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雪纷

一

三十年前，是我亲自把三孃从老家木杨寨送到省城火车站，看着她登上开往北京的列车。

那个冬天特别冷。家门前唯一的构皮树，早就落光叶子，横七竖八的枝丫，每根都很无趣的样子，光秃秃在冷风中。

我和三孃约好坐五点半的车。

四点四十我准备出门，木门轻微的咯吱声还是惊醒了母亲。黑暗中刚传来一阵干咳，母亲就已经来到门槛边，小声问：“我送你去吧？”我同样小声回答：“不用。”

在这个寒冬的凌晨，我和母亲的声音似乎是一块薄冰，稍不注意，就会被眼前的漆黑所碰碎。

我往左侧三孃家的方向看了一眼，一团乌黑，啥也看不见。

冷风像一条带着尖刺的鞭子，劈头盖脸就往身上抽。

站在家门口，我试探着用眼睛去适应周围的黑暗。一道比漆黑稍淡的黑色光影隐约出现，那是被磨亮的石头给反光出来的路面。

家距离车站特别近，从寨子前边绕到寨子后面，过了木桥就是。说是车站，其实就是一条公路。人们习惯于在路边上下车，就被称为车站了。

车站那儿有两户人家，隐约能看到房子的轮廓，像两座乌黑的小山。有声音从房子前面传来，估计是等车的。黑暗中不时闪现一点一点火星，刺鼻的叶子烟味道弥漫在空气中，给这冷冷的漆黑增加了一点生气和暖意。

一件大事要发生之前，世界原来也只是这么平静。

不一会儿，一阵单薄的隆隆声从远处传来，夜被震得细碎轻摇的。一道亮光划破西边黑暗，像一把微黄而迟钝的长剑，朝我们缓缓刺来。

客车停稳，我赶紧上。驾驶员扭过头来说：“买票，到哪里？”我说：“前面还有一个人上车，等哈一起买。”

客车成了黑暗中的一头活物，怪兽，直愣愣往前冲。一块车窗玻璃破了，露出空空的窗框。风肆无忌惮往车里灌。

夜色在一点点退去，像一坛乌黑的浓汤，慢慢变清。我的焦灼与忧虑，更厚更重。

车子来了个急刹。车灯照亮下，三孃提着一个花布包往车门跑来。她穿着平时的土布大扁衣，发辫盘在头上，干净利索。上车后，她扭头朝车外看一眼，又转过身来在车厢里寻找。看到我坐在最后排，便走过来。

客车重新启动。三孃又把头扭向那块破碎的玻璃窗。外面依旧黑沉沉的，什么也看不见。

她终于收回目光，从我手上把花布包拿过去，搁在腿上，又伸手到布包里去，掏出两个鸡蛋递给我，说：“今天是腊月十七呢。”

那一刻，我没有反应过来，以为三孃说的只是这一天的日期。对于三孃来说，这一天就是一把快刀，要么把以往的日子砍断，要么就把三孃的这一生给砍断。

车厢的灯还亮着。三孃的脸红扑扑，眼睛却带着明显愁云。一道疤痕像丑陋的饰品贴在她的左眉头上。这疤痕是几个月前，她男人随手用搪瓷缸砸出来的。

三孃的男人就是我的三叔，我父亲最小的兄弟。

三孃用手捋了一下发辫，看着我说：“今天你满十八岁了。”

母亲生我那天，就是腊月十七。在木杨寨，小孩都不过生日。很多父母用另外方式来记录孩子的出生日期，比如，生二狗的时候，人们正在打谷子；生云花的那天，河水涨来翻过了桥墩；生初一的时候，刚好就是大年初一……

母亲只有我一个女儿，所以特别稀罕我。腊月十七，都要给我煮两个鸡蛋。

我用两个手掌捂住鸡蛋，一股浓郁的暖意布满掌心，慢慢在我全身扩散开来。

晨雾像一张薄毯，一点一点被掀翻掉。矮山、村寨、古树、草垛，大地的轮廓渐渐清晰。

这个时间，木杨寨一定也醒过来了。早起的主妇，不是挑水，就是剁猪草，要么清扫家里的污垢灰尘。猪和牛也已经醒来。猪开始拱圈门，哼哼唧唧；牛习惯于守在圈门边，把头伸出来，随时都想到草坡去的样子。只有看家的狗，天亮后反而睡得踏实，房前屋后的闹腾，似乎跟它们都没有关系。

这时候，是不是已经有人发现三孃离家？会不会有人来追我们？

窗外已是我们所不熟悉的风景，矮山、田坝、房屋，甚至是菜地里的白菜萝卜，都让我感到陌生和新鲜。

三孃靠在座位上，两眼闭着，眉头皱着，不像是睡着的样子。这么近距离看她，发现她原本白俊的脸上，开始长了黄斑，皮肤也显得粗糙，嘴唇干裂。

送三孃去私奔。这件事到底是对还是错？

冷空气像一些带尖刺的绒毛，一次次缠绕着我混乱的大脑。

二

按理，她嫁给我三叔，我要叫她三叔娘才对。在老家，凡是父辈的姐妹都称“孃”，外嫁来的长辈叫“叔娘”。在某一次，三孃当着母亲的面对我说：“以后你就喊我叫孃，不喊叔娘了。”

那天她来我家，露出满身的青印给母亲看，左眼眉毛上还有一道长长的口子，正往外流血。她使劲咬着下唇，一下接一下喘着气。她长时间盯着墙壁的某一个点，似乎是一枚钉子，要穿墙过去。

在别人家里哭会带来晦气，她在强忍着。

一小股鲜血顺着眉毛往下流，她伸手去擦，顺便把眼眶里的眼泪也擦去了。

“姐，我真的待不下去了，他会把我打死的。”三孃一直喊我母亲叫姐，其实，除了我们老罗家的这层关系，她俩根本不是亲戚。

“忍忍吧，不然你还能去哪里啊？”母亲在墙角揭来一片带着灰尘的蛛网，贴在伤口上，一边安慰她。

三叔打三孃已经有好几年了。自从他们俩去省城的医院检查回来，医生说三孃先天不能生娃，她的病没法治。这等于是当着他们俩的面，宣判了这辈子他们都不能有一男半女。

三

三叔是奶奶最小的儿子，他还是远近小有名气的木匠。在家里所有孩子中，他排行第五，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在男孩中排第三。所以，叫他老三、老五的人都有。

那一年，三叔到一个叫三棵树的寨子去打家具，和一个叫芹妹的女孩好上了。芹妹长着一张瓜子脸，不但人长得好看，还很勤快，能讲会说，后来成为我的三孃。

三孃嫁给三叔的那天，是腊月十七。母亲也就是在那个下午，生下了我。

按照木杨寨的风俗，新娘子和送亲的姐妹要在男方家待上三天。当天晚上，三孃来看我母亲和我。母亲说：“三叔娘刚抱起你，你竟然对她笑了。”

或许是因为那一笑，三孃格外疼爱我。当我长到三岁后，每次她回三棵树娘家，都带着我。以至于很多次，我都被不常见的亲戚认为是她的女儿。这种时候，三孃只是笑笑，从不更正。尽管我有自己的亲娘，但内心里也不反对别人认为我是三孃生的。因为在我看来，木杨寨没有哪个比她长得好看，笑起来的时候，脸上还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老天爷当然不会因为她长得好看，就让她事事如意。

结婚十年，三孃的肚子一直都是瘪的。先是我的奶奶指桑骂槐，骂她是不下蛋的母鸡，接着爷爷天天甩脸色给她看。三叔保持沉默，后来，爷奶骂得太难听，他干脆长期在外面做木工活，不回家。

那个夏天，天气出奇热。空气中的热浪，像一张密不透风的厚膜，让人窒息。很多老人没能等到天气凉下来，就被那层厚膜裹走了，包括我的奶奶。孝子贤孙，再远也得回家奔丧。

我的父亲罗老大，是这个家庭中唯一在外面工作的人，也是木杨寨第一个领国家工资的人。

父母亲只有我一个孩子，还是女孩。母亲像一棵独子树，挂了一次果后，就再也没有开出第二次花。生活给予母亲的，当然就不会有好颜色。父亲工作的桑麻镇，距离木杨寨还不到二十里路。可是，父亲很少回家。

奶奶的丧事办得很热闹，父亲在外工作，来的客人都很体面。这场丧事在木杨寨人的口中，已经是最顶级的热闹。人们都说奶奶这一生很值，走得这么风光。其实，寨子的人暗底下却议论，说罗老大家只有一个女儿，罗老三家连半个女儿都没有，这罗家香火要断了。

有了这个话题，奶奶热闹的丧事其实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表象，在爷爷看来，一点意义都没有。

三孃却在这场丧事上，看到三叔和寨子上年轻寡妇杨花眉来眼去。三叔是孝子，在自己亲娘的丧堂上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罗老大应该好好教训他才是。

人们一边忙着做事情，一边等着看罗老大的反应。

结果，寨子上的人们失望了。

三孃哭闹着来找我父亲，她的大伯哥。父亲端坐在丧堂旁边小屋里，阴沉着脸，一言不发。

唢呐匠反复吹着一支悲伤的调子，呜呜哩哩，混杂着三孃的哭诉声，在不明真相的人听来，实在是合情合理。

最后，我的父亲还是发话了：“老五心头苦，我们都是晓得的，你还跟他计较什么？”

父亲这番话，引来三孃更大的号啕声。我的母亲背着人悄悄提醒父亲：“那杨花不是什么正派人。”

父亲却回答：“杨花怎么了？她还给满强生了个儿子呢。”

母亲顿时感觉理亏，赶忙闭嘴。

奶奶上山了，三叔在刚停过棺木的堂屋里又把哭闹的三孃打一顿。杨花公开扭着她圆润的屁股，在三叔住的老房子门前，一天来来回回好几趟，还不时发出像猫一样的娇笑声。

三孃一次一次挨打，三叔每一次都喊她滚。

有一天晚上，我半夜醒来，看到母亲和三孃在灯下哭，两人都在用袖子擦眼泪。昏暗的灯光下，她们擦眼泪的动作印在我家乌黑的墙面上，像两具正在表演的皮影戏。

四

中午的时候，客车终于到了省城贵阳。

在木杨寨的人看来，我算是最有出息的女娃。初中毕业就考上师范学校，今后是端铁饭碗的人。

三孃提出要我送她到贵阳坐火车时，理由就是：“你到过贵阳，认得路。”

其实，我只是随同班同学到花溪春游过一次。

母亲支持我送三孃。在母亲心目中，我是有文化、有见识的人。世界再大，还能大过文化和见识？

从客车站坐出租车到火车站，三孃不放心搁在后备箱的花布包，两次提醒我：“一会儿不要忘记包包了。”其余时候，她都盯着窗外这个陌生而又过于繁华的城市。这一生，除了木杨寨和三棵树，她就没有去过别的地方。

眼前的车来车往，坚硬的水泥楼群，让她的害怕多于惊喜。她完全失去了自我判断和主张，机械地跟着我。

邮电所在火车站的左侧。我对三孃说：“那里有板凳，你坐着等我。”三孃抬头看看旁边那两张磨得发亮的歪铁凳，又看看四周操着各种口音说话的人，回答道：“我不坐，跟着你吧。”

三孃递给我一张两个手指头大小的白纸，上面有两行字。那是河北省通县的一个地址，还有一个人名：陆龙飞。我很认真地在电报纸上填写收报人地址、姓名。电报是按两毛钱一个字收费，我考虑再三，最后写上“乘元月八日K000车望接芹”。

K000车从贵阳站出发的时间是下午四点零七分。买票时我问了，要在路上行驶三天两夜，共五十七个小时。

从早上到现在，我们滴水未进。在一家面馆，我点了两碗粉。我三两下就连汤带粉吃得干净，回头看三孃，她还在一根一根挑着吃，就像她吃的不是食物，而只是在打发时间。

三孃紧紧抱着花布包，似乎想从那鼓囊囊的包里获得某种力量。候车室墙上的挂钟指向三点，我说：“还有一个小时，就要上车了。”

我一下子找不到话说。从早上到现在，我和三孃都很少开口。三孃把花布包使劲往自己怀里搂。她先咳了一声，才问我：“要到四点了？”我点了点头，像被一大股酸水灌注，它们堵满了我的气管。

我从衣服荷包里掏出那两个鸡蛋，还带着体温。递给三孃，说：“你揣在车上吃。”

她摇摇头，伸出手来按在我的手上，说：“这是我专门给你煮的。”她的手冷如冰块，带着一股寒气。

“那我们一人吃一个。”我先把一个鸡蛋拿在铁座椅靠背上敲碎，三两下剥开，将白花花的蛋递给她。她看看我，又看看我手上的鸡蛋，终于伸出手来。

突然，一行热泪从她的眼角流下，她的嘴唇抖动了几下，却没有说出话来。我转过身去敲第二个鸡蛋，同样没有忍住眼泪，任由它们像江河决堤，横穿过我的脸。

当我擦干眼泪转过身时，三孃的脸上也恢复了正常。我们俩开始吃鸡蛋，没有水，我被蛋黄卡了，不住咳嗽。三孃一边帮我拍背，一边问我：“今天晚上你怎么办？”我说：“我已经看好旅社，你放心。”

广播里传来K000列车马上检票进站的提示，候车的人们站起来，提着大包小裹，涌向检票口。

我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一块跟书本差不多大小的硬纸壳，给三孃看写有字的一面，告诉她：“到北京出站后，你就拿这块纸壳放在胸前，记住，箭头的方向朝上。上面写的就是陆龙飞三个字，接你的人看到后，就会认出你来。”

三孃接过纸板，放进花布包里。

“跟随前面的人走，就能上车，问穿制服的乘务员你的座位在哪里。在车上可以上厕所，也可以买饭吃。中途不要乱下车，一定要到了北京才下。”

此时，有一万句话堆在我的喉咙里，像一群等候打开圈门的山羊。这些话早在三孃决定要出走时，我已经说过无数遍。

三孃机械地点头。

人潮夹杂着三孃慢慢往前移动，她不协调的衣服混杂在人群中，也就成了人群中正常的一部分。我跟在她的侧面陪她向前，又再一次说：“手帕里有一张黄色纸条，上面是我的地址，有什么事就请人给我发电报或写信。”

终于，三孃走到检票口，她想停下来跟我说什么，后面拥挤的人群却将她往前推，她消失在塑料门帘后面……

五

四点零七分。

火车站各种嘈杂混乱的声响中，一定有一列火车拉响了出发的鸣笛。

那一刻，空气停止流动，我陷入一片无边空白中。眼泪不知不觉流淌下来，我抱着自己蹲在地上。

在拐弯进旅社时，我又情不自禁扭转身，面向火车站。暗红色的“贵阳站”三个大字霸气矗立在售票大厅房顶上。想必在遥远的北京火车站，一定也会有硕大的“北京站”三个字标志着它的地域。

可是，三孃，你没进过学校，不识字，又该如何判断到了何处？出站后，你就成了一件物品，等候来接你的人进行甄别。倘使那个叫陆龙飞的人没有如约而来，倘使有人猜到这个秘密，冒充他接走你……

我的心承受不住那样多的想象和推测。

六

第二天中午，我又回到了木杨寨。

“车站”旁边的两户人家大门敞开着，露出并不厚实的家底。其中一家的八仙桌上，堆放着很多杂物，地上满是垃圾。他家的女人在两个月前，带着最小的孩子跑地方了。

“跑地方”指女人不愿意继续跟自己的结发丈夫过日子，偷偷跟着某个中意的外地男人跑了的意思。三孃就是“跑地方”了，只不过她是被迫跑的，并且跑得太远。

这个季节，绕过寨子脚的河水像一条水蛇在河沟中间游，河滩上裸露着一块块圆润的鹅卵石。

木杨寨的天并没有垮下来，还是满寨子的鸡飞狗跳，牛啃草猪拱槽，跟以往的日子一模一样。

快到家门口时，杨花抬着一盆洗好的衣服从河边走来，她大声和我打招呼，过分夸张的亲热。我认出她盆子里的衣服是三叔的。

此时是四点半，载着三孃的火车跑了一天一夜，不知到了哪里。

那一夜，母亲在我的房间待了很晚，听我把昨天的每分每秒都重复一遍。听到三孃给我煮了鸡蛋，母亲显得内疚，说自己被三孃这事弄得丢三落四的。

我问母亲：“你见过陆龙飞吗？”

“哪个叫陆龙飞？”

“三孃要去找的那个人啊。”

“连你三孃都没见过。”

“人都没见过就去找他？”

母亲叹一口气，说：“三孃实在没有办法了，你三叔已经放话出来，年前就要娶杨花进门。”

“我恨三叔。”

“你年纪小，还不晓得做人的难处，特别是女人，嫁到别人家后，就由不得自己了，只能全凭命去闯。”

母亲接着说：“你三孃苦了这么多年，这回希望她有好日子过。”

一个星期后，杨花正式住到三叔家里。

杨花的男人满强死了半年，他们生有一个男孩，已经五岁多。满强的爹妈制止不了杨花再嫁，但死活都不准孙子跟到三叔家。

七

日子就像母亲缝衣服的棉线，不知不觉又用完了一根。这年说来就来，腊月二十九就过年，没有三十。

一大早就飘雪。开始是沙沙的下雪米，后来雪越下越大，快到中午时，雪已经像棉花团，大朵大朵满天飞。地上的雪越堆越厚，房子上和远处的山上全白了。

寨子上有人家在放鞭炮。有鞭炮声，就有了点年味。

我和母亲正在炸豆腐果。母亲负责团豆腐丸子，我负责炸。油锅中白色的豆腐丸子慢慢变成金黄色，香味飘满木屋。

三叔推开房门走进来，一边跺脚，抖落身上的雪，一边说：“在门口就闻到香味了。”要是平时，我早就和他打招呼。现在，我一点也不想和他说话。他并不在乎我的冷漠，问我母亲：“我大哥还没到家？”“还没。”母亲的语气淡淡的。

三叔在我身边坐下来，伸手揪了一个豆腐果递到嘴里，边嚼边对我说：“晓雪，你去三棵树问问陈芹来不来家过年吧。”

我冲口回答：“不去。”

母亲抬起头来看着他，说：“老五，年三十了，你才想起问她来不来过年。杨花在，她咋来？”

“杨花回她妈家去过年，我也是不好去三棵树嘛。”三叔的声音轻了下来。

母亲看着我说：“晓雪，你去一趟吧。”

我刚想拒绝，母亲看我的眼神多了一层内容。虽然不完全理解母亲的意思，但我还是站起身来。

刚走到门边，母亲的声音传来：“你这些年没少打她。”

三叔的声音：“我，我是心窄……”

三棵树距离木杨寨不远，一个小时就能来回。我跑到雪地上去踩雪玩，屋外几乎没有什么人，大地空荡荡的，雪覆盖住所有的坑洼和污垢。每家房顶上，都牵着一道青烟。又有人家稀稀拉拉燃放鞭炮，还有小孩的喧闹声、狗叫声。

一个小时以后，我又回到自己家。父亲端坐在火坑边上，穿着一件军大衣，特别威严。看到我，才咧开嘴笑起来。他问我：“接到你家三孃了？”

母亲在父亲身后的那道房门站着。我一边跟父亲打招呼，一边猜测母亲手上的动作和脸上的表情，然后大着胆子说：“那个外婆说三孃不在三棵树。”

父亲起身朝三叔家去，母亲小声夸我：“就这么说。人都走半个月了，他们都还不管不问。”

那一天，三叔和爷爷都在我家吃年夜饭。三叔一遍遍问我：“三棵树家没说陈芹去了哪里？”

三叔问多了，我父亲就有些不耐烦，回了他一句：“你先管好你自己吧，还管她去了哪里？”

八

师范毕业后，我被分到一所乡中心小学当老师。十年后，我成了学校的教学骨干，教育局派我到北京，去参加“全国小学生智力培养与发展实验课题”学习。

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比我还激动：“北京？去看看你三孃。”

时隔十年，贵阳火车站变化很大。但“贵阳站”三个暗红色大字还立在售票厅房顶上，左侧的邮电所也还在，门口墨绿色的信箱似乎才换过，崭新的。

三孃走后的第二年夏天，我收到过一封信。信封已经被揉得像块抹布，下方寄信人地址却还很清晰。我没有着急撕开信封，而是拿着信件，仔细看上面的字迹，就像那是学生的作业，我必须认真对待。

信是三孃从河北通县请人写来的。

薄薄的一张信笺纸上，写了两行字两句话：我在通县XX乡XXX村，陆龙飞懂技术有孩子对我很好。

有孩子？莫非三孃有了自己的孩子？当天晚上我给三孃写回信，一口气写了五页半的信签纸。整整十年时间，我想我能写出五十页，甚至五百页。

列车到达北京。果然，车站大楼房顶上立着鲜红色的大方块字，不叫“北京站”，而叫“北京西站”。人群像潮水一样涌向出站口，眼睛所能看到的，除了人还是人。我们找了两个站内服务员询问，才搞清楚要从哪个口出站。

培训结束后，我顺着信件上的地址，来到距离通县县城三十多公里的一个小镇，站在陆龙飞家的房门前。

对于这次见面，我作过无数次的猜测与想象。每一次都是三孃抱着我，或者我抱着三孃高兴得喊起来的场景。

我被想象鼓动着，期盼着。

房门被一个大男孩拉开，他大约十一二岁的样子，穿着一件红色的背心褂和灰色的长裤。他警惕地盯着我，用目光阻止我继续进入屋内。“你是谁？”男孩问，一口普通话。“请问陈芹是不是住在这里？”我赶紧报出三孃的名字。

房间有些暗，有个人从暗处站起身来，男孩子一扭头，对着那人喊：“姨，找你。”

“谁呀？”那人走到门口来，说的也是普通话，明显带着我所熟悉的口音。

“三孃，是我，晓雪。”

我连忙跨一步，迎了上去，两只手微张。

三孃慢慢向我走来，走近时，眼睛盯着我的脸看，像在辨认一件似曾见过的器皿，一段模糊了的记忆。我努力让自己保持一个平静的微笑，并随时做好被三孃抱住的准备。

“是晓雪啊，你怎么来了？”三孃的语气里没有表现出半分激动，仿佛我只是他们家的一个邻居，今天中午我们都才见过面。

三孃转身弯下腰去，从黑暗中拉出一张塑料凳子，对我说：“坐吧。”

我顺势坐下，问道：“三孃，你都好吗？”

她抬起右手理了一下发际，回答道：“我好的。”

原本准备好的一大堆话，一下子都长了翅膀，飞得一干二净。像十年前在贵阳火车站候车室一样，我们找不到话题，陷入沉默中。

时间没有在三孃脸上留下太重的痕迹，她依然是瓜子脸，只是她一直没有笑，不知道那两个浅浅的酒窝还在不在。

这时，一个矮胖男人走进屋来，三孃对我说：

“雪，这是你姑父。”

那声“雪”让我心里一颤，眼角一热。冲着那个男人亲亲热热喊了一句“姑父”。男人一边答应，一边伸手拉墙上的一根线。灯亮起来，房间里的陈设一览无遗。一张低矮的木桌子，几个塑料凳子，墙边还摆着两个黄色纸箱，里面装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三孃的脸色有些不自然，她甚至都不看我，站起身来说：“你们坐，我去做饭。”

三孃起身往另一个房间走去，她身上穿着一件细碎蓝花的衬衫，发长齐耳，有些凌乱。她迈开步子时，身子有些摇晃，脚步迟缓、木讷。

这是北京郊外一户普通农家，房子不大，屋内陈设简单。

晚上，三孃带我到一个小房间，给我换上干净被褥，还用毛巾把房间里的小桌子擦得干干净净，连灯泡上的灰尘也不放过。在做这一切时，她依旧保持着沉默，像我看过一部电影中的哑奴。

收拾完后，她要离开，我一下拉住她的手。她的手有些粗糙，手掌上有明显老茧。她似乎不习惯这么亲热的动作，迅速将手收回去，放到了身体的侧面。

“三孃，我一直都想来看看你，这么多年了，我和我妈都很想你。”

她抬着头，眼睛却没有看我，而是盯着我身后的床单。

“三孃，你是不是忘记我是哪个？我是晓雪，木杨寨的晓雪。”

这么多年的担忧和思念，这一周以来的急切盼望，我恨不得扒开自己的心。

“我知道你是晓雪。”

三孃似乎并不受我的激动所影响，每一句话都平稳无波。

“那天我送你上火车，后来是不是都很顺利？”

客厅的方向有声音传来，姑父陆龙飞还在看电视。

“这个世界上的事情都不会那么顺利，但都会过去。”

我感觉到吃惊，这话竟然是从来没有上过学的三孃说出来的。

三孃连续打了两次呵欠，看得出来，她不想继续和我谈下去。

那一夜，躺在有着三孃气息的房间里，我整夜睡不着。时间真是一把锋利的剪刀，将原来的枝繁叶茂都修剪成了另外的样子。

第二天一大早起来，一切都变得亮堂了许多，包括三孃家微暗的客厅。姑父告诉我：“你姑下地了。”

除了个子比三孃矮，年龄比三孃大，这个叫陆龙飞的男人还算得上本分老实。他一边揉面准备给我烙饼，一边继续说：“你姑姑来北京的那次出了一些意外，我也是三天以后才找到她的。”

“三天才接到她？那三天姑姑在哪里？”一阵熟悉的疼痛又穿过我的胸口。

“具体发生什么事，她不肯说。当天我先是在北京南站接站，贵阳开来的两趟列车进站都没有见到她。第二天我又去北站等了一天，直到第三天，我又返回南站，才发现了她。幸亏之前介绍人寄过一张她的照片给我。”

“姑父，你现在就带我去跟姑姑道别吧。”

姑父经不住我的请求，用自行车带我往田野去。

三孃正在一块棉花地里清理杂草。棉团像一个个可爱的小圆脑袋，从层层叠叠的棉叶中探出来。三孃蹲在垄沟里，密密匝匝的花叶将她包围在中间。

我大声喊“三孃”，跳到垄沟里，说：“三孃，我要回去了，再来看你一眼。”

太阳光把三孃脸上的汗水照得亮晶晶，满脸红通通的。风吹来，一株长得跟三孃一样高的棉花拂在了她的脸上，或许那棉叶的绒毛触碰到了她的眼睛，三孃伸手在眼睛上揉了几下。

九

母亲的话更少了，她不愿意跟我住到县城去，一个人守着老屋，喂养几只鸡，有时候说话给鸡听。

这个周末，我刚进家，母亲就告诉我，她昨天晚上梦到满山的树叶从树上落下来。母亲认定这个梦不好。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总是有些信神疑鬼的。

没想到，我刚回到自己家里，就收到了一封信。信是陆龙飞姑父写的：

“晓雪：你姑姑于农历9月25日在通县医院去世，医生诊断她死于心肌梗塞。我万分悲痛，她在我非常困难的时候跟了我，帮我带大陆翔。陆翔成人后，她又从你们贵州老家，给他介绍了一个媳妇，并帮他们带大了两个孩子。这么多年，她一直都想回老家去看看，却没有回去过。如今她去世了，我个人做主，想把她的骨灰送回贵州去安葬。我相信这也是她的愿望。她的家人也同意我的意见，并为她找好了地点，就在三棵树。几十年来，她一直都惦记着你，直到她走，都还保留着你写给她的地址。上次你从北京回去后，她悄悄哭过多次。今天这封信，我是想提一个不成敬意的请求：我们于农历10月19要将她的骨灰送回贵州，想请你到贵阳火车站接她，我们一起送她回老家。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十

贵阳火车站广场宽敞明亮，当年单独的一栋古朴小楼已经被高大时尚的综合体大楼所替代。

陆龙飞一家五口走出出站口，陆翔怀里抱着一个黑色的布包，布包里是一个方形的盒子。和陆翔并排出来的，是他娇小的妻子，陆龙飞和两个七八岁的孩子走在后面。

我迎上去，伸出两只手，接过陆翔手中的黑布包。像接过一件贵重的，而又是我极度心爱的物品，轻轻将它拥入怀里。我的动作是那么轻柔，连同我的心，在这一刻，变得很软、很暖。

三孃，我终于拥抱了你，我来接你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