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武扬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0 引言

1977年，欧海尔(O’ Hare)[1]首次提出了“邻避”(Not In My Backyard，缩写为NIMBY)的概念，将邻避设施定义为一类具有负外部性的公共设施。最近十余年来我国民众抵制邻避设施的事件此起彼伏，学者们普遍认为我国已经进入了邻避时代。据统计2000年至2013年间，我国百人以上规模的群体事件中邻避冲突占比高达32%[2]。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现有的各种邻避设施(如垃圾焚烧厂、污水处理站)急需进一步规划建设，然而频繁发生的邻避冲突却又使得这些邻避设施的建设举步维艰，因此如何有效地化解邻避冲突已经成为了政府与学界的关注热点。

邻避冲突中政府行为对于民众的策略选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以往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视角是分析政府行为对社区民众的风险感知以及风险积聚与扩散在邻避冲突中所起的作用。风险感知是人们对于客观风险的一种主观判断，个体的主观差异通常导致风险感知与客观风险之间存在较大的偏差[3]。学界认为引发邻避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不同群体对于邻避设施在风险感知上存在差异。如谭爽和胡象明[4]证实了对于核邻避设施，公众的邻避冲突行为与他们对于核设施的风险感知之间存在着强相关性；叶啸等[5]通过对多起邻避事件进行比较分析，指出政府公信力对于公众邻避设施的风险感知具有重要影响；陈云[6]认为不同群体关于邻避设施在风险感知度的多方面冲突是引发邻避冲突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