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恒舒

从“东汉末年分三国”到两晋南北朝，中国大部分时间处于分裂状态，政权更迭频繁，战火连绵不断，百姓流离失所。文化事业也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典籍散佚，二是礼乐废弛。隋朝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局面，想要重整文治，必须在这两件事情上下功夫，而牛弘是关键人物。开皇初期，他就上表请求征集典籍。表文很长，历数各朝各代图书聚散情况，堪称一部简明书籍史，后世文献学家对此一直津津乐道。后来，他又为朝廷制定乐律、议定礼制、设立明堂（帝王宣明政教、举行大典之處）。皇后过世了，丧礼该怎么弄，朝中高官一脸蒙。牛弘一出马，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而且做得扎扎实实，有理有据。如无过人才智，安能如此？

牛弘在国家大事上如此精明强干，在一些小事上却颇有些呆气。杨素出征突厥前，专门跑来跟牛弘道别，牛弘送他送到中门（外面还有一重门）就不往外送了。杨素说：“以咱俩这关系，我专程来跟你道别，你送我到中门就完事了？”牛弘说：“对啊，就到这儿。”作了个揖就回去了。杨素气得笑他“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大概用的只是字面意思，说牛弘傻起来那可是……真傻。他替皇帝传旨，竟然忘词，于是折回来老老实实认错，还是皇帝大度，说：“你当这么大个官儿……这种小事儿就不劳你费心了。”最有意思的是他弟弟牛弼喝高了把他家牛杀了，他老婆一个劲儿地提醒他：“你总得表示点儿什么吧。”他却淡定得出奇，说：“牛死了就拿去做牛肉干嘛！”这不是书呆子是啥？

不过，应该看到，成就了牛弘的不仅是他的“智”，还有他的“愚”。这种“愚”，不仅是对于读书治学的专注，更是一种不拘小节、宽厚质朴的气度。送人不远、传话忘词、醉酒杀牛，这些在牛弘眼中不过是细枝末节而已，根本不值得浪费脑细胞（想想我们每天要被醉酒杀牛之类的破事儿耽误多少时间和精力）。大概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国家的文治大业上来，礼乐、文教、选举绝对一丝不苟，而且成就斐然，正所谓“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曾经笑牛弘“愚不可及”的杨素，看见牛弘礼法方面的造诣，只能感慨：“衣冠礼乐，尽在此矣，非吾所及也！”换个角度说，事事都精明，也不免遭人嫉恨，而牛弘能够全身远祸，或许与他时常表现出“愚”的一面不无关系。如此看来，牛弘的“愚”，不能不说是一种“大智”了。

（插图/玉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