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微

关键词：晚明书法;物质文化;书法应酬;场域媒介;传播媒介

晚明，“物”的崛起是这一时代的表征。物质性的凸显从人们的日常生活蔓延至书法领域。在消费社会和通俗文化的影响下，晚明书法具有了表现性、戏剧性和娱乐性。纵观晚明书坛，不仅书家的审美趣味从崇尚妍美转向崇尚奇异，书法作品尺幅面积也明显变大，大幅作品显著增多，作品单字直径常常超过径尺。大幅书法，虽非晚明独有，却在此时尤盛[1]，“小不及大”的观点在晚明逐渐被接受。

在西文语境中，物质文化是测量社会变化的仪器与表征[2]，基本可以被理解为对商品文化的研究与对日常生活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后，欧美中国艺术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文化研究去偏狭化的阶段，柯律格、包华石、韩庄等学者都提倡将研究视角转向更广阔的视觉文化、物质文化研究领域，从“内向观”转向“外向观”。布罗代尔在《关于物质的文明和资本的思考》中认为日常生活细节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的行为举止都有关联，暗示我们可以从一切“物”中提取文化意义。

一、书法交易、“互惠”应酬与“乡绅化”

晚明，“四方百货倍于往时”[3]，过去商品性质并不明显的书法作品逐渐成为流通的商品。文嘉《先君行略》中记载文徵明为一位御史撰写墓志铭：“卒之时，方为人书志石，未完，乃置笔，端坐而逝。”[4]这是有润笔的。面对市场需求，书家如果想要在短时间内获利，就需要提高书写效率，扩大单字和尺幅就是方法之一，“文徵明、董其昌等喜作巨幅，遂创为今日以字为画之先例”[5]。

除书法交易外，秉着“互惠”原则的书法应酬活动也在晚明流行，书法应酬中还出现了特殊的礼品经济——索书。这一过程，不是市场价值的交换，而和“炫财冬宴”①相似，是情感的交流和对风俗、地位的认可。相比市场消费原则，“互惠”原则占据了更具主导性的意义。《文徵明集续辑》记载：“连日毒暑，百事废置。又儿子感寒疾，忧心慑慑;缘此虽知尊恙，不得以时候问，罪罪。所委拙笔，秋凉必能干当，不敢负也。”[6]文徵明如此惶恐地向索书之人说明无法如期完成雅债的原因，书法应酬对书家生活的影响可见一斑。若按尺幅和效率论价，大字和大尺幅作品的确更易为书家谋利和应付索书。

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发展迅猛，城市化进程加速，出现了“今缙绅必城居”（《松江府志》卷七，明崇祯三年刻本）的“乡绅化”现象。“乡绅化”是晚明书法小大之变的一个重要诱因，与其并行的还有社会风尚的改变。“乡绅化”壮大了民间收藏队伍，乡绅们“随在搜罗，不惜物力”，“搜罗廿载，耗费万金”[7]。然而其中真正称得上收藏家的“千百中或四五人而已”[8]，大多数人收藏仅仅是出于跟风、炫富和猎奇心理，王士性在《广志绎》里就以“物妖”“俗蠹”来形容盲目跟风收藏的商贾。随着书法交易和应酬活动的增多，需要逐步展開且目光所及之处只能欣赏到局部的手卷自然已经无法满足炫富心膨胀的“收藏家”了。他们需要的是能瞬间将自家所藏全部展现在观众眼前的幅式，正所谓“不挂高堂近眼前，箧中朽烂终何益”，不如“悬之中堂，夸以为美”。由此，立轴变得流行起来，巨轴书法也纷纷出现，和急速膨胀的乡绅炫富心理相应和，大字的地位在晚明有了真正的突破。

二、“场域媒介”空间拓展、豪装风气与明式家具新范式

“长画可挂高壁”，则知必有高屋;“堂中宜挂大幅横披”，则知必有宽舍[1]。将书法从“捧在手上”变为“挂在墙上”，这一过程离不开藏家炫富心理，同时也和观赏作品的“场域媒介”的空间变化有关——晚明房舍建制改进为书法提供了更大的展示空间。明中叶以前，“所居室闾，同于白屋”（《淮安府志》，康熙二十四年刊本），“房屋矮小，厅堂多在后面”[9]，时人更很少会将书法作品用于厅堂的装饰。乾隆《震泽县志》记载：“邑在明初，风俗诚朴，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饰器皿不敢奢侈。若小民咸以茅为居，裙布荆钗而已。”（《震泽县志》，清乾隆十一年修，光绪十九年重刊本）嘉靖中叶以后，建筑在营建空间和布局上都有了拓展，风格由简约、朴素转向奢华。“奢淫黠傲之俗，已无还淳挽朴之机”[10]，“江南富翁，一命未沾，辄大为营建，五间七间，九架十架，犹为常耳。曾不以越分为愧，浇风日滋，良可慨也”（《龙江梦余录》，明弘治十七年郭经刊本）。

不仅乡绅与贵族如此，就连普通百姓家也会耗费千金来装饰家居。“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兽脊如官衙然，园囿僭拟公侯。”[9]厅堂装点，“名人尺幅，自不可少”[11]，房舍建制的改进和豪装风气都对作为室内陈设之一的书法作品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中轴线作用下，明代建筑空间的序列变化丰富，加之室内装饰的需要，条屏、中堂、楹联等幅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由“展卷式”变为“悬挂式”。长幅立轴以及长篇巨幅，被作为装点厅堂的形式而大量出现，成为明代厅堂装饰中不可缺少的元素[12]。

晚明，文人的才情、思致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精致”中，引发了审美体验向物质生活领域拓展与迁移，“玩物”风尚流行。“文人意识”渗入家具设计中，凸显了文人品位和名士风度，“以文入器”使明代家具集实用性与艺术性于一身。有别于“富贵家儿”及“庸奴”喜泥金重彩的炫耀性审美，文人强调家具中的雅俗之分，重质朴轻烦琐，对书桌和画案等进行人性化改造，删繁就简，加高加长，让书家既可以坐着书写小笺扇头，也可以站着在大幅纸绢上挥洒，保证了书写的自由和应酬的快速。书法在晚明完成了从“案头品”到“壁上观”、从坐书到立书以及从小字到大字的转变，同时对作为书写载体的大幅纸张和绢、绫等材料的制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侧面表明了明代建筑的改进促进了造纸技术的发展。

三、艺术创作媒材与文化传播媒介的革新

对于物质文化的研究，除去消费研究或商品研究、礼物和互惠性研究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技术发展和物质文化的关系[13]。本雅明曾列举巴黎拱廊的建筑材料是玻璃和铁这一例子来说明技术的发展对物质文化的深远影响，晚明书法的小大之变也有艺术媒材乃至艺术媒介学上的动因。就艺术创作媒材而言，大幅纸张制法在晚明的成熟、绫和绢等丰富的书写材料的兴起和羊毫的推广都为晚明书法单字、尺幅变大准备了条件。为追求书风的妍美和点画的精准，书家往往重狼毫而轻羊毫，但自明代以来，柔软的羊毫渐渐受到书家的青睐。羊毫的柔软使毛笔形成的点画丰腴饱满，且边缘不拘细节并具有偶然书写趣味，可以帮助书家还原最自然甚至是原始的毛笔运笔方式。绢、绫作为书写材料的流行和羊毫的普遍使用增加了大轴高卷样式的市场需求，促进了立轴书法的发展，也间接推动了晚明书法的小大之变。

文化传播媒介的革新是另一重要因素。自明万历时期开始，出版业迎来了巨大转变，印刷的质量和发行的数量都有了质的飞跃。随着书籍的印行量越来越大，一种统一规范、结构刻板方正的标准字体——“宋体字”在印书业中大量运用，这是典型的商业出版产物。它促进了书籍印刷业的发展和商业活动的繁荣。这种字体不用人为的书写和布局安排，就能以最规范的字形被最合理地安排在固定位置，无须带有任何感情色彩和节奏变化。这无疑是对几千年来形成的书写范式的最大讽刺和威胁，动摇了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二王”妍美书法的根基，书法经典的神圣性被“祛魅”。白谦慎认为，晚明时代，传统文化经典尊严的衰落，首先发生在书籍出版领域。随着传统经典一再被挑战，自由、创新、“尚奇”的书坛氛围为肆意开阔的大字书写提供了生长土壤。

晚明是一个颠覆性极强的“俗尚奢靡”的时期，也是一个更为率性且具有自主创新力的时代。大字在明代的流行，与其消费社会的快速发展、书法交易和应酬活动的增多、晚明建筑风格格局的变化、明人对室内装饰的酷爱、创作媒材以及传播媒介的革新都有着密切关系。从物质文化视角来探究晚明书法的小大之变，对书法赋予“物的社会生命”，通过探寻书法在晚明消费社会中的“去商品化—商品化—礼品化”的变化轨迹，把书法小大之变向更深、更宽的领域拓展，使其具备“物质转向”，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这场书法艺术革新运动的历史成因，并了解当时社会影响艺术文化发展的各种内外驱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