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宇

关键词制度优势 传统文化 制度构建

制度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建构秩序、创造治理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体系，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国制度构建的理论基础，但我国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在中国的思维和文化逻辑的基础上进行的，其深层次仍是中国式的。只有认识到我国制度变迁的传统文化支撑，才能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吸收到中华文化中来，用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和指导我国的制度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制度变迁的成效根本上是由制度迁移模式与社会“传统文化意识”的匹配度决定的，在完善过程中取得“两大奇迹”是因为其构建确立在人类文明、社会主义社会及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具有历史厚度。要继续完善我国的制度体系，构建我国制度优势话语系统就需要立足我国的传统文化，寻求传承千年的内生性文化特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融合吸收以持续推进我国的发展。

一、“大一统”思想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大一统”思想经过长达数千年的历史演进，已经跳出政治概念的范畴升格为文化理念和意识形态，熔铸于中国人的心里和行动中，内化为中华民族内心强大的文化信仰和政治使命。农业生产的推进使夏商周各族群融合发展，华夏民族正式形成，至春秋战国时期，不同族群问长时间的交流、融合以及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冲突催生了文化和思想上追求大一统的社会意识氛围。“大一统”的首次提出是在《公羊传·隐公元年》中：“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后各个学术流派也都相继提出了“大一统”的观点，如荀子《议兵》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老子》提出“侯王得一为天下正”，但此时的大一统观念尚处于一统天下的政治理想层面和对美好社会的懵懂理解层面。

秦汉时期中原王朝通过武力征伐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中央政权通过郡县制消除了贵族政治势力，隋唐时期则是通过科举制削弱了门阀政治势力，郡县制和科举制都为中央集权提供了制度保障，大一统思想得到统治阶级（为其合法性找理论基础）的肯定，完成了从思想观念到政治制度的转变。历史上除了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等少数时期，大多数中央王朝都试图建立或者成功的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长期统一造就了中国从上至下强调国家统一、和平安定的心理期盼和文化氛围。

作为中华文明标签的“大一统”价值观不是排除异己，而是在构建高度一致的文化认同感的前提下求同存异，保证多元性和一致性的协调统一。这种文化价值理念凭借其宽厚的包容力和深邃的洞察力润泽着华夏文明，内化成了中华民族的神圣的精神图腾。但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由于受到生产力发展的时代和技术的限制，出现了“王权止于县政”等管理能力层级效率递减的情况，还派生出城乡发展差距扩大和二元社会对立等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有其时代局限性。

“大一统”价值理念与新中国制度建设形成了良性的双轮驱动结构，二者互为动力，这种价值理念在新时代着重体现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集中统一领导为短时间内集中资源解决问题提供了制度保证，在决策实行过程中，党作为领导核心始终起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将民主集中制贯穿于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方方面面，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有效协调各领域、各层级资源，集中力量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关键难题，拥有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和重大灾难的强大社会动员力、高效决策力和执行力。

二、“民为本”与人民民主专政

文艺复兴以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思想变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主”思想。“民主”是西方传入中国的，但无视文化传统的简单制度移植是很难取得成功的，因此在民国初年议会民主制度和直接民主制度的失败实践后，中国共产党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将传统观念中最精华的“民为贵”思想和“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理念进行融合，打造出符合时代要求和人民期望的新时代民主形式，为我国制度建设提供了有力指导。

“民本”思想作为封建帝制政治理论的基本框架，其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从唯心到现实的转变。我国民本思想是从夏商周时期产生的，西周时期提出“敬德保民、重农裕民”等思想，成为了我国最早的民本思想源头。直至东周礼崩乐坏之时，诸子百家纷纷提出救世学说，试图用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理论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包括孔子在内诸多思想家们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明德慎罚”等著名民本思想，民本思想的初步成型。17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西方新兴思想观念的传入，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民本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等，他们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等民主思想，无情地揭露了君主专制制度的流弊，将民主思想注入民本思想，使其以全新的面貌登上历史舞台。

传统民本思想经过发展，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治国之策，主要从民众与统治者的关系、统治者的政策取向以及统治方式三个角度发展的，其核心是告诫统治者只有以民为本、富民利民、为政以德才能稳固统治，让执政者意识到人民的力量是权力的来源，有约束和限制君权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因利益分配差距而产生的矛盾。但传统民本思想究其本质只是为了麻痹被统治阶级，维持统治阶级既得利益的一种思想工具，民众只能被动接受统治主体怜悯及支配，归根结底还是以“君（国）”为“本”。

“民为邦本”的传统思想为治国者和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为新中国制度的构建和实施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养分和思想环境。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充分继承我国传统文化，构建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观念的制度体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实现了从传统的“民本”理论转变为新的“民主”理论的历史性跨越，使人民群众更直接，更有效地把其要求和意見传达到执政党内部，优先保障每个公民的平等自由权，对公权进行监督，充分，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动体现。“以人为本”还体现在构建社会主义制度过程中重视人民的文化传统意识和诉求上。比如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就是把农村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之后由一些地区的民众利用乡村社会的伦理规则、熟人信任关系重建起的新的规则框架纳入到体制内，并被不断地提高到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层面来认识的。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制度构建的过程还是制度内容本身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群众路线，在程序上捍卫和践行了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诠释了“民为邦本”的重要内核，并为其不断注入新鲜血液。

三、“日新”思想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华夏文明在上古时期就将自我超越的变革精神融入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中，商朝开国君主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思是如果一天能够变化，就应当天天保持这种状态，在更新的基础上变得更新，从变革的角度强调持续反省革新的意义，以使自身适应环境的变化。中国古代的求变思想表明我国古人已经认识到“日新”“求变”对于个人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诗经·大雅·文王》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说，表明了周王朝面对时代赋予的新使命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对革新的态度。“日新”思想由来已久、影响深远，学术界也一直有关于权变、通变、时变的讨论与辩论——权变是辩证统一的看待事物的发展变化，“持经以权变”;通变是指看到事物之间的联系，在变革时融汇诸多方法和手段以达到现实目的;时变是指顺应世事的变化而变化，这种自我革新和自我完善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中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

“求变”思想历经千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演进不断注入新的活力。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即“持经以权变”，排除克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枷锁，为生产力的提升营造良好的经济的和社会的环境作为“常经”是我国制度大厦的根基，在此基础上实行“权变”（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变革），如改革开放是在四个坚持基础上的自我改良与自我革新，在“常经”的前提下“权变”可以在坚持我国的制度变革的基本方向下推动制度与社会发展的融合，更好的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作用。这就是我国思想文化中“变通”思想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具体表现，变的是具体的政策形式和具体的工作内容，不变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政治方向还有为人民服务的态度。

社会主义制度所面对的机会和挑战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就要求制度本身的持续自我成长和自我突破，从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和文明成果中汲取营养，根据自身所处的客观处境进行符合制度运行规律的科学调节。中国共产党构建的“群众路线”机制很好的将政党与社会大众联结在一起，政党互动的主体格局使权力系统始终保持着开放性，使党和政府能够通过自身的政治觉悟和自我纠偏的政治意识主导制度自身完善和更新发展，做到揆时度势。

概而言之，中华文化和我国现行政治制度有诸多相通性，我国制度深受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并且与中华文化融会贯通高频共振。制度优势是国家实力的展现，进行自我改良的过程中遵循文化和制度变化的内生機制，才能保持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开创社会主义制度融合中国传统文明精华的新格局，坚定全党全社会的制度自信，在构建经济、政治、党建等体制机制的同时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知和认同，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革新，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好地服务人民。