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凤 洪邦辉，2

(1贵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2华中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老龄化可谓新时代中国的显著特征，积极应对乃是时下的国家战略，健康促生活方式俨然已成重要手段。本研究旨在探讨贵阳市高等学校(以下简称“高校”)离退休教职工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影响因素。

1 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按人口比例，依照贵阳市高校离退休教职工名册，以研究对象的纳入及排除标准进行抽样，采取随机整群抽取方法，参考《贵阳市2014年统计年鉴》确定调查的离退休教职工的实际人数450人，对离退休职工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综合调查。入选标准：能完全能理解问卷内容，年龄在55～79周岁，有贵阳市户口的常住居民，自愿参与以“生活方式”为主题的健康行为调查者纳入备选。将不愿配合者排除。

1.2调研工具 (1)一般资料调查问卷(DDRF)，用以测量人口学特征。包括学历、职级、收入、医疗支付、子女数、患病情况、保健知识来源渠道等内容；(2)健康概念量表(LHCS)，用于测量研究对象个人对健康的定义的理解情况。包括临床健康、功能健康、适应健康、幸福完满健康4个维度28个条目；(3)中文简编版自觉健康状况调查问卷 (SF-36)，包括8个维度36个条目。分别为生理功能10个条目、生理职能4个条目、躯体疼痛2个条目、总体健康5个条目、精力4个条目、社会功能2个条目、情感职能3个条目、精神健康5个条目和健康变化条目；(4)中文修订版健康行为能力自评量表 (SRAHP)〔1〕，包括营养行为、体育运动、精神成长和健康责任四个分量表28个条目，用以测量研究对象的健康行为自我效能。(5)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用于反映调查对象在社会中所获得的支持情况，包括3个维度10个条目。分别是客观支持3个条目、主观支持4个条目和支持利用度3个条目；(6)中文修订版的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 (HPLP Ⅱ)〔1〕，用于了解调查对象现在的生活方式与个人习惯，测量健康促进行为水平，包括6个分量表共52个条目，分别为自我实现(9个条目)、健康责任(9个条目)、体育活动(8个条目)、营养(9个条目)、人际关系(9个条目)、压力应对(8个条目)。运用Cronbach α系数、HPLP Ⅱ中52条目间平均相关系数MIC和问卷重测法对量表内部一致性进行验证，确认量表有较好的信度后进行调查。

1.3调查方法 利用2016年1月寒假和2016年7月暑假，对贵阳市区内的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州民族大学等8所本科高校的离退休教职工群体，按照研究对象的入选标准，在获得被调查者的知情同意后进行入户面对面的调查。所有量表与问卷采用现场发放、解读、填写、回收、检查和问询，确保资料收集准确完整。

1.4数据处理 采用SPSS24.0软件进行t检验、方差分析、Spearman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贵阳市高校离退休教职工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总体情况 贵阳高校离退休教职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单项均分为(2.30±0.49)分。52条目构成6因子结构，各项目维度标准化得分见下表1。位前10的健康促进方式生活条目见表2。

表2 离退休教职工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条目情况分，n=450)

表1 离退休教职工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得分情况(分,n=450)

2.2贵阳市高校离退休教职工健康促进非人类学特征影响因素调查 非人类学特征影响因素各项目维度得分情况见表3。

表3 离退休教职工健康促进非人类学特征影响因素得分情况(分，n=450)

2.3贵阳市高校离退休教职工健康促进的单因素分析

2.3.1分类变量对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影响 采用主成分方法将内容中的分类变量作为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得分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3〕，受教育程度，职称或职级、月收入、慢性病等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见表4。

表4 健康促进生活方式一般因素分析分)

2.3.2连续变量与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相关性 除体育活动、营养与SF-36社会功能，健康责任与生理功能、客观支持无相关性(P>0.05)，贵阳市离退休教职工HPLP Ⅱ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SRAHP、SF-36、LHCS、SSRS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呈显著正相关(P<0.05，P<0.01)，见表5。

表5 各量表与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相关分析(r值)

2.4贵阳市高校离退休教职工健康促进的多因素分析 将HPLP Ⅱ中6个因子作为自变量，建构多元回归模型，将HPLP Ⅱ作为因变量，按照多元线性回归对自变量的应求，选用逐步回归(a出=0.10，a入=0.11)剔除多余变量，运用拟合多元回归模型检验各自变量之间存在的明显多重共线性，采用指标“容忍度”进行判断〔4〕，研究其结果显示其容忍度在0.381～0.969之间(<0.1)，即不存共线性。而终有7个因素进入回归方程。见表6。回归方程F=35.414，P=0.000，具有统计学意义；复相关系R=0.651，决定系数R-Sq=42.2%，调整后多元相关系数R-Sq(adj)=40.8%〔3〕。运用残差分析发现各散点分布于e=0的中心横带间，可认定模型有效。

表6 贵阳市高校离退休教职工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影响因素逐步回归分析

3 讨 论

“健康老龄化”乃是“健康中国”应有之义。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已然成为提高实现生活质量，引领个人、家庭、社区及社会朝向增进美好、提升健康素养的行为方式。运用中文版HPLP对贵阳市离退休教职工健康生活方式调查可知，其对健康的理解均处于较低层级。相较国内其他职业老年人群健康促进行为水平报告并无结果上的优势，提示本研究具有普适性意义。再与其他人群各分量表对照其排序亦同，是因老年教职工离退休后正处于生活“游离”状态，帮扶子孙成了主要行为目标，忽略了自我健康责任和运动锻炼。各分量表的得分情况业已提示家庭成员与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者应重视离退休教职工的健康问题和情感陪护，实施以武艺、健身走等小负荷小运动量，以活动项目为中心，拟定正向干预计划，配置社区健身、文化、养老等服务设施，进一步引导离退休教职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以促进其行为朝普适性健康方向发展。本研究回归结果分析得出收入高者其健康行为执行力更强，同毛晓群〔2〕研究结论基本一致，是因经济收入决定其支配花销的最强因素，经济稳定利于积极主动追求健康，影响其采取行为的可能关切，继而助力其保健养护，诸如运动康复、定期进体检、保健知识获取等。从健康行为自我效能平均得分和各维度得分经标准化排序可知，其自评总体项目维度水平处于较低层级〔5〕。但，访谈调查者多数认为其营养行为把握能力较好，基本能做到均衡膳食。方差分析得出贵阳市离退休教职工健康行为自我效能总体水平最低，其“运动列入日常安排”最为困难，尤其是老年人机体各方面的机能减退实属事实但却无暇顾及令人担忧，提示其需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辅助学习健康养护、科学健身知识与方法等来增进健康以获切实照护。

多因素分析将SRAHP全部带入方程显示自我效能高者采取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更为显优。与Pender等〔6〕的健康促进模式趋同，亦与自我效能理论诸要素高度契合。经由多个中介进程以实现其主体作用的相互促进的动态长效关系，“无条件的积极关注”会增强个体的自我效能感，最大的影响力为“自我成功经验”之因素应不可疏忽。

自觉健康状况的主观评价可促使主体的人建立新的生活方式，以健康自省和个人主观能动，提高自我健康责任。自我效能越高健康促进生活方式行为就越积极，但贵阳市离退休教职工自觉身体状况总体水平较低且呈下降的趋势应予注意。躯体疼痛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出，凡轻者自觉健康状况好并表现出积极适应。其提示社区医疗康养机构、学校、家庭均应积极开展健康教育理论指导和健康促进方法指导，提高贵阳市离退休教职工的自我锻炼和保健意识，需进一步重视老年人精神和心理健康，建立自觉控管等宣传推介和信息引导机制。

本研究结果说明贵阳市高校离退休教职工群体对功能健康理解并不深刻，但有所追求的意识倾向。社会支持与健康促进生活方式亦呈正相关，凡社会支持多者积极性越高，就现象观察已明析个体的社会支持与自我效能感呈正相关。虽有可资借鉴之意但需注意并非“支持”所有，可能与衡量社会支持的研究工具有别所致仍待探讨。

综上，贵阳市高校离退休教职工健康行为总体水平不高，健康责任行为水平最低，精神成长行为水平相对较高。主要影响因素是工资收入、健康行为自我效能和自觉健康状况。促进贵阳市离退休教职工健康生活方式应“医体融合”，社会支持、社区互助、家庭关照、正向引导、自觉控管等宣传推介和信息引导机制，重点是关注其精神成长和自我效能行为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