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彬 彭慧媛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小人物的生活、技艺和命运是大历史骨架下的血肉和时代底色。近年来，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家名义牵头组织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合适之处简称“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将身怀绝技和民族精神的“非遗”传承人推向历史的前台，作为文化的守护者和技艺的传承者、民族的文化脊梁进行关注和书写。2006、2008、2011和2014年，国务院先后公布了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372个，按照申报地区或单位进行逐一统计共计3145个子项，涉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3154个。[1]统计数字来源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官网，http://www.ihchina.cn/project#target1。2007、2008、2009、2012和2018年，原文化部先后命名了五批3068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统计数字来源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官网，http://www.ihchina.cn/representative#target1。而“截至2015年底，有近300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去世，在世的传承人中70周岁以上的占到56%”。[3]王学思：《抢救性记录工程就是和时间赛跑》，《中国文化报》2016年9月9日，第8版。“非遗”是活态传承，往往人走艺绝，“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离世常造成“非遗”项目处于濒危甚至消亡状态，因此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抢救性记录工作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原文化部于2013年组织选取了31个国家级项目50名国家级传承人开展了抢救性记录试点工作”，[1]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操作指南》（试行本），2016年7月，第2页。并下发一系列文件推动抢救性记录工程的质量和效果提升。“截至2019年底，已公布的3068名国家级传承人中已去世约500名，已完成抢救性记录的约600名，正在进行抢救性记录的约700名。”[2]田苗：《中欧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记录比较研究初探》（在云南省非遗保护中心的讲座，笔者引自现场课件），2019年12月8日。抢救性记录主要工作任务是口述片、项目实践片、传承教学片等三个文献片和一个综述片的制作。2018和2019年，在国家图书馆分别举办了首届和第二届“年华易老，技忆永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成果展映月”，共展映了56部优秀（含部分合格）综述片。特别是第二届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成果展映月，以“留住老去的年华，抓住盛放的芳华”为主题，通过影像记录，使“艺人的宝贵技艺被留住了，盛开的芳华也被抓住了”。[3]田苗：《易老的年华，盛开的芳华》，《中国文化报》2019年6月13日，第8版。然而在抢救性记录实践工作中，较多综述片质量却不尽如人意，没有完全按照《操作指南》进行拍摄。本文以国家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上播放的三十余部优秀综述片为例，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综述片进行特色探析。

一、地方性与历史性并存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选择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是我们对自我的记忆与解释。”[4]田苗：《易老的年华，盛开的芳华》，《中国文化报》2019年6月13日，第8版。而无论什么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无论什么样的“记忆与解释”，都离不开地方，都具有地方性。学界“将地方性理解为一个地方的长期文化积累和居住于此的人与地方之间建立起的文化认同与情感联系”。“一个地方的地方性由其在整个区域系统中的位置决定，而与子系统中的人群对地方的情感认同和主体意识没有关系，地方性不仅是区位、自然条件的差别，还是全球政治经济的整体格局所造就的。”[5]孙九霞、黄秀波、王学基：《旅游地特色街区的“非地方化”：制度脱嵌视角的解释》，《旅游学刊》2017年第9期，第25页。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李树文等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指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第233页。，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过价值衡量之后的‘传统文化’”[7]苑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标准研究》，《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9年第1期，第135页。。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历史性，尊重传承人就是尊重历史，就是尊重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不同“非遗”项目有各自的生存空间，每个传承人长期居住在一个地方并形成对这个地方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联系。尊重民族语言和方言是对传承人的情感认同，也是对传承人所生活空间的地方文化认同。因此，在对“非遗”传承人的抢救性记录中，传承人用方言或民族语言进行相关内容的表达和阐述，以保持其记录的本真性。在抢救性记录中，学术专员需要对传承人的民族语言或方言进行翻译和解释，然后打出字幕。

从展映的优秀综述片可以看出，传承人基本都是几十年如一日固定生活在一个确定地方的，这个地方是他的故乡或他的第二故乡，即便离开这个地方，乡愁仍在召唤传承人回到故乡，更确切地说，是故乡的传统文化和对故乡土地的爱恋、依恋情感滋养着传承人，使传承人成为地方文化和历史文化的承继者和创造者。而摄像机镜头通过“第三只眼”对地方进行凝视，将观众带入到传承人所在地方的场域中。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将场域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者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1][法]皮 埃 尔•布 迪 厄、[美]华 康 德：《实 践 与 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4页。。传承人生活在地方的客观关系网络中，通过师徒、邻里、朋友关系和家庭情感联系建立起来的场域，将传承人塑造成为时代的坐标和历史的楷模，通过影像将被尊崇为“大师”“国宝”“大国工匠”等称号的传承人的技艺、思想和性格进行人格化塑造，使他们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代言人的身份进入到观众视野中，有助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文化自信。记录安徽省黄山市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中医诊法（张一帖内科疗法）”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李济仁和张舜华夫妇的综述片《一剂值千金》，将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徽州和该地方所孕育的广博、深邃的徽州文化呈现给观众。李济仁和张舜华夫妇及其子女无论身在何处，都烙印着深深的地方性和历史性，也正是这里的地方文化和历史文化将李济仁一家塑造成了中华医学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记录江苏省常州市国家级“非遗”项目“吟诵调（‘常州吟诵’）”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秦德祥的综述片《像古人一样读书》记录了秦德祥对“常州吟诵”的保护、传承和研究。吟诵是中国古人所特有的读书方式，清雅的书院中，一排排正襟危坐的小童跟随手拿戒尺的夫子，陶醉地摇晃着脑袋，用常州方言吟诵着诗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习以为常的历史生活片段，变成了一份行将消失的乡愁记忆，如今这朗朗读书声正随着时代的车轮渐渐远去，更显示出抢救性记录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也显示出传承人群体对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的“特殊感召地位和标志意义”[2]王福州：《定格妙悟 记录独造——中国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述要》，《人民日报》2016年7月21日，第24版。，他们可以使我们不至于迷失前进的方向。“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的关系不再是时间性的，而是空间性的。”[3][美]流心：《自我的他性：当代中国的自我系谱》，常姝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1页。这些综述片所聚焦的城市和乡村空间，可能是破败和凋零的，却是我们真实的现实生活空间。正是在抢救性记录的镜头中，我们读到了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及其消逝的无奈，以及对现实的反思。

二、学术性与完整性并行

综述片主要选取文献片中最具美感、最有代表性的镜头加上其他必要的素材，通过蒙太奇手法剪辑制作而成。而作为抢救性记录工程主要成果的文献片，则强调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这“三价值”是验收工作考查的主要指标。综述片是对抢救性记录工程成果的展示，即主要是对拍摄的文献片内容进行展示和传播，所以综述片必然强调学术性。文献片包括口述片制作、项目实践片制作、传承教学片制作，主要是通过传承人口述、传承人项目实践和传承人传承教学等方式进行资料收集，目的是将“传承人对文化传统的深刻理解与自身掌握的精湛技艺通过数字化多媒体手段全面、真实、系统地记录，保留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为后人传承、研究、宣传、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留下宝贵资料”。[1]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操作指南》（试行本），2016年7月，“说明”，第1页。《操作指南》对文献片的要求是只做基本剪辑，加唱词字幕和提示性题板，不配音乐，不做特效，一般不配画外解说，强调的是抢救性记录的完整性。在文献片基础上加工剪辑而成的综述片，更是强调传承人技艺传承的完整性。又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及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类别，涉及到多学科专业知识和文化知识，专业性强、学术要求高，如文献收集、文献使用和文献整理，访谈内容和访谈技巧，对当地风土人情的了解，都需要学术专员全程把关和指导，还需要全方位、多角度对传承人、社区群众及相关专家学者进行采访和访谈，增强其学术性和完整性，以更好表现以传承人为核心的“非遗”项目的特色和魅力，完整展现“非遗”传承的精彩历程。

与其他纪录片拍摄有着明显不同的是，综述片拍摄需要按照《工作规范》和《操作指南》的要求进行，每个记录项目要配备至少一名学术专员，负责“抢救性记录工程的学术工作，担任口述史访谈的采访人，承担口述文字稿的编辑、审校及文献片、综述片的文案撰写、审片等工作”，并且规定学术专员“应是相关领域的研究专家，且需全程、实际参与与记录工程”。项目研究和文案撰写、采访内容和方式是综述片的灵与魂，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对于抢救性记录任务的完成和质量的高低，学术专员的作用至关重要。毕竟，“非遗”技艺不是传承人生活的全部，学术专员需要从其生活琐事和庞杂的关系网络中去寻找、提炼和组织其生活方式和思想性格。学术专员很多时候是入镜的，但在镜头中不是居高临下，而是如老朋友般与传承人促膝谈心，激发传承人的情感，唤起传承人的记忆，使他把自己的学艺和从艺经历娓娓道来，展现出传承人对“非遗”技艺后继无人的落寞叹息，或技艺在新时代发扬光大的由衷激动和喜悦。学术专员在熟悉传承人所属项目历史源流、发展变迁和传承情况，掌握传承人相关资料信息和传承谱系，了解“非遗”项目所处社会历史习俗与文化背景的基础上，以及在对传承人所属民族及其语言、宗教、习俗、禁忌和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充分尊重的基础上，才能指导拍摄者进行原生记录或情景再现，这其中饱含着对民族文化走向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哲学思考。

学术专员对提高综述片的学术性和完整性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记录辽宁省大洼县国家级“非遗”项目“古渔雁民间故事”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则亭的综述片《候鸟的故事》中，担任学术专员的辽宁大学民俗学教授江帆对刘老讲述“古渔雁”路线和故事的介绍如数家珍，还帮助刘则亭以其收集的一千余件渔雁实物、老照片和文献资料建成古渔雁文化遗产博物馆。记录江苏省常州市国家级“非遗”项目“吟诵调（常州吟诵）”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秦德祥的综述片《像古人一样读书》的学术专员楼益华是秦老的学生，与秦老关系亲密，也了解其生平事业。记录辽宁省锦州市国家级“非遗”项目“医巫闾山满族剪纸”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汪秀霞的综述片《寂寞中的剪刀》的学术专员民俗学家王光研究汪秀霞二十多年。汪秀霞生活在辽宁省锦州市的医巫闾山。深厚的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和萨满文化积淀，世代相传的祭祀典仪、口耳相授的民间传说，和来自不同民族的文化习俗在医巫闾山彼此交融，慢慢汇聚成医巫闾山地区独特的民俗文化。汪秀霞是深谙民俗文化的农村妇女，因对大山深处神灵的信仰，剪出了最传统的满族文化符号。王光认为，汪秀霞的剪法“保留了医巫闾山满族剪纸的最基本的特征和最传统的符号，但又充满了她自己非常强烈而鲜明的个人风格”。[1]《他们鉴证了文明 第15弹 寂寞中的剪刀》，国家图书馆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8D3z4lCgGd 5LT7oKpPh1FQ。正是在王光的介绍中，观众认识到汪秀霞的《山神》《生命树》《牛首树神》《麽麽人》《山神爷爷山神奶奶》《九乳妈妈》等剪纸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她对生命图腾的崇拜、对山林鸟兽的信任与亲近，让观众也感受到来自医巫闾山深处的神秘气息和汪秀霞最质朴、最真诚的情感。如果没有王光的研究和相助，或许汪秀霞仍身在大山无人识。学术专员以自己的学术涵养、对“非遗”传承人的情感和对文化的尊重，通过综述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其传承人全面、深入、完整地呈现给观众，使综述片不仅具有学术性，也像一部介绍“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的“百科全书”。

“非遗”传承人承载的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的重点是“非遗”传承人的技艺展示和通过“对传承人师傅、徒弟、家人、同事、研究者、受众等进行访谈，重点关注传承人的人生经历、个人风格特色、技巧经验，及其背后的民俗背景、文化生态、文化记忆等”。[2]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操作指南》（试行本），2016年7月，第93页。传承人的口述史是一部记录传承人生活的地方和时代的“活历史”。一个“非遗”传承人就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博物馆，虽然多数综述片只有短短30分钟，却要尽可能艺术化、完整地呈现传承人的人生经历和时代的历史文化记忆。综述片的拍摄和剪辑思维方式是以“非遗”传承人为中心而形成环绕在其周围的无数个环圈，每一圈都印刻着一个时代的印记，每一环都归属于不同群体的文化属性，每个环圈又都在各自的轨迹中自转和公转，最后通过剪辑和解说结构成一个故事，将“非遗”项目和“非遗”传承人的核心观念和价值体系完美地呈现给观众，带动观众进入综述片设置的特定场域时空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性，“不是狭义的居住社区，而是指某一种文化遗产存在的方式和其生存的环境，是时间、空间和实践的有机融合。比如中国的‘非遗’项目书法，它是中国古人普遍应用的书写方式，它存在的社区不是一个局部，而是一个国家，它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之一”。[1]转引自马盛德：《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历程、相关问题与对策》（在云南省非遗保护中心的讲座，笔者引自现场课件），2019年7月。“非遗”传承人是社区文化的代表，当社区文化生态良好，“非遗”传承人的价值和作用可能不能被充分认识；而当社区文化生态遭到破坏时，这些“文化偶像”作为遗产承载者，为当代人亲近、读懂并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打开了一扇“时间之门”[2]参见王福州：《定格妙悟 记录独造——中国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述要》，《人民日报》2016年7月21日，第24版。，于是在人们与时代流行文化和消费文化博弈的过程中重构社区文化生态时，他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学术专员以其具有忧患意识的文化自觉，与传承人一起挖掘、整理和呈现传承人背后的生动故事，往往以故事化叙述的方式，在有限时间内尽可能完整地记录传承人的技艺风格、从艺经历及该项目的学术价值，尽可能充分地体现“非遗”项目及其传承人的作用和人格魅力。除此之外，综述片不是无限放大传承人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以其技艺传承为线索，通过学术访谈的方式，通过一个又一个传承故事完整呈现这一技艺及其相关内容，目的是使其在重构行将消失的文化生态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记录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国家级“非遗”项目“四季生产调”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朱小和的综述片《唱出来的百科全书》描述道：从唐朝开始出现的“四季生产调”这部民间文学作品，向哈尼族年复一年地讲述着犁田、耙田、打埂、栽秧、锄草等各种生产劳动技艺与风俗习惯。哈尼族人民在火塘边、餐桌旁或田间地头，一代又一代地讲述四季生产调，已经成为云南省红河州红河县、元阳县、绿春县、金平县、建水县等地哈尼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和虔诚信仰。该综述片展开了“刨根问底”的挖掘采访和“细致入微”的跟踪拍摄，记录团队深入到红河州元阳县攀枝花乡洞浦村、新街镇爱春大鱼塘村、猛弄司署等地，从朱小和生产、生活和工作的环境、技艺水平、传习活动和社会关系等多视角切入，以农历二月昂玛突节叫寨魂、封寨门，农历四月开秧门、祭秧神、叫秧魂，农历六月矻扎扎节祭天神、祭秋千、祭磨秋等为主要内容，展现哈尼族在特定场域空间的特定生产生活方式。综述片中有一个长镜头记录该片学术专员对云南大学马翀伟教授做的关于哈尼族“四季生产调”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其对哈尼族人民生产和生活意义的访谈。该综述片还将古歌文本与现实生活进行不同时空的观照，将四季生产调与哈尼民族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突出体现了哈尼族的文化特色和传统民族文化的“基质本真性”[1]刘魁立：《“非遗”保护要增强民众参与保持本真特质》，https://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NewsID=7735。刘魁立2019年7月在昆明举办的讲座《谈非遗保护与传承》中也谈到“基质本真性”，认为这是一个更侧重历时性的范畴，是一个关心事物自身在演进中的同一性的范畴，是指一事物仍然具有它自身的那种专有属性，是衡量一种事物不是他种事物或者没有蜕变、转化为他种事物的一种规定性尺度。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基质本真性是它的真髓，是它的灵魂，灵魂在，则事项在；灵魂变了，则事物也随之变了；灵魂的消亡意味着事项生命的结束。。这样的记录，使朱小和及“四季生产调”所处的哈尼民族的传统文化生态系统得以较为完整的呈现。

鹰舞是塔吉克人的精神世界，俊朗、淳朴、粗犷的鹰舞，成为塔吉克族人的文化符号。记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国家级“非遗”项目“塔吉克族鹰舞”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库尔班•托合塔西的综述片《雄鹰，翱翔在帕米尔高原》，通过解说词和托合塔西的口述，将他学鹰舞的经历、鹰舞来历的传说、他对儿孙晚辈和乡亲们的传承教学、婚礼人生庆典和每年塔吉克族传统迎春节“肖贡巴哈尔”[2]影片字幕“每年公历3月20日是塔吉克族传统迎春节“肖贡巴哈尔”；严慧，王伟登载在《新疆人文地理》2013年第3期上的论文《来自高原的节日》第100页：“随着时间的推移，塔吉克族将‘肖贡巴哈尔节’定在春天昼夜平分即中国农历节气中的‘春分’这一天”。上的鹰舞聚会、鹰舞特征和意义，和托合塔西日常修鞋和务农的生活，以及乡亲们闲聊对鹰舞的认识等进行了全面完整的记录和介绍，特别是学术专员王泳舸、哈尼克•胡西地里对托合塔西及其大徒弟恰鲜拜的访谈，反映了托合塔西、恰鲜拜和塔吉克族人民对鹰舞的热爱。记录江苏省常州市国家级“非遗”项目“佛教音乐（天宁寺梵呗唱诵）”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松纯长老的综述片《梵音海潮音》中出镜的学术专员对相关人员的访谈有十余人之多，更使之成为一部学术性、完整性俱佳的综述片。

三、艺术性与原生性并举

“非遗”项目既展现现实生活的真，也体现其内容的善和形式的美，传承人抢救性记录需要详细地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在的真、善、美。一方面，综述片通过镜头和剪辑，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人文精神和传承人的人格魅力进行完美呈现。另一方面，因“非遗”项目及其“非遗”传承人生长在我国各民族原生状貌的生活中，因此对其记录也不可能完全是艺术化的，也需要有较多“直接电影”理念[3]20世纪60年代，美国艾尔伯特•梅索斯和大卫•梅索斯兄弟倡导“直接电影”的拍摄理念与方法，强调摄像机镜头要像墙上的苍蝇一样，默默观察着事件的发生，不干涉被记录者的生活以及他自己的所思所想和所感，尽量排除一切对镜头表达意义造成影响的元素，如尽量不使用解说词、配乐、旁白与访谈等。指导下的纪实性镜头。

《操作指南》规定，综述片应在三个文献片的基础上，选取素材中最具美感、最有代表性的镜头加上必要的其他素材剪辑而成，内容包含环境、文化空间、技艺、绝活、师承、传承人口述等，是对传承人及其项目的特色展示，可进行调光、调色、配音、配乐、特效、解说等艺术化处理。影片应有基本的包装，片头片尾、字幕标准及成片生成格式，时长一般为半小时。而在记录团队实际的拍摄实践中，有的高等院校人类学专业学生用“直接电影”拍摄理念和方法剪辑综述片，镜头的信息含量和背后隐含的意义没能最大化地传达给信息接受者，因而没有充分展现综述片所应有的艺术性和人文价值。艺术是美的化身和心灵的滋润，从传播受众心理层面看，“非遗”传播也不能缺少艺术性。

以记录浙江省金华市、江山市国家级“非遗”项目“婺剧”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郑兰香的综述片《江南兰正香》为例，影片开始出现温州的五个远景环境镜头将观众带入到婺剧生存发展的环境空间中。随后，20世纪50年代温州的六个老照片镜头，伴随一个蹦蹦跳跳的小姑娘出现在画面中，情景再现主人公郑兰香的童年生活，紧接着现实生活中的郑兰香出场并与情景再现的镜头交替呈现；影片结尾一组黑白的郑兰香表演和童年生活镜头，配以婺剧背景音乐和解说，“从一个打酱油的小姑娘，成长为中国婺剧的代名词，郑兰香的血脉里，早已浸润了婺剧的生存基因。悠悠兰香，煌煌婺剧，在这如痴的身影和婉转如莺的唱腔中，人们似乎看到了400年古老戏剧正在年轻绽放。婺剧给了我一个梦，我的梦在婺剧里，我是寻梦女，说梦者，又是梦中人，我早已决定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婺剧事业”。该综述片用较低的俯视镜头展现环境空间，用平视镜头情景再现郑兰香的童年生活，用仰视镜头对郑兰香进行采访，三组镜头将该项目和传承人生存的环境空间、历史空间和情感空间清晰地加以展现，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在记录视角的变化中得到体现，将一个犹如兰花般久久散发清香的郑兰香呈现给观众，“非遗”精神也在记录视角的选择和转换中得以彰显和传播。

再如在记录青海省班玛县国家级项目“藏族碉楼营造技艺”国家级传承人果洛折求的《守望碉楼》中，果洛折求老人建造碉楼，每次在动土和采石之前，都要遵循古老的传统，举行仪式向土地神祷告。综述片中，以藏族的背景音乐衬托解说词，以强化其艺术性，“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班玛县也有可能盲目抛弃传统建筑形式与技艺，在追求所谓现代化的过程中，混乱建设迷失地域特色是错误的发展道路。现代社会的发展，也影响到了这里，电子工具的使用，使他切身感觉到了方便，现代化材料也慢慢融入碉楼建筑中了。这使他也很迷茫，到底是坚守还是改变，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老人褶皱的皮肤，和他建造的碉楼一样，都在时间这把刻刀下，留下了深深的印记。静静的重复半辈子一直在做的事情，没有抱怨没有放弃，这正是我们现在人所缺少的工匠精神”。这段解说词，在藏族特有的具有沧桑感的音乐和纯净镜头的配合下，引发我们对这流传久远的民族传统技艺的无限爱恋之情。影片结尾的镜头中，果洛折求老人手指天空、数着佛珠、念着佛经、转着经筒，再次照应着藏族老人果洛折求“守望碉楼”的迷茫与坚守，意境悠远而意味深长，引发我们对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如何前行的思索。

纪录片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并对其进行艺术加工。抢救性记录综述片按照《操作指南》要求加入了较多艺术性的成分，但仍以纪实性镜头为基础，呈现“非遗”项目的原生状貌及“非遗”传承人的原生生活状态，以真实打动受众。记录贵州省黔南苗族布依族自治州国家级项目“水书习俗”国家级传承人潘老平的综述片《文字密码：水书》，就以纪实的镜头语言，记录了水书师潘老平跟随父亲学习水书、独立主持水书习俗活动的仪式过程，将水族的天文历法、宗教、伦理、哲学、生产生活、婚丧嫁娶等文化信息原汁原味地加以呈现。记录湖北省汉川市国家级“非遗”项目“汉川善书”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徐忠德的综述片《善书先生》，则用大量纪实性的镜头语言书写行将消失的说唱曲艺“善书”。汉川善书是自清代中叶流传至今，使用汉川方言进行说唱的曲艺形式。“善书先生”徐忠德面对父老乡亲“讲故事”和“说兼唱”时，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绘声绘色地将自己变成善本中的主角，把对善书的痴、对老伴的爱、对弱者的恻隐和怜悯，讲成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徐忠德半夜为去世的邻居老人送行，在逝者棺木旁唱“善书”，夜深人静并无听众，但仍坚持唱到唱本结束，成为“一个人的表演”。汉川一带传统文化的真实生存状况和父老乡亲们的真实生活，在综述片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与历史镜头中寒风凌厉的冬夜里头发花白的爹爹婆婆们痴迷听书场景形成鲜明对比，令观众叹惋。

抢救性记录工程综述片记录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是各行各业的精英和巨匠，“每一部纪录片都是公共性的生活方式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重要侧面。所以它的意义就更加重大，这才是真正意义的所谓‘宏大叙事’”。[1]刘魁立：《在国家非遗抢救性记录工程结项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7月，笔者现场记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加强各民族优秀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和传承。时代要求我们将传统文化的基因以数字化和多媒体的方式进行传承。综述片充分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复杂的网络性存在状况，使传统文化生活场景真实、生动和整体性地得以情景再现，引导人们投身弘扬中华文化的宏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