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伟铭

(哈尔滨工程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一、引言

语用学实际上是一门语境学，用来研究语言的显性内容(语言信息)和语言的隐性内容(语言含义)是如何通过语境发生关系的，[1]具有明显的语境性、目的性和控效性。随着语用研究不断走向多学科融合以及跨学科发展，语用视角对于翻译学研究的启示日渐显化，逐渐形成了语用翻译研究路径。二者整合与融入的根本原因，在于二者对于语境化和语言使用本体的高度一致重视。因此，语用翻译广义上往往要求译者把语言情境中的特定语句有效体现出来，进而更好地对文章进行诠释，让读者了解到作者在创作时的真实思想和感受；狭义上被理解为译文要达到语用语言层面和社交语用层面的等值或等效原则，即追求将原作的意图明确地传达给译文读者，使其译文效用最大化地接近原文对原文作者的语用效用，即“语用等效翻译”。语用翻译观可以看作是近代翻译学研究视角上的一次进步，也是对于整个语言研究“语用转向”的一种回应。借助语用翻译视角，可以更好地了解语境化了的语义，进而实现语用收窄或者语用充实，并且可以弥合翻译维度上思维层次与语义层次之间存在的缝隙。

随着研究的不断发展与深入，语用翻译研究逐渐突破传统的语用分析模块，与相邻学科相融合，吸引了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语用学的应用价值也不断凸显，研究成果逐渐丰富。外国语言研究学者历来重视学科的回顾与展望，并将其历时文献的科学计量学分析看作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点与支撑。[2]我国已有学者对不同时期的语用翻译研究进行了述评，如曾文雄教授的《中国语用翻译研究》，郝苗教授的《对近十年中国语用翻译研究的调查与分析》等，但大多属于思辨性的文献梳理，尚无文献基于CSSCI源刊对国内语用翻译研究进行系统的可视化整理。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知识图谱以其理论的综合化、方法的可视化、描绘的形象化等特点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取得了迅猛发展。[3]鉴于此，本研究借助CiteSpace信息可视化技术，以CSSCI源刊数据为研究语料， 从年度发文量、期刊及学科领域分布、作者共现分析、关键词共现网络、作者共被引分析、高被引文献等六个维度分析国内语用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与趋势，探讨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前沿话题，以期厘清国内语用翻译研究现状并展望未来研究趋势。

二、国内语用翻译研究的发展历程与趋势

(一)年度发文量分析

语用翻译的年度发文量按照时间维度分为起步期、发展期和回落期三个时期。1993年至2001年，年度发文量总体较少，最多不超过5篇，语用翻译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2001年至2007年，年度发文量总体上显示出迅速增加的趋势，这表明六年间我国语用研究得到了发展；然而从2007年至今，我国语用翻译研究开始呈现出下滑的态势(见图1)。

图1 1993—2019年年度发文量

具体来看，1993年至2001年间开始有学者尝试在翻译中引入语用视角，力求为翻译研究创新带来全新的思路，特别是关联理论和等效理论被引入学界，被看作是语用翻译研究的潜在增长点。2001年至2007年正处于语用翻译学迅速发展时期，学者们进一步论证语用学与翻译学结合的重要性，出现了大批关于顺应论、关联理论、跨文化、等效、归化的高水平研究。同时，也开始涉及交叉学科的应用，将语用翻译学应用到广告、医学、旅游材料与外宣文章中。例如，张新红与何自然教授在论文中曾提到：“语用学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已经不再是个语言学的‘废纸篓’。它能够对语言使用和交际的各个方面加以描写和解释，已经成为理论输出学科。”[4]这表明了，学界对于语用翻译的认识高度在不断提升，并从多角度发展语用翻译学。

十分有趣的是，2007年至今，语用翻译研究的年度发文量总体下滑，虽然期间有两次增幅，但从近三年来看，文献的产出率还是十分低迷。从文献内容来看，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已经从之前的理论探讨转为实践求索，大部分文章都在讨论跨学科、跨文化以及教学方面的应用，这一方面和近年来MTI(翻译学硕士)教育的实践趋向不无关联，另一方面也符合特定研究方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瓶颈期规律。

(二)期刊分布分析

从文献发布期刊分布图(见图2)可知，发布量排名前四的期刊为：《中国翻译》《外语与外语教学》《上海翻译》和《外语学刊》，其中外语类刊物占了多数，这说明语用学与翻译学已经有了充分的融合，并且得到外语界和翻译界的广泛认可。换言之，通过语用学的视角进行翻译实践，已经被越来越来多的学术出版物所接受。在排名前十的刊物中，仅有一个刊物来自外语学界之外(《商场现代化》)，这表明语用翻译的跨学科属性并不明显，带有明显的学科倾向性。

此外，从各个刊物的发文量中我们可以看到，排名第一的刊物《中国翻译》发表过20篇语用翻译研究论文，而其时间跨度却是26年。换言之，作为翻译研究的权威刊物，该刊物平均每年连一篇论文都没有发表，这说明语用翻译研究距离成为主流翻译研究方向，还有一段距离。

图2 文献发布期刊分布图

(三)作者所在大学分布

图3给出了作者所在大学分布，排名前三的学校均为南方沿海地带的大学，其视野的开放程度、信息的普及程度都是北方各个高校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前三所高校也可以看作是我国语用翻译研究的重要阵地。此外，排名第一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发文量是20篇，相比之下，排名第二的福州大学为5篇。虽然20篇的数量也不算多，但是在这种背景下，也显示出了“一家独大”势头，明显表现出地域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作为语用翻译学界高校的“龙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不仅要继续保持自身的研究热度，还要与其他各高校充分进行学术交流，这样才能共同发展，共同进步。此外，从各个高校的自身学科定位可以看出，语用翻译学的交叉学科特性开始显现，排名靠前的大学不仅有外语类大学，还有综合类大学(福州大学)以及经济类大学(广东商学院、石家庄经济学院)。这说明越来越多的大学正在认识到语用翻译在多领域的扩展能力，但在跨学科应用方面，语用翻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图3 作者所在大学分布图

(四)关键词共现分析

CiteSpace软件可将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通过CiteSpace将文件转置，选定时间切片(Time Slice)为1，特征词来源(Time Source)为Title、Abstract、Author keywords和Keywords Plus，节点类型(Node Types)选择Keywords，阈值选择Top N=50，其他设置保持默认。本研究以“语用”并含“翻译”进行检索，为了使共现图显示更为直观，我们对其进行了简要的修整。解读关键词的指标有三：节点、频次和中心中介性。图4给出了关键词共现分析图，节点的大小表示关键词在网络结构中的重要性，其出现频次也是最高的。可以看出，出现频次前五的关键词分别为：翻译(59)、语用学(23)、语用功能(13)、关联理论(9)和语境(7)。换言之，这五个词是二十六年来语用翻译领域的热点词汇。中介中心性表明了关键词之间的联系程度，中介中心性越高，表明关键词在网络中的地位越重要。分析可知，中介中心性大于0.1的有翻译(0.75)、原文(0.34)、文化差异(0.23)、关联理论(0.18)、语用意义(0.17)、语用学(0.16)、语用等效(0.13)，这些关键词构成了语用翻译学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向。可以看出，目前我国语用翻译研究是以翻译为重点，在充分结合语境的基础上，以关联理论、语用功能为指导，结合文化差异和语用等效，对原文进行转化。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的探索方向全部停留在宏观层面，而对于微观层面的指示语、预设、会话含义、言语行为等方面却未曾重点关注。

图4 关键词共现分析图

(五)作者共现、共被引分析

图5展示了基于CiteSpace制做的作者共现分析图。从个体来看，1993年至2019年期间，作品产量最高的四位学者分别为：曾文雄(5篇)、张新红(3篇)、刘红梅(3篇)、何自然(3篇)。

图5 作者共现分析图

整体来看，首先，学者研究方向较为宽广，研究内容涵盖了翻译与文化转向、顺应论、关联理论、翻译教学、跨学科应用等。例如，张新红教授致力于法律翻译方面的研究，贺学耘教授深入研究翻译与教学。其次，语用翻译学者大多都为国内翻译学界的领军人物，如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曾文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主任莫爱屏等，他们对语用学的平稳介入起到了关键作用。最后，在所涉语种方面，学界的研究重点相对单一，少有学者(如杨仕章)涉及小语种的语用翻译研究。值得关注的是，全图共有19个节点以及1条连线，这代表着共出现了19位学者，仅在何自然与李捷之间发生过合作。换言之，我国语用翻译学界呈现出普遍的“单兵作战”现象，学者之间缺乏学术交流合作。

图6 作者共被引分析图

图6为部分共被引量高的作者。可以看出，共被引量排名前五的学者分别为：曾文雄(7篇)、张新红(5篇)、叶苗(5篇)、宋志平(4篇)、何自然(3篇)。其中，曾文雄、张新红、宋志平、何自然等学者同时出现在作者共现分析图和作者共被引分析图中，可见他们在学界的地位不言而喻。

曾文雄的贡献主要在文化转向以及文学翻译的研究上。在语用翻译学的发展期(2001—2007)，他还曾对语用翻译进行现状总结以及前瞻性分析，在科技翻译、机器翻译、文学翻译等方面指出了努力方向。张新红与叶苗则在语用翻译的跨学科运用上做出了贡献，他们将语用翻译的应用扩展到了法律、广告等方面。何自然对语用翻译的贡献在于理论层面，他强调了译者的主体性，提出了“语用三论”，即关联论、顺应论、模因论，并将语用与翻译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知名学者莫爱屏也师从何自然，其在语用翻译教学方面的贡献巨大。不得不说，以上几位学者为我国语用翻译事业的引入、研究、发展、传播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六)高被引文献情况

本文将检索到的文献按照被引次数从高到低排序，对排名前52(被引次数大于30次)的文献进行分析，对其刊物来源和被引次数两方面展开研究(见图7)。排名前十的刊物来源中，占比最高的刊源为《中国翻译》，其次为《外语与外语教学》和《中国科技翻译》。这种分布已经表明了现阶段我国语用翻译学研究的趋势，即以翻译实践为主，翻译教学为辅，跨学科多方面发展。教育是国之重器，我国也因此在2007年首开MTI促进研究与教学的结合。

图7 最高被引数量文献的刊物来源分布

高被引数量方面，被引量最高的是张新红与何自然合著的《语用翻译：语用学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被引次数为927次。排名前5的被引文献主题明晰，几乎都在理论研究层面，缺少对于翻译实践的探索。在排名第6到第11的文献中(被引次数均在3位数)，均为对语用翻译实践的研究，涵盖面涉及商标翻译、旅游资料翻译、外宣翻译和广告翻译等方面。在排名第12到第35的文献中(被引次数均在50到100次之间)，学者对于语用翻译理论进行了更深入的钻研，不同于位居榜首的高被引频次文献，此类文献从宏观的顺应论、语用等效等方面转向了更为微观的视角，学者更加注重对于隐喻、明喻、语法功能、形合、意合等方面的研究。在排名第36到第52的文献中(被引次数在30到50之间)，一些学者开始涉及诗歌翻译、语用亏损和语用充实研究。此外，图8给出了被引量大于30的文献的年发文量。可以看出，2003年是产出高被引文献最多的年份，相应的，此时正处在我国语用翻译的发展期。刘雪立等学者曾经做过专门的研究，并发现论文被引量的峰值年代在论文发表后的第7年和第8年。[5]由此可见，2001到2003年是高被引文献产出的高峰，映射到学界文献产出应为2008到2010年，也正值学界由发展期转向回退期。随着高被引文献数的减少，学界也进入了回退期。可见，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对于学界繁荣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图8 高被引文献年发文量

三、问题与展望

我国语用翻译研究经历了起步期、发展期和回落期三个阶段，期间涌现了曾文雄、何自然等优秀的语用翻译学家，完成了理论引入和核心内容的确定，跨文化、跨学科发展也初现苗头。鉴于我国学界目前态势低迷，还有许多方面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

第一，研究方向重宏观而轻微观。目前学者们的关注焦点大部分都在语用等效、语境、文化差异、翻译理论等方面，而对微观语用的指示语、预设、会话含义、言语行为等方面关注不足，这可能与语用学与翻译学融合的知识背景有关。当代语用学产生于英美哲学和大陆哲学思想的融合中，这就注定了语用学与哲学密不可分的关系。[6]而翻译的产生和发展均源于实践的目的，因此学界研究的主流方向是以语用学的视角进行翻译实践，解决不同文化、不同语境下的实际且宏观的问题。目前已有学者在微观维度对语用翻译进行探索，如莫爱屏的《语用语翻译》一书，就深入地讲解了语用与翻译的关联与方法，并在教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第二，缺乏理论交流。相比于语言学、句法学、语用学等学科，语用翻译的发展时间相对短暂，并且在2001年学术产出数量才开始增加，因此充分的交流、合作对于学科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作为我国语用学界学术研究重要阵地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不仅自身学术研究成果丰硕，还联合《山东外语教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亚太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等期刊机构，共同举办语用与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为学界做出巨大贡献。其他外语类高校和国内顶尖高校也应效仿此举，让处于回落期的学界尽快复苏。

第三，缺乏实践应用研究。翻译的发展不仅为语言学科服务，同样也要为其他学科服务。语用翻译所追求的是类似于奈达所说的“动态对等”，无论在篇章文字还是在隐含意义方面，都追求最切近的等效，这种严谨在广告、医学、法律、外宣类文章中十分重要。例如，蒋磊在研究广告语用翻译时就指出：“语言文化的差异使语用意义的翻译极富挑战性。广告语用意义翻译的成功与否是确保广告译文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它直接关系到商品信息的无障碍传播，并对社会产生间接的精神上和文化上的影响，理应引起翻译工作者的高度重视。”[7]我国学界也正从理论研究转向实践探索，虽然已有改变，但广度仍然不够。尤其在今天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全球化日渐深入的时代，语境的变化更为强烈，我们更应加强语用翻译的跨学科发展研究。目前，我国已有学者将语用翻译进一步应用到影视文化意象方面，如若能将其与人工智能相结合，推动机器翻译的发展，必将收获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