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亚宁，齐晓营

(苏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唯物指向

1.物质决定意识——人是自然之子

无论是早在19世纪80年代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物质观，还是20世纪初列宁对物质概念做出的界定，都是基于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物质是与意识相比较而存在和发展的，自然界作为最原始、最基本的物质是复杂物质产生的基础，也是人产生和生存发展的前提。人类在自然界充足的水源、新鲜的空气、温暖的阳光中孕育而生，同时也在自然界提供的条件下满足自身生活所需要的各种资料。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哲学理论和见证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一系列工农业污染后，深刻的认识到“人靠自然界生活”，[1](P95)人类要想解决生存和发展的现实问题，必须了解周遭自然生态的状况以及自然生态的承载能力。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靠自然界生活”的观点得到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重视，这从历届领导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必要性的论述中可见一斑。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真理性与中国乃至国际生态问题的时代性相结合，探索出了一条新的人与自然相处之道，由此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根据中国的国情并结合中国史实，从黄土高原、渭河流域、太行山脉乃至楼兰古城等人类过度开发、过度利用的生动案例中总结出：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必须坚持以自然规律为准则，并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深邃的原理启示，即无论处于何种社会意识形态、生产力发展程度，人类都无法摆脱对自然的本源性依赖。我们所走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正确认识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类归根到底是自然的一部分。

2.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种其因，食其果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是客观世界在人的头脑中的主观映像，并对客观世界产生能动的作用，这即是意识的反作用。“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把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枞树林砍光用尽时……”[2](P560)意大利人的短视行为招致自然界的连锁式的报复，造成了更多得不偿失的损耗。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正因为恩格斯见证了这一现象的因果逻辑，才有了《自然辩证法》中深刻、系统的认识。正如书中所描述的，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胜利都不是永恒的，反而这种短暂的胜利会以某种形式报复到我们身上。我们必须以此为戒，明晰人在意识的指导下做出行为选择，在行为发生后会根据行为本身产生不同的后果，所以要做到心中有数、后续发展有路。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伴随着利益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异军突起，我国多数地区生态问题比较突出。人类为了维持生存向自然界索取各种资源，而今科技发展带来的种种便利使人们欲壑难平，走上了“竭泽而渔”的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导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的实践活动亦或是我国在实现现代化道路上的具体实践，都证明了“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3](P209)伤害自然界最终会招致报复，以及“人与自然是生命的共同体”这一论断的真理性，这也恰恰证明了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又艰巨的系统工程，必须深入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理解和把握，将其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指引。[4]

3.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相统一——人与自然相处之道

“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5](P146)自然作为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属于物质范畴，而意识作为人脑的机能，为人类所特有，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归根到底是意识与物质的关系。自然界是客观实在，人的一切活动不能脱离于此，随着实践能力的加强，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也逐步提升，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的现实需要，人类逐步深入达到对自然“真”的认识，进而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界，力图“善”“美”。马克思主义认为，由“真”至“善”至“美”既是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尊重，也是主观能动性发挥必须要遵循的前提条件，二者不可分割。

“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3](P403)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的生态文明现代化紧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1985年，习近平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时提出“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在我们有能力、有技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自然界进行改造时选择尊重自然、尊重客观规律，力图取得生态和文明的双赢；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确立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是强调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协调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关系。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辩证光辉

1.立足世界普遍联系，坚持全面协调

从生态系统本身来看，“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6](P85)就好比人身体的不同器官，众多器官组成了完整的人，自然生态亦是如此，正是一个个的小环境组成了大自然这个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系统。在对自然界某个要素进行改造时，必须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考量，统筹考虑。从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来看，“黄河之水天上来”固有诗意，实则如习近平所说“水的命脉在山”，治水的不能只管治水，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的系统治理，才能取得整体效果。最为典型的是太湖治理，人们常道“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然而2007年太湖蓝藻爆发引起了公众对水环境的关注，就地理位置来看，太湖水流经无锡、湖州、宜兴、苏州等地，对太湖的治理必定需要把握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联系，多个地区共同努力。太湖水质从2007年的V类改善为2017年的IV类离不开统筹太湖治理的系统思维，一是从太湖内部水源和流入太湖的众多河流等外源共治，实现水域的正本清源；二是透过“污染在水里”的现象洞察出“根子在岸上”的本质，兼顾湖中污染治理和湖岸及周边生态修复并举。

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在四十多年的实践中经济发展的数量成果颇丰，与此同时，人们的目光转向了高质量的发展。绿色增长是高质量发展的六大特质之一，要实现绿色增长，生态文明建设自然被提上了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这就要求我们妥善处理经济和生态的关系。面对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纠纷，由生态问题而引起的盘根错节的社会矛盾，我们理应运用系统性、整合性思维来分析和应对。经济总量有所提升，百姓“口袋”才会富起来，“仓廪实而知礼节”，真正的发展不仅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物质和精神的发展并驾齐驱才能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才能为环境美打下牢固基础。这就印证了习近平的“两山”理念，坚持“两山”统筹兼顾，通过发挥生态环境的价值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和持续发展，利用经济提供的资产和科技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2.立足世界永恒发展，坚持历史担当

习近平指出：“现在再按照过去那种粗放型发展方式来做，不仅国内条件不支持，国际条件也不支持，是不可持续的。”[3]事物发展都有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要把握好发展的过程性特征，认清“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物质生活资料得不到满足，基本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所以狭隘地认为发展仅仅是经济发展。如今，我们认识到发展不仅仅隶属于经济层面，而是包括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在内的综合因素的考量。曾经，有一条横贯亚洲，以丝绸贸易为主的古代商路，后由于毁林开荒，塔克拉玛干沙漠开始蔓延，盛极一时的丝绸之路也被湮没。实践证明，“竭泽而渔”只顾眼前利益的发展方式是不长远、不可持续的，真正的发展是永恒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核心的新发展理念，这一理念作为一个缩影，映照在制造业、服务业等各个领域之中，对整个发展历程提出了总的要求——既要在量变过程中有所创新，又要在质变过程中保持可持续发展。

3.立足矛盾对立统一，坚持问题导向

资本主义出现之前，人和生态的矛盾是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人们靠捕鱼、狩猎、不断开垦来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甚至不惜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也由于生产工具的不断进步和改造自然能力的提升转变成了征服自然。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资本的力量席卷了整个世界，生态环境成为了最大的牺牲品，而生态和经济的矛盾也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但这两个时期都较多的注意到了矛盾体的对立部分，而忽视了无论是生态和人还是生态和经济都是出于统一体之中的。随着社会经济的日新月异，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经济以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出现了冲突，如何正确认识并合理解决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实现经济、环境和人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7](P6)从1983年环境保护被确立为基本国策，到十六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再到十七大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发展战略之一，党中央已经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生态环境却由于被长期忽略积累了许多弊病。如今，衣食住用行等基本生活条件已经得到满足，明媚的阳光、新鲜的空气、洁净的水源成为了人们内心新的渴望。吃饱穿暖已经不是人民幸福的单一判别标准，生态环境好不好也成为衡量美好生活的标准之一。基于此，习近平提出“生态文明兴衰论”，生态建设也是社会文明的一部分，一个生态环境极为恶劣的国家和民族是谈不上文明的，生态文明建设刻不容缓。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底蕴

1.立足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坚持与时代同行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首先，自然地理环境作为社会存在中最基础的部分，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必要的条件也是不可剔除的永恒存在，人类其他一切活动都要以此为前提；其次，人口因素也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生活习惯的人，在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也呈现出不同的行为表现，以不同程度制约着社会的发展；最后，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中具有决定性力量的部分，人类要想得以生存和延续就必须具备生存所需要的物质条件，而生产方式正是提供必备条件的要素，面对自然环境愈加脆弱的现实，我们必须尽快实现由传统生产方式向绿色生产方式的转变。

如今，无论是以人类为中心的“浅绿”思潮，还是以自然为中心的“深绿”思潮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人和自然之间出现了不可回避的矛盾。面对这一矛盾，习近平曾言：“重点是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消费方式的绿色转型”，从生产方式入手，促进社会向更高级发展。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政治法律是意识形态的内容之一，也是对社会存在做出回应的一种形式，面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等日益严重的社会现状，习近平号召“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8]在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法律、法规的指导下，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

2.立足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坚持改革开放

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改革是在一定制度框架内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我们用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走完了西方国家走过的经济发展之路——工业化道路,同时，我们也用四十年的时间累积了西方国家用上百年时间累积的生态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忽视了生态环境保护，造成了环境恶化；而如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生态环境保护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经过生态环境保护的起步、发展、成熟到升华，生态环境质量也经历了从良好、恶化到总体好转的演进之路。

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又一重要动力，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科学技术的发展意味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但利用科学技术最大限度的榨取自然资源的价值违背了循环发展的初衷，利用其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以造福于人类是开发科技的最终目的。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完成传统能源结构的升级转型，是降低能耗、物耗的助推器；大力研发、推广绿色技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发力点。

3.立足群众史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和创造者自然也是成果的享用者，这一思想体现在生态文明领域则是要求维护人民的生态权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成果显著，人们的精神和物质需求基本得到满足，对比之下生态问题的日渐突出使人的生态需求愈益缺失，人们的生态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就生态权益而言，它是一项随着社会文明程度逐渐提高而发展起来的权益，既体现了社会整体的进步又体现了人民主体意识的增强。因此，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必须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积极发挥人的能动性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9]

面对这个经过几百年西方工业化进程仍未解决的难题，必须要解决好因人与生态环境发生冲突而引发的生态矛盾。习近平站在新的高度提出重要论断：首先，正确认识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要看到“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也是其他财富创造的基础，我们可以通过共同努力“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改善的增长点”；其次，“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10]过去环境和民生不可兼得，现在“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3](P209)保护好生态环境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亦是人民生活质量的保证，更是“一切为了人民”方法论最具说服力和生动性的说明；再次，就生态治理而言，牵涉了经济、社会、政治制度等多方面的工程，触及了部门之间、区域之间、群体之间的多层次矛盾，唯有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引导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生态治理才能取得持久之效；最后，新时代背景下的人民更加关注公平正义这一话题，然而由于区域发展程度、地理位置等因素，在经济利益层面很难保证绝对的公平，而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最具公平性和普惠性的公共产品能够实现人民真正意义上的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