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汉杰

中国艺术研究院

《孟子·滕文公下》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可见在战国时期，墨家学说占据着十分显赫的地位。但是，秦汉以后，墨家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难及为统治者重视的儒家和法家，也不如为士人重视的道家，它的衰落似乎寓示着某种历史文化的真相。

然而，两千多年来，墨家并非全无知音。墨家第一次受到重视是在魏晋时期，西晋鲁胜作《墨辩注》，为“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的墨家学说作注；葛洪构建神仙道教体系的《神仙传》中将墨子尊为“地仙”。第二次受到重视要到清朝中晚期至民国时期，嘉乾年间毕沅第一个为《墨子》全书作注；清末孙诒让用20余年完成了系统考证和校释《墨子》的《墨子间诂》；之后梁启超作《墨经校释》《墨子学案》等，将墨家的研究推进一大步。诸子百家中，大起大落没有超过墨家的。其创始人墨子，胡适说他“也许是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梁启超誉他为“千古的大实行家”，但他的生平事迹随着学派的沉浮大部分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所幸有《墨子》53篇流传下来，让我们能够从中了解曾经成为最大学术流派的墨学的创始人的行迹与思想。

时接孔孟 地居宋鲁

说到墨子，最为直接的问题便是他的姓名。《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在说到墨子时，称“墨子”也称“墨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直接称“墨翟”，《汉书·艺文志》只说“名翟”，此后墨子姓墨名翟成了常识。然而到了元代，墨子的姓和名逐渐变成了各家争相讨论的问题。元人伊世珍在《琅环记》中引述《贾子·说林》中“墨子姓翟名乌，其母梦日中赤乌飞入室中，光辉照耀，目不能正，惊觉生乌，遂名之”，虽然人们并不信服这种说法，但是毕竟把这个问题撕开了一个口子，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清人周亮工在《因树屋书影》中回应了这种说法，并进一步分析说墨子以墨为道，而不姓墨。清末江《读子卮言》也主张墨子不姓墨，称“墨子”是因为他“面目黧黑”。之后，钱穆认为“墨”是古代五刑之一，“墨者”是刑徒役夫，墨子出身微贱，未必有姓；李石岑说墨子“绳墨精巧过人”，于是得了个“墨者”的称号；还有说法称墨子是孔子的学生澹台灭明。各种关于墨子姓名的考证显示了墨子研究的多样性，然而并没有因此动摇墨子姓墨名翟的观点。

了解一个人，需要读其书，还要论其世。书往往是人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行迹与思想的反映，所以，无论知人还是读书，大都要以时世为基础。但是关于墨子生平的记载并不多，因此要探寻墨子隐匿于时间长河的生年与卒年，需要费一番功夫，这也是历代研究墨子的学者用功颇多的地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讲到墨子时说“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汉书·艺文志》说“墨子在孔子后”；《后汉书·张衡传注》说“公输般、墨翟并当子思时，出仲尼后”，将墨子的年代限定在一个大致的范围。清末以后，学者将墨子年代的研究推向深入。孙诒让的《墨子间诂》从《墨子》记载的历史事件中，推断墨子与子思同时代，但比子思生得略晚，大约“生于周定王初年而卒于安王之季，盖八九十岁”，大约相当于公元前468-387年；任继愈将墨子止楚攻宋作为判定墨子生卒年的参照，认为墨子“约生于公元前480年，约死于公元前420年”，主要活动在战国之初到三家正式分晋和田氏代齐之前。梁启超以墨子所结交的人为参照，认为墨子生于周定王初年（前468-459），约在孔子死后十余年，卒于周安王中叶（前390-382），约在孟子出生前十余年；钱穆则根据墨子与公输般的关系、墨子与孔子弟子年岁比较，以及墨子的言行，判定墨子约生于公元前479年，约卒于公元前394年。

关于墨子的生卒年，各家推论的差距在二三十年之间，对一个人尤其是古人来说二三十年无疑是漫长的，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二三十年不过一瞬而已。此处我们不妨引入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中时段”概念来探讨墨子的处境。“中时段”跨越了短时段事件而包含了更长的时间长度，也就是社会时间，包含了几十年以至百年之间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变迁。从这个角度正好可以弥补无法确切了解墨子生卒年所造成的问题。在孔子的时代，虽然周室衰微、礼崩乐坏，但“尊周”的观念依然牢固，“尊王攘夷”仍然是各诸侯国称霸的有效策略，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但到了墨子生活的战国初期，旷日持久的春秋争霸战使得诸侯国的数量大大减少，韩、赵、魏推翻智氏而分晋，奠定了七雄并立的格局，兼并、耕战成为各诸侯国的主要任务。这种变化直接冲击着社会的宗法关系和等级制度，士、庶阶层能够在社会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有才能者甚至可以一跃而为将相。梁启超在《子墨子学说》中将墨子的时代环境概括为“当周末文胜之极敝”“社会不统一”“内竞最烈”“宗教与哲学冲突”“于九流中较为晚出”五项。[1]综而言之，周朝的凋敝、士庶阶层的崛起是墨子能够冲破壁垒、显荣天下的东风；列国兼并斗争的实际需要是墨家学说迅速发展的推手；百家并起、思想交锋是凸显墨子坚固理论和博捷辩才的筛子。

任继愈著《墨子》

那么，墨子生活的地域在哪里呢？这也是历代学者讨论而未决的问题，其中以宋、鲁两种观点最为通行。司马迁说墨子做过“宋之大夫”；葛洪《神仙传》说墨子“宋人也”；《荀子·修身》杨倞注也说“墨翟，宋人”；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经过详细考订，认为墨子为伯夷之后，是宋襄公的后人。《吕氏春秋·慎大览》高诱注说“墨子名翟，鲁人也”；孙诒让据《墨子》原文力辨墨子为宋人说，认为墨子为鲁人。其他还有清人毕沅、武亿认为墨子是楚邑鲁阳人，更有甚者以为墨子是印度或阿拉伯人。近几十年来，随着大量考古的发掘，人们关于墨子的籍贯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任继愈总结说：“墨子为鲁人（大范围的鲁国管辖区），他诞生及早年从师的地点，即今天的滕州市的木石镇。”[2]从当时来说，便是鲁国附属国邾国人，童书业、杨向奎等学者持此说。从更为通达的角度来看，杨向奎在《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一书中说墨子原籍为宋国，后来长期在鲁国居住[3]，将墨子的原籍和居住地分开讨论。之后，刑兆良在《墨子评传》中也主张：“祖籍、出生地、居住地这三者并不是一回事。……这些史料证明墨子为宋人或为鲁人尚不充足，但也可以大致说明两点：一、墨子的先祖是宋人。二、墨子长期的居住地是鲁国。”[4]如此我们对墨子生活的地域有了更精确的了解，也就能够对他的思想倾向有大致的把握。我们稍微改造一下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即地理环境、生态现实及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因素会长期地影响着历史的发展，单从这些因素影响的结果来看，宋国为殷商遗民的聚居区，带着殷商文化的遗存；鲁国为周初的姬姓封国，有着浓厚的周文化传统；邾国早于鲁国，邾文化可以上溯至夏、商。周人在立国之前，生活于西方，长期的迁徙和发达的农耕，造就了他们尚和平、讲仁义的文化风尚。以蕞尔小国战胜强大的殷商，也使他们不得不采取联姻、分封等方式维系统治，于是周人的文化便逐渐渗透至各诸侯国，这其中以鲁国最为兴盛。周人对殷商遗民没有采取杀伐的政策，而是以宽容的态度赐其封地、准其祭祀，形成了良好的文化融合态势。这些因素使得墨子长期受到周文化的熏陶，对在鲁国十分兴盛的儒学有了很深入的了解，也对和平反战有着深刻的认同，还留存着一些殷商的尊天、重鬼神的观念。

了解了墨子的时代以及他生活的环境，那么他的出身如何呢？儒道法三家在墨子之前已有中分天下之势，他们的创始人都是士人阶层，而墨子与他们不同，是平民出身。《墨子·贵义》篇中，墨子年逾五十仍以“贱人”自称，又说“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可见他不是官吏也不是农民。《鲁问》篇中，公输般用竹木做了能飞三天的鹊，墨子觉得不如自己所做的车辖，斫三寸之木就能承受五十石的重量，是对人有利的工巧。由此，多数学者认为墨子出身于小手工业者，是一个手艺很高超的工匠，为车工的可能性较大。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似乎能觉察到在“中时段”和“长时段”的历史时间中，墨子的出现有着某种必然性。事实也证明，墨子的出现及墨家学说的兴盛有着特定的历史环境，没有他，战国的开局不够精彩；但是它也只适合存在于那个七国混战、百家争鸣的时代。

周游止战 自苦为义

在布罗代尔的历史观中，政治、军事、外交等事件在历史上转瞬即逝，它们是一种“短时段”，是个体时间，对历史发展影响较小，但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恰恰是这转瞬即逝的“短时段”里藏着更大的真实，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精神气质。那么，墨子在个体时间中表现如何呢？

通过现有的材料，似乎难以完整勾勒出墨子一生的行迹，但是他的行动还是留存在文献的字里行间，散发着点点星光。要为墨子的一生做一张时间表，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但要为墨子的行迹做一张活动地图则容易得多，墨子曾经在鲁国、宋国、卫国、楚国、齐国等地活动，他“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他带着弟子，以集团的方式在各国奔走、游说，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文子·自然》中说“墨子无暖席”，《墨子·备梯》中说“禽滑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到一个地方席子都睡不暖，长期干活导致手掌和脚心长满老茧，脸色也变得黝黑，可见他与弟子的奔走之勤及从事之苦。

墨子居住在鲁国时，鲁国君主很器重他，有一次问他说：“我怕齐国攻打我，有什么办法可以自救吗？”墨子回答说：“可以。”又说，“昔者三代之圣王禹、汤、文武，百里之诸侯也，说忠行义，取天下。”三代的圣明君王，都是只有地方百里的小国家，但他们喜欢忠臣，奉行仁义，于是取得了天下。接着从反面说三代暴虐的君王施暴行，丧失了天下。劝说君王要尊敬上天侍奉鬼神，要仁爱百姓，为他们谋利，同时以谦卑的辞令结交四邻的诸侯，让整个国家的人都去对抗齐国（《墨子·鲁问》）[5]。但墨子这样的劝谏为时已晚，齐国还是要攻伐鲁国。于是墨子对齐国将领项子牛说，攻打鲁国是齐国的大错，并列举吴王攻打越国、楚国、齐国最终导致国破身亡和晋智伯攻打范氏和中行氏最终也导致国破身亡的例子，说大国攻打小国最终会殃及自己，来劝楚国不要行攻伐之事，但也没有奏效。于是，墨子又去见齐太公田和，以刀砍人头能试出刀的锋利但被试验的人就遭殃的例子劝说齐国不要出战，否则即使吞并别人的国家，残杀别人的百姓，自己也要承受灾祸，说得齐太公无言以对，只得在语言上屈服。墨子的劝谏不仅针对统治者，还针对普通民众。鲁国南面有一个叫吴虑的人冬天做陶，夏天耕种，并自比为舜。墨子听说后就去见他，说一个农夫的耕种不能让天下饥饿的人吃饱，一个妇女织布不能让天下寒冷的人得到温暖，一个士兵作战不能抵御三军，不如“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要传颂先王的道术，研究他们的学说，对上劝说王公大人，对下劝说平民百姓，鼓励人民追求道义。此外，鲁君还曾以立太子的事请教墨子，墨子希望君主把志向和功效结合起来考察；鲁国人用小猪祭祀，却求鬼神降下各种福气，墨子以古代君主侍奉鬼神只是祭祀不求回报来劝他们不要在鬼神面前贪婪，可见墨子对用人和侍奉鬼神的独特见解。

墨子曾游于宋国，为了帮助宋国，同时实现自己反战的理念，有了他一生中最为光辉的壮举——止楚攻宋。鲁国的巧匠公输般为楚国制造云梯，造成后，准备用来攻打宋国。宋国是墨子的先祖之国，楚国攻打宋国必然带来严重的灾难。墨子听说后，从齐国出发，走了十天十夜抵达楚国的都城郢地，去见公输般。两位巧匠的较量即将上演。公输般先开口问墨子来干什么？墨子对公输般迂回的问话早有预备，他说北方有人欺侮他，想请公输般把此人杀掉。公输般对墨子的唐突感到很不高兴。墨子接着说：“杀掉他，我将奉送十镒黄金。”公输般忍不住了，说“吾义固不杀人”，意思是我尊崇仁义，决不杀人。墨子见公输般进了圈套，马上反诘道：“听说你造了云梯攻打宋国，宋国又有什么罪过呢？楚国牺牲人口争夺土地是不明智的做法，宋国没有过错而攻打是不仁义的举动，你所奉行的‘义’是不杀一人，却去杀很多人。”终于，公输般被墨子说服了，却因为已经告知楚王攻宋的事情而不肯取消行动。于是，墨子请求觐见楚王。见到楚王，墨子还是采取了跟公输般对话的策略，先宕开主题，从日常生活的逻辑发问，他说：“现在有一个人，舍弃自己华丽的彩车，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车；舍弃自己锦绣的衣裳，想要去偷邻居家的粗布短衫；舍弃自己精美的食物，想去偷邻居家的粗食糟糠。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楚王回答说：“这人肯定有喜欢偷窃的毛病。”见楚王进入自己所设的语言圈套，墨子接着说：

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敝舆也；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宋所为无雉兔狐狸者也，此犹粱肉之与糠糟也；荆有长松、文梓、楠、豫章，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臣见大王之必伤义而不得。

将楚国地方五千里与宋国地方百里比作彩车和破车，将云梦、江汉丰富的珍禽异兽、鱼鳖鼋鼍与宋国贫乏的野鸡、兔子比作精食和粗饭，将楚国的优质大木与宋国所无的大树比作锦绣和粗衣，三重设喻如水银泻地，周密而流畅。既夸赞楚国的地大物博，直击楚王的虚荣心，又凸显宋国的地贫物乏，通过预设的逻辑引导楚王往攻宋无益的方向思考，可谓善于劝谏。但是楚王并不是从善如流的仁义之君，他虽然认为墨子说得在理，却并不听从墨子的建议，说：“公输般为我为云梯，必取宋。”这句话跟公输般拒绝墨子的理由一样，这个理由的背后是他们对于云梯这种先进的攻城器械的自信。

战国的统治者毕竟与春秋的统治者不同，他们逐渐变得不再为精巧的说辞所动，不再顾及攻伐掠夺的正义，而是仗信军事技术上的实力。在一番言辞的较量之后，墨子并没有达到目的，于是使出自己的杀手锏，要在攻守的技术问题上压倒公输般，以逼停楚国的攻宋计划。于是，他又去见公输般，这次他实行家的本色显现出来，他解下腰带围作城池，用木片当作守备器械，与公输般进行了一场模拟比试。公输般多次设机巧多变的方法，都被墨子击退，公输般攻城的器械用尽了，墨子的防御战术却还有很多。于是，公输般起了杀意，墨子很快意会，并给了公输般致命一击，原来他早已让弟子禽滑等300人拿着守城器械，在宋国城墙上等着楚兵入侵。终于，楚王在道义和技术上都败下阵来，同意了不再攻打宋国。在这件事情上，墨子之所能够获得成功，不光靠着有理有据的论证，还有过硬的技术作为后盾。他的成功还得益于时代的风气，墨子作为一介平民，见同行的公输般是容易事，但要直接面见楚王，非有开明的君臣关系及君主对于谋略的极其重视，否则不能实现。

但墨子的行为却遭到了宋国人的冷遇，在他成功劝退楚国之后，路过宋国，突然下起雨来，他想要在一个大门下避雨，守门人却不让他进去。对此，《墨子》中有言：“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之。”那些把灾祸在酝酿阶段解决掉的人，人们不知道他的功劳；而那些在明处争辩不已的人，却人人知晓。由此我们知道，墨子的止楚是出于他的理念，他实行家的名声不虚。但这件事大概也暗示着墨家的命运，人们很难记住那些在背后付出的人。

止楚攻宋之后，墨子大概做过宋国大夫。但是由于宋国皇喜（字子罕）专政劫君，殃及墨子，墨子曾在宋国被囚禁，其中的细节，今天已不得而知了。

墨子曾数次到楚国，除了止楚攻宋之外，他还与公输般有过多次交往。有一次楚国和越国在江上作战，楚人顺流而上，逆流而下，遇到不利的情况难以撤退，越国的形势正好相反，凭着水势，屡次打败楚国。公输般从鲁国南游到楚国，为楚国制作了钩和镶两种兵器，船退的时候用钩子钩住，进的时候用镶去推动，根据钩和镶的长度来造兵器，改变了楚国的不利形势，楚人凭此屡次打败越国。公输般对自己的发明很是得意，就向墨子炫耀说：“在水战上我有钩镶，不知道你的道义中有没有钩镶这样管用的东西？”墨子回应道：

我义之钩强，贤于子舟战之钩强。我钩强，我钩之以爱，揣之以恭。弗钩以爱则不亲，弗揣以恭则速狎，狎而不亲，则速离。故交相爱，交相恭，犹若相利也。今子钩而止人，人亦钩而止子；子强而距人，人亦强而距子。交相钩，交相强，犹若相害也。故我义之钩强，贤子舟战之钩强。

他先强调自己仁义的钩镶要强于公输般舟战的钩镶，因为仁义的钩镶，用爱做成，用恭敬来抗拒，如果没有爱和恭敬就会很快造成离心离德的局面。接着从反面说公输般如果只仰仗武器的钩镶，那么别人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对抗，最后只会造成互相残害的局面。最终，公输般为墨子的大义折服。墨子深明道义和器物的关系，器物只有依仗道义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这大概就是他虽出身工匠，却能影响时代的原因吧。

墨子还曾与楚国贵族鲁阳文君有过多次对话。鲁阳文君以郑国人三代杀掉自己的君主为由要攻打郑国，墨子以儿子不成才，父亲鞭打他，邻居也以顺应他父亲的意志为由鞭打他为例，直指鲁阳文君攻伐理由的牵强。并告诉鲁阳文君攻打邻国、杀人掠货却书之竹帛、镂之金石是不义的行为。当鲁阳文君问顺从的人是否为忠臣时，墨子给出的答案是顺从的人犹如影子和回声，不会有任何贡献。真正的忠臣是敢于劝谏君主的过错，能够匡正君主的邪念，自己承担怨恨和忧患。由此也可见墨子谋事之忠诚可靠。

墨子曾南游于卫国，在车子里装了很多书。弦唐子因为墨子曾教导弟子公尚过说“书仅仅是为了揣度是非曲直”，便问墨子装这么多书有什么用，墨子以周公早晨读书百篇，晚上接见70位士人最终声名流传的事例强调读书的重要性，并说读书能够增广见闻，如果没有洞察精微的能力，就需要读书来弥补。可见墨子对于学习有着与孔子相似的观点，人要通过学习不断获得进益。

明嘉靖铜活字蓝印本《墨子》

墨子对于卫国的形势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也提出了十分中肯的建议。他对卫国大夫公良桓子说，卫国是处于齐、晋之间的小国，不能学齐、晋奢侈的毛病，并批评公良桓子奢靡浪费，不如拿这些钱去供养士人，以求在患难之际有所保障。墨子之耿直恳切如此。

墨子曾向北到齐国，在路上发生了一件奇特的事。他遇到一个占卜的人，那人说今天天帝在北方杀黑龙，而墨子的脸色黝黑，不能到北方去。墨子不听，又向北走去，但没有渡过淄水就返回来了，占卜的人自得不已。但墨子返回另有缘由，并对占卜人说：“按照你的思路，人脸有黑白，天帝在四方杀龙，那么天下人就不能往来了，这是在困蔽人心。”虽然我们难以明白墨子为何折返，但可以明了他对于占卜不迷信的态度。

从鲁国到齐国去时，墨子探访了一位老朋友，朋友对墨子说：“现在天下没有追寻道义的人了，你何苦独自追寻呢，不如就此停止吧。”孰料墨子回答说：“今有人于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处，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则食者众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为义，则子如劝我者也，何故止我？”一个人有十个儿子，有一个人耕作而九个人闲居，那耕作的人就只得更加努力，因为吃饭的人多而耕作的人少。天下没有人追寻道义，我就更应该努力了。朋友的劝说是出于好意，但墨子所追求的则是另一番境界，带着几分悲壮的气息，听到这话的人也许脑海里会闪过这样的景象：天地之间，一个黑色的身影踽踽独行，初升的太阳映出那人的藐小，却把影子拖得很长，划破历史的天空，指引人们向那朝霞望去。

无疑，墨子在齐国遭遇了“天下莫为义”的窘境。齐国将要攻打鲁国时，墨子对齐国大将项子牛说伐鲁是齐国的大过，项子牛并没有听从他的劝诫。墨子又向齐大王进谏，但也无济于事。墨子让弟子胜绰事从项子牛，结果项子牛三次侵伐鲁国，胜绰都是帮手，墨子只得以“禄胜义”来斥责他。

墨子是否到过越国难以论定，但他曾让公尚过去游说越王。越王对公尚过所陈述的墨子的道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于是想让公尚过将墨子请到越国，并以侵占的500里原属吴国的土地分封给墨子。公尚过见老师的道术能得到重用，十分高兴，就答应了越王。越王为他准备了50辆马车，到鲁国去迎接墨子。面对这样的待遇，墨子说：“如果越王能够听从我的言论，用我的道术，我就去，不会因为分封土地就贸然前往；如果越王不听我的言论，不用我的道术，那么要去就是出卖道义。”按照当时的情形，墨子大概没有接受封地而前往越国。

以上便是墨子一生的大致行迹，在这些个人时间中，墨子的行为确实影响了一些历史事件的走向，但确如布罗代尔的观点，这些个人事件对历史的影响并不明显。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这些事件中，看到一种为道义和信仰而奔走的高尚人格，这种人格最终会化为一种更大的力量，在社会时间中影响着历史的发展。

反儒立说 学传十论

在诸多的个人时间里，墨子表现了过人的辩论技巧、高超的制造技术和坚定的个人信仰，那么他的这些行为背后有着怎样的思想轨迹呢？是否有某一个时刻或时间段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呢？让我们将目光聚焦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上。墨子生活的时代和地域，都离不开儒家思想的影响，那么，墨子与儒家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在墨子的时代，儒家学说虽然经历了短暂的沉寂，但总体来说处于一个上升发展的阶段。墨子早期曾系统地学习了儒家学说，并接受过周礼的教育，他对周礼和儒家经典十分熟悉。根据罗根泽《诸子系年》的统计，《墨子》现存53篇中，引《诗经》12处，引《尚书》32处，引《春秋》4处，并且能够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这些文句。有学者指出《墨子》中《亲士》《修身》《所染》3篇带有明显的儒家色彩，应该是墨子学儒后的作品。

如果按照这种路径延续下去，以墨子的才智和毅力，成为一代大儒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是历史总是出人意料。在墨子系统接受了儒家学说后，那些在“长时段”“中时段”形成的观念烙在墨子思想中的特质逐渐显现出来，促使他走上另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于是自立学说。梁启超《墨子学案》据此认为“墨子创教的动机，直可谓因反抗儒教而起”。在《公孟》篇，墨子确实对儒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

他列举了四条儒术足以丧失天下的原因：一是儒家认为天是不明察的，鬼是不神明的，天、鬼会因此不高兴；二是儒家主张厚葬，长期服丧，容易导致守丧人出现问题；三是儒家主张琴瑟歌舞，常习声乐之事；四是儒家认为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定数，容易导致政务和生产的懈怠。

在墨子的这四条批评中，梁启超《墨子学案》认为第一二四条都切中要害，唯独为厚葬辩护，并列举了一些孔子反对厚葬的证据，进而指出墨子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反对久丧。他说：“墨子因儒者不说天鬼，所以说‘天志’‘明鬼’；因儒者厚葬久丧，所以要‘节葬’；因为儒者最重音乐，所以‘非乐’；因为儒者信命运，所以‘非命’。这四个主义，都是对于孔学的反动。”[6]他的这种论断直接从《墨子》中推出，故而可信。但墨子思想的来源并非全部如此，刑兆良《墨子评传》又从文献中归纳出墨学的三个渊源，“其一源于尧舜禹之道。其二源于周礼。其三源于宋俗”[7]；并论证说尧舜禹时代举贤的禅让制度影响了墨家举荐组织领袖的巨子制，大同理想直接影响了墨子兼爱的社会理想；墨子对周礼和儒学的学习积累了丰厚的知识，促进了墨子思想的产生，从正面肯定了墨子对儒家的学习；宋人承殷商遗习，尊神事鬼触发了墨子的明鬼、天志思想，宋国和平弭兵的愿望影响了墨子的非攻主张。这种归纳在前文或多或少地有所涉及，对我们理解墨子的思想提供了进路。

墨子的思想保存于《墨子》一书中，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墨子》一书有53篇，因收录在《道藏》中得以保存，一般认为书中内容多非墨子自著，而是门人后学根据笔记整理而成。因为孟子的排斥，历代注意者较少，所以直到清代，才开始《墨子》全书的整理和注释工作。孙诒让《墨子间诂》的问世使得《墨子》一书变得可读，之后梁启超等人又结合现代科学知识将《墨子》中的相关问题讲得更为清楚，《墨子》的价值得以全面呈现。《墨子》中的不同篇目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胡适将《墨子》分为五组，梁启超认同胡适的分法，又提出了略微不同的意见。在梁启超的分类中，第一类是《亲士》《修身》《所染》3篇及《法仪》《七患》《辞过》《三辩》4篇，内容为尚贤、节用、非乐等主题的发挥，梁氏认为前3篇并非墨家之言，是出于伪托，后4篇是墨学的概要，有提纲挈领的作用。第二类是《尚贤上中下》《尚同上中下》《兼爱上中下》《非攻上中下》《节用上中》《节葬下》《天志上中下》《明鬼下》《非乐上》《非命上中下》《非儒下》等23篇，讨论了10个题目，即通常说所的墨子“十论”，是墨学的大纲目。其中有些篇目有上、中、下三篇，虽然表述详略不同，但观点基本一致，一般认为是墨学后来分为三派，各派所做的记录详略不同。第三类是《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6篇，被鲁胜称为《墨辩》，大半讲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第四类是《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5篇，记录墨子的言论行事，是了解墨子生平的重要资料。第五类是《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11篇，是讲守城御敌的兵法。

这样的引录虽然繁复，但《墨子》的条理和墨家学说的层次便清晰地呈现出来。其中第二类的10个题目是墨子思想的重心，这10个题目中有一个根本观念，即兼爱。所谓“兼爱”便是“兼相爱，交相利”，兼相爱是利他主义，交相利是互助主义，其他都由“兼爱”衍生出来。[8]墨子还构建了一个兼爱的社会：“视人之室若其室……视人身若其身……视人家若其家……视人国若其国。”每个人都把自私自利之心去掉，那么就构成了一个共有共享的群体，于是社会的罪恶自然就消灭了。

墨子在讨论这问题时，常用到“三表法”，《非命上》中说“言必有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三表”即三条标准，“本”是本于古代圣王的事迹，强调历史的根据和前人的经验；“原”是考察百姓的耳目见闻，要用人民亲身的经验作为标准；“用”是把言论变为刑法政治，观察它是否符合百姓的利益，这是最根本的思想方法。

《墨子》中还值得注意的是它对科学的探讨。其中有对光学、力学和数学的诸多发现。光学的发现如物避光成影、双影的形成、小孔成像、光的反射等，比欧几里得关于光的论述更早也更透彻。力学的发现如动力、动源与力、动与静的关系、杠杆、力均等，这些都是建立在多次艰苦试验的基础上的。数学的发现如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平行线、圆等，将逻辑和数学研究相结合。

在历史时间中，墨子丰富如此，自然会造就不同的学生，所以“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韩非子·显学》），墨学离分为三家。之后墨家学说经过一段时间的繁荣，逐渐黯淡下去。墨家的衰落，从外在方面看，儒、墨主张对立，“独尊儒术”之后，墨家自然没有生存的空间；从内在方面看，墨家主张的“兼爱”，根本上否定了人的私欲，除非有极其强大的信仰，否则是难以践行的。

注释：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子墨子学说》，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2]任继愈：《墨子与墨家》，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5页。

[3]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90-391页。

[4][7]刑兆良：《墨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1-62页、65页。

[5]原文翻译参照方勇译注《墨子》，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47页。下文所用《墨子》白话翻译皆参照此本，不再出注。

[6][8]梁启超：《墨子学案》，山东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