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冰茹

摘要：文学书写对性别议题的关注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其中表达的性别观念不仅反映了知识分子对性别问题的思考，也折射出知识界对与性别相关的思想文化问题的认知态度。《她们》以非虚构的写作方式，借助性别议题进入乡村生活，呈现女性的生存本相，籍此讨论当代中国的现实生存与文化肌理，这不仅接通了中国现代文学书写性别议题的文化谱系，提示了性别议题的开放性，同时也重申了文学书写性别议题的重要性。

关键词：阎连科;《她们》;性别议题

阎连科的非虚构作品《她们》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写身边的女性：相亲对象、姐姐嫂子、姑姑娘婶、母亲孙女，也写同乡的女子“她们”。借助对这些女性的记述，阎连科勾连起个人历史与社会现实、个人经验与文化心理、个人生活与理论概念的内在联系，使《她们》不仅成为一部个人情感记忆的历史记录，同时也使性别议题成为呈现个人生存图景、讨论社会历史现实的一个视角、一种眼光，或者说一种方法的可能性。

一

阅读《她们》，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冰心的散文集《关于女人》（1943）和张中行的散文集《关于妇女》（1995）。这三部作品的写作对象都是女性，且与自己相熟相交，对性别议题的关注成为作家写人记事的一个重要的参照角度，因此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写作者的性别观。如果我们将《她们》与《关于女人》《关于妇女》对读，可以看出《她们》在表达性别观念方面的独特性及其赋予性别议题的书写意义。

《她们》在书写对象的选择上与冰心的《关于女人》类似，两者都重点描摹了家庭中的女性成员。《关于女人》的叙述角度基本上聚焦于家庭关系，不论是写家人还是写朋友，冰心都倾向于将笔下的人物置于家庭场景中去呈现。因此，出现在这部散文集中的人物虽然性情迥异，但是写作者推崇的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的责任和体现的美德却是一致的，比如勤俭、善良、包容、忍耐、坚强、体恤等。在结构安排上，《关于女人》收录的首先是《我的择偶标准》，这实际上是告诉读者“我”理想中的女性形象是怎样的，之后依次描写了母亲、教师、弟妇、奶娘，并逐渐从亲缘关系延伸至社会关系，比如同学、学生、朋友的太太等，在“我”的人际关系网络中，借助不同社会身份、教育背景和生活经历的女性形象来回应“我”的女性观。可以说，《关于女人》是冰心对走出传统礼教大家庭的新女性，在角色、位置以及身份认同等方面的一次新定位，并借此重申她对女性“主内”，成为“贤妻良母”的女性观的认同。

《她们》的叙事也围绕着与“我”有亲缘关系的姐姐、嫂子、母亲、姑姑、娘婶等来展开，同样是从家庭成员切入，结构安排上也比较靠近《关于女人》。《她们》的第一章写“我”的相亲对象，在写人的同时也描摹出一幅乡村底层的生活图景以及身处其中的生存逻辑。之后对各个家庭成员的书写也基本围绕这一生存逻辑展开，物质生活的贫穷和匮乏造就了她们的勤勉、隐忍和朴实，同时也教会了她们实用、贪利和狡黠。与《关于女人》着意于赞美女性在家庭中的奉献精神，传导“贤妻良母”的女性观不同，《她们》关注的是与现实生存纠缠在一起的性别议题或者说性别困境，在叙述中不断推动的也是阎连科对女性之“他性”，或者说对女性成为“第三性”的思考。

张中行的《关于妇女》在选材上有很大的不同，其中的人物，既有明清闺秀柳如是、曹贞秀，也有当代才女新凤霞、赵丽雅;既有古代制砚技师顾二娘，也有当代配音演员丁建华;既有辅助夫君的贤妻，也有正直勤勉的保姆……出现这样的组合方式很大程度上源于它并不是按照事先设定好的主题展开的系列叙述，而是应出版社编辑的要求，编选了若干描写女性的散文结集而成的。不过，既然是编选，就有一定的编选逻辑需要遵循，因此这些人物形象彼此之间虽然没有直接的现实联系，但张中行的女性观却能将她们串联成一个有机整体。正如这本书序言中的概括，张中行在看待女性和女性问题上的基本态度，是建立在性别平等上的“理解”“尊重”和“钦慕”①，而这也正是编者选择结集出版这本书，并将其作为“给世界妇女大会的一份礼物”②的初衷。

当我们将散文视为叙事的艺术，从叙事学的角度考察叙事人的位置时，便不难发现《她们》的叙事人“我”，其角色和位置与张中行的《关于妇女》比较接近。《关于妇女》一般从“我”的读书写作起笔，兴之所至，对涉及的女性人物或谈掌故、或评诗文、或添议论、或叙交往，因为这些所思所感是由“我”展开的，日常交往是以“我”为中心的，所以“我”在整个叙事过程中与其说是叙事人，不如说是参与者。叙事人通过“我”的读书随感、史实考证和日常交谊来映衬或者说烘托女主人公，同时，作家对性别议题的看法也蕴含在这一描述的过程中。《她们》中的叙事人在刻画人物、讲述事件、表达观点方面也有明确的主体介入，而且程度比《关于妇女》更深。这表现在《她们》中每个人的故事都是在与“我”的互动关系中展开的，即便是那些与“我”素昧平生的同乡女子的故事，也是经由“我”的采访来呈现的，这使“我”在这些故事中是讲述人，也是人物。换言之，在这样的讲述中，如果没有“我”的参与，叙事将无法完成，而当“我”以我的经验和感受来理解她们，为她们代言时，作家的性别观也随之呈现。

如果与冰心的《关于女人》对照，《她们》中叙事人作为事件参与者的角色会凸显得更为明晰。比如同是对母亲的讲述，在《她们》中，母亲身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无论是否与“我”直接相关，“我”都是亲历者，而且在整个讲述过程中，多描述而少议论，这样的处理方式很容易营造一种现场感;《关于女人》中母亲的形象则主要由“我”的总结概况和议论构成，第一人称的限知叙述常常被第三人称的全知叙述置换，因而叙事人更像是一位恪守叙事人边界的旁观者。之所以会造成这种阅读效果，是因为冰心虽然是女性作家，但她在《关于女人》中却有意假托男性的口吻来刻画女性形象，谈论女性问题，“因为男人在立场上，可以比较客观，男人的态度，可以比较客气”③。要“客观”和“客气”就必须与人物和事件保持相对安全的叙述距离，由此，作家的性别观也很少蕴含在讲述中，而是由叙事人的直接议论和抒情来呈现。不过，为了推进对性别议题的思考，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人物形象的描摹或是对性别议题的呈现上，《她们》中也穿插了不少“聊言”，这些被称为“聊言”的议论和感慨独立成节，既是对刚刚叙完之事的回应和补充，更是对包含性别议题在内的诸多问题的深入讨论。不过，“聊言”的插入并非为了达到“客观”的标准，反而更突出了叙事人主观介入的效果。当然，将《她们》與《关于女人》《关于妇女》对读，不仅仅是为了说明三位作家对性别议题的关注或者叙事层面的共性，更是想要通过在不同历史语境、不同文学观念观照下，对性别议题认知的差异性，来呈现性别议题的书写价值和意义。

从某种程度上说，性别议题是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展开和推进的。晚期维新人士将对女性解放的倡导与“强国保种”的国家诉求相勾连，“五四”新文化运动进一步将女性解放与人的解放和青年人独立自主的人格相捆绑，这使性别议题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伦理问题，而且与民族国家、文化心理、历史积淀等众多现代问题复杂缠绕。自“五四”始，对性别议题的思考和讨论充分反映在文学书写中，而其中表达出的性别观念不仅反映了知识分子对性别问题的思考，也折射出彼时知识界对与性别相关的思想文化问题的认知态度。

《关于女人》主要讨论的是走出传统礼教大家庭，接受现代新式教育的“新女性”如何获得性别认同的问题。因为当新文化运动借助女性的解放讨论“人”的解放并确立“个人”时，实际上悬置了“个人”的性别指向，这意味着男性从礼教中解放了自己之后，很容易在他与家国天然的同构关系中获得性别认同。女性则不然，她是应该成为和男性一样的独立的“人”，走入社会建功立业，还是应该继续留在家庭里主“内”，或者内外兼修？而无论做何种选择，女性都必须重新适应已然变动的社会结构，寻求新的性别认同。冰心始终推崇“贤妻良母”的女性观，因而《关于女人》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赞美也都是围绕着女性的传统美德展开的。身为“五四之女”，作为职业女性，冰心对传统“贤妻良母”的认同，提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女性的现代身份与传统角色之间的关系，追问“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运动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在哪些层面革新了人们的思想意识。

如果说《关于女人》仍将女性定位于家庭，重视两性社会角色中的“差异”，那么《关于妇女》则偏重于在“平等”的基础上，展现女性的社会生活。事实上，《关于妇女》并没有直接讨论性别议题，张中行在字里行间表露出来的对女子才华的欣赏、对女子境遇的同情、对女子品格的敬佩，除了源于他自身的修养、眼界和观念以外，还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基本共识。这是因为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关于男女平等的各项法律法规的制度建设，以及新时期以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思想領域的文化建设，性别平等、男女平权的观念已经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常识。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本书的写作目的不是讨论性别议题，隐藏在抽象的“平等”观念下的女性生存本相并没有进入张中行的视野。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被“平等”观念遮蔽的女性生存乏人关注。其实，新时期伊始，女性写作已经敏锐地触及到了该话题，自觉地讨论当“平等”不仅成为一种权利，而且变成一种强制身份时，女性该如何自处。于是，对性别议题的关注从强调“平等”逐渐转向重视“差异”，1990年代出现的“身体写作”可以看作是书写“差异”比较极端的例子。当然，此时的“差异”与冰心在颂扬“贤妻良母”时的“差异”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不仅语境不同，内涵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重视“差异”并不意味着性别议题的终结，因为现代社会本身就是建立在平等的价值理念上的。早在1980年代初，张辛欣就在她的小说中借人物之口道出了女性生活的真相：“在生活的竞争中，是从来不存在绅士口号，女士优先的”④。

事实上，如何在平等的基础上尊重差异，或者在认同差异的前提下实现平等是性别议题得以展开并不断深化的主要原因，阎连科借助对乡村女性生存真相的书写，推动性别议题再次进入关于“平等”和“差异”讨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三性”的问题。所谓“第三性”是阎连科借用波伏娃的观点而进行的延伸性思考。波伏娃认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⑤，因此将女性视为“第二性”。阎连科在此基础上将《她们》称为“第三性”，因为“她们”既被社会文化环境造就，同时又被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型塑。阎连科在书写“她们”的过程中，并没有对“第三性”做出价值评判，他只是以非虚构的方式将她们的生存现实一一呈现，叙述中带着深刻的同情与无奈。或许正是因为这种非虚构的毫不遮掩叙述人主观介入的表现方式，使《她们》对性别议题的讨论比《关于女人》更具象，比《关于妇女》更深切。

二

当性别议题不仅仅停留在社会观念的传导和个人修养的呈现这一抽象层面，而且进入具体的、真实可感的现实生活时，性别就有可能成为写作者观察社会、思考现实、理解历史的一种方法。婚姻问题是《她们》中书写得最多的核心事件，在坚硬冰冷的现实面前，爱情并不如诗中所写、歌中所唱的那样，是男女缔结婚姻的前提，甚至婚姻也并不完全与两情相悦有关。“我”能够回家相亲，是因为“我”提了干，从此可以离开土地，成为城里人，而“我”的相亲对象也同样得是一个“吃商品粮”的人，这样才“门当户对”。因此那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勤快又善良的农家姑娘最终只得到了一封写有许多个“对不起”的断交信。农家姑娘希望借助婚姻改变生活境遇，乡村青年有机会成为城里人之后也要借助婚姻巩固社会位置，在相同的逻辑下也就不难理解为何那些在镇上工作，有城里户口的姑娘与“我”的交往大多都是有始无终。这样的人生选择只与生存有关，而与道德无涉。

在《聊言之三》中，阎连科用二姐的婚姻解释了两个家庭之间的平衡和计算。“比如二姐夫是独子，他虽有姐又有妹，但将来都是要出嫁的人，于是关于家财、房宅这些财产都无疑问地没有争执了，加之二姐夫‘有工作，是领工资的人——在县机械厂上班，穷怕了的人生，让父亲说的殷实直指生存与活着的可靠性。而二姐夫家选择我二姐，也同样考量（计算）到了我们家日子的相对殷实和可靠性，与一家人在村里口碑之好的传记性。于是，二姐就嫁给了二姐夫，似乎在乡村婚姻中，对双方各方各面的考量（算计）是婚姻未来的一架平衡器，但在今天的回想目光下，这种考量却更接近为了日子的婚姻之本质”⑥。其实，不论婚姻的本质是《礼记》中说的“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还是平常人家过日子，每个个体都逃不开“平衡和计算”，这当然首先与个体所处的社会位置或者阶层有关，只是如果我们在此之上再叠加一个性别的参照系，便会发现处在底端的始终是女性。比如模样俊俏的大姑，因为嫁给了又穷又丑又聋的大姑父，唯一的独生女儿还是抱养的，所以在“我”眼中总是个不解之谜，是因为大姑不能生育，还是因为她此前有过一段婚史？否则这段婚姻就无法契合“平衡与计算”的逻辑。我们当然可以站在女性主义或者个人主义的立场上批评这种文化偏见，对身处这种命运遭际的女性抱有深深的同情，然而，无可否认的是，这就是乡村女性的生活现实，无奈而冰冷。

婚姻制度和婚姻观念具有一定的恒常性，是个人无法改变的历史和现实，个人通过努力改变社会身份则是另一种难以掌控的社会现实。《她们》分别写了“我”的提干和大姐的转正，这是农村青年改变自己社会身份的主要途径，“我”和大姐为此付出了许多努力，积攒了各种荣誉，想要按部就班实现这一人生理想，然而我们两个，一个是遭遇了游戏规则的突然改变，一个是根本不知道何为游戏规则，在命运的摆布面前，我们能做的只剩下被动等待，虽然最终我们都得偿所愿，然而个中波折却难掩底层的辛酸。回顾中国当代文学史，我们会清晰地看出不同历史阶段作家处理人物命运的不同方式：在经典的革命历史叙述中，个人被置于历史的规定性中，个人命运取决于其阶级属性，不可改变也不必改变;在“新历史”和“新写实”小说中，个人为时代所裹挟，历史的不确定性造就了个人命运的偶然性。阎连科在《她们》中无意传递某种价值观，也无意制造某种戏剧性，非虚构的文体特点要求写作者呈现渺小而又卑微的个体在時代面前的生存逻辑，他无法创造历史，但也并非毫无挣脱各种限制的可能。事实上，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都是在历史的潮流中顺势而为，努力让自己获得一份更适宜的物质生存，这其中既有奋斗和挣扎，也有纠结和无奈。《她们》中个人的命运遭际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将要面对和正在经历的现实人生。

也许，正是因为《她们》以非虚构的方式呈现了一种生活的真相，我们才对蕴藏在其中的生存逻辑充满理解和同情。比如母亲，她一直是村里受人敬重和信任的“媒人”，但在为侄子张罗对象时却也放下了原则，炮制出一个殷实富足的假象，只不过这样的骗局中并没有受害者，因为对方家庭操办相亲也是如出一辙。比如二姐，她虽然对“我”的某些行径咬牙切齿，但为了让“我”也得到六个工分，帮“我”捡了半篮麦穗，这样我们每人都能挣到三个鸡蛋钱;比如我家和三叔家，成年累月为了半墙地基吵闹、厮打……的确，在贫穷和匮乏面前，乡亲可以互助，近亲也可以反目，每个人都尽可能地为自己、为家庭挣得能争到的一切，哪怕只是半篮麦穗、一兜煤核或者半墙地基，因为这是人人都必须学会的生存逻辑。如果在这层逻辑上再叠加一个性别的参照系，我们会再次发现，女性仍然是最先被牺牲被损害的另一性，尽管这种牺牲或损害可能是她们自愿和自觉的选择。“我”和二姐只有一人有机会上高中，虽然二姐成绩好，但她还是把读书的机会让给了“我”，因为“姐是女的，本该在家种地的”。《她们》中还记录了很多同乡人，不论是为情感，还是为物质，她们各有各的生存逻辑，然而作为女性，她们被牺牲或损害的除了机遇，还有情感、体力、身体和尊严。

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初衷和根本动力，一百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就将女子解放问题从“人的解放”中抽离出来单独讨论，邓颖超的“起来呦！勇敢地起来，做一个真正独立的‘人吧！”⑦是当时觉醒的新女性发出的真诚呼唤，而随着民族解放的实现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妇女解放的政治目标也得以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明确规定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此外，经过多年的制度推进和文化建设，男女平等的观念也成为基本的常识。然而，常识并不等于现实。在《她们》中，女人面临的问题却仍然是“女人就是女人”，而不是“女人首先是人”，在《她们》的生存场景中，女人尚未获得做一个“人”的基本权利。

阎连科有感于乡村女性的生存现实，提出了女性的“第三性”的问题。女性的“第三性”一方面表现在男女两性的“体力平等”上。除了要承担生儿育女、柴米油盐、缝补洒扫的繁琐家务，母亲这一辈的女性还要跟男子一样参与社会劳动。在乡村是田间地头的春种秋收，在城市是工厂工地的手扛肩挑，这与当时国家生产建设的目标规划有关，也与政治宣传中个人价值的实现有关。姐姐嫂子以及侄女甥女这一辈的女性则随着社会转型，自觉自愿地离开乡村进入城市，成为献身经济大潮的“农民工”，而推动这一转变的除了基本的生存逻辑，更多的可能是个人的物质欲求。从某种程度上说，女性参与国家的工农业建设表明她们不再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被动参与者，而成为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体，但是显然这一政治身份的获得是以增加女性的劳动为代价的，尽管这其中包含着自愿的成分。

另一方面，女性的“第三性”也表现在男女两性的“权利差异”上。除了二姐因为自己是女性而主动放弃读书的权利之外，阎连科在《聊言之七》中还提到，在面临“提拔”或“升迁”时，女性同样会被剥夺竞争的权利。在屡见不鲜的家庭暴力和屡禁不止的买卖妇女儿童的恶性刑事案件中，女性甚至被剥夺了成为“人”的权利。反之，当一个女性在家里比较强势，比如四婶，这家的男人往往被认为是“窝弱”的。李凖1960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李双双小传》⑧或许能成为这种“第三性”的另一个注脚，李双双嫁给喜旺的头几年，没少挨打，也没有自己的名字，村里人叫她“喜旺家的”，喜旺称她“俺那个屋里人”“俺做饭的”，直到李双双在村里办起了大食堂，做事公道，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她才真正成为李双双。在文学作品中，李双双可以通过参与社会劳动获得尊严，改变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然而在更多的社会调查和访谈中，无论女性是否拥有社会身份，她都很难改变“俺做饭的”的地位和命运⑨。

女性之所以被波伏娃称为“第二性”或者成为阎连科所说的“第三性”，其根源还是在于在男权中心的社会中，作为性别群体的女性没有话语权，甚至被剥夺了主体性，她们成为被命名、被规定、被描述的“他者”，也成为沉默的另一半。也正因如此，为女性发声、让女性发声、建构女性的主体性成为女性主义理论建设的出发点，同时也成为文学书写关注性别议题的出发点。

三

文学书写对性别议题的关注几乎贯穿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不仅表现在经典文本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对女子命运的处理上，也反映在作家借助性别议题对诸多思想文化问题的思考和呈现上。比如胡适的《终身大事》、茅盾的《创造》、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杨沫的《青春之歌》、张洁的《方舟》、陈染的《私人生活》等等。不过，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性别议题就逐渐退出了文学书写的中心地带，这固然与文学创作多元化和文学产品市场化的大环境有关，更与写作者对“性别”的理解直接相关。

女性主义理论与性别议题密切相关，该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妇女争取女权的社会运动中，随着女性文学的产生而出现的。新时期以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知识界落地生根，性别议题成为文学书写尤其是女性文本中的重要主题，被有效开掘和深入解读，这一学术工作不仅在文化层面帮助女性获得性别认同，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男权中心的文化偏见。但是，单纯强调文本中的性别意识，或者只关注性别议题而无视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其他议题，不仅遮蔽了文本本身的多义性，同时也掩盖了性别议题自身的复杂性。或许正因如此，几乎所有的女作家都不愿意被称为“女”作家，比如张洁，她坚信女性的真正解放有赖于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而在一个张扬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的时代里强调“女权”则是偏狭的，是囿于“性别”而忽略“人类”的。同样，也很少有女作家愿意将自己的写作贴上性别的标签，在张莉于2019年所做的关于女性写作观的调查中，受访的六十七位女作家绝大多数认为写作应该是面向人类的总体命运和普遍存在的，或者借用阿袁更直接的表达：“就算性别写作不是反文学，也到底是对文学的窄化”⑩。

与这种性别观念相对应的是，越来越多的女性文本不再将性别意识视为情节设置和人物形象塑造的根本动力，无论是叙述历史、书写现实还是个体抒怀，都不刻意将女性的生活经验作为结构文本的核心事件;越来越多的女作家不再将叙事视角限定在性别中，即便是借助女性角色来讲故事、写人物，也尝试使用某种超越性别的视角。简言之，女性文本原本与性别议题具有天然的同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女性文学的出现，恰恰是因其关注性别议题、表达性别意识，但当下的女性文本却表现出一种去性别化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显然与女作家对“性别”的理解有关。

不少女作家认为执着于性别立场或者性别意识是偏狭的，为了要摆脱这种偏狭而极力撇清女性文本与性别经验的关系，极力声明文学创作应该表达具有某种共识性的普遍经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女性主义理论的误读。事实上，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自产生以来，一直是在不断反思“性别”的过程中推进的。最早出现的女权批评（feminist critique）是建立在肯定女性经验的基础上的，但是过于强调平权，使得评判标准唯一化，反而湮灭了女性经验的独特性。随后女性批评（gynocritics）开始侧重差异，努力建构一种有别于男性经验的女性美学，但是很快也落入了性别本质论的陷阱。代之而起的女性本原批评（gynesic criticism）建立在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解构了女性主体的概念，但这种模糊女性主体的理论预设同时也动摇了女性主义自身的理论根基。最后出现的是性别理论（gender theory），将性别视为解读世界的一个开放的知识体系。需要说明的是，这四种对“性别”的认知虽然是先后出现的，但却是共时性地存在着，以哪一种方式来讨论性别，取决于讨论者的立场和观念，这恰恰说明了女性主义理论自身的开放性。

性别议题并非女性写作专有，表达性别经验也不应该成为女作家的强制义务，男性立场或者男性视角虽然不能对女性经验感同身受，却能够为性别议题的讨论带来新的空间和可能性，就像当年冰心要假托一个男性的口吻来讨论女性，为了有更“客观”的立场和更“客气”的态度一样。阎连科在许多女作家不再执着于书写性别经验时，关注乡村女性的生存现实，透视她们的生存本相，转达她们的生存感受，使她们不再成为沉默的另一性。基于最朴素善良的“生而为人”的平等观念，阎连科写出了他对性别议题的思考，那是掩盖在权利平等之下的，对女性身心健康的损害;同时又是无视这种平等权利，蔓延在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歧视女性的文化偏见。当然，《她们》并没有将性别议题视为一个孤立的存在，就性别而论性别，而是借助性别议题将她们的日常生活放置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去考量，从而使性别成为折射社会现实和文化肌理的三棱镜。

女性主义理论所要讨论的性别议题本身也是开放的，尤其在中国，性别议题一开始就是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展开和推进的。如同《终身大事》《创造》《莎菲女士的日记》不仅关乎性别也关乎个性解放和思想启蒙，《倾城之恋》《青春之歌》不仅涉及两性关系也涉及民族国家和个人价值，《方舟》《私人生活》不仅讨论女性命运也讨论自我实现一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难发现，文学书写中的性别实际上是性别话语与民族国家话语（比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时代主流话语（比如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等相互交织渗透，也相互对抗妥协的复杂的话语场。因而，当我们将性别议题与具体的历史场景相关联时，性别才不仅成为文学书写的视角、眼光和立场，同时也成为透视历史、关注现实、体察人性的一种方法。

如果说，女性主义理论是希望借助性别来建立一套人类认识世界、了解自身的知识体系，《她们》恰恰成为新世纪性别议题边缘化后的一个文本示范，它不仅接通了中国现代文学借助性别议题讨论诸多思想文化问题的书写谱系，提示了性别议题的开放性，同时也通过对性别议题的关注，写出了一种乡村生活的现实和乡村女性的生存本相，重申了性别议题的重要性。

注释：

①高莉芙：《关于妇女·序》，见张中行《关于妇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2-3页。

②杨华：《关于妇女·编后记》，见张中行《关于妇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页。

③冰心：《关于女人》，收入《冰心散文》，太白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80页。

④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收入张辛欣中短篇小说集《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页。

⑤[法]波伏娃：《第二性》（下），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页。

⑥阎连科：《她们》，《收获》2020年第2期。

⑦邓颖超：《姐妹们起来呦！》，原载《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特刊》，1923年3月出版。

⑧李凖：《李双双小传》，《人民文学》1960年第3期。

⑨许多关于妇女参与1950年代合作社运动的访谈和研究都提到了這一点，比如Gail Hershatter：“Making the Visible Invisible：The Fate of‘The Privatein Revolutionary China”，收入吕芳上主编：《无声之声（1）：近代中国的妇女与国家（1600-195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金一虹：《“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⑩张莉：《当代六十七位新锐女作家的女性写作观调查》，《南方文坛》2019年第2期。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女性文学大系》（先秦至今）及女性文学史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7ZDA242）

责任编辑：蒋林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