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同济大学教授陈琳推出的新著《欣顿与山水诗的生态话语性》立足于文化翻译的理论角度，通过考察欣顿对源文本的剪裁角度及其得失，提炼出规律，寻绎差异性文化内涵的语言和非语言表达方式;同时将现代自然生态的理念与美国社会文化相联系，在辨析概念的基础上，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立论，审视欣顿的译介独钟情于山水类内容的现象及其译本的世界文学性表现形态，提出了“翻译的话语建构性”，从“语言的话语建构性”、“翻译的片面性与操控性”及“翻译的跨文化话语性”三个层面，更新了对于翻译本体的认识，也是迄今为止比较少见的，大胆探讨海外中国古诗词翻译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的力作。

关键词：翻译话语建构;海外中国典籍英译;戴维·欣顿;跨文化传播

作者简介：江岚，美国圣·彼得大学现代与古典语言文学系专聘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学域外英译与传播、海外华文文学。

陈琳教授的翻译研究素以翻译的诗学与文化价值研究知名学界。尤其在诗歌翻译研究领域深耕多年，著述颇丰，成果卓著。其研究秉持描写翻译研究范式，注重挖掘诗歌翻译行为的社会文化功能、翻译诗学价值、文学与文化意义等，体现了其研究的思想深度与学术价值。2019年12月，陈琳教授推出新著《欣顿与山水诗的生态话语性》（浙江大学出版社《中华翻译研究文库》之一）。戴维·欣顿是美国当代最杰出的中国典籍翻译家，陈琳近年来深入探究其古诗词翻译的翻译诗学与文化价值，得成此书，也是迄今为止比较少见的，大胆探讨海外中国古诗词翻译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的学术专著。

回溯中国古典诗歌两百余年在英语世界流播，主要是域外译家与中国古典诗歌相互寻找与发现、认知与接受的过程。是他们一代接一代的不懈努力，让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在异域异族的文化圈层中得以彰显，建构起古典诗歌的域外传播源，其中以美国的译介成果尤为引人瞩目。一批名家的名作逐渐被“经典化”（canonization），不仅为现当代英美文学提供了来自东方诗国的美感经验和创作灵感，也促使中华传统诗学、哲学与思想的元素藉由诗句的承载、传递，为美国社会的多元文化发展增添了新鲜的养分。

随着本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空前进展，得益于现代化网络学术信息的便捷获得，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域外英译成果的再审视逐渐成为显学，比较文学研究、翻译学研究、专门史研究、文化传播学等各领域的国内外学者都屡有涉足。域外译介中国诗歌与典籍的意义与价值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对他们译本质量的评价也有了显著提升，研究视角越来越多样化。但现有的研究成果不论以专题展开或以个案深入，散点式的透视或整体观照，大多集中在二战结束以前的时间段，来不及聚焦二战以后的译家和译著。本书的作者陈琳，则凭借其敏锐的学术眼光和诗词翻译研究的深厚学術积淀，捷足先登，锁定了美国第三代杰出翻译家戴维·欣顿（David Hinton）为研究对象。

全书由八个部分构成，包括绪论、结语和六个章节。绪论开篇追溯了英美20世纪至今中国古诗词的英译活动史及其世界文学进程，继而梳理了翻译史中的“创译”概念，并着重墨明确了“创译”的定义、机制和原则。第一章全面介绍了欣顿的译诗成就，并聚焦欣顿“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的理念，认为其译诗旨在将中国山水诗的生态智慧与文化内涵与西方读者共飨。第二章依托达姆罗什世界文学的椭圆形折射机制，分析了欣顿译山水诗的文化语境，即是以东方道禅生态意蕴的源文化与西方生态哲学的东道文化为两个焦点所折射出的全新空间。第三章进一步对双文化折射在欣顿译诗中所产生的结果进行了论述，并从东方生态智慧与西方荒野哲学的契合点中，生发出了“生态译诗”的创新性概念。第四章佐以丰富的译例，充分讨论了欣顿的翻译对于山水诗的直觉生态智慧和生态审美的阐释与再现。第五章借助“陌生化翻译”机制，对欣顿译诗在形式层面所呈现的“陌生化诗歌翻译特征”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第六章以五位“近禅修道”诗人的山水诗为个案研究，分析了欣顿在处理风格迥异的诗人诗作时所采取的差异化译笔，进一步阐述了译者“创译”的具体表现及其“生态译诗”的效果。在结语部分，作者提出了“翻译的话语建构性”，从“语言的话语建构性”、“翻译的片面性与操控性”及“翻译的跨文化话语性”三个层面，更新了对于翻译本体的认识，并由此具体到欣顿的“生态译诗”行为为山水诗所构建的“生态文化话语”。

立足于文化翻译的理论角度，该著述通过考察欣顿对源文本的剪裁角度及其得失，提炼出规律，寻绎差异性文化内涵的语言和非语言表达方式;同时将现代自然生态的理念与美国社会文化相联系，在辨析概念的基础上，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立论，审视欣顿的译介独钟情于山水类内容的现象及其译本的世界文学性表现形态，审视其来路，解读其理念，“论证古诗词英译文的世界文学性进程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陈琳 36）。宏观方面，该著探讨了美国现代生态文化、哲学生态观与中国传统生态伦理精神的若合符节之处，展现了美国当代译者对中国古诗词的独特价值的阐释的挖掘与阐释，发挥了译作帮助读者重新认识原作价值的作用;微观方面，具体阐述欣顿译本在内容和形式上，如何有意识地承续第二代译家们，进一步丰富域外英译中国山水诗歌特有的，“道禅意蕴的新奇性”（129），并以此巩固美国当代生态诗学的架构，最终抵达了中西方文学文化交流的目标形态：“椭圆折射”——即“经过源文化与东道文化的双折射”（26），中国山水诗歌的英文样貌得以跨越民族语言文化的界限，“兼具异域文学的新奇性与东道文学的本土性、源文化印迹与东道文化特征”（陈琳、林嘉新 144），以突出的“翻译陌生化文学效果”（陈琳 26），赢得美国当代读者和评论界的肯定，并在世界文学的空间里不断被重新阐释、再度扩展，汇成了一股改变“长期以来的东方主义固有思维模式、翻译的衰弱甚至缺席以及西方的文学市场的现状”（王宁10）的积极力量。同时，也印证了谢天振对翻译家的贡献的肯定，“翻译家所做的不是一种简单的技术性的语言转换工作，而是一种赋予一种艺术以另一种面貌，让艺术品在跨越了时代、语言、民族的界限之后继续保持艺术的魅力，让产生于某一民族和国家的艺术能为其它民族和国家、甚至能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共享的创造性工作”（王宁19）。

对欣顿译本进行深入、细致、系统的个案研究，是该著对中国文学域外英译研究领域所作出的最重要贡献，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文化本身的丰富多彩，决定了文化传播方式的多元化、多渠道、多样性。在中国文学域外英译与传播的历史进程中，域外译者主动拣选自己所喜欢的作品进行翻译传介，并“利用自身的交流渠道进行自主交流，去影响对方文化群体中的对应个体或组织，进而加深其对文化交流的关注和理解（孙继成 5）”。也就是说，每一位个体译者的成果，都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外语图卷中一幅独特而精致的风景。然而，当域外译家们自觉自愿去承当这项艰巨任务，他们倾慕中华文化的立场是一致的，选目的标准却是个性化的，对文学品质的价值判断也是个性化的，每位译家调适原诗及中华文化并促使其进入英语及西方文化场的形式、意义和效果都不尽相同。因此，域外译本从整体上看，是无序的，尤其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一段时间的相对冷寂期，到60年代末以后，这个“无序”整体的规模空前庞大了。

随着美国诗坛进入了一个更活跃的后现代主义时期，中国古典诗词的域外英译迈入进深阶段，所携带的文化元素对美国文学艺术界产生了比过去更广泛，也更深刻的影响①（Jiang 221）。译家队伍的人数迅速增多，译者的专业背景差异加大，译著层出不穷而译介角度、文化影响力都各有千秋，头绪众多、种类繁杂。作者在这一片繁花迷眼的风景之中，独独聚焦于欣顿，当然不是兴之偶至，乃基于她厘清了欣顿译本的文化影响实效，为欣顿的译介贡献及其传播效果作出了既切合实际，又符合学理的历史定位：在致力于中国文学译介的第三代英美译家中，“欣顿译诗无论在思想内容、语言形式以及意象上，都表现出突出的翻译充分性和得当的接受性”（陈琳 145），因此便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有必要对他和他的译介思想、翻译技巧及影响层面进行体系化的研究。若非长期关注域外英译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及现状，对其中的各个节点都有足够豁然通透的了解，不可能得出如此清晰准确，令人信服的判断。作者的学术敏感度，以及她对中西文化传通的自觉关注和主动承当意识，由此可见一斑。

该著倾注最主要精力的工作，是在梳理历史上不同时期译家代际更替及译介理念、方法、成果之转承流变的基础上，结合美国现当代社会文化思潮、诗学标准和审美传统的转向，全面展开对欣顿译本的精研细读。作者认为，当“山水诗和禅诗的翻译成为了美国古诗词英译文的文学小传统中的一个当代特色”（25），欣顿译介的典型性不仅表现在山水诗和禅诗的专题性原文拣选，更表现在他的英文译本“充分再现了”（24）山水禅意诗歌的精神内核。基于“对中国道禅哲学的深入了解以及从深层生态主义哲学角度对其蕴含的荒野宇宙观的深入挖掘”（24-25），欣顿匠心独运的“文化翻译”手法，使得由“第二代的译者开启的山水诗和禅诗的特色译介”（21）方向愈加明确，诗词中蕴含的自然山水精神和禅宗文化精神随之获得更广泛的传播与交流效果。

立足于译诗的审美取向，以当代美国诗歌的艺术性要求为支撑，欣顿以读者为核心的译介目的与理念，该著同时也展示了欣顿译本是如何以自由成章、朴实自然的笔风，成功传递了源文本中“天地万物和谐共存的、物我一如的道禅思想以及自然、单纯、闲适的空灵境界”（20），并一步步丰富且夯实了这一方向上“古诗词英译文的文学小传统”（20）。体现出作者对“古诗词的世界文学性”（20）在当代接受文语境下的表现形态及其内在的接受演进规律，有着精当而清醒的认识。

考察欣顿翻译在技巧的独到之处，作者认为，“欣顿译诗无论在思想内容、语言形式以及意象上，都表现出突出的翻译充分性和得当的接受性”（145）。相关章节中用了不少庞德、威廉姆斯、斯奈德、雷克斯罗斯等第二代译家的同诗译文，与欣顿版本做平行比较，以突出欣顿译笔之“用词准确、浅白平易”（136），“节奏整齐而自然轻松”（138），更本真地呈现出了山水诗“宁静淡泊的诗性”（136）及“禅宗求闲的清幽精神”（154）。于是，凭借着“对山水诗的道禅意蕴的荒野宇宙观的再现”（183），欣顿更进一步完成了山水诗和禅诗的“生态文化话语”建构。而他的前辈们，如斯奈德和雷克斯罗斯，往往停留在重点阐释“山水诗的荒野面貌与意象”（183）的层面，把原诗“创译为一首不带禅意的、纯粹的山水抒情诗”（153）。作者没有回避译者文化背景和立场观念对源文本的内容与精神可能造成的减损，而是直面译者主体性的能动作用。

“创译”这一诗歌翻译策略，“即以目标语、东道文化、目标受众接受性为导向，经过源文化和目标文化的双重折射，得出具有较大程度的创作性改写，实现译者的表达性目的”（26）。作者用了整整一节的篇幅来阐述其定义与机制，因“创译”是书中涉及的英美第二代、第三代主要译家的最主要翻译手法，尽管他们各自的侧重点不同。具体到欣顿，作者称其为创译类的“有机译诗体”，因为译者倾向于舍弃原诗的诗律形式，“努力再现诗人寄情山水物象、幽独静谧、空灵闲寂、物我一如的主题以及诗歌艺术风格，让译诗的形式与内容成为一个再生的有机体，以生态译诗的形式进入到英语世界的世界文学空间”（26）。

“创译”的个性化，加上“有机译诗”的倾向性，无疑会导致与源文化中习惯的、默认的解读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和变形，产生误解或过度诠释，也就是屡屡遭人诟病的域外文本之“有失忠信”。极力维护古典诗歌之“纯粹”的人们因此断言古典诗歌“不可译”。问题是，中华文化是否需要走出去？包括诗词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学是否应当融入世界文学并被更多的异族文化所认识并接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既然答案是肯定的，就應该充分尊重域外译家们开创性的贡献，承认他们的译介大大提高了源文本被语言移植之后在当地生根发芽的可能性，缩短了受制于诸多文化差异的审美距离，获得了受众文化圈内持续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该著此方面表现出超越文化本位主义者的见解，作者秉持“世界文学性的胸怀”的学术态度及研究思路，贯穿全书，可圈可点。

南朝的著名文学批评家刘勰有所谓“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之说，本意虽是形容文思铺排之敏捷灵动，而其“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境界，也不妨看作是对一位严肃学者的治学要求。该著通过严整有序的章节安排、论题展开及逻辑推进，客观、公允地评价古诗词语言转换的“必然之失”，恰是遥遥呼应着刘勰的这一要求。她对欣顿译本的总体评价：“以中国山水诗/禅诗所蕴含的古代生态文化哲学（源文化）与现代的深层生态学哲学观（东道文化）为椭圆形的两个文化焦点，运用有机译诗体，让原诗接受双文化哲学观的折射，从而让译诗具有了跨越时空、跨越民族疆域的普世价值——生态文化精神，从而更新了古诗词的世界文学性”（88）。归结出的是她所倡导的“获益的创译观”（26），为中国古典诗词外译如何注入“本土化”活力，源文化圈层当如何切入，为域外译介添加进一步注脚与说明，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探索。

域外译家对中国古诗词与汉文化的翻译改写、挪用移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现象。任何一位学者要切入这个现象中的任何一个结点做深入研究，自身的知识储备至少要涵盖以下三大领域，而且在每一个领域里都达到相当的水平：跨文化的传播与接受、接受国的社会文化及文学、中国古诗词的文化世界。英美文学专业背景出身的作者，能够在纵深的历史空间中，把握住欣顿及其他美国译家拣选原文本过程中所经过的，美国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的需求过滤，准确体悟那些糅合了多种差异及个体经验、文化想像的英文译本，足证她的专业学养积淀之功，那也还是在她个人所接受过的专业学术训练范围之内。

而她在此书论述过程中大量涉及的源文本，全是唐宋名家的山水诗词，包括王维、苏轼、孟浩然、杜甫、白居易、韦应物、苏轼、黄庭坚等等。书中对山水诗的生态美学解读，思维开阔，举证丰富，逻辑严整，体现了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读来是尤为令人叹服，因为作者并没有古典文学的专业背景。全书论述的主旨要求她不能停留在简单的、大众化的“诗词赏析”的层面，必须深入到这些诗人的创作精神核心，中国古代朴素生态文学的核心。于是，她一边细说这些名家如何在中国诗坛上促使“禅宗形成哲学与文学打通、禅韵与诗情的圆融”（67），一边信手掂来明代诗论家严羽的《沧浪诗话》、清代王世祯的“神韵说”、当代王志清的《盛唐生态诗学》等等名家评说，去论证禅思、诗情、生态三者在山水诗中的融合，认为“山水诗具有了生态审美与生态精神”（69），“成为了与生态诗歌一脉相承的诗歌传统资源，为当代人类深入领悟生态整体主义提供了理解的资源与艺术鉴赏方式”（71）。运用当代生态批评理论，展开对古典山水诗的批评，将诗词的意蕴置于充满学术悟性，文化灵性的分析中回旋，作者心腕相应的聪慧文心，实堪为专攻古典诗词本体研究的有心人借鉴参详。

近二十年来，学者们对“生态诗学”所指涉的范围和研究面向多有挖掘和阐述，古典文学界以“生态思维”重新审读山水诗篇词章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单篇的研究论文叠现之外，更有王志清的《盛唐生态诗学》、曹瑞娟的《宋代生态诗学研究》大力着墨。两部著述立足于断代诗歌文本，“入乎其内”，孜孜以求，从不同角度“修正了‘文人因失意才走向山水的成见”，为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解读诗人林泉之致的新视野”（洪如薇142）。但他们凸显唐宋诗篇中“所蕴含的生态伦理精神与生态美韵”，展露 “中国古代诗歌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栖居之美”（曹瑞娟 前言），还是在中国朴素的生态文学本体之内“据文求义”。而文学的解读，除了“要立足于文学本体进行发掘，还要关注文学本体之前后及周围的传承变异，通过梳理‘本文与‘本文之间的关联以读解文意血脉”（李桂奎111）。这就意味着研究者不仅需要深入文学本体内部，也需要多向度、多方位地超越本体，放眼包括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语境下的文本意图和审美效果，创造独特的研究话语系统。正如谢天振所指出的，“翻译是译入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45）。

欣顿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的译介，是原文意蕴的域外“遗传”与“变异”。作者综合文学思潮、时代精神、文化生态、接受阐释等诸多因素的论述，解读译本与原诗的互文性，不仅生发了源文本的世界文学性，也勾勒出了不同语言文本之间跨越时空，超越语言文化隔膜，“同有诗情自合亲”的文意脉系。“经典作品之所以能够流传，翻译之功不可埋没。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就是在不断被解读、被翻译、被误解的过程中发生变化，进而获得新的生命、延续下来的”（班柏7）。

他者接受文化语境下的新阐释，为古典山水诗的本土重读提供了更广泛的关联性，以及关联的广泛性。作者对欣顿翻译思想与实践的研究，由此具有了狭义的诗学研究基因，也就具有了与古典文学本体研究共生区域的可能。通过域外译介反观源文本，旁证源文本，是几呈饱和状态的古典诗词研究领域突破瓶颈，避免课题重复度过高的一条蹊径，也是当今世界文学性的框架要求之下，促进文学本体自内而外、从古到今、东往西来，互动共生，互哺共荣的必然要求。

当然，在歧义迭出，卷帙浩繁的材料当中，该著所梳理和呈现的并非周圆尽善。比如欣顿译诗中对“气”的过度诠释，或舍弃“禅”的固定译法“Zen”而代之以“Chan”之类，显然是出于明确的阐释目的性，导致了意象误译或语义偏差。原作者的人格形象、创作维度和诗艺风格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被简单化、脸谱化了。而作者并没有针对此类具有一定文化误导性的“创译”提出有力的批判;再比如论及顿译诗传播的范围，除美国之外，更大的“英语国家”的文化圈内的情况，也当有补充的空间。但总的来说，作者通过换位思考，结合接受方社会文化背景及翻译理论，对欣顿译介文本的剖析阐述方法得当，学理允洽，深入浅出，颇多精彩纷呈之论。该著对于比较文学研究、翻译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以及海外汉学研究等相关领域，都具有切实的学术参考价值。对于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更有效地进行中外文学文化交流，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凭借着推动本民族文化精华走向世界的高度自觉和逐渐丰厚的学术积淀，作者未来持久而辛勤的努力定会对学界补益更多。

欣顿译介山水诗的实践过程，具有强烈的现实介入企图。诚如作者在此书中明确指出的，“禅宗与深层生态学在对人与自然关系这一最基本的哲学问题上，具有了价值观上的共通性，这构成了欣顿翻译山水禅意诗的着力点与翻译原则的基石”（陈琳 90）。她本人选取“生态话语性”这样一个角度切入对欣顿的研究，也充分体现出她作为一个优秀的人文学者，对当今生态环境的深切关怀。

注释【Notes】

① See Lan Jiang， A History of Western Appreciation of English-translated Tang Poetry （New York/Toronto/London： Springer Publications， 2016）： 221. 原文：There was no substantive progression in the propagation of Tang poetry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the postwar period. Although a few works of translation appeared， this ?eld remained quiet until the late 1960s， when the rather active period of postmodernism in American literature arrived. Then， Tang poetry and its internal cultural elements produced a wider and deeper impact in the English-spoken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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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翁逸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