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霖

摘  要：汉文快速阅读研究是曾祥芹先生“汉文阅读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快速阅读学包括了阅读原理、阅读技术、阅读训练三大部分;曾先生快速阅读学研究进一步开拓了阅读学研究领域，对阅读学教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阅读实践有理论指导与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曾祥芹;阅读学;快速阅读学;阅读研究;意义

阅读，由于能够突破时空限制，可以获得上下古今一切民族的知识，从而成为人类学习的主要途径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曾对“阅读”做了定义性的界说：“阅读是一种从印的或写的语言符号中取得意义的心理过程。阅读也是一种基本的智力技能，这种技能是取得学业成功的先决条件，它是由一系列的过程和行为构成的总和。”作为从文字作品中提取、加工和运用信息的心智技能，阅读也被尊为“学习之母，教育之本”，向来居于语文四大能力之首。因此语文界公认，阅读教学是语文素质教育的“重中之重”。中國自先秦时代的孔孟起到晚清的康梁，直至五四运动前后的陈独秀、李大钊、夏丐尊、叶圣陶、毛泽东等学者与政治家绵延三千多年，积累了无比丰富的读书经验，也有许多读书体会，但是把它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则是在上世纪的改革开放后。怀着建设一门学科的热望，和振兴祖国的热忱经过许多有识之士的努力，如今的阅读学已经根深叶茂，硕果累累。

人们每天都在阅读，需要阅读学的科学指导，同时更需要现代阅读学。于是建立具有现代阅读学特征的理论已经成为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所谓的现代阅读学就是“以现代科学理论为基础，适应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阅读学就是现代阅读学。”它具有八大特征：鲜明的现代意识，现代科学性，批判继承性，现实应用性，广泛群众性，节奏快速性，阅读创新性，高效优化性。在诸多的阅读学理论和方法中，最能体现这些特征的阅读学理论无疑首推“快读”研究。

快速阅读研究和教学在国外已有80多年的历史，在港澳台已有4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大陆只有20多年的历史。但是快读的重要性早在教育家叶圣陶那里已经得到了重视。叶老早在1948年出版的《中学生手册·中学国文学习法》，就提出了“阅读三法并立”的观念：

“阅读总得‘读。出声念诵固然是读，不出声默诵也是读，乃至口腔喉舌绝不运动，只用眼睛在纸面上巡行，如古人所谓‘目治，也是读。”

此可谓是开“朗读、默读、目治”三分法的先河。

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张志公先生在《语文学科的现代化问题》一文中指出：现在具备一目十行、过目成诵的能力已经不再是神童才子的事，而是每个人应该具备的阅读能力。而中国大陆最早研究和实验快读的学者有楼关寿、李杏保、程汉杰、张定远、潘意敏等，其成果有《汉语速读练习》（1983年）、《高效阅读能力训练》《速读技巧和方法》（1988年），之后又有2002年曾祥芹、甘其勋联袂主编的《快读指导举隅》。经历60多年的探索，中国大陆实现了“读法只有精读、略读两种”向“读法应有精读、略读、快读三种”的理论突破。

在研究和推广快读的中坚力量中，既能继承和发扬古今中外快读理论精华，又有理论创新和突破的学者首推曾祥芹先生。

曾先生的观点与贡献

通读曾先生的著作，汉文快速阅读研究是他“汉文阅读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论著《汉文阅读学导论》（共810页），快读研究就占去全书的九部分之一，共计98页〔1〕（p651-p745）。顾黄初主编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中《80年代以来快速阅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一文也是曾老撰写的，其中有关快速阅读的论述，占着较大的比重。现代科学的完整建构，必须包括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科学三个层级。据此，曾先生的快速阅读学也包括了阅读原理、阅读技术、阅读训练三大部分。

一、厘清概念，科学定义，丰富快速阅读的内涵

一门科学的建立必须对其概念的外延与内涵作出科学的界定，必须厘清与之相近术语的关系。曾先生面对着初期快读研究术语五花八门的情况进行了科学的界定与阐释。

首先把外来的“速读”改换为中国化的“快读”。中国大陆最早研究和实验快读的学者大多用“速读”这一术语。曾先生在1988年在一些著作中多次有意把速读改为快读。他的主要理由：一是“速读”与“速度”谐音易混，有必要回避;二是“速”的发音属撮口呼，凝滞拗口，“快”的发音属开口呼，响亮爽口，切合汉语音韵特点;三是“快读”作为“快速阅读”的简缩语，既表明阅读速度快、理解快、记忆快、反应快，又表明阅读思路的明快、畅快、飞快，还表明阅读心情的愉快、爽快、痛快，充满了人文精神。这个名称的改变使“快读”的科学技术概念升华为人文教育理念。这可以说是“快读”在祖国大陆广泛通行的一个里程碑。曾先生还从快速阅读的阅读生理机制、言语信息运动、阅读心理机制、阅读技法体系、阅读能力结构几个不同视角、研究层次对“快读”的内涵作了丰富多样的表述。同时他把古代的“目治”创造性地改换为现代的“视读”;把略读、快读兼用的“浏览”退居为略读和快读之内、之下，保持“读”的分类主线;把侧重整体感悟的“诵读”放进“朗读”的子系统;把侧重分析综合的“研读”归入“精读” 的子系统;用大法统领小法，精读常用朗读，略读常用默读，快读常用视读。

经过选优汰劣，求同存异的科学界定，曾先生建立了富有中国化、规范化、系统化的快读术语系统。

另外，曾先生还进一步明确了快读与精读、略读的区别和链接。快读与精读、略读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精读、略读、快读三大法分别反映了阅读目标的三类追求，也侧重表现出阅读的深度、广度、速度三种“效度”;依阅读深度来衡量，精读是最高效度，快读是最低效度;依阅读广度和速度来衡量，快读是最高效度，精读是最低效度;略读介乎精读和快读之间，属于读法变迁的过渡桥梁。明确快读和精读、略读的区别，对人们分别进行三种读法的独特训练，分别评价三种读法的教学效果，是大有指导意义的。

快读与略读的链接主要体现在：快读训练必须在精读、略读的基础上进行，精读与快读的双向转化要以略读为中介;视读要与说读、听读、写读、思读相结合;快读不是一味追求最高速度，而是张驰有度地进行变速阅读。明确快读与精读、略读的链接关系，对于我们给三大读法行科学配伍，发挥彼此紧密联结、扬长补短的整体效应，也是有指导意义的。曾先生强调快读训练要变速进行，时而特快如视读，时而很快如浏览，时而较快如略读，时而放慢如精读，用变速阅读法推进快速阅读教育，以快带好，快中求好，又快又好。

二、深入挖掘快速阅读的价值

曾先生是快速阅读的主要鼓手，他有多篇论文全面、系统、科学地论证了“快速阅读”的意义。在《快读指导举隅·导言》（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初版）里曾概括为六句话：“快读是精读、略读方法的重大发展，是中华民族阅读的优良传统，是信息社会公民的必备技能，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阅读革命，是语文素质教育的高新科技，是开发精神生产的智力能源。”他还从阅读时效的明显优势中，站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提出“快读”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先进精神生产力之一。快速阅读恰是加速自我成才进程的学习方式，是信息社会每个公民的生存方式，也是各项工作争先夺优的发展方式，还是全脑互动激发灵感的创造方式。它完全符合世界教育改革的大趋势、新潮流。

他还从科学与人文的两个方面衡量快读的价值。从快读的科学性来衡量，快读的“高科技”就“高”在“变读书为看书”，做到“眼脑直映”;快读的“智能源”就“智”在“变点式阅读为面式阅读”，做到“过目成诵”，开掘了精神生产的潜力。从快读的人文性来评价，快读训练不仅提高了閱读的效率，更重要的是激发了高度专注的学习热情，强化了争先求好的心理，体味了“意读、智读”的审美乐趣。

同时他还把快读技法上升到快读理念的高度，将“快读”奉为文化事业去追求，当作文化产业来开发，这种宏观视野对于快读事业的发展必将带来许多革命性的创造。

在王学贤《快速阅读法教程·序》中又从从语言学、心理学、生理学、脑科学等方面为快速阅读实验寻找有力的科学根据。

经过曾先生全面、系统、科学的论证，现在，快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已经获得了学者们的共识。

三、确立快速阅读定性与定量的标准，挖掘快速阅读的技法，设定快速阅读训练的要领

曾先生把快速阅读能力由三块“读得快、懂得快、记得快”扩充为“四快”：即读得快、懂得快、记得快、反应快。这种定性标准使人们对“快速阅读”的理解，超越了单纯吸收的“半程阅读论”，包容了快读心理活动的全过程。

根据新颁《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高中语文教学大纲》以及对国外经验的借鉴和国内实验结果，曾先生确立了快速阅读的三级量化标准：即初级标准达到每分钟读500—600字以上;中级标准达到每分钟读2000- 3000字以上;高级标准每分钟读5000—6000字乃至10000字以上。

面对操作性强的快速阅读技巧和方法，曾先生既面向世界，又钟情祖国，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在外文快读技法的移植引进上，曾老总结为：无声阅读法、面式阅读法、整体阅读法、鉴别阅读法、思维导图法。在传统技法的继承上曾老总结为：一目十行法、过目成诵法、循章归旨法、意会神摄法、筛选阅读法;此外，扫描阅读法（扫读法）、搜寻阅读法（猎读法）、查找阅读法（查读法）、悬测阅读法（猜读法）等等，都是汉文快读的传统技法。

在现代快读技法的开掘上，曾老认为研究者们要实现开拓创新必须要解决三个难题，即“快读技法的洋为中用” “快读技法的古为今用” “快读实验新鲜技法的提炼”。他介绍了当代许多快读实验者的快读技法，如北京程汉杰的高效阅读教学实验、四川绵阳晏茂心的“四级台阶速读训练法”、浙江舟山乐连珠的小学快速阅读教学实验、黑龙江齐齐哈尔王学贤的“全脑速读记忆法”实验等等。

对于国内快读技法的概念表述五花八门，各成一套的做法，曾先生认为建立现代化的汉文快读技法系统，必须对汉文快读技法进行分类配伍，为此，他指出了分类配伍要坚持的两个原则：要划清技法界限，专用兼用并举;二、依据性能用途，多向分层归类。在此两个原则下，曾先生初步对快读技法进行了科学的分类配伍。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快读技法术语中国化、规范化、系统化的建设。

根据汉文快读的科技原理，总结改革开放20年来汉文快读教学的经验，曾先生为中小学及成人快读训练给出了汉文快读训练六个要领：目标明确切实，才能快速高效;以精读为基础，以略读为辅佐;快读、快解、快记，三者协调发展;分项、综合训练，多种题型检测;优化快读环境，丰富快读体验;注重主客差异，因人因材施教。这些要领都是建立在实践经验、科学理论的基础上的，必将为快速阅读训练的广泛推广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也是科学有效地提高阅读速率的秘诀。

从原理的阐发到快读价值的论证再到对快读的定性、定量标准的确立以及快读技法的挖掘、创造和训练要领的设计，曾先生在阅读学研究的园地中开辟了一块颇有特色又有无限发展空间的园地。

曾先生快速阅读学研究的意义

一、开拓阅读学领域

一般的阅读学分为精读、略读和快读。但相对来说，中国自古到今积累的阅读经验中大多“只重精读、忽视快读”的传统偏见。而在现代，在人们的读书生活中，朗读、精读只是特殊的读书方式，而默读、快读才是一般的、经常的读书方式。为此，曾先生尽力挖掘古代阅读遗产中的快读理论和经验方法，在他的深入研究中，我们发现在中国的阅读学遗产里，略读和快读理论并非空白。陶潜一面主张“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一面提倡整体意会，“不求甚解”，开“精读、略读两相宜”读书风气之先。面对当今中小学的阅读教学，80%—90%搞的是精读训练而忽略快读训练这一现象，曾先生认为根本原因是读法观念陈旧，不明白“精读是准备，略读、快读是应用，是人生阅读活动的主体”。因此，在阅读学领域中，曾先生特别重视快读的重要性，他对快读的各种术语的概念外延的精密而又科学的界定、广纳博采的方法探索、设定的质量标准等理论和方法的指导，无疑进一步开拓了阅读学研究的视野和深度，丰富了阅读学研究的宝库。

二、对阅读学教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现行的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除了小学低年级以识字为主外，一旦进入独立阅读，无论小学（中年级和高年级）、中学（初中生和高中生）、大学（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都有用最少时间获取最多知识的必要，因而都有快读训练的任务。因此，快速阅读是各级各类学校学生的基本学习方法之一。曾先生运用现代生理学、脑科学原理、心理学，对快速阅读的内在机制和操作技法进行科学研究，设计出的“汉文快读训练要领”“汉文快读的技法系统”都给快速阅读教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切实的途径和方法。他提出的阅读是对精神产品的再生产活动，应该把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作为阅读教学的理想目标以及“快读是语文教育高科技，是精神生产智能源”的思想，这将对整个社会阅读活动和学校阅读教学观念的改变发生重要影响，从而提高语文教学的效能和品位，真正起到把“大语文教育”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作用。

三、对阅读实践有理论指导与方法论意义

叶圣陶说：“理论乃根本，乃原则。根本定，原则立，自能左右逢源，自由肆应。方法则随事而变，难以隅反也。”（《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曾先生建立在多门科学基础上的快速阅读原理必然会给快速阅读提供理论指导;他站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提出的快速阅读是亟待开发的先进文化产业，这是富有革命性的阅读新理念，对于改变根深蒂固的传统的阅读观念必是一种冲击。“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作为注重实践的理论家，曾先生所开展的快读定性、定量的研究以及对古今中外的快速阅读技法的总结、挖掘，这直接为第一线的语文教师和学生以及语文教研员们提供了进行快速阅读实验的 “神方”。快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必须坚持“二为”方向快读文化事业和快读文化产业是源和流的关系，二者应互相渗透、互相配合、互相促进。

建立“书香社会”、“提高民族素质”、“推进语文素质教育”这些言论经常出现在曾先生的笔端，使我们深深感受到曾先生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而在字里行间我们也总是能够领略到这种使命感所激发的满腔的热忱。正是曾先生的辛勤耕耘，才使得快速阅读研究不但是当代文章学（含阅读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而且成为了语文素质教育的高科技，作为阅读学的一支劲旅，快速阅读正在日益顯示其高科技的精神生产威力。“一目十行不是梦，过目成诵我也能”，我相信，在曾先生以及像曾先生一样辛勤的学者们的带领下、指引下以及后来者的共同努力下，这样的一天已经离我们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