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白鹿原》对土地的深情依恋依赖和农业文明的精神是一体化的，故事铺陈的土地深情描绘服务于情节展开和人物心理需要。白嘉轩在历史的洪流中不断修正认识，支持革命。作家选择土地问题透视和展现历史，在土地情感书写中描写了农协和土地革命，通过人物对土地依恋依赖和守土离土走向探寻生命体验和民族秘史的厚度。

关键词：陈忠实;《白鹿原》;土地情感

对作家陈忠实及其《白鹿原》的前学研究兼顾了系统性、逻辑性和前瞻性成果众多。本文拟从与其相关联的土地情感书写出发，借助小说叙事魅力，分析《白鹿原》文本中的土地依恋情结，试图进一步挖掘其内涵。

一

土地是以农村为题材的文学书写除了田园风光、家长里短、宗族祭祀、父子传承等之外无法回避的话题。《白鹿原》中着意刻画的白嘉轩、鹿子霖则以一个封建土地所有者的社会身份和政治面貌参与农耕社会，是土地训导下的一类制度性人格。对土地的依恋、钦佩父辈勤奋耕作和对农业文明的传承是一体化的。《白鹿原》主人公白嘉轩父亲白秉德干农活精力充沛、意志集中，“扛犁牵马走出村巷走向田野的时候，精神抖擞得像出征的将军”，梦中也是“坐着牛车提着镰刀去割麦子”①的景象。“种子、土地、雨水、阳光、人力、畜力等生产要素的有机适时搭配才会获得丰收”②，因此，按照农时掌握耕种规律本身就需代代言传身教，子承父业来源于内心的钦佩，做一个优秀的农民就成为白嘉轩的自觉要求。为了改变霉运，白嘉轩迅猛果敢地设计了万全之策，要谋取鹿家有白鹿祥符的风水宝地，他不惜和母亲翻脸，竟然用自家河床的二亩水地巧换鹿子霖家的慢坡地。契约签订之时，作家以传神之笔描写了白嘉轩表面上心情沉痛而内心已经是波澜翻滚;鹿子霖“眯着眼装作瞅着老秀才写字，心里已经有一架骡子拽着的木斗水车在嘎吱嘎吱唱着歌。”③各取所需的白、鹿两人围绕难得的土地自得其乐。鹿子霖和父亲挖掉新买土地上的界石和延续着几代人生命庄严无犯的垄梁，计划着打水井种包谷;而白嘉轩和长工鹿三则驱调着犍牛和犁铧，耕作的背影融进霞光里，丰收的渴望像初生的幼苗炽烈地生长着。描摹农民文化、农民心理的《白鹿原》没有离开主人公对土地的深情依恋和近乎顽固的牵挂。

白鹿原上的圣人朱先生有名言流传：“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下银钱是催命鬼。”④这种生活哲理实际上教导人们远离痴心贪欲，在满足基本物质需求后人们更应注重的是俭朴生活和精神品质的提升。在朱先生的人生经验里，农业文明以稼穑为本的坚守足以和踏实守成慎独自如的人格精神相匹配。可是暂时的苦痛灾难在印证了圣人名言的哲理之后，房产地产依然是人能把握当下心中有底的现实依赖，白鹿原上的人们“在可能多买一亩土地再添一座房屋的机运到来的时候绝不错失良机。”⑤这不奇怪，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因为《白鹿原》中土地是农民的精神家园和基本生产资料。“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⑥在根深蒂固的尚农传统下主导农民的也必然是农耕文化。白鹿原上雨水丰润，四季和顺，农人敬恭桑梓，服田力穑，经济富足，农业经济占据着主导地位。面对时局的冲击变化，白嘉轩恪守农耕精神，静观外界，以不变应万变，他依赖土地而生存， 拥有更多土地是心中梦想。“农民在内心深处坚信，他的土地是独特的，因为他是唯一了解、爱恋和拥有它的人。认识、爱恋和占有，这三者是不可分离的。”⑦曾有一位鹿姓小伙想出卖半亩水地给白嘉轩，白嘉轩爽快地说：“你去寻个中人就行了……你朝中人开个口我连回话都不讲。”⑧这说明白嘉轩在购置土地的过程中，并未乘人之危，压低价钱，让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是随行就市，让利于人，一切均按乡村交易原则进行。围绕买地卖地夺地的风波在朱先生“为富思仁兼重义，谦让一步宽十丈”⑨的劝诫下成为白、鹿两人对土地处置的最终认同。

对土地的深情描绘服务于情节和人物心理需要。叙事是要铺陈故事的，而故事必须借助明确的时间空间来组织情节，⑩因而提取时空情节、人物心灵等要素观察《白鹿原》，离不开对土地的深情描绘和对劳动的热恋之情。白嘉轩一看到犁铧翻起的黄褐色泥土就心旷神怡，“新鲜的湿土气息从犁铧底下泛漫潮溢起来，滋润着空乏焦灼的胸膛;他听见自己胳膊腿上骨节咯吧咯吧扭响的声音”11;滋水河畔，终南山麓，“大地简洁而素雅，天空开阔而深远”12，白嘉轩长期生活的土地讓他对哲理进一步思索;故事结尾时白嘉轩“站在坡坎上久久凝视远处暮霭中南山的峰峦”13，英雄气概被磨蚀，历史的崇高感被消解，乡村正以一种永恒的魅力诠释着生活，成为他记忆中如梦如幻的所在。鹿子霖的前半生和白嘉轩围绕土地争夺，后半生和白嘉轩争权夺利、出人头地、分庭抗礼;植根于乡土社会的白嘉轩却在一个不安稳的社会中不合时宜地始终试图耕织传家，可敬可畏却未必可亲可爱。土地养活了他，土地也制约了他，他牵挂着土地，在土地上获得诚实的回报和罪恶的罂粟暴利，鹿子霖变疯后他总结此生最愧疚的还是这件土地往事。

对土地的依恋依赖根源于农业文明和封建制度。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重农抑商让白嘉轩、鹿子霖两种基本类型的农民逐渐相背而行，白嘉轩背负沉重的包袱，讲究以农为本和中庸之道，一个人试图挽救一个原;而鹿子霖以利为本和享乐冒险，只求自己活得恣意洒脱。“封建文明封建制度更丰富，因而背负的封建腐朽的尘灰也更厚重”14，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跨越中，陈忠实塑造人物就是一个反复的痛苦剥离过程。因此，雷达认为作家“既清楚地看到农业文明如日薄西山，又希望从中开出拯救和重铸民族灵魂的灵丹妙药。”15守土和离土在两个典型农民身上成了一个隐蔽的深刻问题。

离土同样是作家刻意展现的一条线索，其间呈现四种走向。第一种是躲避和讨生活。少年黑娃执意要离开白鹿原到渭北一个叫将军寨的村子打长工，既是为了讨生活，也是为了躲开白嘉轩挺得太直太硬的腰，躲开白嘉轩的说教实际上是对传统儒家文化心理上的一种悖逆。第二种是投机心理下的剥离。白孝文不同于孝武孝义两个弟弟对原上土地的坚守，像涅槃的公鸡一样执意离开白鹿原，离开熟悉的土地，是投机和出人头地心理支配下的另一种剥离。第三种是革命者对社会出路的不懈探寻。鹿兆鹏、白灵代表新生政治力量，他们背叛传统宗法关系后离土投身革命，最终是为了解决耕者有其田的问题，其致力于新社会的诞生顺应了历史潮流，宛如初升的朝阳，代表了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的方向。第四种是商业投机之下的享乐人生。鹿子霖最初守土买地扩地的行为是要和白嘉轩争夺在白鹿村的话语权，要和族长一较高低的组合拳，但当他发现靠近政权当上乡约也能实现经济自由光宗耀祖时，自卑感没有了，离土就成为一种思维惯性，商业投机思想占据了上风。成为“乡约”享有的权力及位置让鹿子霖家族在政治上压过白嘉轩，自卑感得到补偿，主动出击、市井世俗、争强好胜、实用投机的精神占据上风，挤压了宗族社会道德观念。鹿子霖实在是看不上修祠堂、立乡约、填族谱这些事儿，种地也成了副业。他剪辫子、穿制服、拥护农协、主动当乡约、讨好国民党地方党阀等，在权利更迭中失去节操，追赶的目的是逐利。军阀来了他可以当狗;在农协斗争中仗着儿子敢钻铡刀;要没收土地了，他辞退长工;当保长征丁征粮无节度;看见漂亮妇女就占有;孤老无依时犹召集义子大会……怎么顺手顺心怎么来。当上白鹿原的“钦差大臣”后，壮丁生意都成为他发财的商机，“壮丁这个特殊的时兴商品一茬涨过一茬，鹿子霖无须算计就抓住了这个机会。”16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鹿子霖盲目离土难以超越自己，以实际可得利益为本，价值缺位，享乐功利让他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最终精神迷狂灵魂崩盘。

二

陈忠实突破叙事方式选择上的纠结，从文化心理结构探寻人物的心灵历程，由此塑造了白嘉轩这一文学新人。白嘉轩表现出对离土倾向的较强反感心态。他不接受任何官方做保长、甲长的邀约，只是专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同于鹿子霖的开明，白嘉轩不让白灵进城读书，培养长子孝文，让孝武进山背粮，信奉耕织传家、诗书济世，顽固地认为“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在祠堂里头的”17。就是因为土地是生命的本源，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精神依赖，白嘉轩思想深处基于自身身份认同对儒家伦理的皈依从而表现出对离土倾向的抵触、反感和无奈。

关中及白鹿原历史上并不是租佃关系典型地区。到小说故事发生时，租佃关系并不明显，原上农人发家的方式只能依赖外财或勤劳节俭。《白鹿原》中白家种植罂粟经营药材致富;鹿家祖先当厨师，一勺一勺攒钱发家，到了鹿子霖这一辈，才在河川置买了近二十亩土地发了家;18黄姓财东节俭到甚至舔碗，勤劳到天不明就下地，三伏天不歇晌才“一亩半亩购置土地成了个小财东”19;郭举人家田产多，主要依赖后代资助累积形成，“有的为政，有的从军，有的经商，家里没留住一个经营庄稼的”20。《白鹿原》中白嘉轩和长工鹿三情同兄弟;鹿子霖把收留的长工三娃当儿子对待;黄老五和长工一起下地干活，收工吃饭;郭举人豪爽大气厚道，让黑娃陪他遛马放鸽子。如果没有黑娃后来的偷情和风起云涌的革命，如果心性高贵的黑娃能看惯黄地主的舔碗行径，那么主仆之间的深情厚谊可能就不会中断。

白嘉轩对长工的仁义、对乡约精神的坚守让他成为中国文学长廊中的“这一个”。陈忠实借鹿子霖之口说：“白鹿原上怕是再也寻不出第二个白嘉轩了”21。这个人物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族长，一个黄土地上土生土长实实在在的男人。白嘉轩身先士卒，勤劳致富，待长工如家人，视权贵为路人，力图教子有方，尤其梦想用仁义道德感化附近乡邻，用耕读传家维护纲常名教和承续乡村精神。这种表现颠覆了长期以来我们在文艺作品中司空见惯的乡村人物形象。

作家冲破束缚，书写了白嘉轩在革命大潮中的切身体验。开始他并不理解革命，将参加革命的小女白灵赶出白家，后来认识到这黑暗的一切实在需要大改变了，他也帮助负伤的游击队员……这个保守的乡绅，也在历史的洪流中不断修正和改变着自己的态度，靠近革命、支持革命，他的选择和改变不正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中国群众的改变和选择吗？陈忠实对中国近现代民族历史是有深刻反思的。“白嘉轩所代表的是一个应当早就退出历史舞台的阶级，但随着这个階级的被推翻，他们的不少道德、思想、哲学主张等却显示了确定无疑的价值。这种价值与其说是属于封建阶级的，不如说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22知命达观，半隐半显，适度富裕悠闲，再兵荒马乱内心亦是波澜不惊，白嘉轩的人生就是这样。他读书不多，却从日常生活的诸多单一性事件中超脱出来，格物致知进入一种对生活和人性的规律性思考，逐步接近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

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习惯再现历史社会内容，从社会发展规律和矛盾冲突的高度审视民族的昨天和当下。选择怎样的新叙事方式展示作家所能意识到的历史和现实内容，抒写独特的生命体验，除了语言、结构、细节等之外，围绕土地和人格观念刻画主要人物如不同类型地主的老谋深算和关键时刻的狰狞面容，作家陈忠实在叙述过程中给予了足够重视。白嘉轩为了自家利益巧夺宝地并非光明正大;冷酷以至于不让最疼爱的女儿外出读书投身革命甚至断绝父女关系;不讲科学，用迷信对待瘟疫以致仙草染病身亡;维护封建道统，逼死小娥，自身沦为传统伦理压抑摧残人性的工具;顾面子，让孝义媳妇借种生子等，这都是礼教儒学虚伪的一面。郭举人得知受到侮辱时也露出狰狞面目，并对黑娃实话实说：“处治你还不跟蹭死一只臭虫一样容易？”23并派侄子趁夜想将其不露痕迹地杀害，所幸黑娃识破阴谋并顺利逃脱了。

白嘉轩、鹿子霖的独特性在于白嘉轩是族长，代表族权;而鹿子霖是乡约，是乡村政权的代表。占有多少土地并非举足轻重，享有族权让白嘉轩堂而皇之地惩戒小娥、狗蛋、孝文等乡村传统的背叛者，自家获得免征权。贪婪而又急功近利的鹿子霖逐步看开了土地和房子这些外在累赘，依靠乡约的制服和威权，嫖宿模样标致的民间女子，干儿子数不清，免征地亩税并且把壮丁名额变成商品盈利，逍遥自在。冷先生极力想和白鹿两家联姻，就是因为“无论鹿家，无论白家，要是得罪任何一家，他都难得在这个镇子上立足”24，这自然是权势和财富结合的威力，无关乎土地的数量和质量。

三

《白鹿原》在对土地深情书写的同时肯定了农协和土地革命，客观地展现了历史。1927年1月成立的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代行省政府职能，国共合作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空前高涨。至同年6月，全陕由共产党领导的农协普及全省60县，会员达50万人，农民自卫武装超过了10万人。25小说中的情节描写与历史事实吻合印证。农协领袖贺家坊贺老大行端坐正，视死如归;农协铡了欺男霸女的老和尚和碗客郑克恭大快人心;农协对原上的“恶绅村盖子”和一般绅士区别对待;农协揭露总乡约田福贤和其他各乡约如鹿子霖等温和亲民之下的贪腐，证据清楚，群情激愤;原上的农民运动和农协活动等都基本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土地革命的目的是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土地权属问题并调动其参与革命。黑娃和初期的鹿兆鹏还不是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者。从小说叙述的情景来看，“打土豪分田地”从而解决诸如像李寡妇那样贫苦农民依托的决定性策略还尚未在白鹿原大地上全面展开。

作品中白鹿原早期革命尚未接触到群众最关心的土地权问题，不断进行的外围改革有足够的震撼，但没有触及根本利益，目标零散，没有提出或者严格贯彻一个科学系统的纲领。解决白鹿原贫苦农民的土地权属是阶级斗争白热化的导火索，财东乡绅占据着土地，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国民党的反扑就开始了。田福贤等贪官污吏尚未得到惩罚，农协计划中的土地分配未及开始，“四一二”政变发生，田福贤的“斩草除根”就异常凶猛残酷地上演了。农协在成立初期斗恶霸村盖子劣绅是当时普遍的做法。白鹿原以及关中各地农协类似事件均有正史记载。白鹿原革命者“闹农协”的事实描述说明陈忠实是在认真总结提炼历史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

白鹿原早期革命在实践中处于探索阶段，领导者心理容易被形势左右，甚至随波逐流。我们能深切体会到黑娃的无奈和茫然：“我们建立了农协得办点大事，人家说我们农协剪纂儿拆裹脚光能欺负女人！”鹿兆鹏总结启发说：“问题的关键是群众信服不信服我们……我们还得进一步干出群众更需要干的事来。”26小说中革命的形式和组织架构符合要求，互称同志也没有问题;讲习班再难招收学员也终于成立开张不断扩大;第一批重点发展的十个村子中也有九个成立了村级农协，但早期革命的不成熟和盲动则源自后续行动没有抓住土地权这个命脉。三十六兄弟商量到最后的一致意见竟然是把三官庙那位年逾六旬的骚棒老和尚捆绑示众。在鹿兆鹏的带领下，革命运动以铡刀铡人手段让软瘫如泥的老和尚知错但没有机会改正了。原来商定撵走老和尚、把三官庙的官地分给佃农的决议刚接触到土地权属问题，形势就一度难以控制，土地权问题再次搁浅，最终事与愿违。

1925年至1927年，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重要性。1923年澎湃在海陆丰地区、1925年毛泽东在湖南、韦拔群在右江掀开中国农民运动新篇章。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从古到今，谁能够解决农民问题，谁就能控制农村，治理中国，实现长治久安。毛泽东1933年在长期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符合实际的消灭地主、削弱富农的策略;1934年提出了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的土地革命路线。正确路线的执行是保证土地革命斗争胜利发展的关键，是苏维埃政权对于农村的具体政策的基础。1934年的陕西土地革命轰轰烈烈，“凡豪绅地主所有之土地一律无代价的没收之”“凡祠堂、庙宇、祖积、公积之土地及一切公产官地一律没收之”“丈量、登记、分配土地;镇压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27，真正严格地将土地利益落实在贫苦农民身上，劳苦农民深感腊月梅花开，挺胸抬头腰杆伸直了。

小说中黑娃缺乏的正是这些科学理论，在实践中不断陷入困境。一个组织内不会是铁板一块，需要不断锤炼打造，犹如不断淬火是让好钢炼成的唯一可靠途径。兆鹏、黑娃在组织农运时自有认识和体会，当田福贤反扑回来时，自扇耳光的农运分子痛哭流涕承认错误者不在少数。成立初期的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的曲折历程中不断汲取教训，在科学理论的指导和崇高理想的鼓舞下从一个个根据地开始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土地权问题，星火燎原，才最终赢得了全国胜利。

四

以依恋依赖守土离土为视角，陈忠实的土地书写蕴含着人物情感和文化的纠结。土地提供农耕文明下人们的基本生活来源，白嘉轩们对土地的深情依恋是重农抑商和儒家文化的体现。上述四种人物的离土走向也是在不同文化取向和情感纠结下的选择。《白鹿原》中土地的情感书写是紧贴社会和历史背景的真实呈现，人物命运与土地息息相关，是对以往现实主义文学的超越。

土地问题是陈忠实选择穿透展现历史的视角之一。“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角度。”28路遥、贾平凹同为农裔出身的陕西作家，其作品中的土地叙事都是历史厚度和主旨意趣表达不可或缺的元素。同样地，陈忠实紧贴历史和现实完成的《白鹿原》表明只有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革命成功社会进步才有可能。黑娃在白鹿原上开展的“风搅雪”式的革命也只是对不合理现象的报复，不计后果缺乏理论支撑，思想的空虚和迷茫始终存在。传统儒家文化虽然把他改造成一个知书达礼学为好人的谦谦君子，但并没有给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出路。文化上的落寞和孤单无依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提不起精神的诱因，但问题的最终实质却是对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茫然无知。陈忠实笔下的白嘉轩再仁义也不能否认并撕掉他的地主标签，除非一开始就像小说结尾那样把大多数土地撂给穷人耕种。托尔斯泰笔下的聂赫留朵夫曾坚信土地私有是不符合正义原则的，但除了土地没有其他生活资料，无法维持奢侈生活，怎能说放弃就放弃？把土地无偿分给农民只是主人公年轻时图慕虚荣想一鸣惊人的欲望，实践中无法当真。文学的表现形式是在观察和描摹基础上的表达和体验，本质是基于社会进步意义上的批判。《复活》能成为俄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就是因为通过长篇小说这种特殊形式，诚实的托尔斯泰完成了对社会的观察和批判。

陈忠实围绕农民和土地问题的书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抓住农民问题，解决了土地与农民之间的权属问题，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革命才会取得全面成功。从这一角度看，《白鹿原》的文学书写作为历史真实写照才铸就经典，意味隽永。在人生最紧要的关头，一种先进理论的武装足以成为信念信仰。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29土地革命的正确理论和科学实践在小说文本和革命实践中是举足轻重的，土地已经不仅是同个人利益相关的资产，它更关乎着整个乡村现有社会经济秩序均衡和国家公共空间的合理化。打土豪，分田地，白鹿原早期革命没有旗帜鲜明地提出和贯彻这一原则，也就没有真正聚焦群眾利益。在土地文学叙事中，问题的症结始终相同，即土地私人占有越加剧，矛盾越尖锐，社会也就越衰退;土地只有回到农民手里，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才能适配，从而推动历史进步。在小说结尾，横征暴敛的民国政府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耕种权和生存权，“联系政府和百姓之间的唯一一条纽带只剩下了仇恨”30。日子过不下去的穷苦百姓投身革命，遍布白鹿原的共产党人回应了农民对土地的迫切需求，赢得了民心。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转入战略决战阶段后，人民解放军横扫西北大地，无以计数的村村寨寨提供了支前粮食，还是这片热土不遗余力地支持着老百姓自己的部队。解放西安时先遣支队没有遇到敌人像样的抵抗，“一个强大的王朝临到覆灭时竟然如此不堪一击”31，《白鹿原》以如椽巨笔客观再现了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的强大力量和丰功伟绩。

文学中的土地问题书写亦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合力之一。马克思主义历史合力论认为经济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但不是唯一的力量，政治文化法律甚至是个人意志、文学的创造性书写等，都会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在冷静开阔、宏大澄明的视野中，丰富多彩的《白鹿原》画卷在对历史的深邃穿透和客观展现中关注人和人性，通过书写土地情感的依恋和依赖，达到生命体验的高度和民族秘史的探寻。

注释：

①③④⑤⑧⑨1112131617181920212324263031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第29页，第20页，第21页，第46页，第48页，第242页，第38页，第573页，第542页，第498页，第29页，第121页，第107页，第205页，第119页，第96页，第180页，第504页，第561页。

②张志昌：《文化传统与家国情怀的审视——以陈忠实及其<白鹿原>为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35页。

⑥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⑦[法]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4页。

⑩吴俊范：《<上海文学>小说与城市文化心态的真实》，《都市文化研究》2014年第1期。

14陈忠实：《陈忠实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61页。

15雷达：《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

22费秉勋：《谈白嘉轩》，《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

25周文琪、褚良如：《全陕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简介》，《历史教学》1983年第5期。

27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商洛地委党史研究室：《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史略》，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33页。

28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2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作者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蒋林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