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

摘要：当下时代，很多中国家长以爱之名而过度地介入到孩子的成长教育过程之中。他们那毫无理性甚至令人窒息的关怀，不仅给整个教育事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而且也正无形中戕害着自己的孩子。刘庆邦的长篇小说《家长》，便是这样一部聚焦当下时代家庭教育与青少年成长的作品。小说借助于一个家庭教育彻底失败的人生个案，表达了因父母个体独立人格的严重缺失而最终导致的一场关于家庭和孩子的人生悲剧。

关键词：刘庆邦;《家长》;家庭教育;独立人格

众所周知，刘庆邦是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写作领域的一个高手。但在晚近一个时期，我们却注意到，在没有放弃短篇小说创作的同时，作家更是把主要的精力转向了长篇小说的写作。《遍地月光》《黄泥地》《黑白男女》等，均在业内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这一次，在《家长》①中，这位一贯擅长于书写表现乡村和煤矿生活的实力派作家，却把自己的关注视野初始投向了家庭教育与青少年成长领域，写出了一部聚焦家庭教育失败的悲剧作品。

既然小说被命名为“家长”，那就不仅得首先有一个具体的家庭存在，而且这个家庭里也还必须有正处于成长阶段的孩子才行。实际上，小说中承载故事的这个家庭，也不过是当下时代司空见惯的三口之家。尽管小说的主体故事情节发生在一个名叫阳贝的城市里，但在小说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三口之家却还留在一个名叫何赵庄的乡村里。因为家里的男主人何怀礼在阳贝市当煤矿工人常年不在家的缘故，家里长期厮守在一起生活的，其实只有身为母亲的王国慧，和他们俩的独生子何新成母子二人。事实上，虽然时间不长，这个三口之家就以农转非的方式从何赵庄搬迁进了阳贝市，何怀礼也就和妻儿生活在了一起，但或许与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理家观念有关，或许只是出于刘庆邦个人一己的艺术考量，身为父亲的何怀礼，始终都没有能够成为作家聚焦的主要人物。自始至终一直处于聚焦中心的，实际上只有王国慧和何新成他们母子二人。也因此，倘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刘庆邦的《家长》看作是一部旨在书写表达“家庭战争”的长篇小说的话，那么，这场战争的对阵双方，从始至终也都是王国慧和何新成。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不妨把这部《家长》干脆称之为“两个人的战争”。

虽然刘庆邦在小说中并没有具体交代故事的起止时间，但根据故事情节的内容，我们却不难做出判断，故事的起始时间应该是1980年代后期，这个时候的乡村不仅早已经包产到户，而且从国家层面上看，高考制度的被恢复也已经很是有一些年头了。等到故事结束的时候，时间就应该是21世纪之初了。做出如此一种判断所依据的标志性细节，就是手机不仅已经出现，而且还进入到了如同王国慧这样的寻常百姓家。唯其因为手机已经相對普及，所以才会出现麻玉华费尽心机向婆婆王国慧索要手机这样的一种小说细节。与此同时，我们也得注意到，何新成精神病的发作，是在他刚刚就读高中一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依照中国的教育体制，正常情况下，就读高中一年级的何新成的年龄，应该是十六七岁的样子。假若我们认定何新成发病的时间是2003年，那么，他的出生时间，就应该是1987年。也因此，尽管具体的故事起止时间肯定无法确定，但我们的推断却也毫无疑问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事实上，也只有在对小说中的时间安排做出这样一种理解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够理解身为母亲的王国慧为什么会那样“望子成龙”地迫切希望儿子何新成有朝一日成为大学生。

说到底，王国慧之所以会如此这般地“望子成龙”心切，恐怕与两种心结紧密相关。其一，从广义的社会心理层面上说，由于中国有着极其深厚的家族文化传统，由于“祖先崇拜”与“光宗耀祖”心理的普遍存在，包括王国慧在内的国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一点是，这些人往往都会把自己没有能力或机会实现的人生理想，毫无道理地强加到孩子身上。其二，从相对狭隘的个人生存经验来说，王国慧在求学的道路上曾经严重受挫。因为曾经那么喜欢上学的自己的学业被人为阻断，所以一直到已经成家立业之后，王国慧只要一想起当年的事情来，内心里都不仅会隐隐作痛，而且还会对爹娘抱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怨恨心理。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王国慧内心深处有着这样一种可谓是根深蒂固的精神创伤，所以从一种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出发，她才会紧紧抓住儿子何新成的学习毫不放松。为了能够保证何新成的学业，王国慧自己甚至患了胆结石都不舍得去好好治疗一番，潜藏在她内心深处的那种“望子成龙”心结其实才是压在王国慧心上的“石头”。

小说中，围绕何新成不同阶段的学习生活，家长（当然主要是王国慧，但何怀礼也会偶尔被卷进来）和何新成之间曾经先后发生过四次比较大的矛盾冲突。其中第一次，就发生在何赵庄的时候。这一次冲突的焦点问题，是学习成绩排名第一的何新成，竟然没有成为班里的“三好学生”。何新成的学习问题，之所以总是会引起王国慧的强烈焦虑，与他们这个三口之家的实际情况有关：“新成从出生到现在，都是她一个人带。虽说他们的家庭不是单亲家庭，因新成的爸爸常年不在家，跟单亲家庭也差不多。学校开家长会，都是王国慧去。问起何新成的家长是谁，也只能是王国慧。”既然是家长，就必须尽到家长的责任：“县有县长，乡有乡长，校有校长，每个家庭也都有家长。各长有各长的责任，家长当然也有家长的责任。王国慧是一位极负责任的家长，她不等不靠，一个人把家长的责任全部担负起来。”尽管小说中曾经明确交代说王国慧所负的家长责任，不仅也如同“三好”一样包括三个方面，而且还把身体好放到了第一位，但其实，只要认真地读过《家长》这部长篇小说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王国慧一直把儿子的学习放在第一位：“在学习上，她上来就给儿子确定了一个远大目标，将来一定要让儿子读大学，成为一名大学生。”正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想实现这样一个远大目标，就必须从新成一开始上学的时候抓起。何新成的一次落选“三好学生”，便会引起王国慧“如临大敌”一般的高度警觉，根本原因正在于此。为了改变何新成没有被评选为“三好学生”的既成事实，王国慧在亲自出面去找班主任何怀山沟通无果的情况下，一方面不惜动用身为村主任的公爹手中的权力加以干预，另一方面主动前往何怀山家送礼游说。如此这般双管齐下，结果自然就是使“三好学生”的称号如愿以偿地再度回到了何新成这里。

第一次冲突结束不久，王国慧的命运就因为丈夫何怀礼而获得了一次不期然的改变机会：“王国慧和儿子何新成的户口要从农业户口转成非农业户口，从农民转成非农民。”“丈夫解释说，这是全国煤矿的一项政策，矿工在井下干够一定年限，他们的老婆孩子就可以把户口迁到矿上，就可以解决矿工和家人长期两地分居的问题。这项政策的名字简称农转非。”但为自己和家人命运的被改变而一时兴奋不已的王国慧，却根本就没有料想到，“农转非”容易，何新成的转学却困难重重。为了能够让何新成顺利转学，一向心高气傲的王国慧，曾经数次低三下四地去央求金泉矿小学的教导处张主任。到最后，还是何怀礼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在给张主任送了一沓子人民币之后，何新成转学插班的事情方才算是彻底完成。但也就在何新成转学的同时，王国慧的身孕也成为了一个焦点问题。事实上，围绕王国慧第二胎身孕的书写，刘庆邦取得的，可谓是一石二鸟的艺术效果。其一，折射了何新成神经失常后，王国慧和何怀礼夫妻俩的凄凉处境。倘若这个时候的二胎能够生下来，何新成的神经失常对他们打击的严重程度，肯定会有所缓解。其二，由于王国慧的被迫流产，何怀礼的情绪一时糟糕透顶。这样，也就引出了他对那只小花猫的虐待：“何怀礼的心情之所以如此糟糕，缘于第二个孩子的失去。刚和王国慧结婚时，他以为他们会生三到四个孩子。”“可是可是，真他妈的不像话，眼看他老婆的肚皮越鼓越高，眼看老婆肚子里的孩子越长越大，人家却不让他们要了。”然而，面对着所谓的“计划生育国策”，何怀礼却不知道应该最终把这笔账算到谁的头上去。也就在这个时候，那只无辜的小花猫，因为不小心偷吃了一点猪肉松而成为了何怀礼的迁怒和发泄对象：“这会儿好了，他终于找到了算账的对象了，这个对象不是人，是那只猫，那只该死的猫。他当初就反对儿子把猫带到矿上来，猫果然是一个让人讨厌的坏东西。竟敢偷吃他给老婆买的肉松，这不是找死是什么！”眼看着自己的好朋友小花猫就要大祸临头，何新成虽然也像小花猫一样在发抖，但却不能不发声替小花猫向爸爸求情，希望何怀礼能够原谅他的好朋友。没想到，何怀礼面对儿子的求情却不仅置之不理，而且还特别残忍地把小花猫从四楼扔了下去。

小花猫的如此一种悲惨遭遇，所引发出的，便是何新成转学后在校园里遭受的各种委屈：“何新成的委屈先是在校园里受到了歧视和欺负，他的委屈还一直没有在家里表现出来。现在爸爸残忍地扔掉了他心愛的小花猫，使旧的委屈上增添了新的委屈，两个委屈加在一起，终于超出了他对委屈的忍受能力，他再也忍不住了。”归根到底，何新成之所以会如此这般地眷恋这只小花猫，乃因为它是何新成进城后唯一的精神慰藉所在：“小花猫虽然不是一个人，但他对小花猫比任何人都觉得亲密。包括生他养他的妈妈。”“他和小花猫之间的联系是感情的联系，也是心和心之间的联系。如果说新成和小花猫之间有一根纽带的话，那就是情感和心灵的纽带。扯断这根纽带，难免使新成的情感和心灵都会带出血来。”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认识到，从乡村到城市，对于还只是一位小学生的何新成来说，要完成心理的转换，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乡村与城市之间客观上存在着的文明落差之外，更有来自于城里的同学比如华阳虎的人格侮辱。那一声又一声的“土鳖”称呼，对何新成的心理世界自然会形成极强烈的刺激。在何赵庄的时候，何新成的学习成绩很好，再加上爷爷是村里的主任，班主任又是自家的堂叔，所以拥有着某种莫名的优越感。但“到了金泉矿小学就不一样了，可以说他的地位一落千丈。土鳖的外号像是把他和别的同学区别开了，他怎么也融入不到同学的群体之中。”关键问题还在于，这个时候的何新成，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有什么话都会和妈妈讲的小学生了。进入阳贝市之后的何新成，已经开始学会了自我压抑：“何新成想跟妈妈说，这里的同学看不起他，瞎给他起难听的外号，但他没有说。他已经有了自尊心，并开始学会了自己压抑自己。”既然没有正常的渠道交流宣泄，何新成的所有苦闷都只能憋在肚子里。值此特殊的时刻，那只小花猫的存在对何新成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在连同和自己一向最亲近的母亲王国慧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心理问题需要解决的的时候，这只来自于何赵庄的小花猫，也就在有意无意之间成为了何新成最大的情感慰藉之所在。唯其因为小花猫对正处于心理转换过程中的何新成有着如此重要的意义，所以它的失去带给他的，才会是一种“撕裂般的痛感”。

等到第三次冲突发生的时候，何新成已经是矿中的一名初中生了。这个时候，由于王国慧的乖巧伶俐与善于钻营，他们家的情况也已经今非昔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先是王国慧自己，不仅参加了工作，而且还成为了居委会的副主任，级别上升到了所谓的副科级。然后是何怀礼，不仅不再需要以采煤队副队长的身份下井作业，而且还被调到矿上的调度室当了副主任。与此同时，他们家的住房条件也有了明显的改善。由于从一居室变成了两居室，所以何新成也就拥有了自己的独立卧室和独立空间。但就在一切看上去都已经走上正规，都越来越好的时候，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何新成，却遭遇了一次初恋带来的情感危机。何新成出现情感危机的信息，最早是由班主任邹老师在电话里传递给王国慧的：“一个人的情感跟一个人的注意力和学习成绩肯定是联系在一起的，我注意到了，何新成同学最近在上课时精力不够集中，你看着他是在听课，眼睛也看着黑板，但他的目光是散的，走神儿不知走到哪里去了。他的作业也不如以前做得认真，不该错的题他却做错了，学习成绩出现了下滑的趋势。”邹老师之所以要打这个电话，就是要和家长王国慧联手，一起把何新成的这次情感波动掐灭在萌芽阶段。按照她们俩见面后邹老师的介绍，何新成的这次情感波动的对象，是和他一起考入矿中的小学同学周丽娟：“那个女同学叫周丽娟，她是与何新成一起考入我们矿中的。据同学们反映，他们两个互相写纸条，互相赠银杏叶子，叶子上还画了心的形状。他们两个一块儿上街，何新成给周丽娟买冰激凌，周丽娟请何新成吃麻辣烫。一进教室，他们两个老是互相看，一会儿看不见对方，似乎就有些不安，站也站不稳，坐也坐不牢。这样的心态，怎么能不耽误学习呢！”却原来，事情的起因来自于周丽娟满含温情的目光：“光照在他脸上，他明显感觉出自己的脸有些发热。那种光又像是太阳的光，但却比阳光的照射温柔一些。”出于投桃报李的缘故，自然周丽娟已经主动示好，那何新成的情感回馈也就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问题的关键是，由于他们还只是少不更事的初中生，更由于学校对于他们的情感萌动持有坚决的反对态度，所以他们的情感只能处于隐秘状态。但即使如此，纸里也终归还是包不住火：“然而，他们的爱恋虽说是节制的，内敛的，含蓄的，并没有热火朝天，惊天动地，可他们的眼神儿互动和秘密传递还是被同学们发现了。”一旦被同学发现并报告给老师，何新成就知道一场冲突的发生肯定在所难免。因为王国慧很早就给何新成确立了一定要读大学的远大目标，所以，“在此期间，妈妈不允许有任何事情干扰他的学习，干扰他的远大目标的实现。”事实上，也正如何新成预料到的，在获知儿子陷入情感波动的信息之后，对谈话方式早已轻车熟路的家长王国慧，果然还是采取了这种方式，以便及时地阻止他这段过早出现的恋情。但王国慧根本不知道，她所习惯采用的这种谈话方式，早已被何新成所深深地反感和厌弃了：“妈妈既然要跟他谈话，立即谈就是了。妈妈真有绝的，还要他思想上先有个准备，明天再跟他谈。看来妈妈最好不要当官，妈妈只是当了一个比芝麻还小的小官，就这么会折磨人。他不懂妈妈使用的这叫什么办法，这个办法只能使他倍感压抑。是的，倍感压抑。在一次班会上，有个同学把压抑说成了‘压样，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现在他确实感到了‘压样，却一点儿都笑不出来。”尽管在这里刘庆邦穿插了一个从“压抑”到“压样”的小幽默，但我们却如同那位忧心忡忡的何新成一样，无论如何都笑不出来。一方面因为何新成对王国慧一贯行之有效的谈话方式形成了某种抵触的对抗心理，或者干脆说就是一种不无激烈的逆反心理，另一方面更因为王国慧对何新成的情感波动采取了生硬的打压方式，所以，这一次王国慧的谈话并没有取得预料中的理想效果。也因此，当王国慧最后追问何新成是否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是否回心转意的时候，何新成给出的，竟然是：“实话告诉你，什么大学不大学，我根本不感兴趣！你不要再逼我！”身为家长的王国慧，所有努力的方向，都是为了能够让何新成上大学。没想到，何新成却偏偏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撂了挑子，表示自己对所谓的上大学已经没有什么兴趣。既如此，何新成此举对王国慧形成的强烈刺激也就可想而知：“王国慧煞费苦心地跟何新成谈了半天，收到的就是这样的效果。何新成的话让王国慧吃惊不小，这是平地起风雷吗？这是夏天下雹子吗？这是有人拿棍棒击打她的头吗？这是有人往她心口上捅刀子吗？一瞬间，王国慧心里五味杂陈，百味杂陈，什么味都有，又什么味都没有。她的头有些蒙了，她的心在滴血。”正因为何新成对王国慧习以为常的谈话方式拒不接受，所以王国慧这一次的努力才可以说并没有奏效。

到最后，问题的解决，还是依托了周丽娟的被转学。由于周丽娟的家长更加神通广大，同样反对女儿过早涉足恋爱的他们，很快就通过关系把周丽娟转学到了另外一所学校。周丽娟的突然离开，对何新成精神世界的刺激，同样非常强烈。为此，一度灰心丧气的他，曾经“在床上蒙头蒙脑地睡了一天，没有去教室上课，连饭都没吃。”但何新成某种莫名其妙的学习勇气，也正是在经受了这一事件后，被激发出来的：“不错，周丽娟转走了，他失恋了。他没有因失恋而消沉，而颓废，而自暴自弃。如邹老师所说，他振作起来了。他的振作有些发狠，有些跟自己过不去，甚至有一些自虐的性质。”请一定不能轻易忽略“自虐”二字，当一个学生的学习竟然达到“自虐”程度的时候，距离最终的崩溃，其实也就不远了。只可惜，连同这个时候的何新成自己，也都根本不明白这个道理。关键在于，一直到这个时候，何新成都不仅没有能够忘掉周丽娟，而且在很多时候，周丽娟还变成了他发奋学习的动力所在：“更重要和更关键的是，何新成没有忘记周丽娟，没有把周丽娟放下来，周丽娟才是他发奋学习的真正动力。周丽娟虽说转到了别的学校，但周丽娟并没有离开这个城市，更没有离开地球，周丽娟肯定还存在着。”“何新成还相信，周丽娟的目标也是上大学。那好吧，让我们共同努力，大学里面再相会。”情感动力的力量是巨大的。毫无疑问，正是在如此一种情感的强力支撑下，何新成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紧张的学习生活中，并最终中考成功，如愿以偿地考入了阳贝市最好的一所重点高中。因为这所重点高中的大学录取率竟然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左右，所以能够进入这所高中，也就等于一条腿已经迈进了大学的门槛。

但是，且慢，就在王国慧为何新成的这些变化而欣喜若狂的时候，她根本就没有预料到还会有更大灾难降临到这个看似越来越完满的三口之家。我们注意到，就在上一次冲突快要结束的时候，一时恼羞成怒的王国慧，曾经诅咒不听话的何新成精神上出现问题：“正在气头上的王国慧接着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她若干年后一想起来就后悔不已，陷入深深的自责。她说，何新成，你这样说话，我只能理解为你精神上出了问题，我们要把你送到精神病医院去强制性治疗。”那个时候的王国慧，肯定想不到，没过多长时间，自己的诅咒竟然就一语成谶地变成了可怕的现实。只不过，到这一次冲突发生的时候，作为对阵一方的何新成，已经是溃不成军了。这一次，对何新成的原本就已十分脆弱的精神世界构成致命一击的，是一个名叫杨展平的女同学。杨展平，是班里一名因多才多艺而特别自负的女学生，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她在班里不负责学习，不负责体育，也不负责卫生，只负责掐尖儿，谁的学习好，谁长得帅，谁是班里的尖子，她就掐谁。”非常不幸的一点是，好起哄的同学们，竟然把一贯低调内敛的何新成推上了前台，好让杨展平去掐一掐。关键的问题是，杨展平到头来，却又竟然不屑于去掐何新成。原因何在呢？同样用杨展平的话来表达，就是：“我才不会掐他呢，我怕沾我一手奶油。”所谓“奶油”，就是奶油小生的意思，意指男性的性格偏柔，缺少男子汉必要的阳刚之气。面对杨展平的无端指责，自觉毫无奶油之气的何新成，便一定要想方设法在同学们面前塑造自己一副非奶油的男子汉形象。这样也就有了他和一位男同学的当众冲突，以及这场冲突被班主任夏老师发现后的及时制止。但恐怕连夏老师都想不到，这次冲突被制止的结果，竟然是何新成精神世界的彻底崩溃：“何新成的精神受到的刺激是叠加的，越加越多，越加越重，他的精神就到了崩溃的边缘。”受到强烈刺激的何新成，这天晚上做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梦：“不管什么梦，都是精神性的。但精神性的梦和物质性的身体是有联系的，都是从人的身体里生发出来。别看人的梦无边无际，虚无缥缈，颇有些灵魂放飞的意思，但有些梦也会反作用于人的身体。恰恰因为何新成的梦把何新成的身体带动了，并造成了梦遗，才对何新成精神的崩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具体来说，杨展平的刺激，再加上此前他曾经偷看过的“生活片”经历，以及青春期的荷尔蒙激素，叠加在一起发生作用的结果，就是他频繁不断地设法向体外排出精液。借用大家都熟悉的一个文学典故来说明，这个时候的何新成，就极类似于《红楼梦》中的那个贾瑞。由于长期处于不断泻精的状态之中，所以出现在王国慧面前的何新成，才会是那样一种特别不堪的形貌状况：“何新成的眼珠正像断了电的灯泡儿一样，只剩下眼珠，光彩全无。何新成的眼泡是肿胀的，眼角黏附着一些黄色的分泌物。何新成头发蓬乱，脸色发黄，瘦得已脱了相。”到这个时候，且不要说考大学，罹患了精神病的何新成，到底能不能把生命正常地维持下去，也都成了家长王国慧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正如你已经知道的，由于何新成的突然患病，王国慧他们这个三口之家的日常生存，便每况愈下，开始日益走向衰败。先是，王国慧听从亲戚朋友的建议，为了医治何新成的精神病，想方设法为他找了一个名叫麻玉华的农村姑娘结了婚。没想到，结婚后的何新成，在精神病有所遏制的情况下，却形成了一种对媳妇麻玉华百依百顺的习惯。到最后，麻玉华因为索要一套房子的欲望未被满足而离家出走。她的离家出走，再次对何新成的精神世界形成了刺激：“何新成的神经再次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他的神经构成了一架古琴的琴弦的话，所有琴弦已被不知名的手弹得万马奔腾，山呼海啸，达到了不能再高的高潮，似乎随时都会断裂。”然而，这个时候的王国慧，或许是因为把全身精力都投入到了那位被命名为“生生”（请一定注意，王国慧之所以要给孙子命名为“生生”，乃因为她在孙子身上寄托了新的人生希望：“如果你们没想好，奶奶给我的宝贝孙子起个名字吧，就叫生如何？生是生产的生，生活的生，也是新生的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王国慧这样说着，从麻玉华怀里抱过小家伙，就生生、生生、生生地叫起来。”从这个名字的诞生过程，我们即不难看到，对儿子何新成已经彻底失望的王国慧，再度把家庭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了孙子“生生”身上）的孙子身上，王国慧并没有留心到何新成精神上异常情况的出现。这样一来，也就导致了小说中最后一场人生悲剧的酿成。那就是，王国慧在一天上午因为接到矿长助理的电话，仅仅只是离开了不大一会儿工夫，等她回来的时候，生生就已经不在儿童车里了。追问何新成，得到的回答竟然是：“你走了以后，他老哭，老哭，烦人！我把他掐死了！”就这样，伴随着孙子生生的被掐死，王国慧已然复苏的人生希望不僅再度彻底毁灭，而且一场家破人亡的泼天大祸也就此最终酿成。

身为家长的王国慧，原本对天资聪颖的儿子何新成抱有极大的希望，希望他能够通过刻苦努力的学习，最终考上大学，以圆自己因过早失学而彻底错失的大学梦。没想到，到头来的最终结果，却不仅是何新成因精神病的罹患而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而且还一失手成为了一名杀人犯。一场家破人亡的悲剧，因了事与愿违，因了结果与动机的悖反而就此彻底酿成。到这个时候，小说一开始就已经被医院确诊的王国慧的胆结石再度发作，只能够通过做手术的方式把胆囊连同结石一起彻底切除。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方才恍然大悟，却原来，刘庆邦关于王国慧胆结石的描写，其实有着不容忽视的象征意义。具体来说，它所象征隐喻的，就是早已潜伏在家长王国慧不合理家庭教育过程中的教育隐患。这一隐患，在潜隐了很多年之后，终于以何新成罹患精神病的方式而最终爆发。关键的问题很显然是，假若说家长王国慧的家庭教育就是一场失败的人生悲剧，那么，悲剧的质点究竟何在？或者说，导致悲剧最终得以酿成的根本原因究竟何在？虽然其他方面的原因也或许都会发生作用，但在我看来，悲剧的主要原因，恐怕在于个体独立人格的根本缺失。具而言之，所谓个体独立人格的根本缺失，也就意味着身为家长的王国慧，在具体实施家庭教育的过程中，只知道一味地“望子成龙”，一味地要求儿子何新成一定要努力学习，却从来都没有把何新成看作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类个体来给予必要的理解和尊重。极端一点，且不要说什么人格的独立，在王国慧心里，儿子何新成在很多时候很可能只是她赖以实现自己错失了的大学梦的一个无生命载体而已。除了能够上大学这一条之外，何新成其他方面的一切情感与精神诉求都是不正当的，都需要加以竭力的打压与排斥。更进一步说，也不是说王国慧就对何新成没有爱，或者说她干脆就不知道应该给予何新成必要的爱，而是说，她只有爱的愿望，却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样去爱。又或者，也可以说，王国慧之所以没有能够把何新成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去对待，关键原因在于，她自己就从来都没有过一种叫做独立人格的东西。要求一个根本不知道独立人格为何物的中国人或者说中国家长，去把自己的孩子看成是拥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去理解和尊重，自然也就只能是不可能的天方夜谭了。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积极倡导“现代启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都已经过去一百年时间了，家长王国慧他们的独立人格何以还没有能够养成？究其根本，王国慧他们独立人格的缺失，只能被看作是以“五四”為标志的中国现代启蒙失败的一种直接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作家刘庆邦在长篇小说《家长》中，借助于一个家庭教育彻底失败的人生个例，所书写表达的，其实也不过是因个体独立人格的严重缺失而最终导致的一场人生悲剧。

注释：

①刘庆邦：《家长》，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