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欣欣

中国延安文艺学会

刘炽（1921-1998），抗战救国时期脱颖而出的红军少年作曲家。在60年的作曲生涯中，他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经久流传的经典作品。代表作主要有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我的祖国》《英雄赞歌》《祖国颂》、交响大合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延安鲁艺时期秧歌剧《翻身道情》、大合唱作品《边疆战士大合唱》之《新疆好》、中国经典歌剧作品《阿诗玛》（全剧）、原双人舞音乐（《牧童与村姑》）后成为竹笛经典独奏作品的《牧笛》，等等。这些歌曲以优美动人、气势磅礴的旋律，不仅深深打动并强烈震撼着祖国几代人的心灵，还以卓越的艺术创造力，特别建构起“大美、优美、健美”的中国旋律体系，在中国现当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从上甘岭战役到电影《上甘岭》

位于朝鲜金化郡五圣山南麓的“上甘岭”，附近只有一个小村庄，村前有些无名小山。1952年10月14日，一场举世罕见的大战就爆发在这里。在此后40多个日日夜夜里，“联合国军”先后投入7万多兵力，动用100多辆坦克和300多门大口径火炮，对597.9和537.7高地夜以继日地进行进攻、轰炸，其残酷程度远超一般想象：日均发射炮弹2万余枚，10月14单日竟达30余万发；日均出动飞机六七十架次，日均投下重型炸弹500余枚（包括汽油弹）；日均以4-6营兵力轮番进攻，最多时达30多次。山头被削低了2米，岩石被炸成黑色粉末，深挖的工事被轰平，坑道被打短。在此极端残酷的环境下，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7天对表面阵地反复争夺后转入坑道，但在低矮潮湿的坑道内，生存环境极其恶劣：战士们直不起腰，抬不起头，见不到阳光；舒舒腰，抬抬身，油灯会因缺氧而熄灭；血汗的腥味、浑浊的气体，蹲在里面几分钟都感到令人窒息；最要命的是缺水……历经43个日日夜夜，这场被称为“绞肉机”的战役落下帷幕，最终志愿军以伤亡11529人的代价（毙、伤、俘敌25498人）取得了胜利，将士们以血肉之躯演绎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中国乐章。上甘岭主峰那面留有381个弹孔的战旗，不仅见证了现代战争的残酷，更见证了中国军人的勇敢、不屈的意志和对祖国与人民的赤胆忠诚。

上甘岭战役如此激烈、残酷,世所罕见，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故事如此典型和透彻人心，这自然成为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始素材。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根据这一素材创作的文艺作品不胜枚举，电影《上甘岭》即是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受观众喜爱的文艺精品。一部经典影片的诞生，当然离不开优秀电影剧本的支撑，而电影剧本《上甘岭》的创作灵感最初源自林杉的一次出访朝鲜的经历：1953年10月，林杉作为慰问团（团长为贺龙）一员，赴朝参加战地慰问和采访工作，当他在一个志愿军纪念馆里听到一个十八九岁的战士讲述志愿军在坑道里异常艰苦卓绝的战斗经历时，他觉得“全身的血液似乎燃烧起来”。1954年年初，林杉回到北京，在京见到大导演沙蒙并将之转述给他听，沙蒙也被这“惊天地泣鬼神”的战事所深深震撼。林杉与沙蒙都感到了这场战事及其文艺价值的重要性、典范性。不久后，经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批准，林、沙以志愿军战士身份再次赴朝搜集材料——历时200天，采访57人，笔记25万字，这为创作电影剧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围绕这一主题，相关工作也就顺利展开：1955年7月底，由林杉、曹欣、沙蒙、崔家俊共同参与、执笔的剧本初稿完成，11月8日定名《上甘岭》，1956年12月1日正式上映。毫无疑问，《上甘岭》电影剧本是沙蒙与林杉等原作者的呕心沥血之作。

1956年第24期《大众电影》封面图片为电影《上甘岭》剧照

“争取能胜任的作曲家这件事不应马虎的”

《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歌词是由乔羽创作的，作曲者是刘炽。导演沙蒙为什么要找刘炽作曲呢？一句话，沙蒙深知刘炽的才华，沙蒙亦深知此重大题材非刘炽莫属。这得从沙蒙与刘炽在延安的相识以及此后在东北解放区的合作共事说起。早在1944年延安新秧歌运动中，沙蒙、刘炽即相识，成为彼此知根知底的挚友——刘炽是“鲁艺”秧歌队的“伞头儿”（整个秧歌队的指挥，又称龙头），而每逢延安鲁艺排演秧歌剧，沙蒙都会现身排演场，从而结识了编舞、导演、扭秧歌皆精到的年轻作曲家刘炽。1945年9月初到10月底，沙蒙、刘炽作为挺进东北干部团八中队（两个月后改名为“东北文工团”）的成员，徒步跨越陕西、山西、河北、热河、辽宁五省的“小长征”，一同抵达沈阳。在此后几年间，他们通力合作，创作出了很多优秀作品。在此过程中，沙蒙亲自见识了刘炽在一系列文艺实践活动中所展现出的非凡的艺术才华和惊人的创造力。比如，如何首唱和首演《黄河大合唱》，怎样与日本松下久管弦乐团合作指挥和排练，怎样和王大化等排演大型歌剧《血泪仇》，怎样创作《东北青年进行曲》《儿童进行曲》《钢铁部队进行曲》《东北好地方》等作品，怎样演戏（刘炽曾在话剧《把眼光放远一点》中饰演过“二傻”一角色），怎样创作《火》和《工人大合唱》等等，沙蒙都对刘炽的才华与表现赞赏不已。1949年后，刘炽作为一名作曲家的才华更是屡屡得到施展，由他作曲的作品持续受到业界的赞赏。比如，无论是创作歌曲《柔和的阳光》（电影《人民的新旅大》插曲），还是为乔羽的《果园姐妹》和《让我们荡起双桨》作曲，都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当然也更为沙蒙所钦佩和折服！

“鲁艺”秧歌队，前边第一位表演者为刘炽

作为导演，沙蒙非常看重歌曲在电影《上甘岭》中的艺术表现力，并特别强调要以民歌曲调为主调，以此表现无数最普通的志愿军的英雄气概。关于作曲，由谁来担当？沙蒙第一时间想到了他的老朋友刘炽。刘炽没有让他失望。由他谱曲的《我的祖国》与电影剧情、主题融为一体，取得了巨大成功。其在当时和此后的轰动效应也都大大超出了预期。沙蒙在《导演〈上甘岭〉的体会》一文中写道：“在音乐方面，表达出了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唤起了人们对他们的崇敬的感情；有的地方起着解说词的作用，也不为过，因为它丰富着影片的内容。音乐一直感染着观众，维系着观众的注意和情感，这一收获是始料不及的。争取能胜任的作曲家这件事不应马虎的。”这也充分说明：一件艺术精品的诞生，不仅是创作者非凡艺术创造力的结晶，也是各方参与、合力而为的结果。电影《上甘岭》就是最好例证。

吹笛荡舟湖上的刘炽

尽管实际坑道战中并没有女兵参加，但沙蒙和林杉依然塑造了“王兰”这一人物形象，借助她，一曲《我的祖国》为电影《上甘岭》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我们知道，志愿军指战员绝大多数是中国最普通的农民子弟，谈不到有多漂亮的王兰，是最普通的江南水乡姑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是他们创造的，歌当然也就是为他们而写、而唱，就必须用他们喜爱的声音来表达！也可以说，与沙蒙和林杉决心创造“王兰”这一人物形象相一致，与之匹配的意境、旋律、声音都已在刘炽心中基本定性、定型。关于如何作曲及其最终表现效果，刘炽在《〈我的祖国〉的创作》中说：“我想有八个字可以概括他们（坑道里的志愿军）的内心，就是‘纯洁、深情、火热、优美’，我的曲调就是写这八个字；写到副歌时，我好像就置身于坑道中，和战士们一起唱着，一起被鼓舞着，一起流着泪。（歌曲）首映结束时，放映室里静静的，沙蒙哭了。”作曲家、导演、观众彼此共鸣、如此共情，亦堪称是当代电影史上的一段佳话。

“刘热闹”失踪了

今天我们都知道《我的祖国》的词作者是乔羽，但大都不清楚为何选定他来担当此任。其实这都是刘炽向导演沙蒙力荐的结果。刘炽对乔羽的才华也知根知底，故不但力推，还一度“绑架”导演：如果不请乔羽作词，那么作曲这件事就“不开工”。这当然也是一段佳话。在导演邀请下——每天一个电报，最多时一天三个，督促他赶快启程来长春——乔羽终于来了。沙蒙接风洗尘自不待说，看样片、讲剧情更不可少，然后，就是每天晚餐前必到，请乔羽吃饭，一吃吃了十天。在此过程中，导演虽始终不提歌词写得怎样了，但对乔羽来说，那可真是“此处无声胜有声”般的“压力山大”！事实上，乔羽作词也并非一蹴而就，从构思到成稿的过程也一波三折，直到来长春10天后，歌词才最终脱稿。

乔羽的歌词堪称完美。沙蒙看后，喜出望外。他拿到后，就立刻“转战”到刘炽处，并向刘炽提出了一个很“过分”的要求：“战争题材的电影放映后大都会被人们遗忘的，我的要求不高：我要人们因唱了你写的这首歌，记住这部电影。”刘炽看了歌词后，被歌词所营构的诗意情境所打动，又加之被沙蒙用激将法，就回答道：“沙蒙老兄，这世界上有两种猎手，一种是指哪儿打哪儿；一种是打哪儿指哪儿。我是那后一种猎手……”这种不乏自负且有点类似立“军令状”式的口吻，其实说起来容易，但要真正做好就难了。然而，军中无戏言，领命后的刘炽别无退路。自那以后，历来被艺术界誉为“刘热闹”的刘炽失踪了。那么，他到哪去了呢？他将自己封闭在长春电影厂小白楼招待所的一个房间内，尽可能断绝和外界的联系而专注创作。为了免于被他如影随形的好友们叨扰，万般无奈的刘炽竟在自己房间门外贴了个告示：“刘炽死了！”这下，“狐朋狗友”们终于明白，这回刘炽是动真格的了！服务员告诉来访者们：“饭他不下楼吃，送上去；信和报纸他不看，攒起来；‘天王老子’来他也不见，挡在楼下。一切都10天以后再说……”其实，他在坚持要乔羽来写歌词前，不仅看了大量志愿军采访材料并为他们的事迹所震撼，更在阅读剧本时为电影中所塑造的一个个志愿军形象所感动，因此，关于谱曲一事在刘炽心中已非寻常之事，而是必须要完成的一份文艺使命。这从电影开始的音乐冲击力度中已可切身感受到。正是这种基调、情怀和使命意识的高度合一，令刘炽一生音乐创作中屡屡异峰突起，惊世骇俗。

怎样的音乐个性才配得上这首歌所要烘托的志愿军指战员的形象呢？刘炽的设想：“纯洁、深情、火热、优美！”为此，他先从100多首为人民所广为喜爱的歌曲中挑选出20首，继而从20首中选出10首，最终又从10首中挑选出1首，反复体会旋律，寻找“秘诀”。刘炽所要的中国诗歌与歌谣的韵律、意境，在乔羽的歌词中已得到充分彰显。现在他要找的，是最亲近普通人民的、最接近民歌体的音乐旋律——“民间音乐旋法”。他觉得，只有这样的歌，才配唱给那些为了祖国而将生命置之度外的志愿军战士们听。后来的演出效果证明，电影中女卫生员王兰在坑道里唱歌的旋律、唱腔之所以深入人心，其主因即在于此。歌曲所描绘出的英勇豪迈的抒情画卷，所营构的对祖国、对家乡安静甜蜜的回忆氛围，让电影中的歌唱者王兰、指战员与电影外的广大观众，一起发自内心，油然而生出强烈的爱国情怀、自豪精神与大美享受。这一首歌，刘炽所用的作曲技法可以写一本书，但又有谁能从那行云流水般的引子、旋律、旋法、转调、副歌合唱中找到音乐技法的无穷奥妙呢？

总之，如果说，深刻而强烈的情绪，朴实而细致的刻画，壮丽的英雄史诗样式，以及庄严、瑰丽、惊心动魄、乐观、抒情等艺术风格或格调，都是电影《上甘岭》在艺术上的突出表现，那么，很显然，作曲家刘炽也为这种整体艺术效果的生成作出了震撼心魄的独特贡献。

电影《上甘岭》剧照

选定郭兰英唱“一条大河”

作词、作曲都堪称完美，但由谁演唱则也经受了一番考量。在当时，很多知名歌唱家被请来试唱，但都无法令刘炽完全认可。最后，乔羽想到了刚调来中央歌剧院不久的郭兰英，于是郭兰英便被推荐来试唱。谁也没想到，她一开口，一种甜美、亲切、朴实无华的民歌嗓音，便让刘炽和在场的听众们深深折服。录音棚外远近凡能听到这歌声的人们都放下了手头在做的事，涌到录音棚近处。在现场的导演沙蒙又一次被感动得泪水模糊了双眼（一次是在听指导员牺牲在坑道里时刘炽写的哀乐，一次是全部电影试播期间）。刘炽释怀了，情不自禁地说：“就是她！”刘炽曾撰文论郭兰英现象，谈到为什么选郭兰英唱“一条大河”：她体现了中国“美的行腔润腔、美的民族心理、民族传统的表现、革命的激情、时代的感觉”，她的声音中有“赤子之心，钢铁之志”。录音后仅两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便播放了这首歌曲，要知道电影《上甘岭》当时还没有上映，这明显是“侵权”，但那时，全国听众都沉浸在“一条大河”的歌声中，无数的人都在哼唱着“一条大河”，谁还在意这个呢？

“我把音乐还给了人民！”

刘炽出生于贫民家庭，18岁考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深受冼星海“自由作曲课”的影响。刘炽也是最具平民性的中国艺术家，作品拥有广泛的社会认知度。正如陕西作家朱文杰所说，刘炽的旋律作品是“甜水井的一滴水，流成了中国的一条大河”，刘炽创作的“一条大河”，其源头也是“甜水井的一滴水”。中国民族民间的艺术宝藏滋养了刘炽，成就了刘炽的创作，所以刘炽晚年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把音乐还给了人民！”

军旅演员吴京安说：“刘炽把旋律种在了人民心中。”著名诗人贺敬之说刘炽的歌“是响彻历史记忆的不朽之歌、人民之歌，是优美健美和壮美之歌，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唱到未来的不朽之歌”。刘炽之所以被誉为“新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人民音乐家”之一，之所以能创作出众多中国经典作品并流传久远，是因为他从作品酝酿之初，就在主体性凝聚、艺术性思考、心灵性体验、技巧性取舍等艺术创作要件上，从植根于华夏大地的土壤中，生发出了参天的大树。

更为重要的是，刘炽的作品融入了中华民族历经百年屈辱后，在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的民族复兴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自信、自豪、自强，以及在建国后重塑的心灵美、精神美、艺术美等带有美学意义的音乐要素，最终使作品达到了雅俗共赏、水乳交融的艺术效果。“刘炽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作曲家之一”“刘炽是中国的旋律之王”“刘炽的作品是不朽的”……从专家学者们对刘炽地位和成就的定评中即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