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考察并厘清《他们眼望上苍》中原始与现代之间的关联。小说中，非裔族群试图丢弃白人社会加诸其身的“原始”特征，却被现代性寻求秩序和中心的强劲力量所整改，成为了扭曲的现代主体。佐拉·尼尔·赫斯頓在批判启蒙理性的同时，倡导复苏人的原始性以及其与现代性的融合，以期矫正现代性霸权统治感性和直觉而造成的异化状态。藉此，赫斯顿提出了弥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隙罅的审美救赎之路，重构了以欧美中心主义为基调的现代性话语。

关键词：《他们眼望上苍》;佐拉·尼尔·赫斯顿;现代性;原始性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美国文学地域主义与审美现代性研究”（批准号：19CWW01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健然，博士，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

Abstract： The paper examines and clarifi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rimitive and the modern in 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 In the novel， the African minority is morphed by the enormous power of modernity that seeks order and center， and becomes distorted modern subject while attempting to get rid of “primitive” features imposed by the white society. Apart from criticizing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Zora Neale Hurston advocates mans identification with primitivity and the convergence between primitivity and modernity in a bid to redress the existential status of alienation caused by modernitys hegemonic rule over human sensibility and intuition. In doing so， Hurston provides a way to aesthetic redemption that bridges the gap betwee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and reconstructs the discourse of modernity featured by Eurocentrism.

Key words： 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 Zora Neale Hurston; modernity; primitivity

Author： Zhang Jianran， Ph. D.，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specializing in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zhjr2004@163.com

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 1891-1960）是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非裔女性作家之一。赫斯顿出生于南方小镇诺塔萨尔加（Notasulga， Alabama），三岁时随父母迁居伊顿维尔（Eatonville， Florida），并在这个黑人自治镇度过童年。如果说红云镇（Red Cloud， Nebraska）是地域主义作家薇拉·凯瑟（Willa Cather，1873-1947）的艺术创作蓝本，那么，伊顿维尔则是赫斯顿写作的素材源泉。在30多年的执笔生涯中，除了发表了大量短篇小说和两本民俗学著述，赫斯顿也创作了四部或多或少都与伊顿维尔相关的长篇小说。《约拿的葫芦蔓》（Jonahs Gourd Vine， 1933）的主人公约翰·皮尔逊以作者的父亲为原型，他们都从家乡辗转至伊顿维尔安身立命。《他们眼望上苍》（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 1937）的故事场景主要设置在伊顿维尔。《摩西，山之人》（Moses， Man of the Mountain， 1939）改写了《圣经》，讲述犹太裔领袖摩西引领以色列同胞到迦南，建立少数族裔自治理想国的故事，而这一理想国的雏形源自赫斯顿曾生活过的黑人自治镇伊顿维尔。《苏旺妮的六翼天使》（Seraph on the Suwanee， 1948）虽不着重反映黑人的生活境况，但描写南方穷白人的世界和佛罗里达州的乡土景观，也不失为一部记录美国现代化进程中南方区域经济和社会文化变迁的佳作。可以说，伊顿维尔这一南方小镇乃至整个佛罗里达州是赫斯顿的创作中挥之不去的影子，铸就了作家立足地域的写作姿态。因而，赫斯顿可与“马克·吐温、威廉姆·福克纳、尤多拉·韦尔蒂这三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乡土小说概念的作家”齐名比肩（Cobb-Moore 26）。

进入新世纪，赫斯顿研究呈多元化发展。其中，有学者从批评地域主义的视角考察赫斯顿的创作。科博-摩尔将赫斯顿小说的乡土特色归纳为三类：描写农业社区伊顿维尔、着墨佛罗里达州的人文地貌以及弘扬门廊口语（Cobb-Moore 27）。在《全球化时代的美国文学地域主义》（American Literary Regionalism in a Global Age， 2007）一书中，约瑟夫称赫斯顿小说为美国地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其地域书写关注全球化背景中与流散族裔有关的社会正义和种族正义等问题，也指出作家从“乡民社区”中寻找到一条通往“种族完整性”的道路（Joseph 124）。这些论述梳理了赫斯顿的地域书写反映的非洲民俗文化、种族政治和南方乡土文明等问题，超越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学界偏向谈论作家的先锋女性意识的批评范式，也跳出了后殖民批评家为其作品反映的文化民族主义摇旗呐喊的研究窠臼，但忽视了它参与和反思现代性历史的问题。

评论家欧文·豪指出地域文学这一文类是“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传统和现代性剧烈混合的产物”（Howe 25）。一方面，文学地域主义以文学话语的形式记录乡土历史，颂扬地方特色，制衡同质化或男性化的国家话语，具有文化保守主义或性别政治斗争的倾向;另一方面，它着眼地方经验，从乡土的视角审视怀旧与进步、地方与国家、原始与现代等二元对立范畴之间的复杂勾连，也援用实验性的写作技巧揭示启蒙现代性的拙劣影响，对接着审美现代性的历史。如果说南方乡土经验是赫斯顿的地域书写的题材，那么，参与和反思美国现代性的历史则构成它的底色。换言之，赫斯顿不仅只为非裔女性而写作，也不只为弘扬非裔民族文化而写作，还是为反映南方乡土文化乃至整个美国现代文化的变迁而写作。那么，赫斯顿的地域书写是如何呈现原始与现代、地方与国家等二元范畴之间的关系呢？本文以《他们眼望上苍》为例，考察小说中原始与现代之间的关联，以期阐释赫斯顿的地域书写重构了以欧美中心主义为基调的现代性话语。

一、现代性的崛起

自启蒙运动以降，沐浴启蒙之光的现代主体信奉进步、理性等现代性价值，但压抑甚至否认人的感性需求。对于立身启蒙实践构筑的“大漩涡”中的现代人来讲，他们是“现代化的主体和客体”，被赋予“力量来改变正在改变着他们的世界”，也奋力“开辟出他们通过这个大漩涡的道路并将它变成他们的道路”（Berman 16）。唯有如此，现代主体才能进入启蒙规划为人类量身定制的文明状态。然而，在欧美现代性的历史中，少数族裔被排斥在启蒙规划之外。就非裔族群而言，他们被视为“他者”，被主流权力话语定格为“原始”和“未开化”的群体。为了改变“原始”的面貌，他们带上“白面具”，以理性的面目示人。但这样的改变割裂了非裔族群与非洲母体文化的天然联系，使他们陷入了欧美现代性的历史实践打造的同质化社会，也使他们的存在成为桎梏自我甚至他人的异己之力。在《他们眼望上苍》中，赫斯顿通过塑造追随启蒙理性的非裔形象，揭示现代性权力收编主体的现象。

小说伊始，主人公珍妮的姥姥劝诫孙女嫁给第一任丈夫洛根·吉里克斯，这一场景映照出现代性权力已逼近南方这一相对古旧的区域。姥姥认为，珍妮与吉里克斯结婚能提升她们的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因为他是一位富有经济头脑的白人，坐拥60英亩土地和一栋大房子。姥姥不顾珍妮的意愿，并用自己和女儿的悲惨际遇现身说法，劝诫孙女嫁给年龄比她大十多岁的吉里克斯。珍妮和吉里克斯的结合无疑附着上了物化的色彩，前者迫于无奈，后者是用金钱物化了神圣的爱情和婚姻。这一点决定了婚后吉里克斯漠视珍妮的内心感受，视她为泄欲的对象，也只顧使唤她干活，替他节省人力和物力，累积更多的物质财富。吉里克斯有着强烈的资本主义精神，也散发出浓厚的物质主义气息。在他和珍妮谈论另购一头骡子的对话中，沉淀于吉里克斯骨子里的资本主义算计理性无处遁形。他讲道：“今年我需要两头骡子，秋天土豆就值钱了，能带来大价钱”（Hurston 27）。在他眼中，金钱这一汇聚着现代性幻影的东西才是值得供奉的“新”上帝，而赚钱和获利才是值得追求的人生目标。吉里克斯与珍妮的姥姥在认知上一拍即合，他们看重财富，善于资本算计，忽略人的感性需求。他们的思想与启蒙话语强调的进步和理性等观念有着家族相似性，他们的通力合作让珍妮接受了这场“合理”的婚姻安排。本质上讲，姥姥和吉里克斯自觉地将自己锻造为现代主体，却暴露了现代主体被工具理性所扭曲的人性。同时，他们的工具理性实践剥夺了珍妮建构自我主体性的权利，也迫使她在刻板的日常生活中消耗自己。于是，不甘被理性主义钳制的珍妮离开吉里克斯，与乔·斯塔克斯私奔到伊顿维尔。

然而，斯塔克斯也是现代性话语的附和者。“现代性的文化逻辑不仅见于计算和实验活动中的理性，还在于欲望催生激情和创造性梦想之中”（Campbell 227）。斯塔克斯怀着干一番大事业的“激情”来到伊顿维尔，急于实现他的“创造性梦想”。他带领村民修路，开设商店，创办邮局，买地盖房。在他看来，伊顿维尔需要一个像他一样精明的领导。在很短的时间内，他把伊顿维尔建为黑人自治镇，并当选市长。在他的大肆宣传下，老百姓被招揽到伊顿维尔，“六个星期内就有十家人买下地皮搬到城里”（40）①。他把这个黑人自治社区“搞得有模有样”，仿佛“建造了一个新世界”（40）。斯塔克斯规划伊顿维尔的过程涉及精确的边界绘制，“压制和排除了一切不可能被精确界定的东西”（Bauman 7）。他认为，“什么都得有个中心，有个心脏，城市也一样”（40）。在伊顿维尔，斯塔克斯理所当然地占据中心的位置。他对中心和秩序的追求是典型的现代性实践，其行为的依据与现代性追求统一、绝对和确定性的逻辑如出一辙。可以说，他在伊顿维尔确立中心和权威的过程是一个自我不断认同启蒙话语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确证自我主体性的过程。

小说中，斯塔克斯努力挣脱主流社会冠以少数族裔的“原始”特征。他追求进步，寻求中心，据理思考。在他身上，理性主义的力量占据上风，而原初的情感意识则遭到贬斥。表面上，他和珍妮的婚姻羡煞旁人。他虽给珍妮带来体面的物质生活，但从未让她感受过婚姻的温暖和幸福。物质是冷冰冰的、无情感的客体，这与珍妮对夫妻之间平等相待、相濡以沫的婚姻期待相去甚远，因而，她在日复一日的家庭琐事和打理商店的沉重负担下，身心俱疲。加之，斯塔克斯在现代性的同一性思维的撩拨下，以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珍妮。他不仅将珍妮的活动空间限制在家里和商店，还禁止她在商店的门廊上与伊顿维尔乡民聊天打趣。家庭生活之于珍妮无疑是一个压抑自我意识的牢笼。在外人眼里，她是拥有荣华富贵的市长夫人。本质上，她是斯塔克斯的免费女佣。俩人维持多年的夫妻关系日趋冷漠，沦为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这种关系是现代主体克承同一性思维的效果：斯塔克斯内化了现代性追求中心和权威的逻辑思维，而这种思维外化为两性之间男尊女卑的二元等级关系。

作为少数族裔的代表，斯塔克斯看似是进步的、现代的，但作为男性，他是倒退的，甚至野蛮的。他援用规划伊顿维尔的理性准则维系夫妻关系，无疑忽视了妻子的情感需求，也遗忘了自身的真实内心体验。他的主体性看似凯旋而起，实则走向主体的黄昏，而他的存在是一个异化于自我和他人的状态。斯塔克斯不仅切断了女性进入现代性历史的通道，还将自己变为现代性历史中被掏空了本能欲望和直觉感受的“空心人”。在珍妮的公开反抗下，斯塔克斯一蹶不振，卧病在床，治疗无效，含憾而死。他的死亡溢出了肉体消逝的意指范畴，却象征着现代人在工具理性的统摄下普遍经历的主体性之蚀。很大程度上讲，斯塔克斯的结局反映了现代性的历史实践既解放主体又奴役主体的悖论面相。

伯曼认为，现代性将人们“倒进了一个不断奔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漩涡”（Berman 15）。在《他们眼望上苍》中，赫斯顿塑造了被动或主动卷入“大漩涡”的非裔形象。他们都是工具理性的囚徒，力求在现代性的历史版图中占得一席;同时，他们都压抑了感性需求和原初冲动，有着异化的生存体验。至此，小说叙事映照出的现代性的非人性化力量暗示了置身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的人们，不分肤色和种族，都被裹挟进启蒙话语构筑的现代性权力的罗网，因为“现代的环境和经验直接横跨了一切地理的、阶级的、国籍的、宗教的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可以说，现代性把全人类都统一在一起”（Berman 15）。

二、原始性的复苏

赫斯顿创作的时代正值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繁盛之时，许多现代主义作家用他们的生花妙笔揭示了现代性的暗哑面。叶芝发出“一切四散，中心不保”的呐喊;艾略特将现代社会表征为“荒原”;庞德称现代美国文明是“打了补丁的文明”。同时，他们或是透过神话，或是以东方文明为镜，反观陷入困境的西方文明，流露出走向原始的回溯性心态，意在“从根本上或存在上重新赎回无形的、偶然的宇宙”（Bradbury， McFarlane 50）。要而言之，现代主义作家罢黜了工具理性的独尊地位，宣扬释放人的原初冲动，正视人的血性和感性，掀起了一股“进步或反叛”的文学思潮（Levenson 13）。同样地，赫斯顿也倡导复苏人的原始性，加入了批判现代性的队伍。在《他们眼望上苍》中，赫斯顿通过描写珍妮充满血性和激情的反抗男权压迫之路，凸显回归原始性的裨益，以期解救困囿于现代性“铁笼”中的主体。

纵观小说叙事，珍妮是一个向往原始风尚的人物形象，喜好在自然中释放和回归自我的感性体验。一个春日的下午，忙里偷闲的珍妮在自家后院里挂满梨花的树下打发时间。打从梨树挂上第一朵小花，珍妮就在那儿凝视着它，“它呼唤她到那儿去凝视一个神秘的世界”（10）。看到光秃秃的褐色茎叶、亮晶晶的叶芽和雪白纯洁的花朵，珍妮激动不已。这些大自然的造物“与引起她感官注意到但又被埋藏在肉体里的其它隐约感觉到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这时它们涌现出来，并在她的意识中潜伏前行”（10-11）。漫步在梨树下的珍妮向自然敞开她的身体，感应人与自然的互渗性，体悟回归自然带给主体的感官愉悦。同时，自然与珍妮之间的互渗感应再现了原初生命的神秘之境，而这种意境对于被啟蒙理性整改的现代人来讲是无法理解的，甚至是加以排斥的。正如珍妮的姥姥那一句惊醒她的田园梦境的呼唤一样，启蒙理性的刺耳呼声也惊扰了她拥抱原初生命体验的梦想。具体而言，珍妮的前两次婚姻都将她禁锢在现代性的同一性思维浇筑的男权牢笼之中，其感性需求受到工具理性的压制。福柯曾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Foucault 95）。毫无例外，长期处于情感压抑的珍妮倍感窒息，愈发丧失真实的自我。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珍妮身体里的反抗潜流向外涌动，并将她带上释放原初冲动的自我救赎之路。

首先，伊顿维尔乡民的狂欢化精神是唤起珍妮的原初生命体验的催化剂。小说中，赫斯顿描写乡民狂欢的场景，意在表明原始时代那种天人合一、集体狂欢的境界益于消除现代文明带给主体的疏离感和孤独感。小说中第一个狂欢的场景是珍妮家商店外的门廊舌战。作为非洲民俗文化的精髓，门廊舌战具有乡土性和表演性的特征，意不在攻击他人，却谋求释放被工具理性所挤压的价值理性。门廊舌战谈论较多的对象是马特·博纳喂养的一头骡子。每当马特路过珍妮家的商店时，乡民会一本正经地告诉他将有大事发生。半信半疑之中，马特被告知骡子被用作搓衣板洗衣服。一言未息，又起一言，各种打趣和玩笑扑面而来。有人嘲笑骡子的悲惨命运;有人讽刺马特的刻薄。几乎所有的伊顿维尔乡民都参与这种狂欢化的唇枪舌战。即使骡子被斯塔克斯买来放生后，关于它的笑料也未曾消失。骡子死后，乡民们为它举行葬礼，这构成了赫斯顿设计的第二个狂欢化场景。葬礼上，乡民们极度浮夸地哀悼骡子的死亡，斯塔克斯也致了悼词，而那些早已觊觎骡子的尸体的秃鹫所作的悼词更将狂欢的气氛推向高潮。列斐伏尔认为，狂欢是“对被现代性压迫得越来越深重的日常生活的解脱”，它“突破常规，实现感性、审美和自由的存在，使人们体味非理性的文明和反抗工具理性”（Lefebvre 47）。乡民狂欢的场景呈现了言说自我和打破社会规约的解放前景，传达了直觉和感性穿透对象抵达生命本质的信息。面对这种狂欢的契机，珍妮希望参与其中，纾解苦闷的家庭婚姻生活中被压抑的身心，但斯塔克斯“不让她参与，不希望她与这些没有价值的人聊天”（53-54）。斯塔克斯对乡民的歧视和对珍妮的男权统治激怒了她，于是，她在门廊上公开驳斥丈夫，让他颜面扫地。珍妮的公开反抗是一种摆脱工具理性束缚的行为，预示被压抑多年的欲望带着它的原始冲力向外迸发。

其次，斯塔克斯的死亡也是加速珍妮的原始性复苏的重要原因。在珍妮的公开挑战下，斯塔克斯的精神受创，久病不起。在他临终前，珍妮讲道：“与你过日子……得把我自己头脑里的想法挤掉，好为你的想法在我的头脑中留下位置”（86）。同时，珍妮还指责斯塔克斯：“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要得到爱和同情，你不仅要安抚自己，还要安抚别人。而你只安抚自己，从未试图去安抚别人，净忙着听自己说了算的声音”（86）。珍妮所说的“声音”意指深远，不仅道出丈夫在伊顿维尔实施的霸权式统治，还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千百年来西方人引以为豪的罗格斯中心主义。这一象征理性的罗格斯中心主义恰是欧美现代性急速发展的话语力量。因此，斯塔克斯的死亡之于他自身是主体走向毁灭的标志，而对于珍妮，则意味着重生，意味着禁锢她的原初冲动的理性主义之门垮塌。在斯塔克斯的葬礼上，珍妮“把自己的面孔送去参加葬礼，而她自己则随着春天到世界各地去欢笑嬉戏”（88）。小说中，赫斯顿遴选了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场景来反映珍妮的原初冲动即将抵达自由之境。葬礼之后回家的珍妮“烧掉所有的包头巾。……把头发编成一根粗辫子，并甩动它，让它直垂到腰部”（89）。珍妮的行为外化了蛰伏在她的本我中的原始力量，象征着以往强加其身的工具理性统治像包头巾一样被毁于一炬。

最后，茶·点心的出现使得隐伏在珍妮身体里的原始本能和欲望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茶·点心是一个辗转于佛罗里达州的季节工，他在商店买东西时结识了珍妮。作为一个极有音乐天赋的吉他手，茶·点心少了很多珍妮的前两任丈夫对工具理性的盲从，是一位饱满血性和爱欲的非裔青年。在与茶·点心接触一段时间后，珍妮感到“深藏心中的感情从四面八方向她袭来”（108）。俩人的相遇进一步激发出珍妮在前两次婚姻中被压制的本能、欲望、肉体等生命的原初冲动，也填补了以往的婚姻生活留下的感情空白。于是，她不顾世俗的眼光，跨越十多岁的年龄差距，步入姐弟恋，并高调地在伊顿维尔乡民的面前与茶·点心谈情说爱。最终，俩人修成正果之后，一起离开伊顿维尔，去佛罗里达州的南部当季节工。从此，珍妮正式开启了一种简单的、原始的生活方式。

赫斯顿通过描写珍妮的原初冲动逐渐苏醒的过程，表达了她对现代性与原始性、理性与感性等二元范畴之间的辩证思考。实际上，“无论每个文明人的意识发展程度如何的高，在他的心理深层仍然是一个古代人”，或者说如果把人类的心理“追寻至它的起源，它便会暴露出无数古代的特征”（Jung 143）。荣格精辟地总结了现代人的存在聚集进步与倒退、理性与直觉、文明与原始等双重因素。换言之，现代人是一个亚努斯似的双面人，有着一个朝向进步、理性、城市、文明等现代性理念的“自我”，也有着一个面向荒野、血性、感性、本能等原始因子的“他者”。在启蒙理性的加持下，现代性权力一路高歌猛进，将主体身上的原始因子挤出应有的合理位置，导致人们在理性主义、经验和功利织就的大网中迷失自我，过着违背人性的生活。对此，赫斯顿痛下针砭，通过塑造珍妮这一奋力复苏原始性的女性形象，呼吁人们关照被工具理性撕裂的感性维度。作为审美表意实践中的艺术形象，珍妮正视了自身的原始欲望，调和了原始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分野，她的存在无疑为解救处于异化状态的现代人提供了一个范本。正如周宪所言，审美表意实践“在恢复被认知——工具理性和道德——实践理性的表意实践所‘异化了的人的精神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潜能”（周宪 158）。毫不夸张地讲，小说叙事表征的原始性复苏是一副纠正西方现代文明中工具理性畸形发展的校正剂。

三、原始性与现代性的融合

贝尔认为，“从人类文明能自我反省之时起，人便向往和怀念原始的洪荒情景。人有一种共同特性，每当迈向复杂前进之时，难免疑惧瞻顾，怀疑整个文明的成就是否有意义。这表明人类返璞归真的思想源远流长，根深蒂固”（Bell 2）。自始至终，人类文明集结了无法分离的原始和现代因子。作为“一种内化于全球资本系统中的否定美学，原始性不对立于‘文明或‘西方，却对抗着全面渗透于资本体系中的新型社会统治”（Etherington 9）。要而言之，原始性不是落后、退化或反现代的代名词，而是强调人的直觉、感性、激情、血性等原初属性的集合体，与现代性联手塑形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审美视野。通常，现代主义作家将原始因素植入文明内部，绘制出原始性与现代性水乳交融的乌托邦景象，并以此发挥艺术的世俗救赎功能，因为艺术的审美维度“对规范理性的极度怀疑”，“能弥补因过度的主观理性的失败而造成的损失”（Wolin 73）。无独有偶，赫斯顿也寻觅能使残缺的西方文明健全发展的异文化养料，希冀将现代人从“不纯和粗俗的现代生活中解救出来”（Berman 30）。对她而言，这种养料来自她的族裔文化，即非裔母体文化素来尊崇的人与自然的契合性和互渗性，也来自她对保存着原始风尚的南方乡土文化的认同。因而，在《他们眼望上苍》中，赫斯顿设置了珍妮夫妇在大沼泽体味原始生活的情节，藉此将原始性与现代性置于同等重要的平台展开对话，想象性地解决了现代性的历史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不断对立的困境。

小说中佛罗里达州的大沼泽体现着赫斯顿对原始性与现代性和谐发展的乌托邦远景的呼唤。大沼泽是珍妮夫妇做季节工的地方，布满原始的印记。大沼泽的土地肥沃，野草遍地，“路两旁的野甘蔗遮住了其余的世界，人也充满野性”（129）。珍妮夫妇把家安在奥吉乔比湖旁边，他们白天替人摘豆，谋取生计。放工后，他们有时去湖边钓鱼，有时去打猎偶尔还遇见印第安人。晚上闲下来，茶·点心或者给珍妮弹吉他，或者与工友们打扑克、喝酒、唱歌和跳舞。大沼泽的季节工们聚在珍妮家，有的是来听茶·点心弹奏吉他，有的是来聊天讲故事。狂欢之后的困意让他们难以移步，只好围着篝火，以天为被，以地为席，倒头大睡。总之，“他们住在一个挖在地下的狭长的洞穴里面，平静地以大沼泽地带特有的、无一定之规的方式谋生”（130）。在此，沐浴原始风尚的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从不彼此算计，却友善待人，热情好客，创造了一种超脱工具理性束缚的感性生活。可以说，珍妮夫婦从伊顿维尔迁至大沼泽的地理流动象征着现代人复归自然、回归感性世界的精神之旅。

实际上，珍妮夫妇所在的大沼泽类似于狩猎—采集型的原始社会，体现出民胞物与、不分贵贱的理想生存之境。在此，他们“粉碎了已有社会关系建构的物化主体性，开启了新的经验范畴，即叛逆性主体的诞生”（Marcuse 7）。这样的“叛逆性主体”冲出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的重围，回归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原初关系。相反，在大沼泽开饭馆的特纳夫人难以认同黑人将情感意志倾注于自然的感性认知，也难以融入他们依靠直觉和非理性行事的生活。她对珍妮讲道：“他们笑得太多，笑得太响亮。始终唱着老掉牙的黑人歌曲！总是在白人面前出洋相。要不是有这么多黑皮肤的人，就不会有种族问题”（141）。避开不谈特纳夫人的种族主义思想，她成为大沼泽的局外人的原因在于她不能理解身边黑人的玩笑取乐是一种狂欢化仪式，是一种对感性生命的加冕，也是一剂消除自我异化的良药。本质上，特纳夫人属于启蒙理性的阵营，是欧美现代性的拥趸，而大沼泽和此地的少数族裔则认同原始性。在黑人占大多数人口的大沼泽，特纳夫人孤掌难鸣，便成为众矢之的。茶·点心和工友们故意奚落她，让她出丑。一群工人在领工资的当晚特意到她的饭馆吃饭庆祝。他们假装抢位子，闹纷争，而茶·点心则假装劝架，故意搅局，挑起打斗。打斗让特纳夫人的饭馆惨遭破坏，她也被踩在地上，手指受伤，最终落魄收场。工友们的打斗看似恶作剧，实则象征处于“边缘”的原始性向处于“中心”的现代性的强势回归。

在原始性與现代性这两支话语力量的博弈中，小说叙事似乎放任原始性导致社会混乱，甚至有返祖之嫌。至此，赫斯顿向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现代人到底是要回归原始还是守望文明？赫斯顿在珍妮的最终命运中给出了回答。珍妮在大沼泽获得的幸福是短暂易逝的。一场飙风突袭佛罗里达州的南部，大沼泽也陷入天灾。避难中，茶·点心为了救珍妮，被狗咬伤，患上狂犬病。病发时，他产生幻觉，误以为珍妮要伤害他，于是，举枪对向珍妮。在僵持不下的厮扯中，珍妮开枪打死了他。随后，珍妮被控故意杀人罪，而法庭调查和取证表明她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被判无罪释放后，珍妮重返伊顿维尔。珍妮回到伊顿维尔的行为表明现代人无法倒回原始社会，而她走向原始是为了更好地回归原有的文明，并对之进行新的文明重组和再生，以期调和人类文明中原始与现代的辩证统一关系。评论家认为，赫斯顿的“伊顿维尔是一个现代性的另类场”（Sorenson 15）。在此，“另类场”既指赫斯顿将原始话语写入彰显欧美中心主义的现代性历史，也指作家将女性经验融进凸显男性中心主义的现代性话语，反映了作家对单质化的现代性话语的修正。

在赫斯顿笔下，单纯地回归原始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而任由现代性权力挤压人的感性也违背人性，更与启蒙规划许诺人的幸福生活背道而驰。那么，现代人的出路何在？现代人在理性主义的奴役下早已不堪重负，现代文明也被充满毁灭性的现代性力量毁损。此时，作为一个可供选择的文化模式，回归原始是一剂治疗现代文明病症的良药，起着抑制现代性膨胀的作用。正如阿姆斯特朗所言，“如果说文明等同于审查机制的建立，或者因文明疏远和背离了‘自然秩序而变得不堪一击，那么原始主义……就提供了一条回归‘原初和完整自我的路径”（Armstrong 24）。不可否认，回归原始在不可逆的现代性大背景中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愿景，而赫斯顿在小说中想象的原始性场景亦是如此。但这种乌托邦叙事是文明的压抑与反压抑的产物，反映了赫斯顿寻求精神超越和救赎陷入危机的西方现代文明的理念，而正是这种理念推动着现代人自觉地寻找精神领地，加入改造异化的社会现实的文化工程，进而迈向一个理性与感性和谐共存的新世界。

结语

阿多诺指出，艺术，抑或文学艺术，只有站在社会的对立面，通过获得自身的社会性偏离，方可表达对“特定社会的特定否定”（Adorno226）。阿多诺所言的“特定否定”无疑是指艺术作品担纲的批判性揭示和救赎性改造的功能。同样地，赫斯顿在《他们眼望上苍》中秉承“否定”现代社会的批判精神，通过揭示现代主体的崛起，揭橥了凸显欧美中心主义的现代性话语导致非裔群体经历的异化以及带给现代文明的负面影响。同时，赫斯顿呼吁现代人通过与原始因子的相遇和碰撞，激发被文明压抑的原初情感，创造一种原始与现代互惠共荣的文化模式和社会形态。这些题旨增添了小说叙事的审美救赎色彩，也将文学地域主义这一文类写入了参与并反思现代性实践的历史。从这一意义上讲，赫斯顿的创作超越了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和激进的女性主义思想，也脱离了地域文学这一文类固守的地方主义姿态，却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层面发出了关照现代文明出路的审美现代性之声。

注释【Notes】

①后文只标识页码的地方，均出自引用文献Zora Neale Hurston的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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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