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君

摘 要：王葡萄是嚴歌苓为中国当代文坛贡献的一个经典形象。她快乐天然又宽容悲悯，这一形象与小渔和扶桑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物谱系。

关键词：严歌苓;《第九个寡妇》;王葡萄

《第九个寡妇》是严歌苓2006年推出的长篇小说。作品以流传在中原农村的传奇故事为原型，讲述了寡妇王葡萄将蒙冤又死里逃生的公爹孙怀清在地窖一藏十余年的故事。围绕着这个故事，每个人物都展现出“人格深处最不可看透的秘密”[1]。本文主要分析主人公王葡萄的形象并简要探讨严歌苓塑造的这类女性谱系。

王葡萄七岁父母双亡，逃荒路上被孙家收为童养媳。十四岁时，丈夫被当作奸细暗杀，她成了村里最年轻的寡妇。公爹蒙冤，葡萄四处奔走、散尽家财，还是没能挽救公爹被枪决的命运。公爹死里逃生，葡萄将他藏匿在红薯窑里二十余年。为了隐瞒这个秘密，她不得不将亲生儿子送给侏儒抚养。葡萄的一生经历了战争、动乱、饥荒，始终与苦难相伴，但她仍然“水灵灵地活着”[2]。如评论家贺绍俊所言，王葡萄“是当代文坛上第一个快乐的寡妇”，她“像一只在乡野林间飞上飞下的喜鹊，体现出一种民间的快乐精神”[3]。葡萄虽是寡妇却穿得鲜亮，喜欢看戏也爱热闹，不晓得天下有发愁二字。她闲不住，既会参加几千人的公社大会，也会纳鞋底打麻线;地委书记来探望，她边拉家常边干活，“手上动得快，嘴皮子也动得快，全都动得喜洋洋乐滋滋”[4]，这“喜洋洋乐滋滋”的背后是“一种强悍的生存哲学”[5]。

葡萄总是趴在地上透过门缝往外看，看到的是许多条腿匆忙而过，“有时是灰色，有时是黄色，有时不灰不黄，和这里的泥土一个色”[6]。时代的风云变幻被她拆解成一个“打”字：“一拨人把另一拨人打跑了，再过两天，又一拨人打回来”[7]，“过个几年就得打打，不打是不行的”[8]。但葡萄坚信“啥事都过得去，过去了还得好好活”[9]。遇到伤心事，她顶多想：“快过到明年吧，明年这会儿我就好过了，就把这个人，这段事忘了。”[10]面对时代巨变，葡萄虽懵懂无知却不惊不惧，她“像个几岁的孩子不知道怕，也像个几百岁的老人，没什么值得她怕”[11]。靠着处变不惊的人生哲学，葡萄带着公爹从死亡的边缘一直走到了生命的最后，这不仅是顽强生命力的张扬，更是古老民间生存智慧的延续。

葡萄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寡妇。乡村在文学中往往是愚昧落后的象征，需要知识分子启蒙和拯救。官方话语中的葡萄是比喜儿还苦的女奴隶，工作出色的劳动模范，也是没觉悟的落后妇女。抗日战争时，其他几个媳妇为掩护八路舍弃了丈夫，只有葡萄领回铁脑还理直气壮：“铁脑是我男人，我不救他救谁？”[12]土改工作队要她回忆是怎么被孙家剥削的，她想起婆婆挖苦她的话却“越想越好玩，光想笑出声来”[13]。女队长教育葡萄亲疏里外应该以阶级标准划分，葡萄却答：“再咋阶级，我总得有个爹。”[14]大炼钢铁时，葡萄疯了似地不许学生把锅送进小高炉。她乐意当养猪模范，只是因为当了模范“年底分红会多分点，就有‘馍有‘饭了。”[15]用严歌苓的话来说，王葡萄是一个“很本然的，没有被异化的人”[16]。她出于一种原始本能抵制启蒙和说教。这种本能超越了教化和阶级的观念，凭自己的天性去选择生活方式，进行价值判断。她救公爹是出于简单而原始的动机：自打进了孙家，葡萄就拿孙怀清当亲爹看，“没了二大，她可成了没爹的娃儿了”[17]，更何况公爹“不是犯死罪的人”[18]。她的选择有悖主流意识形态，却契合人性伦常。

严歌苓曾谈到，王葡萄是自己的理想，她不仅有趣可爱，而且宽容悲悯，评论家陈思和也因此将王葡萄誉为“地母之神”[19]。在动荡不安的岁月中，王葡萄本应是一个被侮辱被践踏的对象，她却用悲悯、宽容和仁爱支撑和拯救了周围的人。作家写葡萄的眼睛：“又厉害又温柔却是不知有恨的。”[20]她生性善良，“对谁好都是一个心眼子，好就好到底”[21]。她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孙怀清，即使最困难时也想尽办法没让公爹挨饿;当老人一点点失去了视力、听觉和活动能力，最后变成一个大婴儿时，葡萄如同乌鸦反哺一般将他完全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

葡萄的仁爱无所不包，无论好恶她都尽力相助。李秀梅的丈夫被打成了老虎，只好回史屯种地，通晓人情世故的史屯人对他们没有好脸色，只有葡萄教他们磨豆腐，吃蜀黍皮、蜀黍芯儿;嫌弃葡萄没觉悟的蔡琥珀在运动中被罢了官，回乡后又因为偷庄稼被游街，只有葡萄护着她劝慰她;下乡蹲点的作家朴同志在外面一句话也不敢大意，一见到葡萄就感觉安全了。返城知青留下的私生子、躲避计划生育的年轻媳妇都在她的小院里得以保全。“雌性的世界是感性的世界，有着另一套准则，建造另一套文化[22]。”葡萄用悲悯和宽容来接纳所有的苦难与践踏。在给公爹收尸时，她会替死了的人合上眼，但又“像一个逍遥的局外人，对这一片杀戮所留下的残局，怀有怜悯也怀有嫌弃”[23]。史五合发现了葡萄藏匿孙怀清的秘密，以此为借口强奸了她，但葡萄并不恨他，葡萄只是“可怜他一无用场，不长出息”[24]。

王葡萄与小渔、扶桑属于同一个人物谱系。作为底层女性，她们有诸多相似之处：卑微却善良，不幸却坚韧。最重要的，她们虽是弱者，却因大度宽容而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彰显着“弱者自有它的力量所在”[25]。作为弱者的宣言，《少女小渔》体现了严歌苓崇尚的“古典式的善良”[26]。小渔平静地接受了男人们的无耻和背叛，但她对践踏者却充满怜悯。正是这份怜悯显示出她人格上的优越和强大。作为小渔的延伸和扩展，扶桑深知“她生命中的受难是基本，是土和盐、是空气，逃脱，便是逃脱生命[27]”，因此她接纳苦难，并在苦难中散发出迷人的光华。扶桑是一个如土地般真诚的女性，任人践踏，包藏万物，“却又有能力把污垢转化为生命的能量而孕育万物”[28]。王葡萄丰富并完整了这一人物谱系。她温暖善良，以一己之力为身边人提供了身体与精神的遮蔽，使他们在风口浪尖上得以继续生存下去。通过这一形象谱系，读者看到了一个仁爱包容、宽厚坚忍的“中国”形象，这也正是严歌苓对“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22][26]严歌苓.波希米亚楼[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17，101，97.

[2][4][6][7][8][9][10][11][12][13][14][15][17][18][20]

[21][23][24]严歌苓.第九个寡妇[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254，191，19，18，69，105，287，252，47，50，56，157，133，251，244，61，81，240.

[3]贺绍俊.民间生存的快乐精灵[N].中华读书报，2006–04–05.

[5]贺绍俊.从思想碰撞到语言碰撞——以严歌苓、李彦为例谈当代文学的世界性[J].文艺研究，2011（2）：14–20.

[16]严歌苓.王葡萄：女人是第二性吗？——严歌苓与复旦大学学生的对话[J].上海文学，2006（5）：4–7.

[19]陈思和.自己的书架：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J].名作欣赏，2008（3）：102–104.

[25]陈思和.关于《扶桑》改编电影的一封信[M].严歌苓.《扶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47.

[27]严歌苓.扶桑[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22.

[28]陈思和.严歌苓笔下的女性[J].当代文坛，2019（5）：1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