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偲江

“广西三剑客”的说法源于1997年12月在广西南宁举行的一次作品讨论会，会后陈晓明以广西三剑客为名，探讨鬼子、东西、李冯的文学创作。此后，引来大批评论家的关注，学界对三剑客的研究也由此发端。鬼子是广西三剑客之一，他的小说在创作形式与意义表达上达到了高度的融合。

鬼子在小说创作中，习惯于在故事开篇快速进入叙事，吸引读者，并以此为突破口，纵深讲述故事的发展脉络。人物在故事中不断经历着一次次生活的沉重打击，并在这连续的打击中落入宿命早已预设好的结局当中。“对于鬼子来说，苦难绝不是浮动在生命表层的，它不是欲望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结果，而是尖锐地刻写在灵魂内部的生命感受。真正的苦难是无法言说的，无法倾诉的，它带着生命自身的原创性，有着强烈的宿命特质，唯一的方式只有自我咀嚼、自我忍受”[1]。鬼子的小说一直关注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并对苦难展开不留余力的描写，从中透露出对生命的终极关怀。

《苏通之死》在文章开头就向读者透露出苏通将死的信息，并开始向我们讲述苏通既定的悲剧命运。

“隔壁的房里突发的一声呐喊，尖刀一样从我的脑后直刺入心口，我被吓得在床上猛然坐起。那声音来自于与苏通同床的那名妓女。当她接着发出第二声尖叫的时候，我十分恐惧地看了一眼手表，那个时间于是被我牢牢地记住了。”[2]

苏通是一个坚信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忠诚小说家，看过他那根据现实经验创作的小说的人评价都很高。只是因为小说的结局太过灰暗，被编辑要求更改结尾，但苏通坚持自己的原则。支撑苏通的现实力量来自于一个叫李后山的人的故事。村长砍了李后山的一棵杉树却不愿承认，于是李后山便对此进行反抗。李后山的抗争的结果却是向权势低头，被村长压制、剥削。平民的合理要求、合法利益无法从正规渠道获得保护，一旦起了争取之心，也即意味着更大的损失，似乎只有沉默无言、步步退让才是保全自身的最好方式。

“但他没有想到，在那些争抢稀粥的犯人里，竟然冒出了李后山的面孔。他的眼睛吓了一跳，他盯着李后山有点不敢相信。李后山的眼睛也很快地发现了苏通，他把一个说不清楚内容的傻笑丢给了苏通，之后便用心地吃着他的稀粥，再也没有别的反应。”[2]有了现实生活的深刻经验，苏通坚定地走现实主义的道路，想要给读者展示各种各样的人生困境，而不是为了吸引读者而虚构情节，对出版社的要求进行妥协。但是，其他拥有亮色的同类型小说却获得了大量的关注，创作者也成为当代著名的青年作家。

“最最叫他伤心而难受的，是陈源斌的那张彩色照片上的当代著名青年作家几个小字。苏通望着那么几个活蹦乱跳的小字时常在想：这世界上有些东西有时离人很近，有时却又离人很远。”[2]拜读过这本小说的人对其评价都极高，然而这是一部结局在编辑看来过于阴暗需要加进亮色才能发表的小说，而所见的残忍现实让苏通笃信自己所坚持的写作理念和表达意义。他拒绝为作品加入虚假的亮色，小说自然就得不到出版社的发表许可，只能一年复一年地躺在封闭的铁盒中，同时苏通成为大作家的心气也被尘封了。苏通的这部小说相当于苏通的生命，这是他用心血写成的小说，这么多年来与苏通其实已经融为一体了。所以当小说被路意烧成灰烬冲进下水道之后，也意味着苏通的生命之火也同样被浇灭。

苏通在现实生活中赚钱手段相当狡猾，但他愿意在文学创作中坚持自己最真挚、最原初的理念，难能可贵。他一直以为自己坚持的是对的，是值得的，是总有一天会被社會大众所认可、高度赞扬的。但现实却一次次给他巨大的打击，最后让他对自己所坚持的信念产生怀疑，陷入浓郁沉重到无法化解的后悔与自责中，最后也丧失了活下去的希望。先是陈源斌的《万家诉讼》获得巨大成功，而后在他失去工作，失去家庭，失去自己视为生命的小说之际，电影《被告山杠爷》的巨大成功，这些摧毁了他固守多年的信念，精神世界也随之垮塌。

“节目刚一播完，苏通就叭一声用床头的开关愤怒地把电视关了，然后沉重地倒身在床头的被窝上，并迅速抓起一个枕头紧紧地抱着，像是心中的某一个地方被山杠爷撞开了，而那被撞开的地方正是他坚守得异常牢固的领地。”[2]

故事在一层层的发展中逐渐深入，苦难的力量一次次增加，苏通最终在这洪荒一般的痛苦中选择结束生命。在苏通选择结束生命的前夕，他仍将自己与苏童的细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渊源讲述给同床的妓女，以为如以往那样又能看到别人脸上羡慕的神情。但这一次，苏通未能在妓女的脸上看到任何羡慕的情绪：

“然而，那妓女却一点都不知道什么是苏童。

她问苏童是谁？

苏通说苏童你都不知道？苏通为此感到有点莫名其妙的难受。”[2]

一直以来苏通以苏童同学的身份为噱头，获得了不少人的关注，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但妓女却不懂这些，这让苏通意识到自己除却苏童同学的身份之外竟无任何能证明自身文学价值的东西。这个可怕的认识是继小说被烧毁之后又一个碾碎他生活希望的巨石。所有支撑苏通继续活下去的或大或小的力量都一一消逝，坚持的信念轰然倒塌，致命的打击接二连三，苏童最终只能走向早已命定好的宿命终点。

“谁能想到他苏通竟是一个说死就死的人呢？那个妓女的尖叫声突然响起的时候我还没有睡下，否则，我一定会以为那是我的噩梦。”[2]

小说的开头与结尾连接成了苏通死亡的完整过程，那妓女的尖叫声与苏通的死亡使小说前后形成一个完整的闭合结构，所有言内之意与言外之意尽在其中。

鬼子曾表示：“我选择的方法是，故事一开始人物就掉到了井里，这口井是生命中永远被关注的‘井，好像跟‘现实直接有关，而且好像是从‘现实里直接打捞上来的一块鲜肉，但这块鲜肉永远在流血，不会因为时间改变而发臭”[3]。他将苦难的外衣一层层剥开，由浅表深入内里，由平静走向破碎，将故事中人物是如何一步步迈向宿命深渊刻写于字里行间，剥开生命荒芜的底色。

参考文献：

[1]洪志纲：《宿命的体恤——鬼子小说论》，《南方文坛》1994年4月.

[2]鬼子：《艰难的行走》，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第245页.

[3]胡群慧：《鬼子访谈》，《小说评论》，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