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伟懿

摘 要：丹·布朗文化悬疑系列小说以其刺激紧张的情节抓住读者眼球，小说中的女性都是各自行业的中坚力量，作者虽赋予了这些精英女性以表面上独立顽强的性格特征，但小说中这些她们生命的脆弱不安之处也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而一一展开。本文试图以丹·布朗的三部小说《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2003）、《数字城堡》（Digital Fortress，1996）、《天使与魔鬼》（Angels& Demons，2000）为例，分析其中的女主人公形象，她们都是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知识精英女性，也正是知识技术赋予了她们在故事进展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丹·布朗;精英女性;女性形象

一、引言

丹·布朗（Dan Brown）身为畅销书作家，现已出版七部小说，以其刺激紧张的情节抓住读者眼球，读者跟随主人公完成一次次奇遇记后往往还会有智力提升的快感。其小说叙事情节紧凑，涉及各类知识丰富广泛，且最终都会回到生命宗教与哲学问题，又能让人沉思回味。无论是戴维·贝克，还是罗伯特·兰登（Robert Langdon），读者的注意力总是为他们所牵引，女主人公都是以次要辅助的角色出现，她们都是聪明，感性，顽强，脆弱的混合体，作者刻画了她们独一无二的性格特征，但女性赋权（female empowerment）的缺失也使故事中的她们在面对外界的重重围困时丧失了对自己的掌控权，女性人物始终是一个等待被拯救的角色，纵然她们在职场上可与男性并肩工作，但在此时成了极为被动弱势的一方。

二、不同视角下的女性形象

三部小说中，对这些精英女性形象的描写均出自男性视角，均是在以男性视角审视，而读者也是首先通过男性的眼睛与描述对这些女性形象有了初步了解。作者通过赋予她们较高的职业地位，让她们在小说开篇就与众不同。

《达·芬奇密码》中，密码破译员苏索·奈芙（Sophie Neveu）一出场就留给读者一个矛盾的第一印象。尽管索菲受过良好的教育，是警察中的一员，但她的加入也仅仅是为了“政治上的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法希眼中女性不僅自身体力上有限制，而且是导致其他人分心的源头。“当然最令法希心烦的是那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在一群中年男人的办公室里，一位颇有魅力的年轻女郎总是把人们的眼球从手边的工作上吸走。”[1]37

她并不是以一个积极个体（active body）的形象出现，而是一个被物化了的人物（objectified one）。而兰登的描述则又加强了这种物的特征：“与贴在哈佛大学宿舍墙上的那些弱不禁风的甜姐儿不同，这个女人有一种不加粉饰的健康美，浑身散发出惊人的自信。”[1]38通过兰登对索菲外表的描述，暗示了她的自信是来自“不加粉饰的健康美”（unembellished beauty），而非内在的“近乎固执的坚定意志”。

《天使与魔鬼》中，读者对维多利亚（Vittoria）的第一印象则是来自兰登：“她浑身散发着清纯迷人的气息，就是在二十码以外也能令人神魂颠倒。她的衣服被风吹得紧紧地贴在身上，婀娜的身姿和小巧的胸部若隐若现。”[2]37随后科勒（Maximilian Kohler）则对维多利亚的形象进行了补充描述：“维特勒女士是个个性十足，意志顽强的女人。”“数月以来，她一直潜心研究一个非常危险的生态系统。她是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也是‘欧核中心瑜伽功的常驻教练。”[2]37小说对女性形象的刻画仍集中在外表的塑造，科勒对其内在气质，职业定位的补充描述也只是一笔带过。

《数字城堡》中，苏珊（Susan Fletcher）的形象则主要是通过警卫员的眼睛：“警卫的眼睛又落在了苏珊那修长的身段上——然后落在那隐约可见的白色胸罩上，接着落在那齐膝高的卡其布裙上，最后落在她那双玉腿上。”[3]7警卫员眼中的苏珊首次露面时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个体，工笔般分割地描述，让她看上去更像是一个个精巧的部位拼凑而成。

无论是兰登眼中的索菲，维多利亚，还是警卫眼中的苏珊，这都是他们在没有正式互相接触前先入为主的印象，读者也正是通过男性视角的描述对女性人物形成了第一印象，而这种第一印象均是外表特征，而非内在气质，一种被拆分的，被肢解的外表。这些知识精英女性的身体无一例外都被刻画成柔美温润的形象。这也预示着接下来她们的生命在敌对势力手中有如摧枯拉朽，作者一以贯之地赋予了女性群体易受影响伤害的本质特征。

三、被牵引的职业生涯

这些女主人公的职业总是与高技术领域相关，她们都有着超强的职业能力与头脑，也正是这一职业身份将她们与大多数传统女性区分开来。索菲在其祖父索尼埃（Jacques Saunière）的教育引导下从小便爱上了字符密码，长大后又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央司法警察局的密码破译员，在自己规划的职业道路上越走越远。而祖父的突然死亡也将她卷入了历经几个世纪的家族宗教纷争，为她揭开了闻所未闻的家族过往。维多利亚的父亲是科学家，她在九岁时才与其父第一次见面，在父亲的引导下培养了对科学的兴趣，最终也成为欧核中心的一名科学家，极高的科研天分和先进的工作研究环境让她在职业发展中不断突破，单纯的赤子之心也让她尝试将自己的科研成果造福人类。而她的出现是由于父亲被害，那个引导她追求梦想，给予她保护的父亲成了他们研究成果的牺牲品。苏珊是国安局的密码破译部主任，高级职员，从一开始便得到国安局斯特拉斯莫尔（Strathmore）的赏识，苏珊则将他当做父亲般尊重：“苏珊意识到自己对特雷弗·斯特拉斯莫尔是多么爱戴。十年来，不论大事小情，他都是她的引路人。”[3]54她们无一例外始终都处于这种长辈与上司的羽翼之下。

事情的起因往往也都是由这些女性最亲近信任的人引起，并与她们息息相关。她们从最一开始就处于被动而不自知，是事件风波的受害者也是推动者。她们可以在家人或上司的庇护引导下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但最终都会为他人所利用，她们能掌控自己的职业开端，却无法掌控职业生涯的走向，她们并不清楚自己兢兢业业研究出的成果最终都服务于谁，也不清楚最后能带来什么后果。她们的发展一方面有赖于自身的聪明才智，另一方面稳定的外部环境也成了必不可少的因素，她们自身的能力远不能抵抗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动，因此也才会上演一幕幕英雄救美的桥段。

四、权欲之下的脆弱生命

《达·芬奇密码》以索尼埃之死切入，兰登和索菲寻找凶手的解密过程为主线，寻找到圣杯成了事件导火索，寻找拱顶石——打开两千年秘密的钥匙，忠心不二的塞拉斯成为凶手下属，由此牵引出一系列的追捕与逃亡情节，索菲的生命也一次次受到黑暗势力威胁。“暴力绝对是最糟糕的状态，在暴力状态下，人类易受他人伤害的弱点以最极端的方式暴露无遗。在暴力状态下，我们受制于他人意志的摆布无法自制，他人之要肆意妄为即可轻易抹杀生命”[4]42。索菲成了塞拉斯急欲为主教完成任务的目标工具，她成了个人欲望实现的路障，因为力量体格的悬殊，小说或影视剧中受到男性斐勒斯象征——枪支或刀威胁的往往都是女性人物，暴力并非仅仅指肉眼可见的拳脚暴力，弹药之下的命悬一线更让人孤立无援，此刻的生命已无法为自我所控制，目击者——提彬和兰登脸上的“恐惧”也更像是“传达了痛苦挣扎与脆弱无助，同时也传达了禁止杀人的神圣旨意”[4]214。

在《天使与魔鬼》中，对维多利亚的直接威胁则来自黑煞星（Hassassin）：“他‘吧嗒一下打开那把刀，直接放到了维多利亚脸上。维多利亚看到了钢片上反射出自己恐惧的神情。”列维纳斯（Levinas）指出：“于我而言，极度脆弱与毫无防备的他者面孔，既激发了杀人的欲望，又传达了和平的要求：不得杀人。”他同时也“指出自保并非杀人的充足理由”，但“杀意是人类的本能反应”[5]167。维多利亚“恐惧”的面孔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他征服享乐的欲望，虽然没有真正手刃俘虏，但杀人的快感已提前实现。被俘虏的维多利亚成了黑煞星的手中玩物，足以一刀毙命，但小说中的黑煞星因为任务未完成便停止了伤害，他眼中的维多利亚不过是任务完成后满足个人欲望的奖品：“黑煞星忘记了脚上的疼痛，轉而想到马上就可以行乐，便跳进了面包车。黑煞星虽然浑身又湿又冷，却不知不觉的挺直了身子。我已经得到了奖赏。[2]305”

《数字城堡》中的苏珊从初入职场的新人到密码破译部的高级职员，一路都有斯特拉斯莫尔副局长的帮助扶持，她理所应当地将其看作是长辈对晚辈的提携重用，并怀有极其虔诚的感激信任之情，但这种权利地位的不对等导致她过分崇拜依赖这位副局长，让她默认这位副局长也是唯一一个能帮她实现梦想的人，而她也是斯特拉斯莫尔最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这样不加怀疑的信任让苏珊不加思考地接受副局长的一切指示。但直到最后苏珊才发现，这位道貌岸然曾一度被她视为榜样的副局长不过是在利用她的才华帮助自己获取巨大利益，并且想占有她实现幻想已久的不伦恋：她一直是他的梦，他鲜活的白日梦。为了能够光荣退休并得到情感上的满足他牺牲了整个密码破译部的利益和多条人命，在苏珊眼中曾经高大伟岸的形象轰然倒塌，她想做的就是逃离魔掌。在真相被揭露前后，副局长真实人性的反差成了苏珊难以接受的现实之痛，之前的高尚形象既有副局长故意的伪装，同时也少不了苏珊内心的建构，她在心中塑造了这一完美的英雄形象，现在现实又迫使她必须摧毁这个虚假的英雄：这个爱国者的形象，苏珊心目中一度的英雄，已经不复存在——他现在变成了杀人凶手[3]312。

斯特拉斯莫尔身居要职，对苏珊的关爱远超对其他人员的关心，无论是言语还是实际行动，无论是命令还是保护，都不斥为一种强制性权利，“所有的控制模式，驯服模式和征服模式最终都归结为服从效果。”[6]123正如朱迪斯·巴特勒所言：“司法权力凌驾于主体之上，并试图征服主体。”[7]84斯特拉斯莫尔所期待的即是用这种权利的不对等征服苏珊，以使其达到服从自己的要求，在权利的无形暴力之下，弱势的一方成了脆弱不安待宰的羔羊。

五、结语

小说最后，男女主人公也都回归平静生活，丹·布朗虽不可免俗地将女性主人公都塑造成了弱势而又感性的一方，在黑恶势力面前势单力薄，但也正是这种强弱对比，勾起了读者对人物命运的期待，展现了生命的韧性，人物塑造也更立体真实。

参考文献：

[1]丹·布朗.达·芬奇密码[M].朱振武，吴晟，周元晓，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丹·布朗.天使与魔鬼[M].朱振武，王巧俐，信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3]丹·布朗.数字城堡[M].朱振武，赵永健，信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朱迪斯·巴特勒.脆弱不安的生命——哀悼与暴力的力量[M].何磊，赵英男，译.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

[5]T.Peperzak，Adriaan.Basic Philosophical Writings：Levinas，Peace and Proximity[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6.

[6]Mason，Gail.Spectacles of Violence[M].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11.

[7]Butler，Judith.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M].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