程，②并形成“类道义经济学”的关联。③因其对现代社会和工业化食物体系的反思和校正，④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参与的热情。⑤

从作用上看，CSA有利于消除市场与政府失灵，打通城乡协同发展的通道，⑥促进乡村振兴，⑦是发展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的有效途径之一。⑧另外，CSA也从农业种植出发形成第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形式——TCSA，即提供农耕体验、自然教育和亲子旅行等休闲旅游通道，⑨在社区可持续发展上达成对传统农业观光旅游模式的提升，⑩并形成都市农夫休闲教育（Education）-社交（Association）-放松（Relaxation）-信任（Trust）-健康（Health）的EARTH模式。{11}综合而言，CSA自身的能动性，如广泛开展参与式体验活动，以“学徒模式”和“劳动换食宿”等应对农业劳动力的短缺问题，创新经营模式和寻找合作伙伴，以及政府和第三方机构的扶持等，{12}使其在中国发展迅速，成绩斐然。更重要的是，CSA的发展成功引起中国各界对有机农业的关注和兴趣。从这个意义上说，CSA对于推动中国有机农业的发展功莫大焉。

在组织和运作层面，CSA以份额制为特色，分为配送份额和劳动份额两部分。也有人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第三种份额，即游憩份额模式{13}。从经营主体的角度看，CSA农场主要有四种组织模式，分别为个体/家庭、农业企业、非农企业和民间组织主导。如果不计种植规模，个体/家庭型的CSA农场技术水平表现最突出，生态效率最高。①不过，在CSA研究过程中也有两个问题值得特别注意。

一是在预付款制度下，中国的消费者为什么愿意加入CSA？食品安全意识与消费者的CSA参与意愿呈正相关关系，②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人口数越多，越愿意加入CSA。③同时，CSA的产品价值和社会价值直接决定消费者的行动意向，④参观体验农场生产生活也是决定其行动意向的一个重要因素，⑤消费者心理授权（控制权与满足感）也和参与意愿有着正相关关系。⑥有意思的是，如果反思人们为什么不愿意参加CSA，我们或许能对CSA形成更全面的理解。根据现有的一项调查，“价格过高，经济上承受不起”，是人们不愿意加入CSA的主要原因。⑦因此，受教育程度高、家庭人均月收入较高，是CSA参加者的主要特色。⑧事实上，CSA参与者在社会分层上的特征似乎与中产阶层可以直接划等号。

第二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为什么CSA运作中存在着极高的会员流失率？一项调查显示，47%的CSA农场会员流失率在50%以上，19%的CSA农场会员流失率高达90%以上，其中52%的CSA农场近一年的净收入是亏损的。⑨对会员的高流失率主要有如下解释：其一，CSA农场提供农产品的种类单一性与消费者多样化需求间存在矛盾，农产品数量与质量的不确定性消解了消费者的获得感和满足感。⑩其二，农场与会员缺乏互动，{11}双方没有建立有效、稳定、可持续的交流通道，造成会员流失。{12}其三，虽然CSA农场与会员之间可借助互联网加强沟通，{13}但信任度不足的问题仍难以消除，{14}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始终存在着停付预付金和打破有机种植承诺的合作风险。①会员是CSA发展和运作的基础，现实运作中存在的会员高流失率，也让我们对CSA自身的问题有了相对清晰的了解。换个角度看，CSA形成和发展的各个阶段都离不开产品、关系和信任。也就是说，消费者消费的是“天”（天然农产品），信任的是“脸”（关系），二者缺一不可。②

面对CSA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现有的对策研究主要从政府政策、农场管理、生产运营和销售体系等层面提出建议，③与一般有机农业发展对策存在较高的相似性。但其中有两点值得特别呈现。一是如何在CSA体系中重建信任的问题。鉴于中国社会城市居民与乡村农民组织化程度都比较弱，可以通过增强CSA合作平台的主导作用，④来支持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有效合作和信任。⑤同时，基于大数据和物联网的技术，分析生产者与消费者双方信任博弈能够重复发生的实现条件，设计能够增加消费者信任的“信息化数据档案”约束机制，以促使双方建立起一种牢固的信任关系。⑥目前，现实中合作平台和物联网技术都已存在，但信任却依然是个问题。二是如何看待政府扶持的问题。由政府通过政策、金融和土地流转等方式扶持促进CSA发展有其必要性，⑦且在一些案例中也取得较好的效果。⑧但问题是，政府的扶持是普惠制还是典型制？如何处理政策公平的问题？同时，既然CSA兼具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那么如何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问题，原则和界线是什么？这些问题也都影响并困扰着现实的CSA发展，其解决方式和解决程度也决定着未来CSA在中国的发展样态、水平和推广程度。

CSA无疑有很多好处，但似乎它在运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益处一样明显。那么，剩下的一个问题便是，在中国有机农业体系中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和定位CSA？有人从效率的角度，将CSA看作是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并将其发展困境归因于交易成本节约不力和管理成本居高不下带来的双重压力;①也有人将CSA共担风险的运作模式看作是一种社区期权，即生产者通过将手中拥有的一项可持续农业生产“投入机会”卖给参与主体，而参与主体就可以在未来以一定价格（期权）获得可持续农业的相关多功能价值。②不过，单一经济学视角的理解并不足以解释关于CSA的大部分疑问。因此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作为后现代思潮的产物，CSA的出现对现代化某些强大的功能异化能起到一定的校正作用，从而弥补了现代化发展中的一些缺陷。CSA直接将生产者和消费者联系起来的运作方式，使脱嵌的食物市场重新被嵌入社会的制度之维中。由于组织方式的差异，这一重新嵌入的具体制度情境也是迥异的。③不过，CSA各项生产要素、生产者的生存和消费者的需求无法脱离当下的现代化发展环境，其实际运行面临着重重围困，又表现出一种嵌入性。因此，脱嵌与嵌入的双重性便同时存在于CSA的运作过程中。就中国的现实而言，CSA希望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方式实现城乡互助，但在本土化发展过程中反映的却是城市中产阶层的利益诉求，真正的农民由于各种原因经常被排斥在外。④同时，普通农户与新农人谁才是真正的农民，如何让农民自发且真正参与进来，是我们透过理论之维，重新思考CSA的定位之后观察到的一个新问题。

也许是意识到CSA较高的运作门槛对农民有机生产的壁垒作用，巢状市场作为对农民友善农耕的支持体系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所谓巢状市场，是将生产者与消费者联系在一起（也有学者认为巢状市场与CSA类似⑤），共同抵抗食品帝国的统治，它是一种新的农村市场发展路径。对于农村而言，巢状市场以公共池塘资源为基础，在特殊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套共享的价值规范，在促进农村发展、增加农村经济多样性的同时，有效建立起城乡之间的联系，⑥提供了一种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和有机、生态农产品销售困境的新途径。⑦在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针对市场导向产业扶贫形成的诸多问题，⑧巢状市场以安全健康农产品和地方特色产品的小农式生产为“产业”，以城市普通消费者对安全、健康食物的需求为对接口，通过农村贫困人口和城市人口的相互信任和共同参与，成功地将生计资源和社会资本转化为贫困人口的收入，实现精准、稳定和可持续的脱贫结果。⑨不过，作为一种具有鲜明道义价值的发展模式，巢状市场的推广和可持续发展还需要更多成功案例的证明。无论是CSA还是巢状市场，都怀着良善的信念和目标，以各自的方式联结生产者和消费者，也在实际运作中面临各自的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尝试，从而走出一条有效的本土化之路。

四、有机农业的问题反思与研究拓展

有機农业在中国发展了30年，既取得辉煌的成就，也存在一些问题，①相关反思也一直在持续进行。

第一，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耕知识怎样融合？一线操作的有机农夫对有机种植原则和技术体系的理解、掌握程度不够，妨碍了有机农业在中国的发展和推广。②同时，有机农业与中国传统农业之间又有着深刻的关联，如何将传统农业精华和现代科学技术融于有机种植和生态种植过程中，仍然需要不断的实践和探索。③

第二，食物公平如何解决？有机食物是高价食物，因为有机食物的价格壁垒，在社会整体的食物分配过程中，开始慢慢形成食物风险分配的“泰坦尼克”现象，即收入越高越能规避食物安全风险，反之则越低，从而形成一种“食物社会风险”。④如何在有机食物体系中解决食物公平的问题，是一个任重道远但又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第三，如何破解食物信任难题？在有机农业市场化运作过程中，面对有机认证利益相关各方的投机行为，仅其中一方的策略改变并不会明显影响消费者信任水平，⑤但这存在着重建信任成本高的问题。⑥即便是在有机农夫市集的场域内，也存在着制度化的（有机）认证与人际化的“人证”两种食物信任方式，而这两种方式都难以建立稳固的食物信任。⑦食物信任问题的解决，既要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连接，也要看作为有机农业利益主体的国家（中央与地方政府）、市场（生产组织和销售组织及消费者组织）和有机农夫们最终博弈的结果。⑧博弈需要各方利益主体的在场，如果有一方主体不在场或半在场，则很难形成最终的博弈结果。

第四，如何平衡小农与有机农业的利益分配？中国有机农业的利益分配不均贯穿于整个价值链，农民受益最少，无论是商业企业还是合作社，都较少为小农户提供有利的商业环境，没有促进小农户向有机农业转化。这也意味着有机农业并未全面促进农村发展。同时，政府的补贴扶持政策在不同地区实施不均衡，扶持类型也存在差异，⑨透明度有限，导致不平等竞争。缺乏透明度会造成令人不愉快的商业环境和事业体内部的不平等竞争，从而降低中国有机农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和层次。对于小农而言，有机农业技术和耕作知识对于提高价值链的竞争力至关重要，但农民的有机耕作知识，又存在着显见的不足。⑩有机农业价值链上的利益均衡分配，需要政府的调节，更需要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协同与合作。

第五，如何落实适度规模、市场化与可持续种植方向？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效益的完整发挥，需要在种植和生产上达到一定的规模，①而当下中国农村仍以家庭生产为主。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产品能否在市场上立足，取决于生产者对市场的了解和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而农民却仅以价格来判断市场，存在着信息片面性，缺乏对市场的完整判断和理解。②农村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建设资金大多来自国家或外界社会组织的扶持，如何在外界帮助与村落内源性发展中趟出一条路来，这仍然是个问题。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需要同时考虑经济、生态和社会三方面的效益，而目前的经济核算系统只计算有形的成本，无形的生态成本和社会成本并没有计算在内，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便是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在乡村的发展仍然受到很多阻碍甚至排斥。③因此，如何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嵌入市场化的成本计算中，也是一个问题。④更重要的问题是，有机农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似乎更在意维系其有别于主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而非推动可持续农业目标的实现。⑤

第六，以人类为中心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现代有机农业呼应人的食物新需要而形成，人类中心主义一直存在于有机农业的发展过程中。从深层生态学的角度看，人与非人生物同存于一个自然生态系统中，彼此相互影响。人要生活得好，也要给非人生物以相应的空间和位置。所以有机农业在生产体系和思想层面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困境和难题⑥。因此，发展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的障碍，可能不在于技术、设备，而在于观念的转型⑦。

中国有机农业的发展，既是全球有机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又有着中国本土的脉络和特色。对于中国有机农业研究既要有中国意识，也要有将本国有机农业放入全球背景来看的视角和眼光，从而形成中国意识和全球背景的交叉融合。就此而言，在全球知识生产过程中建立具有中国意识的有机农业研究风格和倾向，是中国有机农业研究有待拓展和提升的方向。综合过去30年中国有机农业研究的状况，笔者就未来研究中需要拓展的方向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是要将生物农学与社会农学结合起来，深化有机农业研究。农业种植技术、种植结构、推广范围以及技术的研发和选择等，均受到社会体系和文化体系的深刻影响。社会农学对于农业种植体系、食物政策、农业技术和社会结构的研究，也受生物农学的规制和影响。事实上，生物农学与社会农学是协同演化的关系。例如有机农业堆肥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就与农夫的伦理认识和伦理原则直接相关。⑧因此，将生物农学与社会农学结合起来，深入理解和分析有机农业的微观运作及宏观发展，是一个亟待拓展的研究方向。

二是要提炼有机农业研究对已有知识体系的冲击、补充和贡献。现有关于农业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大多建立在工业化农业的基础之上，而新兴的有机农业与工业化农业技术体系不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也不同，因此有机农业的研究对已有社会科学农业知识体系，是否以及如何形成冲击并带来新的知识贡献，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和提炼的方向。同时，目前在对有机农业的跨学科研究中，也需要思考和提炼作为新兴知识体系的有机农业，对本学科知识体系具有哪些可能的冲击、补充和贡献。

三是要将研究方法与知识质量协同提升。有机农业的研究方法有定量和定性两种。过去30年对有机农业定量调查中，存在着调查样本量小的问题，带来对分析结论准确性和涵盖度的某种疑虑;在定性调查方面，田野调查中参与观察法的真正应用并不多见，高质量行为知识获取方面存在着明顯的短板。未来研究中应当将大数据应用至定量调查中，并以参与观察作为田野调查的基础，从而提升有机农业研究的知识质量。另外，定量与定性方法运用于同一个研究过程中，对于深化有机农业的知识和分析质量也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要将有机农业生产与有机食物消费发展成一种生活方式。有机农业不仅是一种农业生产方式，更是一种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生活方式。不仅有机农夫们是因为生活方式的选择而进入有机农业领域，大部分有机消费者也是从生活方式视角看待有机食物。因此需要提升眼界，将有机农业看作是一种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生活方式而不只是生产方式，以生活方式的整体性视角看待和研究有机农业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和作用。

责任编辑：王俊暐

责任校对：徐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