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泽民

在布達佩斯，我见到了一张纸页泛黄变脆、还是繁体字的中国结婚证。上面写着：“诺姬（女，十九岁），伊万（男，二十五岁）自愿结婚，经审查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婚姻之规定，发给此证。”落款是“一九六一年七月八日”。新婚夫妇都是匈牙利人，新郎伊万当时是留学生，后来于80年代出任匈牙利驻华大使;新娘诺姬更是有故事的人，我两次对她做过采访。

诺姬的父亲纳吉·山多尔是匈牙利著名的地质勘探学家，1957年以外国专家的身份援华工作。诺姬随父母初到中国时，还是15岁的少女。勘探队上千人，分成12个勘探小组，纳吉先生作为勘探技术负责人，平均每月要去一个勘探点，一年正好走一圈。

先在包头住了几个月后，诺姬随父母转战西北。他们坐了三天卡车，在戈壁上几乎被颠散了架，但诺姬并不觉其苦。对15岁的姑娘来说，这简直是历险。专家随员被安排在一个伊斯兰教村庄居住。对诺姬来说，那是一段神话般的日子，她经常去清真寺看当地人做礼拜，欣赏原始风景，感受朴素民风。

一年后，她又随父母去了西安和海南岛。之后，去了杭州、武汉、南京、广州等大城市，感觉大开眼界。唯一让她感觉不舒服的是，不管走到哪儿，都有人追着他们喊“苏联，苏联！”当时在中国有很多苏联专家，所以人们见到白人就以为是苏联人，但很少有人知道匈牙利专家的援华业绩。

1959年，全家北上，抵达当时还是冻土的大庆。土坯房、连灶炕和白窗纸，是留在她记忆中最清晰的影像。在那里，她父亲完成了大庆油田的前期勘探工作，为新中国发展立了一大功，为此应邀参加了国庆十周年大典，在答谢外国专家的国宴上坐在周恩来总理旁边。

援华五年后，纳吉于1963年携妻子返匈，但女儿诺姬却留了下来。因为她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成为了伊万·拉斯洛夫人。

结婚登记是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委员会。“我穿一身西式婚纱，伊万西服革履地站在我身边，对面是工人打扮的中国官员，你可以想象那个场面的喜剧效果……”办事人员始终跟伊万交谈，只问了诺姬一个问题——要不要中国的布票，她说不要，父母已给她准备好嫁妆。她咯咯大笑：“他居然没问我是否愿意嫁给身边的这个男人！”

伊万毕业后留在匈牙利驻中国大使馆工作，他们在北京生下长女，生活美满。但是“文革”爆发了。匈牙利使馆的窗户对着北京市委大楼，每天都能看到那里聚集着成群的红卫兵，政府官员和学者被戴上高帽、挂着牌子游街。后来形势越发严峻，1968年，使馆人员和家属被安排撤离。

离京那天，机场气氛紧张，士兵们用身体拦住向他们涌来的人群，他们则用身体保护着孩子们。群众挥着红宝书向他们怒吼，有人的拳头越过警卫线落到他们头上。诺姬看到瑞士大使被人拽倒，但爬起来，头也不回，继续保护自己的妻子。诺姬说，那时的中国，已不是她爱的那个中国了。

70年代，她作为参赞夫人重返中国。80年代，她作为大使夫人亲眼见证了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她说：“中国人一旦恢复理性，就有很好的未来。”

她父亲回国后再没到过中国，但一家人常坐在一起回忆在中国的日子，关注中国的发展。诺姬前后在中国生活了20年，她说，自己生命中最美好、最重要的记忆都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