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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街及其他:秦艾娃、都市采食与美国城市新景观

2020-11-28周序桦

鄱阳湖学刊 2020年5期

周序桦

[摘 要]21世纪初,都市采食作为一种城市食物生产方式再度兴起,都市采食文学也随之在数量和影响上与日俱增。秦艾娃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纽约人和华裔美籍作家,在她的《野外觅食:寻找生活、爱和完美餐饮》一书中,都市采食是一种健康、有机的饮食方式,都市也非多数人所认为的饥荒和贫瘠的食物荒漠,而是文化丰富和农业发达的宝地。秦艾娃的都市采食叙事蕴含着与本土文化紧密相连的情景化知识生产过程,植根于对非人类自然的经验性理解。她对合乎伦理的饮食提出的文化政治问题,充满救赎的政治想象和民族想象,嵌入对城市的民族生态构想中。秦艾娃通过都市采食重拾民族传统,并融合民族的与西方的生态知识,实现对城市的复魅和再栖居;同时也回应了替代食物运动对食品生产的关注,将现代消费者被疏离的身体重新与非人类世界的物质性建立联系。

[关键词]都市采食文学;秦艾娃;民族植物学;替代食物运动

21世纪初,都市采食(Urban Foraging)作为一种新潮而时髦的城市食物生产方式再度兴起,广受世界各地越来越多都市人的追捧。尽管都市采食文学尚未受到学界重视,但这一文学类型确已在畅销书排行榜上迅速占据一席之地,其中既包括鉴别野生植物的野外工作记录,也包括在城中荒地拾遗的个人笔记。众多英美采食者出版的部分代表作有:获奖美食作家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的《杂食者困境》(The Omnivores Dilemma,2006),律师出身的采食者多摩松冈·黄(Tama Matsuoka Wong)与主厨埃迪·勒鲁(Eddy Leroux)合著的野外烹饪指南《风味采集》(Foraged Flavor, 2012),以及俄勒冈环保人士丽贝卡·勒纳(Rebecca Lerner)的《采蒲公英的人》(Dandelion Hunter,2013)。他们横扫城市周边,搜罗蔬菜、浆果、蘑菇和根茎作为补充食物。然而,过去10年都市采食文学出版数量的剧增表明,这种古老生存方式的复兴,似乎不只是城市白人精英的环保主义风尚,寻觅、采摘和享用可食野菜的过程,颠覆了人们将美国都市视为环保食物荒漠的观念且提供了一个窗口,我们借此可以把城市空间想象成一个具有文化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场所。

美籍华裔作家秦艾娃(Ava Chin)的《野外觅食:寻找生活、爱和完美餐饮》(Eating Wildly: Foraging for Life, Love and the Perfect Meal, 2014,以下简称《野外觅食》)一书,将野外指南、烹饪书和回忆录交织成文,是为数不多的都市采食故事之一。都市采食叙事见证了饮食界和环保主义者为本土野生食物的摇旗呐喊。秦艾娃最初也和大多数美食家一样,认为在公园、小巷和公共设施中搜集那些无人问津的天然食材的感官经验,是一种反击资本主义食物系统(capitalist food regime)全球化力量的社会政治行为。她以一个漫步-自然主义者(f l■neur-naturalist)的闲散自得,在都市荒地里悠游采食,敏锐的观察力助其重建身体与城市空间物质性(materiality)之间的密切联系。她像一个擅长农艺且精神富足的阿卡狄亚人一样,返回城市走廊①(urban arcades)和民族聚焦地(ethnic enclaves),这种回归预设了在都市中心地带进行田园探险的可能。同时,识别和采摘野菜也促使秦艾娃回顾民族传承,她不仅呼吁要将本土食物放在首位,而且宣扬祖辈的烹饪和饮食传统高于一切。她以餐叉表明自己的立场,质疑了人们对城市中心的普遍印象,即认为其不过是一片杂乱无章的都市丛林,而栖身其间的也只是些营养不良、流离失所且疏离田园的外地人。在《野外觅食》一书中,秦艾娃的中国文化根基不仅为其提供了在本土采摘和准备食材所必需的(民族)植物学知识,而且揭示出:与都市采食者的乡土观念(parochialism)相伴相生的理想主义,到底是如何嵌入对本土环境的世界意识(cosmopolitanism sense)中。尽管关于烹饪和消化的比喻在秦艾娃的民族认同形成中至关重要,但作为都市农业的一个变种,都市采食恰逢其时地引发作者难能可贵的反思,让她超越都市风景(landscape)显而易见的贫瘠,去赞美蕴含多层文化和农业复杂性的美国城市景观(cityscape)。

一、城中采食

对工业化农业的焦虑,促使许多住在美国都市和郊区的中产阶级永不知足地渴求祖传的有机食物。秦艾娃就像他们一样,她的《野外觅食》紧扣其在纽约大都市觅食的踪迹。采食野菜体现的是一种农业伦理,这种农业伦理赞颂食物种植为一种环境管理形式,同时又让人们紧贴城市环境的物质性。全球范围内食物运动(food movements)的关注焦点正不约而同地由食物消费(“我们晚餐该吃什么?”),转向食物生产(“这顿晚餐从哪里来?”)及其都市背景。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进行创作,秦艾娃像许多都市务农者一样,认为在大都市采食是挑战资本主义食物系统的有效途径。她的叙事通过精心的再定义,将都市从饥荒和贫瘠的食物荒漠转变为文化丰富和农业发达的宝地,从而使都市采食者看似简单浪漫的城市愿景呈现得更为深沉复杂。都市采食的生态批评可能性在于它能够改变人们对城市的常规理解,并梳理“城乡”区隔(“city-country”divided)的潜在思维张力和文化利益。

在《食物与城市:都市农业与新食物革命》(Food and the City: Urban Agriculture and the New Food Revolution,2012)一书中,记者珍妮弗·科克拉尔·金(Jennifer Cockrall-King)认为:“我们围绕交通需求、住房需求、娱乐需求和卫生需求来规划城市,始终希望周边的农村土地会持续生产食物……我们此时才开始重新思考城市,有意将自己的食物需求放在心上。”②尽管如此,当代主流食物运动却认为,社区花园、屋顶花园、垂直农业①(vertical farming)和都市采食可以缓解都市丛林中的饥荒和营养不良,因而对其大加赞赏。由此可能会出现另一种令城市富人趋之若鹜且公然滋生理想主义的时尚。正如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1975)中敏锐觉察到的:“一个城市消耗的是邻近乡村种植的食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城市通过政治权威给掌控乡村农事生产的人提供法律和贸易方面的服务,二者建立起一种典型的、利益和权力上相互需求的有機联系。”②自16世纪以来,农业和粮食生产一直与乡村有关,其对于城/乡社会经济二元分裂的想象和戏剧化也极为重要。城乡之间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关系,加剧了现代城市以农村地区为食物和原材料供应方的物质依赖,当然,这种协同作用并不均衡也不排他。威廉斯曾发出有争议性的警示,资本主义经济多样化推动的城市化,让城市居民与乡村物质之间渐行渐远,从而诱发游客对浪漫农业田园风光的渴望。威廉斯所拷问的城市与乡村之间在地理学和认识论上的差距,一方面将乡村生活美化和粮食生产牧歌化,使之成为一种娱乐方式;另一方面又强化了现代都市与“粮食荒漠”之间的关联。当代主流食物运动未能反思城市与乡村之间相互构成和相互转化的关系,这是引发关于都市饮食习惯浪漫想象的根本原因。

威廉斯在上文所引对城乡共生(或寄生)关系的考察中早就预料到,通过想象乡村的肥沃和纯真来形成都市食物不安全和不充足的问题是危险的。但直到最近,行动主义者和学者们才开始批判性地反思这种想象的深意,这种想象认为都市不只是营养不良之地,更是充满生机的食物生产地。微生物学和公共卫生学教授迪克森·德波米耶(Dickson D. Despommier)等都市农业倡导者,试图通过高科技和加强资本投资来恢复城市的生产力,这表明人们重新关注都市农业经济学的物质性。在《垂直农场:在 21世纪养活全球人口》(The Vertical Farm: Feeding the World in the 21st Century,2010)一书中,德波米耶通过摹拟生态系统支撑功能和过程的水耕法和气栽法,为当代城市绘制了一幅科学蓝图。劳伦·曼德尔(Lauren Mandel)紧跟德波米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步伐,在《一扫而光:独家解读屋顶农业》(Eat Up: The Inside Scoop on Rooftop Agriculture,2013)一书中也有类似的主张,她认为借助屋顶花园来养活城市贫困人口的道德责任,最终有赖于商业化和科技化农业的创新模式。曼德尔将都市农业的历史追溯至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希腊和罗马,她将城市置于一种重构文化和经济的政治学当中。依据这种政治学,城市承担着农业的使命,即农村地区的文化使命。③都市农业倡导者联想到文学评论家利奥·马克思(Leo Marx)所作的经典田园比喻——“花园中的机器”,他们认为屋顶花园或农业摩天大楼“不只是‘花园中的机器,也不是‘機器中的花园”,在这些地方,农业秩序不是被科技破坏就是被程序化。④都市农业倡导者坚称“机器就是花园”,他们力图用科学、技术和资本来消除传统的城乡区隔,并改变城市和乡村特定的社会经济角色。⑤

艾伦·查德威克(Alan Chadwick)、格雷丝·利·博格斯(Grace Lee Boggs)和温迪·约翰逊(Wendy Johnson)等活动家于庭院种菜(backyard food plots)、游击花园(guerrilla gardens)和都市采食活动中识别出一种都市农业模式,即将市中心重新定义为培育食物和社会正义的场所。例如,底特律华裔美籍民权偶像格蕾丝·利·博格斯在社区花园(community garden)中看到美国各族裔丰富的农业传承,以及其中种族暴力和种族压迫的悠久历史。博格斯认为:“我们可以从在本土方面做些小事开始,例如在社区花园里种植或者为邻居提供便利。生活体系就是这样发生变化的,它不是从上面而是从里面开始改变,是从许多不约而同的本土行为开始改变。”①都市农业让人们与其自身的文化和环境融为一体,不仅为他们提供能够负担的、新鲜健康的非工业农产品,还提升其环境素养,继而强化食物主权和社会环境正义。

通过技术、资本或社区计划,都市农业让人们在政治法规、土地可利用性以及空气、水和土壤的污染等原生现实中,重新关注都市风景的生产力。 在这个历史交汇处,全球超过50%的人口聚居于城市,②因而生态批评家应关注的问题就不再是人类应如何确保荒野、田园风景,以及“较少城市化,更多‘自然生存状态”的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存在,以此作为娱乐和崇拜场所,也不是它们具有何种语言、形式和意象。③相反,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当代主流食物运动应如何通过生产健康食物,重建人与城市空间物质复杂性之间的良好关系,从而将城市荒地转化为可持续的栖居地。

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雷切尔·斯坦因(Rachel Stein)、里德(T. V. Reed)和朱莉·苏(Julie Sze)等生态批评家就思考过种族、阶级和性别是如何导致环境的阶级分化的。这场环境正义运动的核心是对抗强迫集中居住、有毒污染、食品不安全以及各种形式的种族化的环境重负,而这些行为激发了关于城市的“都市丛林”和“都市荒野”想象。然而,即便是那些已经转向关注环境资源和环境风险分布不均的环境正义批评家和行动主义者,也倾向于认为城市本质上乃是不毛之地。对于劳伦斯·比尔(Lawrence Buell)所说的“城市及其他被明显改变和严重破坏的风景”,他们消极地赋予其不纯粹和不充分的内涵,但很快又意识到与生态相关联的侵犯和暴力之中存在着结构性暴力,尤其是市中心承受的这种暴力。④他们忽略了都市物质性的复杂,也即忽略了物质和生态过程在不经意反抗人类宰治的同时,是如何继续塑造都市生活的。

迈克尔·贝内特(Michael Bennett)是最早从生态批评角度研究城市环境的学者之一,他质疑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将空间一分为二成“牧歌田园”和“都市废墟”。他说:

如果不关注环保主义者,这种社会政治发展不可能实现……应质疑渗透在我们文化中的那种显而易见的反城市意识形态(这其中包括许多主流的环境主义和生态批评),并揭示这种意识形态在构筑和强化美国贫民窟日久弥显的边界时通常隐蔽了的社会影响。⑤

近年来的“重返都市”现象赞扬城市成为生产正宗食品的新场地,都市采食就是这些都市农业模式中的一种。它消除了城乡之间的区隔,且很可能被视为一个社会环境创新和干预的实验平台。都市农业和当代主流食物运动“承担了农业和价值观的文化仲裁者和政治仲裁者职责”,秦艾娃在野外采食和进食的做法是如何参与其中,这种趋势又是如何赋予“(可种植食物)的都市以独特价值”?①通过这些流行的野外采集重建城市居民错位的身体与城市空间物质性之间的关联有何意义?在大都会中心悠游采食,应如何颠覆那种认为市中心乃荒地和空地的成见?事实上,在野外采食和备粮已经植入对本土环境的世界意识中。

二、在唐人街和其他城市采食

秦艾娃是第三代美籍华人,也是纽约州立大学非虚构写作(creative nonfiction)和新闻学专业副教授。她的书写带着很强的个人体验,即对周边地区的丰富文化和生态传统的感悟。《野外觅食》标志着她长期以来的创作探索达到顶峰,作者将其关于亚裔美国人代际冲突的短篇小说与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发表的都市采食专栏文章巧妙地编织在一起。 她在城市民族飞地②采集无人问津的野生食材,这种经验与其一直试图追寻身为美籍华人的文化根基类似。她借助自然主义科学以及从祖父母那里继承的传统生态知识,并运用人们熟知的比喻和主题——“野外搜寻”(a wild hunt),全球美食家正是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农业产出为特征的城市景观。

通过提出都市采食是保证健康、有机饮食的最佳方式,秦艾娃首先响应替代食物运动(alterative food movement)对工业主义食品模式的持续批判。在该书最后一章“当食物就是食物时”,她说明了食物消费行为如何成为一种营养且健康的预防措施,而反对在美国具有主导地位的食物记者和活动家迈克尔·波伦巧妙命名的所谓“可食用的类食品物质”③:

我结识了极力在食物网格之外生活的免费族④,以及爱好采集野生蘑菇或夏季甜浆果的美食家和廚师……几乎每一个与我交谈的人都质疑大型农业和转基因食品。大多数人渴望回到食物就是食物的年代,当时还没有那一大串的添加剂和防腐剂。⑤

从味觉和消化层面看,城市环境中“野草”不羁的野性以及由此形成的自然性,让城市居民通过食用近距离范围内的食物来保障其风味和质量。⑥从社会政治层面看,这些周边植物的本土性和便利性,让当地社区有权参与并发动草根共同掀起抵抗全球性粮食系统的运动。在都市周边采集那些通常被称为“有害的外来入侵者”的野生草药、蔬菜和水果,这描绘出一种常见的荒野伦理,有机食品爱好者借助这种伦理批判农业综合企业对产量和生产力的操控。⑦秦艾娃指出,耕种土地的部分意义在于,“使每一个人,尤其是我们那些被最大限度剥夺权利的街坊四邻,都能获取健康和可持续的食物”。⑧

野生食物不同于农业综合企业生产的廉价、鲜艳且保质期长的农产品,它可以为身体疏离自然的都市食客提供一种唾手可得的介质,通过这一介质,他们可以根据季候变化直接与食物来源重建联系。在最近的周边地区采食,其最小化的取食距离可以重续异化的消费者与伦理、农艺皆纯粹的风景之间一度被中断的连接,也降低了工厂化农业在生产、制造和分销过程中产生的食品安全风险。正如达林·诺达尔(Darrin Nordahl)在《公共生产:新都市农业》(Public Produce: The New Urban Agriculture,2009)一书中所说的,都市采食作为一种食物生产方式,已成为“一种帮助个人和家庭吃上实惠又营养的食物的方法,而且掌握采摘公共食物的能力,也赋予那些食不果腹或者伙食寒碜的人们一个绝佳的生机”。①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和吉姆·梅森(Jim Mason)同样认为,捡拾被浪费的食物是“极端合乎伦理的廉价饮食”。他们写道:“你不用买进整个消费过程。即便是购买有机食品,其实也被卷入消费经济中。捡食行为(dumpstering)确实打破了消费者枷锁。”②尽管秦艾娃在《野外觅食》中提出的反消费主义者批评从未升华为个人的道德义务和政治责任,即通过在垃圾箱里捡食剩余食物来与世界饥荒和粮食不公进行正面交锋,但她的言论明确指出野菜搜采具有永久、营养和健康的魅力。

有意思的是,秦艾娃充满激情的都市采食叙事,对合乎伦理的饮食提出的文化政治问题超出了她最初试图解答的问题,尤其是当作者使用“野外觅食”这一书名时,本是取其字面意思,而读者在接受时又视其为该书的前提。尤厄尔·吉本斯(Euell Gibbons)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追寻野味”系列丛书,彰显了荒野的物质性和从伦理视野观照其“虚无”性的持久魅力,此后就有大量关于采食和烹饪野味的野外指南问世。③采食者和怀疑论者汲取的是有机荒野的表面价值,将其视为一种极度摆脱人类教唆式影响的事物,例如他们赞赏采食者塞缪尔·塞耶(Samuel Thayer)所谓“地球直供的食物”。④当都市采食者力图确定大都市的荒野由何构成,或者人们能否真的在都市或其他被极度建设的环境中找到野味时,问题并没有那么复杂。相反,关于在都市挖野菜吃的主要争议在于,人们将荒野理解为一种批评话语和文化构架,用以积极促进符合伦理的食品生产和消费。

在最近的“如何吃”这一文学类型中,朱莉·格斯曼(Julie Guthman)、雷切尔·斯洛克姆(Rachel Slocum)、帕特里夏·艾伦(Patricia Allen)、苏茜·奥布赖恩(Susie OBrien)和艾利森·霍普·阿尔康(Alison Hope Alkon)等批评家指出,替代食物运动在其就粮食不安全和饥荒问题的制定和谈判中,普遍无视种族、性别和阶层的作用。⑤这些批评家认为,食物活动家醉心于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以至于并未反思自身白色人种和中产阶级的立场,而这正是他们调查的基础。他们一心想解决特权问题,故而总纠结于野生食物的承受能力和易得与否。这就遮蔽了以下事实,即:那些(有机食品)爱好者自身也“受一系列源自白人文化历史的话语”所鼓舞和牵制。⑥换言之,那些无视肤色的人寄希望于世人都有“耕种土地”的渴望,且举世认同“天然”“有机”食品的内涵,因而替代食物运动在他们面前就显得黯然失色。①此外,当代主流食物运动以强调粮食短缺和粮食不安全为核心问题,这种话语进一步反映出某种都市的重要性,即在不断将粮食生产和供应的责任推卸给农村的同时,又假定都市人在全球食物链上处于被动方和受害方的位置。他们意识到人们急需“符合文化诉求”的食品供给,因而强调批判地思考替代食物运动中的城市中产阶级白人问题已经迫在眉睫。②关注文化实践不仅可以促使食物运动变得更加体贴入微,从而去理解食物和农业传统的文化多样性与种族多样性,而且还能让他们创造性地参与讨论饥荒、营养不良和食品不安全的话题。

秦艾娃的都市采食叙事初看似乎也是一种对怀旧式都市饮食的变相推崇。其中,人们无视食品不安全和社区联盟的结构性暴力,有利于一种僵化的认识二元论,即关于被资本主义生态灭绝的荒凉城市与真正令人愉悦的幽静风景的认识二元论。然而,她对纽约大都会中那些被否认的采食者的评论却另有深意。她在即将结束寻找野食和爱的旅途时说道:

我谈及隐藏的采食者,也就是我在格林堡和普罗斯佩克特公园邂逅的那些移民祖母型采食者。她们保持着故国的采食风习。她们和我们共同进行某种前农业式的努力,这让我们紧贴大地。在这个世界的别处,此类事情并不怪异——我知道俄罗斯、韩国和法国的采食者,他们长大了会与家人一起采集食物。③

秦艾娃来自华裔美国家庭,其族裔传承打破了她对都市采食的成见,这种成见对都市采食持保守态度,它源于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对粮食不安全的利己性关注,以及对亟待发明可行性技术来养活全世界的道德恐慌。

我们往往容易低估秦艾娃在总结性反思时承受的政治压力,因为她借助一个养育后代的移民祖母或丰饶的大地母亲的浪漫意象,看似在讲述女性化与种族化的采食者形象。移民祖母的形象让读者立即想起“就像祖母曾经做的……”之类的措辞,让人再次强烈地感受到:我们已经失去那曾经“真切的”“真實的”的非人类世界。秦艾娃认为采食是一种可持续却濒临失传的产粮方式,它在西方影响面前不堪一击。她在阐述这种观念时,很怀旧地使用了替代食物运动常使用的“自然最懂得”这句话。秦艾娃评论说:“美国在迫使原住民离开其原住地时就失去了采食文化,随后食物被大型综合农业企业所垄断。”这种说法同样忽略了摈弃采食的复杂历史,以及支撑起“生态神圣”、“生态智慧”和其他各种本土生态知识的道德、精神和环境。④

然而,当秦艾娃将移民祖母的故事放在一个更大的采食历史语境中,她的都市采获之旅便将“都市采食”这一概念提升至一个显著的位置,这个概念不仅扎根于非西方的植物学知识体系,而且还植根于族裔美国人的日常经验。召唤濒临失传的风俗习惯,促使我们再次融入都市采食者深厚的怀旧感,比如秦在唐人街和其他地方看到银杏、云耳以及其他具有传统中医药用价值的食材时表达的那种怀旧感。⑤人们看到的这些采集行为破除了一种成见,即认为都市采食者不过是向往成为一种不可持续且不切实际的白人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对传统生态知识的赞美展现了都市采食习俗中的文化杂合,并助其脱离《时代》(Time)杂志所赋予的“十大饮食潮流”①之一的命名。秦艾娃让流行的“如何吃”文学类型发生转变,她作为族裔美国人的食物生产传统质疑了当代美国食物认知中的白人立场和都市性,也质疑了食物与烹饪在救赎式干预粮食安全问题时的优越性。

《野外觅食》一书中,作者唤醒了生态知识的多元主体,它们之间彼此同步且相辅相成,这就创造了一种通过复魅(re-enchantment)而栖居于城的可能性。秦艾娃和《彼得森野外指南》(Peterson Field Guide)的作者、自然主义者罗杰·托里·彼得森(Roger Tory Peterson),采食大师尤厄尔·吉本斯,以及被称为“野人”(Wildman)的曼哈顿著名采食者史蒂夫·布里尔(Steve Brill)一样,在野外采食过程中通过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让自己走向环境并重建与其身体和精神的联系。例如,在“采食之眼:益母草”一章中,她回忆道:

[益母草(motherwort)的]叶子形似狮子尾巴,我想到《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里那只胆怯的狮子,他用两个爪子梳理尾梢,而我用两根手指摩挲一片叶子。益母草表面没有普通锦葵那么多绒毛,味道闻起来像祖父的书桌抽屉——那是一个储存奇珍异玩的宝库,里面藏着被压在底下、绣着不知何人姓名首字母的手帕,野牛镍币,一颗很早以前拔的牙。

我最初是从布鲁克林的一位中医那里学会认识益母草的,他说这种草可用于治疗激素失调和斑点性出血等子宫问题。在古英语中,wort意为“植物”,我很喜欢“母亲般的植物”这一观念,它有益于我的女性主题且安抚了我的神经。戴维·霍夫曼(David Hoffmann)的《草药手册》(The Herbal Handbook)中说,益母草可调理月经,可作绝经期弛缓药,也可作心脏补品。当时我尝了尝益母草制成的药丸,感觉不可思议地干燥和苦涩——我得喝整整一杯水才能把这种味道压下去……但此刻的益母草却郁郁葱葱地生长在博尔德市中心。②

秦艾娃扎根于西方自然主义者的思想传统,她的这些野外笔记和思考类似于许多野生物手册,它们用于可靠的野外识别和田野调查,通过名称分类、田野标记和模拟插图来捕获动物、采摘植物和采集矿物标本,哪怕这些指南可能本非专为在都市环境中采食而写。

很有意思的是,秦艾娃的田野笔记就像《野外觅食》每章结尾的食谱一样,构成其在非人类世界中准确且真实的经验基础。在非人类世界里,尽管以科技能力和科学实在论来确认“关于自然的真相”或事实已经被证明是谬论,但都市人还是实现了他们精神共鸣的诉求。③正如生态批评家达娜·菲利普斯(Dana Phillips)所觉察到的:“(我们)以为关于自然的真理是简单明了的。许多人仍然相信,生态学家可以简单地通过‘像山一样思考来满足进一步理解自然进程的需求,就像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曾经敦促其同时代的人们和我们今天所有人应做到的一样。”④自然科学的信息和细节不仅为物种识别和野外经验提供指导,且促使人们去真实真切地体验非人类世界,这个世界在不断上演着自然文学作家“顿悟瞬间的仪式祈祷”。⑤秦艾娃具备了直接事实和科学客观性展现的非人类世界的相关知识,她借助食物采集与益母草建立无中介联系,正是这种联系让其灵光一现,令她为极度人化的风景中野性的在场而欣喜不已。

中医遗产和传统生态知识不是一种寄托简单怀旧渴望的方式,而是一个通向全新层面的人类与非人类共存的都市现实的门户,但她却曾经与之疏离。这些知识让她得以超越外观去审视领悟,也让她接受日常城市景观的概念,以及非人类自然的所谓真实性、同质性和不变性。秦艾娃欣赏跨文化接受益母草和都市野生食物带来的治愈力量,这种欣赏将传统知识从其与生俱来的特殊、狭隘和孤立的桎梏中解救出来,从而去体现世界性的本土主义(cosmopolitan localism)。传统形式的生态知识和世界观通常被认为是解救西方现代性危机的一剂良药,用以化解人类与非人类,以及与被大多美国环境科学家、哲学家和作家概念化为自然的和谐、平衡和秩序之间的疏离。①秦艾娃认为益母草具有治疗妇科病的特性,这说明她身为美国华裔都市采食者所受的传统生态教化具有现实意义。尽管这些口头传授的经验信息和见解未得到西方实证主义科学的证实,但其作为关于“一种系于某一特定地方的情境化过程”的知识,已经颠覆性地介入西方科学的机械论、还原论和普救论中。②她在都市环境中采集的食物所包含的野性,昭示了一个有弹性的和不可驯化的非人类世界。她的民族传承是自然复魅的源泉,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文化和农业皆具复杂性的城市。

秦艾娃的祖父,曼哈顿一家餐馆的第一代华裔员工,传授给了她民族植物学知识,包括认识云耳、冬菇、菊花、红山楂果,以及在华裔社区代代口口相传的冬葵。③她说:“我不确定爷爷的这些知识从何而来——是他父母教的,还是从餐馆的厨师那里学来的。”④正如她反复强调的那样,这些关于野蘑菇、草药和绿色蔬菜的经验见解都与“时令”⑤(timing)相关,也即如其自然文学作品《野外觅食》一书的副标题所表明的,在“对的”时间和对的地方翻找,“为生活、为爱和为完美餐饮而采集”。⑥

正如秦艾娃后来学习采食葱芥是通过识别其“在各个不同生长阶段”⑦和“历史时期的变化以及不同的形状和类型”⑧,从而将其与别的毒草区分开来一样;采食者特别关注时机要求,用以构建从多重时间性和空间性看待非人类事物的“细微知识”和“正确视角”⑨。要想在都市荒地里适时采获葱芥,不仅需要了解都市,还需要全面了解葱芥的分类、行为模式及其在各历史时期和地质时代与人类和非人类世界其他物质之间的相互影响。此外,为了种植和采摘野生葱芥,还要熟悉那些不断塑造它并被它塑造的歌曲、传说、信仰、实践和政治。秦艾娃对野生食物的了解及其华裔美国人的传统,让她这类采食者能够超越被西方机械论科学概念化的、看似贫瘠而生机全无的都市环境外观。她对时机的赞赏类似于近年来物质主义生态批评方法所说的“一个装满故事的复魅模式”,这种模式重新重视互动和变化的过程。①正如生态批评家赛仁娜拉·伊奥凡诺(Serenella Iovino)和瑟普尔·奥伯曼(Serpil Oppermann)在《物质生态批评》(Material Ecocriticism,2014)导言中所阐述的:“这个世界……根本不是一个‘纯粹的外表……也毫不‘纯净。相反,其中充满相互交织的施事能力和张力,这些施事能力和张力持续存在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产生新的形态、身体和本质。”②

秦艾娃曾在一条熟悉的廊道上看到一棵桑树并为之心醉神迷。她猛然间醒悟到:与离异的母亲和解并在30多岁时寻找伴侣,这两件事情构成其都市采食之旅的本质。正如她所说的:“我开始明白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循环的,是相互关联的。事情发生的时机很关键……我不期望那里没有的某个东西或某个人,我现在能清楚地看到眼前有什么”;③“万物相遇——在正确的时机下,在与自然的平衡中”。④遵循传统的生态实践和世界观进行的采食,让秦艾娃对世界产生了一种时间感。在这个世界里,生活、爱和都市野生食物共同组成一个不断累积的生成过程(process of becoming)。对人类和非人类的本性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显示出一种关系伦理,在这种关系中,人的自然和非人的自然始终处在一种更大的道德和伦理语境中,而这种语境保持着一种自然-文化相平衡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秦艾娃对人类世界与非人类世界之间相互關系的评述,体现了中国的或者说道教的“自然性/自然”(nature/Nature)原则。伦理学家杜维明(Wei-Ming Tu)在谈到自然的观念,或者“自性”(self-so-ness)时说:“包罗万象的和谐观包含两层相辅相成的意思。它是指自然乃是一个容纳万物、自发自生的生命过程,它无所不包”;自然意味着“宇宙万物秩序的基础是内在共振”,意味着尽管自然界存在着冲突和紧张,但“其深层结构却是永远宁静稳定的”。⑤自然界的相互关联性促使秦艾娃将野生食物与非人类都市环境视为一种存在状态(state of being),在这种状态中,人类和非人类的每一分子都互相参与生成的持续互动中。因此,她寻找野生食物的行为就成为一种如罗伯特·吉-桑·库(Robert Ji-Song Ku)所说的“模糊的政治学”,它破坏了民族美食的真实性。“模糊的政治学”这一概念的创造,是 “依托于以先验方法回应所谓杂乱无章和不受欢迎之现实的发难”。⑥

秦艾娃和许多美国自然文学作家和环保主义者的都市采食之旅有着共同的信念和喜好,即以本土知识形式去纠正西方现代性的认识论影响。秦艾娃对华裔美国人传统的称赞,蕴含着与本土文化紧密相连的情景化知识生产过程,其根基是对非人类自然的经验性理解。与他们一样,对于秦艾娃而言,本土的、传统的知识是为了“解决人类生存的问题,如食物生产、人际沟通、医疗、建筑和流动”,或是为了“通过提供反思素材,用以评估现实及其他种类的知识来构建社会身份”。⑦当传统生态知识所处的情景带来本土感和亲切感的需求时,这些地理上或文化上的特定知识体也会成为自然复魅和重建人与自然之联系的强大手段。正如达娜·菲利普斯所看到的,美国自然文学作家和环境行动主义者一直试图通过神化土著人与自然的融合,“来寻求以民族学的方法解决我们所谓与自然界疏离的问题”。①在不断扩张的都市中,野生食物成为人们极为关注的对象,具有民族特色的医疗和饮食传统也随之成为解放和希望的力量之源。

但对于秦艾娃而言,与本土和社区相关的知识带来的概念和文化上的影响,不仅在于其提供了全球适用和与全球相关的解决方案,还在于其质疑了本土的预期角色和边界。益母草、云耳和其他地方性民族生态知识超越了文化的边界,这一事实阐释了菲克雷特·贝尔克斯(Fikret Berkes)在《神圣的生态学》(Sacred Ecology)一书中所说的“传统知识与西方知识在实践层面的互补性”,以及最重要的“概念多元论的必要性”。②民族文化和习俗对西方现代性特别是其世界观方面很有助益,本土发展起来的或与本土相关的传统信仰和习俗,不仅为现代性提供了反思空间,而且为贝尔克斯所说的“关于生态伦理学和宗教的讨论”提供了词汇、语法和框架”。③

秦艾娃同时依赖于近代中国和现代西方的采食见解,这种依赖引发相关的问题,包括环保主义者从伦理政治学角度寄希望于民族科学和地方经验实践,以及在将城市定位为农业产出地过程中,农村和传统发挥何种功能。当秦艾娃在都市中采食的时候,她从事的是一种食物生产实践,这种实践仍然从民族生态思想中汲取经验。她的采集旅程表明,抢救民族知识刻不容缓,它应当从被审美化的关注对象变成一种日常实践。虽然种族、性别、阶级和环境的交叉从来不是秦艾娃城市想象中的核心部分,但她将本土民族习俗的感知作用问题化,使其所谓真实性和异国情调变得复杂。她在一个更大的跨文化框架内重新构建了传统的生态知识,从而推进了一个跨文化互动关系的非人类都市自然。

三、寻找美国城市新景观

秦艾娃的都市采食行为是一种古老而经久不衰的粮食生产方式,其中充满救赎的政治想象和民族想象,嵌入在对城市的民族生态构想中。城市作为一个具有物质动力和农业产能的场所,人们的日常饮食和行走组成其生产活动。有趣的是,当秦艾娃进入一个更大的亚裔美国文学框架的语境时,其城市采食之旅也展现了一个常见的亚裔美国人成长小说情节,其中享乐主义和无所事事作为调节方式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有助于调解少年主人公的归属感与其多种文化身份之间的冲突。实际上,《野外觅食》最令人着迷而又忐忑的魅力之一便可能是秦艾娃零散的童年记忆。那时候,每当离异的母亲不在身边,她就跟着移民的祖父母待在纽约皇后区密集的厨房里,跟着他们采购、烹饪并享用外国食物。她记得正是这些早期的美食大冒险经历,塑造了自己后来的都市采食技巧和文化身份。“家里人说我会吃祖父给我吃的任何东西,包括鱼眼睛。尽管后来我极力否认,但我的确模糊记得自己吃过一些圆圆的胶状物,口感像香草布丁。”“我扑通一声坐在祖父的厨桌旁……他会给我分享他的吃食:一块刚出锅的烤得恰到好处的肝脏,或者是和香菇一起煎得咝咝作响的白菜。”④她最难忘的是祖父惊人的厨艺,他在“曼哈顿各种餐馆”的工作经历,帮助他形成“如此多样化的味觉,使他几乎能够料理好任何食物”,而不仅仅是做些别人看来很古怪的中国菜。秦艾娃浸淫于这些轶事中,其亚洲饮食习惯、日常习惯和文化传统逐渐退化,成为娱乐中产阶级和白人消费的对象。①尽管民族美食最终引发饮食习惯的跨文化融合,但她仍然通过在城市飞地中采食来扮演文化向导的角色,即将野生(民族)烹饪食材变成一种新的都市奇观。借助形象的视觉和听觉意象,她郑重其事而深思熟虑地将民族食材戏剧化,再现了一个典型的亚裔美籍母女冲突的故事情节。故事中,民族饮食方式成为保守的隐喻,被仪式化地展现为独树一帜的民族标记、“入侵的杂草”和移民。而出生在美国的几代人,他们在其主体构建的过程中,既抗拒又欣然接受这些差异性/异质性。②

秦艾娃对健康食品和完整自我的追求,延续了黄玉雪(Jade Snow Wong)的《第五个中国女儿》(Fifth Chinese Daughter,1950)、谭恩美(Amy Tan)的《喜福會》(Joy Joy,1999)、弗兰克·秦(Frank Chin)的《唐纳德·杜克》(Donald Duk,1991)、曹兰(Lan Cao)的《猴桥》(Monkey Bridge,1997)以及其他亚裔美国作家的成长小说传统。在这些小说中,民族食物和饮食习惯反复被用作身份建构的媒介和产物。正如雪莉·吉克-林·利姆(Shirley Geok-lin Lim)所指出的,食物“充当了一个民族的地方和社区的重要标志,这个民族不仅是普通意义上的民族,而且是领土意义上的民族”。③而且在一个更大的亚裔美国文学语境中,食物意象表征的是索林·辛西娅·王(Sau-ling Cynthia Wong)所说的:“在一个白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里,作为移民和少数族裔,亚裔美国人集体遭受的所有苦难、剥夺、限制、无选举权和混乱。”④亚裔美国人文学中再次出现诸如《野外觅食》等美食学主题,这的确证明食物在重塑亚裔美国人的身份、公民权和归属感方面占据中心地位。它们一再提醒人们想起那些根深蒂固的政治制度和种族组织,这些制度和组织继续将亚裔美国人重新实例化并划分进一个族群范畴,而这个族群在文化上——即便不是在遗传上——被程序化为擅于烹饪和品味美食。

在秦艾娃的叙述中,各种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zation)的事件说明这是一种“食色”(food pornography)文学类型。⑤在这种文学类型中,族裔作家通过驯养其“差异性”并“利用其民族饮食习惯中的‘异国情调来谋生”,从而避免了重复性叙事。⑥白人读者对食色津津乐道,这不仅掩盖了将民族饮食习惯商品化的种族主义嵌入式结构,而且还掩盖了食品所处的社会地位,它是“一种重要媒介,用来遵循和抵抗美国化;是一种手段,用来承担亚裔美国人身份中的模糊角色,而这种身份还处于一种不断变迁的状态”。⑦然而更重要的是,秦艾娃的都市采食之旅改变了批评界的关注方向。之前人们将民族食物的风情万种(exoticization)视为理解种族主体性和身份政治的途径,而现在民族食物已然成为一种乔尼·亚当森(Joni Adamson)所说的学问,这种学问“往往无法解释非西方文化的多样性和美国境内外的生态生活方式”。⑧若将《野外觅食》归于民族食物文学的领域,那么就会忽略族裔美国人生态知识所蕴含的动力,以及他们在人类和非人类世界中的经验。

秦艾娃为找寻“生活、爱和完美餐饮”(《野外觅食》的副标题)而进行的城中之旅,让人想到这是关于民族饮食习惯的流行比喻,但她在都市中的悠游采食却体现了其自然主义-漫步者的角色。借用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的话说,她是“在沥青上采摘”,“而非穿梭在都市拱廊中找寻和接受现代性意义”。①秦艾娃写道:

我沿着布鲁克林公园里一条幽静的林间小道(我在城里采摘野生食物时最心仪的地方)走着。背包里装着一些塑料袋、一本翻烂了的尤厄尔·吉本斯的《追寻野生芦笋》(Stalking the Wild Asparagus)以及一把兼作餐刀的美工刀。当我慢慢向目标物攀爬的时候,脚下的树木覆盖料和泥土是潮湿的。在我身下,骑行者和慢跑者正沿着环绕公园的道路前进,我还能听到跑马道上响亮的马蹄声。在初秋的鼎盛期,一簇繁茂的树叶遮住了下面的一切,这些树叶在晨曦中开始变成微微泛红的金色。②

秦艾娃曾一度是漫游者和自然主义者,这种双重生态身份颠覆了漫游者的白人凝视视角。漫游者远离盲目的都市人群,对都市展开一种窥探性的和人际间的探究,以此称颂现代都市生活中的喧嚣躁动和转瞬即逝。她是一位孤独的(民族)植物学家,像一个巴黎漫游者似的在人行道上漫步。她在观察、鉴别和采集野生食材的同时,将城市重塑为农艺丰富的、不可驯化的野外风景。她宣告自己拥有这座城市的权利,享受着漫步者的空间流动;但是,她自身同时具备的西方和非西方的环境知识体系,又使她能够跨现代城市的空间界限,这种界限将城市固步自封为贫瘠而受控的人体工程学景观。她由此体验到大都市乃是一个具有高度、深度和广度的,以及生物多样和环境复杂的栖息地。秦艾娃迈着漫步-自然主义者的悠闲步伐,离开漫游的人群,与他们产生一个诗意的距离,对城市有了一个全景式的认知,它的特点是瞬息万变,虽然这种“不定(性)”在寻找者和被寻找者身上体现得一样多。秦的距离使人想起一个奥秘的非人类世界。③她将都市采食呈现为一种神话般的追求:“你可能自以为知道要什么,且大费周章并痛下决心制定采获清单和计划……最终却发现它就如一个金色的圣杯,总在别处闪闪发光,自己总是够不着。”④

秦艾娃通过都市采食重拾民族传统,并融合民族的与西方的生态知识,实现对城市的复魅和再栖居。迈克尔·波伦说得好:“我狩猎和采集的真正目的是:想看看在完全明了食用对象的情况下,准备和享用一餐饭会是什么样子……想尽可能深入了解维系我们生存的食物链,并恢复被现代工业化饮食的复杂性遮蔽的最根本的生物学事实。”⑤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纽约人和华裔美籍作家,秦艾娃感人地响应了替代食物运动对食品生产的关注。对她而言,通过都市采食这样一种实践,现代消费者被疏离的身体重新与非人类世界的物质性建立联系,哪怕这个非人类自然常常被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进行文化的改造和重塑。

(本文原载于ISL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 vol. 25, no. 1, Winter 2018, pp. 5-24. 此次翻译已获作者和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

责任编辑:安 吉

责任校对:徐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