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琴

他，是一位学者。16年间行走西藏50万公里，收集1000余个物种，4000多个样本，4000万颗种子。

他，是一位师者。积极为西藏的高等教育努力奋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第一个”。为西藏大学申请到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培养了藏族第一个植物学博士，带出了西藏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

他，是一名共产党员。尽管33岁已是一名副局级干部，但在收到了复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家宽伸出的橄榄枝之后，放弃地位和待遇，成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大学教授。

他，就是植物学家钟扬教授，一位脚踏实地，仰望星空的“追梦者”。

与植物结缘

从钟扬第一次进藏后的十几年里，他带领学生，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没有西藏种子的空白。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生物学领域，钟扬其实并非科班出身。15岁时，钟扬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主修无线电电子学。1984年本科毕业时，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工作。在那里，他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张晓艳。钟扬负责建设和维护机房，在植物所，他的工作属于辅助性质。但是他没有乐得享受清闲的时光。

看到科班出身的张晓艳每天研究荷花，钟扬冒出了想法：“能否把计算机知识应用到植物研究中？”张晓艳建议他：“你得学点生物学，你得了解数据背后的生物学意义，不然，你处理不好数据的权重关系，对这些数据也不会有感情。”

听了张晓艳的建议后，钟扬没有犹豫，一头扎进生物学的世界。为了补上植物学的知识，钟扬几乎废寝忘食，在宿舍锁了门后才摸着黑翻墙入室成了家常便饭。不仅如此，他还到武汉大学去旁听，基本上把生物系的课程全部都旁听完了。

天资聪颖又刻苦学习，在植物所工作期间，钟扬还在日本国立综合研究大学院攻读生物系统科学，获博士学位。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密歇根州立大學从事合作研究4年。钟扬不断地把国际上最新的研究方法介绍到中国，如数量分类学、生物信息学等。最终，这个20多岁的少年为研究所开辟出了新的研究领域——计算生物学。这个在现在很红火的专业在当时的国内没有一个人有所触及，钟扬是实打实的开创者。

“当时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国门一打开，他就赶紧把西方最重要的科学技术信息传播进来。他是一个传播者，他传播的科学技术信息对我国植物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一起步就走到时代的前列。”许多年后，生态学家陈家宽这样评价钟扬。

回忆起钟扬当年的选择，张晓艳说：“那时大学生很少，国家百废待兴，他看到了计算机和生物学结合的广阔前景，觉得将来对国家有用处，便作了决定。”

在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工作的时期，钟扬就已成为了这一行业的佼佼者，33岁时他更是担任了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所副所长。在常人眼里，他年轻有为，仕途看好，前程无量，可是他却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成为一名人民教师。

2000年的一天，陈家宽问钟扬：“我受命在复旦大学重建生态学科，你想不想来？”钟扬很快答复：“来！”这让陈家宽既惊喜又意外。惊喜的是自己没有看错人，意外的是钟扬答应得那么爽快。

彼时的钟扬前途可谓一片光明。然而，在钟扬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希望从科学家转型为既搞科研又搞教学的大学教授。对于这个决定，张晓艳后来回忆说：“他经常开玩笑说，他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注定要成为老师了，因为他妈妈在生他的前一个小时，还在课堂上给学生上课。那天晚上他回家后很激动，觉得自己的这个梦想终于有机会实现了！于是他毫不犹豫就接受了陈家宽老师的邀请。”

钟扬来到复旦大学担任生命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后，行政级别定了正处级别，但他毫不在意，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采集“希望的种子”

来到复旦大学以后，因为授课生动幽默，钟扬所教授的生物信息学课程受到了学生的喜爱。据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陈浩明说：“钟扬讲的生物信息学课程非常受欢迎，学生们都受益匪浅。”

但钟扬在做好教育工作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植物的研究，他与同事们一起确定生命科学学院将要突破的方向，其中之一是种质资源的研究。科学家们相信，种质资源几乎是所有重大研究成果的基础，它可以被看作是物种遗传信息的一种载体，也是未来科技较量必争之地。

钟扬将目光投向了西藏，因为青藏高原是中国最大的生物“基因库”。在青藏高原，有近6000个能结种子的高等植物物种，占全国的18%，其中2000种是青藏高原特有植物，但由于气候变暖，环境破坏，一些植物正在消失，抢救性收集记录迫在眉睫。种质资源事关国家生态安全，事关整个人类未来。如何把青藏高原这个最大的生物“基因库”真正建立起来，是钟扬执着努力很多年的科研目标。

“西藏的植物资源从来没有进行过彻底盘点，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种子资源库中，也没有西藏地区的植物种子。”钟扬曾说，植物最容易受到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调查西藏的生物资源得加快速度。然而，要盘点清楚这些生物“家底”并非易事，仅种子样本一项，一年就至少要收集600个，而且每一个样本都要收集5000颗种子，不同的样本种群所在地相隔的直线距离还不能少于50公里。按此计算，钟扬一年至少要行走3万公里。

野外工作苦，在西藏的野外工作，更苦。在高海拔缺氧地区，采集野生植物种子的工作充满艰辛。

钟扬的藏族学生拉琼，忘不了跟着钟扬登珠峰采集高山雪莲的那一次。2011年，为了一个课题，他们开始寻找一种叫鼠麴雪兔子（高山雪莲）的植物。“我们在珠峰大本营周围没有找到，准备继续向上。当时我觉得钟老师不是藏族，又不熟悉山情，可能还有危险，建议他待在帐篷里等着我们。”拉琼说，“谁知被他一句‘你能进我也能进，你能爬我也能爬顶了回来。”最终，他们在一处5400米海拔的冰川退化后裸露的岩石缝里看到了高仅10厘米、长着灰白小绒球花朵的不起眼植物。

即便是条件艰苦，在考察过程中，钟扬也不忘照顾学生。钟扬的学生、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徐翌钦回忆说：“作为钟老师的学生，去西藏采样的路途，比寻常采样更加充满着艰辛与疲惫。有时一天就要奔赴七八个采样点，很多时候要坐夜车。因为高原反应，钟老师连呼吸都很困难，但他为了防止司机睡着发生危险，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坚持和司机说话。有师兄提出要换他休息一会儿，他却让我们抓紧时间休息。”

原本，钟扬可以不选择这样艰辛的工作。对钟扬的选择，有人不理解：一个复旦大学的著名学者，为什么要跑到边疆搞科研？甚至有人问：“一天到晚采种子，没有任何眼前的经济利益，值得吗？”钟扬给出的回答是：“功成不必在我。”他说：“假设100多年之后还有癌症，又发现有一种植物可以抗癌，但也许由于气候变化，这种植物已经消失。人们会想起，100多年前，有个姓钟的教授好像采集过。”

原来，随着复旦大学重建生态学科的工作的推进，钟扬越来越意识到，许多物种在消失，保存种质资源作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对于国家发展、人类命运意义非凡。而对于个人的艰辛与名利，钟扬毫不在意。正如中科院院士金力后来回忆钟扬时说：“在他心中，对职务和名利总是看得很轻，考虑得更多的是社会、是国家，关注的不仅是当下，还有长远的未来。”

经年累月的高原工作，让钟扬的身体频发警报。长期的高原生活和过高的工作强度，钟扬出现心脏肥大、血管脆弱等病症;痛风病发作，他拄着拐杖坚持带学生采样。

2015年5月2日，他突发脑溢血，抢救后的第三天，钟扬还没有度过危险期，仍旧在重症监护室观察，可他满脑子全是工作。正好学生赵佳媛来看他，他就让她打开电脑，口述写下他对援藏的思考交给党组织。经过多年在西藏的工作，他更加意识到建立高端人才队伍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有一种紧迫感，希望老天再给我10年，把人才梯队真正带起来。

经过这场大病，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会放慢工作的脚步。可病后的他，脚步不仅没有放慢，反而还加快了。出院时，医生再三叮嘱：一不能再喝酒，二要按时吃药，三不能再去高原了。戒酒、吃药他都能做到，可是要他放下西藏，他实在做不到。

几个月后，钟扬又踏上了去西藏的路。

从第一次踏上西藏后到随后的十几年中，雪山脚下，荆棘丛中，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雅鲁藏布江边，几乎都留下过钟扬的身影。为了收集种子，他寻觅着每一个角落。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钟扬和学生的努力下，他们收集到的种子不断丰富，研究也越来越深入。他们追踪整整10年，在海拔4150米处发现了“植物界小白鼠”拟南芥的崭新生态型;他们采集的高原香柏种子里，已提取出抗癌成分，并通过了美国药学会认证;他们花了整整3年，将全世界仅存的3万多棵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西藏巨柏逐一登记在册，建立起保护“数据库”;他们揭示了红景天、独一味、藏波罗花、垫状点地梅、西藏沙棘、山岭麻黄、纳木错鱼腥藻等青藏高原特有植物对环境的分子适应机制;他们的“杂交旱稻”重大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意味着，万一全球气候发生变化，干旱缺水地区也有机会让农业“平稳着陆”。

师者钟扬

金力曾评价钟扬：“钟扬教授是人民科学家，是很好的学者。他从国家的层面、国家的需求、国家的发展、国家的安全去考虑、去援藏;他又是一个好的老师，他把心扑在学生身上，花很多时间去培养学生。他像一个冲锋的战士，他的眼睛里只有目标，然后往前冲。”

除了采集大自然丰富的种子外，他还不忘发现培养另外一种“种子”——藏族科研人才。

初來西藏，钟扬才发现，坐拥世界植物资源宝库的西藏，本土的科研力量相当薄弱。那时的西藏大学植物学专业还是“三个没有”的状态：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博士学位、申请课题没有基础。这个事实深深刺痛了钟扬。“这片土地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位生物学家，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将科学研究的种子播撒在藏族学生的心中，也许会对未来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钟扬说。为此，钟扬暗下决心，一定要为西藏的教育事业做点实质性的工作。

刚刚来到西藏大学，钟扬提出“以项目来带学科带队伍”的方向时，钟扬在西藏大学的同事琼次仁副教授和不少老师一样，不相信能做得成。因为此前，那里还没人申请到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但钟扬毫不计较这些，一心就想把事情做好。那时，西藏大学老师申报国家级项目没经验、不敢报、没人报，他就挨个做工作。钟扬不仅帮老师们义务修改项目申请书，还提供申报补助。只要申报，无论是否成功，每个项目他都自掏腰包补助2000元，用于支付申报过程中产生的费用。

2002年，钟扬和琼次仁一起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结果失败了。他安慰琼次仁：“万事开头难，明年再来！”两人继续高密度地野外考察，高原反应严重时，钟扬常常是一边插着氧气管，一边连夜修改研究报告。2003年，申报终于成功，这是该校获得的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整个西藏大学沸腾了。

2012年，西藏大学招收了首届理科硕士生。西藏大学生态学硕士点设立之初，学生人数少，难以开设起系统专业课。钟扬就利用自己以前在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担任副所长的优势，帮助西藏大学生态学硕士研究生进入武汉大学学习基础课。在这些学生中，有的第一次走出西藏，人生地不熟。钟扬又想到了自己在武汉定居的父母，请他们周末抽空为学生们做饭，改善生活。

对教育援藏，钟扬有着深深的思考。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让藏族的高端人才留在西藏。

为了培养好在藏大招收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钟扬几乎停招了他在复旦的研究生。他曾说：“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人才尤其难，但培养好了，这些学生回到家乡，就能成为靠得住、留得下、用得上的生力军。”

“他不是来办几次讲座，做几个项目，而是真正把复旦大学最新最好的科研和管理经验毫无保留地输送给我们。”对于钟扬在培养人才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西藏大学研究生处原处长欧珠罗布说。

从2001年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跋山涉水寻草访树，到2010年起成为中组部第六批、第七批、第八批援藏干部，钟扬在上海和西藏之间“飞行工作”了整整16年。作为援藏干部和援藏教师，帮助西藏大学申请到了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培养了藏族第一个植物学博士，带出了西藏第一个生物学教育创新团队，带领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一流学科名单，将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推向世界。这一个又一个的第一倾注了钟扬太多的心血。

如果不是一场意外的到来，钟扬可能会创造更多的第一。2017年9月25日，钟扬在赴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学院为民族地区干部讲课的途中遭遇车祸，53岁的生命戛然而止。钟扬走后，他的亲属决定，捐出他车祸的全部赔偿金138万元，用于支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工作。

2018年4月，中宣部授予钟扬“时代楷模”称号。在纪录片《播种未来》中，钟扬曾说：“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

如今，钟扬虽已离去，但是他的故事不断被人传颂。至今，讲起他的故事，念起他的人格，同事们、学生们依然会泪流满面，泪水中，一句话被反复提起——“他留下的每一粒种子，都会在未来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