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颖寅 张 煜

(1.浙江师范大学 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2.澳门科技大学 人文艺术学院，澳门 999078)

近年来，韩国动画在政府扶持下快速发展，成为继美国、日本后第三大动画出口国。统观近几年的韩国动画电影，多以现实主义题材为框架，呈现出强烈的美学风格、民族特性和小众化等特质。独具一格的民族美学审视和灰色叙事基调，为韩国动画在世界主流动画市场中探索出一条发扬民族文化的独特道路，同时也使得其在世界主流动画中处于相对边缘状态，并未引起国内多数学者的重点研究和关注。然而，通过对韩国现实题材动画电影中底层人物、“伤痕”叙事、民族痛感记忆三个层次的剖析解读，不仅能洞悉韩国动画电影的生长维度，也能更深入地探询韩国动画电影中呈现的“伤痕”根源和民族精神价值取向，极赋深刻的文化意义和研究价值。因此，本文将韩国现实主义题材的动画电影作为研究对象，以其底层悲剧性小人物形象塑造与“审丑”美学观照、“伤痕”叙事的外化呈现与内在表达为逻辑指向逐步深入梳理，通过揭露社会底层人物的生存困境，探赜社会意识形态，探寻民族痛感记忆的根源和民族文化内涵，以期更深入全面地把握韩国动画电影精神内核，并为中国动画的民族化发展道路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底层小人物：灰色基调下的悲剧命运与审丑美学

(一)底层小人物的悲剧命运

底层，处于一种从属位置，政治地位、经济环境及文化资源都难以得到保障，压抑也成为底层群体共同的心理特征。相对固态的社会阶层使底层难以取得向上流动的渠道，注定了底层人物悲剧的宿命。现实主义题材的韩国电影擅长描绘底层小人物，同样的手法在动画电影中得到了更极致的延伸。借助动画假定和夸张的艺术特质，加剧了动画电影中底层小人物的边缘化形绘，愈加突出该群体窘迫的生存困境、压抑的精神状态和其悲剧的命运。《猪猡之王》(2011)中被父亲抛弃靠母亲艰辛抚养长大的少年金哲、在学校被欺凌的少年庆民和钟硕，都属于学校的弱势群体。《银实》(2012)中失去双亲的智障少女银实，被村里的男性玩弄利用，最终沦为被世人唾弃的对象。角色悲剧色彩的原生属性在现实生活中循环着悲剧化的遭遇。《生命之路》(2014)中地主家的上门女婿，一直在为生存奔波的小商贩，和失去妻子的贫穷车夫，他们在社会底层艰难苟活。

在底层小人物群像塑造中，女性群体创伤描绘与自我身份迷失是韩国现实题材动画电影中悲剧性小人物的另一显像。例如《似而非》(2013)中的母亲借信仰迷信麻痹自己，在丈夫的暴力下无力保护女儿，面对女儿的堕落和死亡更是无能为力。女儿永仙被赌博的父亲输光存款后，沦为了陪酒女，最终自杀结束生命。又如《毕业班》(2016)中珠熙因留学费用自愿成为援交女，为了毕业接受教授的性交易威逼。以父权阴影下软弱愚昧的母亲形象，和为了实现梦想甘愿以色相交易的年轻女性这两类女性脸谱最为典型。她们都有着伤痛经历和被迫害后迷失自我、自感沉沦的共性。导致这类女性群体悲剧宿命的除了个体的主观选择，还与背后的权力暴力实施者有关，而这些施暴者或是丈夫、父亲抑或是男性权力阶层，他们或显性或隐性地贯穿整部影片的叙事，成为下层女性群体悲剧命运的幕后推手。

(二)“审丑”视觉表象下的美学观照

“审丑”往往与审美相伴，是人审察、感受、评判、表现丑的实践行为和心理活动。“审丑”是审美的逆向表达，以深层次地发掘“丑陋”现象背后的内在根源为价值，以触发观众观影时的疼痛心理机制为目的，从而引发更深的思索。韩国现实题材动画电影在审美心理上采取了逆向思维，在角色塑造上多选择丑陋、畸形的小人物，在视觉色彩呈现方面以灰暗阴沉的视觉基调，通过“审丑”美学观照人物的内心，直击角色的痛处。

在角色塑造上，《对不起先生轶事》(2009)描述了一个身材矮小、性格懦弱的耳朵清洁工荒谬怪诞的故事。主角面部单眼皮、小眼睛、颧骨凸出、眼球外凸的丑陋形态，苍白的面色，空洞的眼神，体现了人物形容枯槁、畸形麻木的精神特质。现实世界中的种种丑陋和险恶正是丑陋角色表征背后所隐藏的深层表达。在视觉色彩呈现上，《银实》中的色彩视觉呈现，更加与角色的悲剧性质相吻合。银实被引诱即将遭遇强暴时，灰冷的色彩体现银实的痛苦、绝望和恐惧。片中的阴冷之色一直延续到结尾，构成整部影片压抑的悲情色调。

韩国的动画电影通过原生态的取材与写实的手法，窥探现代韩国人千疮百孔的精神世界，以平淡细腻见长，以悲怀忧惋为品。韩国动画电影中的“影像之丑”便是“现实之丑”的镜像与再现，通过对丑陋意象的解读，展现异托邦社会的病态与人性的丑恶。“审丑”的逆向表达实则从审美痛感入手，透视人生的生存困境和死亡悲剧本质，刺激观众的观影心理，以此引发对丑与美、恶与善的现实思考。

二、“伤痕”叙事：现实主义基调下超现实外化与“伤痕”叙事内涵

(一)超现实主义的外化呈现

超现实主义主张放弃逻辑、有序的生活现实形象，以非理性的、逻辑上无法解释的“超现实”意境，呈现人的深层心理中的本真世界。动画艺术假定性、夸张性是超现实主义手法彰显魅力的最佳载体，而超现实的手法也给予影片叙事更大的戏剧创作空间。韩国现实题材的动画电影中惯以释梦、反向置换现实、时空的错置等超现实手法，将无形、虚幻的元素拼贴植入现实主义叙事基调中以此构建影像奇观。

对梦、潜意识、回忆以及主观臆想的描述和释义是超现实主义中最具代表的表现手法，在《猪猡之王》中尤为典型。金哲是校园霸凌事件中的弱势群体，家庭和被欺凌给金哲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由此产生了幻觉。动画将金哲臆想外置，把猪和狗的头部与人身进行嫁接，并将其赋予符号以指涉意义。狗象征强霸势力，猪象征弱势群体。而这样的精神幻觉实则是主角为了逃避被欺凌的现实和精神痛苦所开启的心理防御机制，在荒诞的视觉外衣下，直指校园欺凌背后的触痛与伤害。《对不起先生轶事》中运用了两次反向置换手法。主角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身形被缩小到足以钻入别人的耳朵的大小，由此成为知名的耳朵清洁工。这里运用了物理性质置换的手法，将事物的大小进行置换，变小的耳朵清洁工一方面与职业属性契合，另一方面以打破常规物理性质的逻辑，实现超现实的荒谬奇想，与影片的荒诞风格吻合。第二次的反向置换手法体现在片尾处，耳朵清洁工先生获得窥探人心的能力，因此得知姐姐被害的事实，残酷现实真相压垮他的精神，最终变身为一只充满攻击力的丑恶蜘蛛，对凶手进行精神上的复仇。此处运用了生命形态转换的手法，将人与蜘蛛的生命形态互换，给予原本无意识形态的对象以生命意识。这种超越逻辑认知与想象的意象呈现，实则剑指主题内涵。《追逐时间》(2015)直接赋予角色更魔幻的控制时间能力，通过不断的时空错置、穿插和倒回手法，打破了现实与虚幻的界限，以此层层剥开谜团，破解事实真相，为影片的悬疑叙事披上神秘的外衣。

韩国现实题材动画电影借由视觉上的奇幻性，以怪诞的表现形式呈现荒诞和魔幻色彩。这种超现实手法实则是一种对现实社会的逆反心理表达，尖锐的社会矛盾、人们压抑的精神形态，扭曲的道德伦理思想，借用超现实手法在这类作品中得以反映，最终为“伤痕”的叙事内核服务。

(二)“伤痕”叙事的内在表达

韩国现实题材动画电影多以社会事件为背景，以错综复杂的男女情感为铺陈，凸显阶级矛盾与强烈反差，以“伤痕”为核心的叙事基调。“伤痕”产生的心理根源来自小人物无法摆脱的底层命运、现实的不公与阴暗、自我迷失与精神残缺。其具体外化为底层人物对命运反抗、挣扎与“复仇”行为，可大体归纳为社会恩怨的“复仇”和情感纠缠的“复仇”两大叙事类型。

《似而非》以借宗教之名进行诈骗的邪教的事件为原型，父亲因个人恩怨向牧师和骗子进行“复仇”；牧师被骗子利用而被动与其同流合污，为了掩盖自己的过失和对金钱的贪念，对骗子进行了“复仇”计划。几方势力由伤痛与仇恨而产生的复仇动机，成为推动影片叙事向前发展的动力。《猪猡之王》中遭受校园欺凌的金哲，不甘被霸凌的命运，进而展开自我复仇，最终却只能以自杀的结局震慑全校达到了“复仇”的目的，难逃悲剧宿命。以上动画作品中对社会恩怨的“复仇”的描述背后，实则是社会问题现象的聚焦，对人性黑暗丑陋的揭露与批判。除此之外，情感纠缠的“复仇”是这类动画作品中“伤痕”叙事的另一表达。《毕业班》里政宇对珠熙起初的暗恋爱慕，因得不到情感回应内心扭曲，产生“怨恨”的情绪，从而成为他向珠熙“复仇”的动机，最终迫使珠熙走向深渊，排解心中的嫉恨。《坏社长》(2018)男主权圣求被害的历史污点成为他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从而埋下“复仇”种子。最终，权圣求以夺人所爱的方式进行“复仇”计划，却因良心和道德伦理的谴责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也深深地伤害了爱人。

韩国动画电影中的“伤痕”叙事主要以社会恩怨的“复仇”和情感纠缠的“复仇”展开，探源“复仇”动机背后，与事件人物的伤痛情感经历和怨恨心理特质有关，也是社会底层小人物寻求强烈的自我认同意识的缩影。

三、民族痛感记忆：意识形态探赜与文化根源追溯

(一)社会意识形态探赜

电影人物是电影观众实现镜像认同的最有效载体。社会现实事件是电影事件最直接的艺术来源。韩国动画电影对现实题材的关注源于对韩国社会现实形态和社会问题的聚焦意识。回归作品本身具体可分为三方面：通过挣扎在底层的小人物困境描摹，揭露伪善的丑陋人性；通过情色与性的描写，缩影整个社会道德伦理体系；通过悲情化的母亲形绘，批判韩国社会父权主义当道与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念。

首先，通过底层小人物的生存困境描摹，揭露伪善的丑陋人性。貌似善良的人有更加阴暗的一面，貌似罪恶之人到最后却成为权益的牺牲者。延相昊在《似而非》和《首尔站》中运用人性的阴阳倒置和命运极度反转手法，直击底层小人物的绝望迷失的内心，讽刺伪善者的人性丑态。《似而非》中的牧师表面正义善良，在骗子欺骗利用的外推力下，却催生人性的恶念，最终坠入罪恶深渊。而恶棍形象父亲一角在外赌博惹事，回家对妻女暴力专制、挥霍女儿的积蓄。充当反面形象的父亲却在村民被欺骗情况下，敢于直言真相，结局因为自己的过失导致女儿自杀而陷入无尽的悔恨，长年忏悔祷告。善人在宗教信徒的伪装下沦为刽子手，恶人却最终成为信教徒，导演通过极度的讽刺，将人性善恶的错位和命运的阴阳倒置，谱写了人世间的残酷物语，揭露了人性阴暗的同时也让人看到了阴暗下的些许温暖。

其次，通过情色与性的描写，缩影整个社会道德伦理体系。韩国的经济发达程度与社会开放程度，决定了中层阶级对情感的精神需求更为显著，对婚姻观和性的态度更为开放，且韩国早在1998年建立电影分级制度，因此在现实题材的动画电影中对性和情色的描写较为直接和大胆。《发光的现代史》(2014)中的男主和数名女子发生婚外情，体现年轻男女对婚姻的不忠、摇摆不定的内心症候。都市男女渴望得到的爱与情，却在极度的情感渴求中走向畸形，最终自我迷失。《坏社长》中男主为了复仇利用情色诱惑女主，最终爱上了女主而陷入了内心自责，背负伦理道德的谴责，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动画影片中对情色和性的描写一方面呈现出故事中青年群体情感婚姻危机的现实，另一方面通过婚姻的颠覆，剑指道德伦理的溃败，具有强烈的省思意义。

最后，通过悲情化的母亲形绘，批判韩国社会父权意识盛行与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念。韩国典型的父权主义致使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下。近些年，尽管韩国也受到西方女权思想的影响，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相应的权利，但父权意识并未得到根本性转变。例如《猪猡之王》中被丈夫抛弃、靠肉体交易抚养孩子的单亲母亲，《似而非》将生存信念寄托于宗教信仰、屈服于丈夫家暴的软弱母亲，《银实》中善美的母亲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对于银实的悲剧命运没有同情，反而认为她咎由自取，是不自爱的结果。身为女性，在自身受到父权意识腐蚀、成为受害者的同时，却也不自觉地成为施害于女性的间接帮凶。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深深地烙印在母亲这一角色上，使得这一角色带有悲情化色彩，呈现卑微、自责、软弱、自我挫败、臣服于男性威严和任由摆布等群像特质，从而激发观众产生同情与共鸣。

(二)民族文化根源追溯

韩国电影不能脱离文化和历史而独立存在，它仅仅是文化和历史发展总体趋势的一个表征。韩国的动画电影呈现底层人物、“伤痕”叙事的表征背后，与韩国民族的“恨”文化、死亡主题、悲剧意识、集体痛感记忆等民族文化根源密不可分。

从历史上看，韩国战事不断，其单一民族的独立性与纯粹性时常受到威胁。韩国的近现代史中遭受了种种的战争、殖民、分裂、灰暗独裁高压统治，以及民不聊生饱受暴政之苦等磨难，烙下了深深的民族痛感记忆，百姓民众长期活在隐忍与压抑之中，奠定了“哀怨悲恨”的民族情感基调。韩国电影和动画时常以死亡主题、悲剧叙事为表达，呈现出“恨”文化等强烈的民族特质。悲情软弱的母亲角色、受磨难的少女形象、阶层分明的残酷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隐喻，均是历史的创伤遗留的阵痛表现，折射出韩国民族对于外来伤害的心悸恐惧与孤独无助，通过灰色叙事希冀为压抑的民族情绪提供宣泄口，为其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提供内在精神动力。

从文化上看，韩国属于中日韩东亚三国的“汉文化圈”范畴，汉字和儒释道思想是其传统文化基因。在东亚美学视域下，韩国民族的“悲情”与“恨”这一美学特征与中国的“怨”和日本的“哀”等悲感为核心的情感基调均源自儒家思想。受各国不同的自然、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而不尽相同，但依旧存在坚实的文化共性，均是儒家社会意识的体现。“恨”源自丧失原本拥有的或者本应拥有的某种精神的、物质的存在。由此引发伤痛和悲感等独特情感结构和心理结构，也成为韩国独特的民族情感处理方式，“悲情”与“恨”的文化基调也成为韩民族情感特征的一种形象和典型的体现。上述韩国现实题材动画电影中传达的悲情与灰色基调便是这种“恨感”精神的文化缩影。

综上所述，本文以韩国动画电影中现实题材作品为范围，从叙事的角度切入，分别就底层小人物的悲剧命运、“审丑”视觉表象下的美学观照、超现实主义的外化呈现和“伤痕”叙事的内在表达四个方面做了分析和梳理，透过韩国社会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溯源，探究动画电影创作的精神内核。韩国现实题材动画电影将民族文化情感取向和本土化的社会意识现象隐藏在类型叙事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动画电影类型系统。韩国动画电影中强烈的民族情感色彩和独特的叙事风格，为中国动画电影民族化、本土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启示。拥有相似的文化背景，中国动画应积极探寻本土文化资源，探寻属于中国的独特价值观念，为中国动画的创作提供深厚文化积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