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琳琳 韩蓄 傅联英

（1.华侨大学董事会/校友办公室，福建泉州 362021；2.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福建泉州 362021）

一、引言

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阶段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掀起了中国第四次创业浪潮，催生了为数众多的新生代创业者。高校毕业生、留学回国人员、科技工作者、农民工、退役士兵、新富阶层等专业技术人才与高技能人才纷纷投身于“双创”活动。国家发展改革委提供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新登记企业670万户，日均新设企业1.8万户，创业者主体数量突破1亿大关1数据来源于发展改革委网站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1905/t20190527_1182891.html。。创业行动对创业者产生的效用是多维度、多层次的。一项颇为重要的研究问题是，创业行为究竟会赋予创业者何种主观福利？

在评价创业的主观福利时，需要充分考虑经济收入、自我实现、阶层跃迁与心理感知等因素。Deaton and Stone（2013）指出，尚无其他指标能像主观幸福感那样可以有效地刻画主观福利。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作为一项多维度的效用评价指标，是指创业者根据自己的标准对当前生活质量、工作满意度、个人发展及社会价值做出的综合性评价，涵盖了认知判断与心理感觉（魏江和权予衡，2014；Wiklund et al.，2019）。于是，本文的研究问题进一步转化为创业行为如何影响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经由何种机制实现？呈现出哪些异质性？这些问题的回答有益于理解创业行为决定主观福利的内在逻辑，有助于唤起公众对创业者的人文关怀，有利于明确增进创业者福祉的关键抓手。本文在理论层面阐释了创业行为影响主观福利的收入不平等渠道和社会信任渠道，提炼出的新机制与新解释是对既有研究的有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