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冲

摘 要：《檀香刑》作为书写清末民族屈辱史与抗争史的新历史小说，其中的人物形象既来自乡土众生相，又不可脱离西方殖民者与东方被殖民者文化冲突的语境。孙丙形象的寓言性、赵甲形象体现的迷思塑像和孙眉娘形象包蕴的东方主义特征共同映射了东方世界的“他者”形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基于特殊历史条件下被殖民者的历史现实，又深层次源自殖民者文化霸权下的社会文化语境。《檀香刑》的人物形象集合了殖民关系中的错综矛盾和夸张化的被殖民者文化心理，是对西方话语中的东方的吸收和再创作，具有深刻的后殖民主义意味。

关键词：《檀香刑》;后殖民主义;孙丙;赵甲;孙眉娘

《檀香刑》中的主要人物形象性情、心态、立场各异，与殖民者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和利害关系，象征被殖民者文化形象的不同侧面。与殖民者发生直接冲突的孙丙、与殖民者存在间接雇佣关系的赵甲和具备典型东方主义女性形象的孙眉娘在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中最具阐释空间。

一、孙丙形象与“民族寓言”

美国当代文艺批评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在后殖民主义批评中颇具代表性，他所提出的“民族寓言”假设对解读包括《檀香刑》在内的民族新历史小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杰姆逊认为“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当把这些文本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特别当它们的形式是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表达形式的机制——例如小说——上发展起来的”[1]。这一论断将文学作品所聚焦的特定个人引向更广阔的民族、国家、大众文化、社会历史领域，前者命运实际是对后者命运的形象化书写，富有深层的寓言意义。

《檀香刑》在历史叙事的维度选取了底层视角，树立了一个依托于正统历史、又经过传奇化加工了的民间英雄形象——孙丙。孙丙形象及其故事原型最早可溯至《高密县志》所载的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1898—1901）农民孙文率众抗击德国强修胶济铁路事件，吸纳了史料中部分关于德国殖民暴行、孙文率众暴力抗德、袁世凯与德军联合追捕孙文的记述。在孙丙这一艺术形象的个人私生活方面，莫言赋予了其一贯贪爱风流、好狠斗勇、对妻儿缺失应有责任心等并不高尚甚至可以说是卑劣的人性特质;在孙丙的英雄事迹方面，莫言又将其抗德阻路经历与同时期的义和团运动相勾连，把这一人物形象放置在一個特定的宏阔的历史场域中，从而凸显出孙丙作为迥异于常人的英雄特征，为其笑傲檀香刑做好了铺垫。小说对孙丙加入义和团后的抗德行动进行了浓墨重彩的史诗化描写——让孤立事件卷入历史狂潮，将矛盾人物立为悲剧英雄，其中的寓言是远超正统历史记录和小说语言表象的。

值得注意的是，莫言在塑造孙丙这一形象时对于义和团运动——或曰庚子国难的引入是相当审慎且具有选择性的，这也是成就孙丙形象寓言性的必要取舍。在庚子国难中，义和团虽具有英勇抵抗殖民者的一面，但也不可忽视其由于盲目排外、敌我不分而在当时所造成的破坏性甚至恶劣性，时人直言其“化城灭俄顷，搜捕男女童。杀人竟如草，血染刀光红”[2]。而莫言在书写孙丙在义和团内的活动时除却保留其一定的迷信愚昧色彩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抹去了“拳民”的负面特质。孙丙在义和团中惯以岳飞自居，军纪严明，一呼百应;麾下战将有如神助，精准歼德，绝不旁生枝节。同时，莫言又不惮繁复之笔，极尽小说之想象夸张铺陈之能事，浓墨重彩、精雕细琢地写出了耗费巨大人力物力、为孙丙特设的罕为世用的让人生不如死又求死不得的惨绝人寰的酷刑——“檀香刑”，用直观且夸大的血淋淋的肉体折磨，极力强调这一拳民领袖所遭遇的清德联合绞杀——这一场景不无韩愈《元和圣德诗》中写反叛者被处以极刑场景描写的影响，但写受刑场景的血腥残忍酷虐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与孙丙形成矛盾对立的两方势力也有其代理人——袁世凯与克罗德，二者对孙丙的态度泯灭人性、阴鸷狠戾已绝。孙丙面对檀香刑时，没有虑及袁世凯和克罗德“以儆效尤”的罪恶动因，而是秉持着忠烈千秋、杀身成仁的观念，自绝于断送檀香刑计划的良机，慷慨受刑，并以强大的精神意志勉力支撑受刑后的身躯，成就一曲轰轰烈烈的英雄悲歌。

孙丙这一形象在个人生活以及愚昧思想上令人啼笑皆非，而在民族性的悲剧事件中又为人扼腕，其个人经历中寄寓了鲜血淋漓的殖民社会历史现实。在寓言的层面上，莫言笔下的孙丙形象即是当时的中国本身——混沌、愚昧、私德或许有亏;信奉传承千年的忠烈德义观，有末路英雄的基因;遭遇殖民者与封建官僚的协同蹂躏，在夹缝中艰难地寻求复仇反击以及自我意识的重塑。孙丙这一形象是近代中国乃至第三世界殖民统治反抗者中的一员，其映射的是民族特性、民族命运，昭示的民族情感与民族意识具有强烈的寓言意味，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3]，是对殖民社会的深刻解剖。

二、赵甲形象与“受殖者的迷思塑像”

在殖民关系中，殖民者对被殖民者文化心理的支配是二者不平等关系的重要体现。而被殖民者在追求民族身份重塑时，会出现对殖民者加诸自身的种种印象的认同，其重建自我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殖民者意识形态霸权下的迷思塑像。这一现象被阿尔伯特·敏米在其著作《殖民者与受殖者》中概括为“受殖者的迷思塑像”。这种文化心理塑像在支配与被支配的殖民关系中被塑造，突出表现为被殖民者屈从于殖民者的设定，将刻板负面印象错误认取为正面特性，将自我意识非人格化——“最终，在殖民者的霸权野心下，他（被殖民者）只能作为殖民者所需要的一种功能而存在”[4]。

《檀香刑》中殖民者加诸被殖民者的印象借由克罗德之口直接表述：“中国什么都落后，但是刑罚是最先进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特别的天才。让人忍受了最大的痛苦才死去，这是中国的艺术，是中国政治的精髓……”[5]是中国具有显著霸权动机的，是殖民者向被殖民者逆向灌输的一种对本民族特质的认识。而书中的赵甲，即是最典型的顺承了殖民者指控、陷入“迷思塑像”的被殖民者。

赵甲的自我意识是强烈的，他自命不凡，不甘存在于匿名的集体中——这种自立与自证诱使他滑向了以殖民者意愿重塑自我、对自我进行非人格化处理的极端。首先，他本能地接纳了克罗德嘲弄式的“赞美”，认同了酷烈肉刑即是艺术这一束蒲为脯的价值判断。赵甲延续克罗德的思维，以为欧罗巴木桩刑远逊于檀香刑，仅是檀香刑名称的朴拙雅致就为西人所不能及。这种心态虽使赵甲获得了对自我职业甚至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感，但其依托的衡量标尺仍然是以抽肠蹀血、残剥肤体为乐的酷刑。酷刑在殖民者现有价值体系中具备野蛮、愚昧、嗜血、非文明、非人道等负面特质，且这些特质恰与西方世界对东方世界的刻板定义吻合，殖民者对酷刑予以技术层面的“肯定”在实际意义上是对这些负面特质的根本否定。赵甲对自己所执掌的酷刑自我感动式的想象和自我拔高式的优越感，正是变相确认并放大了上述负面特质，是顺从了殖民者的支配意志。

此外，赵甲还频繁且顽固地将自我意识去人格化。他常用的自我麻醉手段是将禽血釁面、屠刀在手的自己视作神圣庄严的国法象征，是机器、工具，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人”。将自我物化、工具化在正常的认知中是对自我的矮化和降格，而赵甲却将之引向自我升格，从中索取对自身存在重要性的虚幻认知和掌有生杀予夺之权的错觉遐想。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倒置的情形，是由于一个基本要素的变化——即自我意识去人格化发生的场景是刑台之上而非日常生活，潜在的逻辑是刑台之上无人格的物品甚至高于刑台之下具有自主人格的人。赵甲的这套逻辑是一以贯之的——他将行刑所用的公鸡、檀香木均视作圣洁之物，其他任何不直接参与行刑的人员都需遭屏退——赵甲作为刽子，在非人格化之后与其他行刑用品价值等同，共同高于刑台下的其他人。这一逻辑在更大程度上赋予了刑台至高无上的神圣意义，肯定了酷刑在民族文化心中的地位，实际上同样是顺承了被殖民者以血腥为纯洁、以野蛮为肃穆、以低劣为崇高的殖民者思维。

赵甲这一形象对自我意识的偏执探寻具有桀骜的表象和谄媚而不自知的本质，他对于自身捆绑的刽子手职业和酷刑的价值认可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对殖民者意识形态的接纳。“通过接受这种意识形态，被支配的阶级实际上确认了分配给他们的角色”[6]——即未开化的、变态的、非人格化的功能性物品。这样寻求重建重立自我无异于适楚而北辕，是对由殖民者建构的迷思塑像的辩护，是殖民关系中被支配者难以认识和破除的文化困境。

三、孙眉娘形象与“东方异国情调”

在后殖民主义理论中，指向西方建构对东方世界想象的经典论述是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对以东西方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分性为基础的东方主义作了精当的概说，即：“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7]确切而言，东方主义建构的想象中的东方是一种差别于历史现实的思维方式，同样是西方强加于东方世界的文化霸权。与西方文明、克制、理性、强大的形象相对立，东方形象充斥着野蛮、怪诞、肉欲、异教的因素。东西方的关系很自然地被界定为一种性的关系，东方在其中同样扮演“第二性”的“他者”角色，而東方主义视角下的女性形象尤其放大了以情欲为突出代表的这些东方特质。

孙眉娘这一形象作为《檀香刑》中极具表现张力的女角，附着了浓厚的情欲因素。她的外形符合男性心理中对女性性魅力认知的极致——面若桃花、纤腰丰臀，身子“比苏州府的绸缎还要滑溜、比关东糖瓜还要甜蜜”[8]。在性格上也与含蓄内敛、谨小慎微、恪守闺训的多数封建女性大相径庭，她美而自知，卖弄过人之姿，巧逞风流之态。她对县令钱丁不可遏制的情思与性欲也一反正常女性思维、顺应男性心理对女性的支配欲。在孙眉娘与钱丁的婚外畸恋当中，性游戏占据了相当比重，前者的动因既有对钱丁无可救药的痴迷，亦有对借助钱丁身份救父的考量。孙眉娘深谙“性是权力得以实施的手段”[9]这一法则，在其父身陷囹圄时，她一方面卖力稳固钱丁的欢心，在得知情人回天乏术、爱莫能助之时发出幽怨的心理独白;另一方面，她甚至思量用身体诱惑公爹赵甲。孙眉娘对身体不轨乃至不伦的使用其实暗合了东方女性甘受男性剥削其性资源、成为“性工具”“性商品”，而东方社会本身亦对性无节制滥用的东方主义思维，是将东方世界情欲化了的表现。

同时，孙眉娘身上还牵系着东方世界怪诞、变态的审美和奇异、诡秘的异教信仰。《檀香刑》中以大量的笔墨书写孙眉娘对自身“缺憾”的羞愧与纠结——她放着天足，不曾缠足，这种心态在她发现钱丁的夫人有一双完全符合标准的“三寸金莲”后被推向高潮。孙眉娘外貌极尽美艳，个性也一贯张扬泼辣，而她面对其貌不扬的钱夫人却生出强烈的自卑感，足见缠足一事是其根深蒂固、难以破除的隐性心理结症。缠足是西方世界眼中特色鲜明的东方陋习，以折磨限制女性的身体来满足男性对女性的变态性欲和掌控欲。孙眉娘作为受此类文化压迫钳制的女性，却自恨逃过了畸态规则的荼毒，这更突显了东方社会对缠足陋习的接纳认可程度，强调了扭曲审美在东方世界的统治地位。此外，孙眉娘还多次狂热地遵从“小庵小庙”的神鬼之说——在追求钱丁而不得时，原本怕蛇的她，却依照神婆所言寻觅交配之蛇的鲜血以召唤钱丁的灵魂，甚至不惜饮下由钱丁的粪便制成的断情粉。这种怪异的迷信行为完全符合西方世界所理解和建构的古老的中国形象——充满神秘氛围和异域传说，有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怪诞异教信仰。东方主义视角下异国情调的营造，在孙眉娘对畸态审美和诡异民间信仰的认同中达到了另一个高度。

孙眉娘这一形象，在性欲方面具有鲜活、饱满甚至过剩的生命力，对这一形象的书写从东方的视角重新观照东方主义思维中的情欲问题，即“对东方作为肉欲快感之地的理解在西方心志中根深蒂固”[10]。孙眉娘对神鬼信仰的诉求与其性欲色彩相叠加，忠实还原了西方世界所理解的东方异国情调。

孙丙形象的寓言性、赵甲形象体现的迷思塑像和孙眉娘形象包蕴的东方主义特征共同映射了西方殖民者思维中东方世界的“他者”形象。这既在一定程度上基于特殊历史条件下被殖民者的历史现实，又深层次源自殖民者文化霸权下的社会文化语境。《檀香刑》的人物形象集合了殖民关系中的错综矛盾和夸张化的被殖民者文化心理，是对西方话语中的东方的吸收和再创作，具有深刻的后殖民主义意味。

参考文献

[1]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523.

[2]《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65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54.

[3] 詹明信（著），张旭东（编）.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上海：三联书店，2003：523.

[4][6]Albert Memmi，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M].Boston：Beacon Press，1991：130，131.

[5][8]莫言.檀香刑[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82–83，6.

[7]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

[9]李银河.褔柯与性[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29.

[10]齐亚乌丁·萨达尔.东方主义[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