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晟广

前文说到，苏轼常常画的枯木墨竹题材，竟是其小舟泛于江海之理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苏轼创作枯木墨竹题材，始于黄州。米芾自湖南从事过黄州，“初见公，酒酣曰：君贴此纸壁上。观音纸也。即起作两枝竹，一枯树，一怪石，见与”（米芾《画史》）。东坡在黄州时以书遗同样好道的王定国，自言：“画得寒林竹石，已入神品，草书益奇，诗笔殊减退。”（宋孙觌《书张邦基藏东坡画枯木》）书画成了日常消遣，以至诗笔也“殊减退”了。黄州之贬，对苏轼后来的人生观产生了极大影响。到了哲宗朝，苏轼虽然仕途得意，畏祸心理却依然十分强烈，他曾说：“伏念臣多难早衰，无心进取，得归丘壑以养余年，其甘如荠。”（《乞罢学士除闲慢差遣札子》）甚至说：“某不敢作者，非独铭、志而已。至于诗、赋、赞咏之类，但涉文字者，举不敢下笔也。”（《答李方叔十七首》之十）似乎，画竹已经成了他抒发自我的主要载体。苏轼曾经画枯木并拳石丛筱二纸给章楶（1027-1102），连手帖一幅，云：“某近者百事废懒，唯作墨木颇精，奉寄一纸，思我当一展观也……本只作墨木，余兴未已，更作竹石一纸同往，前者未有此体也。”（宋何薳《春渚纪闻》卷六）因为“前者未有此体也”，即使自己的墨竹学自文同，苏轼在《憩寂图》诗中也认为与之有所区别：“东坡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他的《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或可解释这种区别：“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